《特区文学·读诗》专栏：中国当代诗集评荐（18）

宫白云

特区文学·刊中刊《读诗》
专栏：中国当代诗集评荐（总第18期）
2015年11月集稿 / 将刊于《特区文学》2016年第1期



马永波诗集《词语中的旅行》

马永波诗选：《寒冷的冬夜独自去看一场苏联电影》
马永波“伪叙述”诗学及其诗歌简论……………………………………向卫国
马永波的启示………………………………………………………………庄伟杰

马晓康诗集《纸片人》

马晓康诗选：《纸片人》
灵魂在黑夜里独舞…………………………………………………………三色堇
从青春意绪中抽抒出生命哲思——读马晓康诗集《纸片人》…………吴投文




马永波：
1964年生，诗人，翻译家，学者。1986年起发表作品，系英美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主要翻译家和研究者。出版著译《1940年后的美国诗歌》《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1970年后的美国诗歌》《英国当代诗选》《约翰·阿什贝利诗选》《九叶诗派与西方现代主义》《树篱上的雪》等60余部。主要学术方向：中西现代诗学、后现代文艺思潮、生态批评。


寒冷的冬夜独自去看一场苏联电影
马永波

寒冷的冬夜独自去看一场苏联电影
沾满灰尘的皮靴擦亮你的鼻尖引起宽银幕的骚乱
莫斯科泥泞的冬天田野上布满伤口样的战壕
妇女们鼻子苍白如冻辣椒
她们的头巾在树林后一闪而逝一闪而逝
寒冷的小店士兵们灌下冰凉的啤酒
啤酒在你胃里发酵出一种草味
然后他们扯掉身上已婚未婚的妻子跳上火车
年轻的面庞映在幽暗的车窗
孩子们如鸟撒满草丛，风刮你一身树叶
阳光瘫软的台阶没有人和你交谈
战争拖延到春天，如疟疾忽冷忽热
骑兵沿铁路线往来奔驰，黑斗篷刮得人们闭上眼睛
而电影院里女人如期怒放，你的手微微放松
散场时你和女主角成了朋友，表情崇高严肃
挎着姑娘如挎一枝缴获的德国冲锋枪
你一直把她带回家去
经过这个冬天少女已成熟如同妇人
安静地坐在你的书边编织毛衣
随时温暖地回答你的召唤
你不再想起夏天，梦中不再和人争吵
任俄罗斯田野上的战壕一直爬上额头
经过这个冬天，你更加宁静
埋头于工作，像一个大战后幸存的老兵
1987.11.3



马永波的“伪叙述”诗学及其诗歌简论
向卫国

马永波把他的诗集命名为《词语中的旅行》，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冒险，因为这个题目与其说是“诗的”，不如说是“诗学的”更为恰切，这也暴露了马永波由诗人向学者身份转型之后的诗歌旨趣。
众所周知，马永波从上世纪80年代末即闻名于诗坛，主要的原因是他所倡导并践行的叙述诗学，《眼科医院：谈话》《小慧》《电影院》等广受关注和赞誉。但是，90年代后期马永波却连续抛出数篇论文对诗歌的叙述学进行了颠覆和解构，重新提出诗歌的叙述乃是“伪叙述”，而“伪叙述”才有可能达到诗歌写作的“客观化”。我在读过马永波的《客观化写作——复调、散点透视、伪叙述》等论文后，感觉到对一般读者而言，这些文章是相当艰深的。文章涉及的不仅仅是诗学的问题，而是建立在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也就是，无本质乃是世界的唯一本质。为此，他甚至动用了量子物理学的理论。量子学观察到世界的最终构成物是不确定的，其性质受到观察者的干扰，包括观察的方式和观察者的意识。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并无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确定的本质，它是什么取决于你认为它是什么。所以，马永波在其文章中说，“‘现实’和‘真实’是两个概念，甚至有时是完全相反的。‘现实’是人为可以制造的假象，而‘真实’则是由更高的存在来主宰的。[1]”那么，诗歌实际上不可能表现“真实”，只能表现“现实”。马永波所谓“客观化写作”的“客观”指向的就是“现实”，而非“真实”。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世界根本没有终极的“真实”。因此，在文学或诗歌中，“人类所能处理的现实是他可以把握的现实，是他头脑中的现实，语言中的现实。语言是现实的惟一在场。[2]”如此一来，他的“客观化写作”的唯一“客观”之物，就只剩下语词了，而且只是作为语词的语词，无所指的语词。
站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来看诗歌叙述中的所谓“复调”或“主体间性”、所谓“散点透视”自然就顺理成章，因为世界并不是统一、完整和连续性的存在，一切的存在物在存在的意义上完全平等，都处于多元共在的状态，它们在叙述中的暂时统一仅仅因为叙述的现实或语言的现实，而非存在的现实。因而叙述只能显现叙述本身或语言之存在，并不能显现世界本体，是之谓“伪叙述”——“伪”是相对于传统的文学叙述而言,“它区别于传统叙述之处，在于它重在揭露叙述过程的人为性与虚构性以及叙述的不可能性，它是自否的、自我设置障碍的、重在过程的叙述，它将对写作本身的意识纳入了写作过程之中。[3]”如此看来，诗人的诗歌文本的建构与其说是世界的反映，不如说是词语的组合，而诗歌的阅读与其说是跟随诗人去游历世界，不如说是“词语中的旅行”。可见，马永波这本诗集的题目也算是大有来头。
本文之所以大费周章地阐释马永波的“伪叙述”理论，实乃欲为读者找到进入马永波诗歌世界的最方便法门，不然他的大部分诗篇都是不太容易掌握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作为批评家的马永波才是他自己诗歌的最佳解释者，因为他的批评文章所涉的每一论题，他都是用自己的诗作作为范例的。尽管如此，也许我还是有必要再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早在1986年写下的《巴勃罗·聂鲁达》一诗中就出现了三个主体：我、他、你。“冬天，我去找他”——“我”是叙述主体，“他”是“我”想象中的聂鲁达，也应该就是作为年轻诗人的马永波想象中的诗歌英雄或本诗致敬的对象。诗的前半部分，“我”想象自己去拜访诗人聂鲁达，诗歌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但想必应该还是一种崇敬或谦卑的姿态。但诗的后半部分却出现了一个“你”——“其实你也不用去找他”。“你”就是“我”，本句是“我”自己在向自己说话，所以用了“你”。也就是说，此处有两个“我”，诗歌不仅要处理“我”与“他”的关系，还要处理“我”与“你”、“你”与“他”的关系。很显然，“我”面对“他”，一开始是一种仰视的视角，到最后变成了“你”与“他”的平视关系：“你也可以骑上木椅/说我爱您就请您出来/他就会大声说着什么来到院子里”。这一转变正是“我”对“你”（既是同一个又是另一个“我”）进行规劝的结果。也就是说，诗歌的所谓复调或主体间性，不仅表现在不同主体之间，还可以表现在同一主体的自我辩难与驳诘。重要的是，本诗并非一首抒情诗，它主要的手段是叙述，叙述的内容是：“我”如何拜访“他”。可是，拜访并不是真实的，它是想象中的拜访，此其一；而且，连想象中的拜访最后也在 “我”自己的自我规劝之下失去了必要性和必然性，此其二。在此双重否决之下，此“叙述”如何还能够成立？纯属一次语言行为而已。可见，此诗虽短，其实相当的复杂，它不仅涉及到一个年轻诗人对世界大诗人的基本态度，而且可以看出其非同一般的诗歌抱负；不仅涉及到诗人对诗歌题材的处理方式，而且借助这种处理方式实现了他的语言实验动机——让叙述语言在诗歌内部相互进行驳诘和意义消解。在我看来，诗人后来所创作的《和马原捉迷藏》《我和马原的语言学实验》这一类的诗虽然看起来比较特殊而新鲜，但并不比早期的《巴勃罗·聂鲁达》更为复杂，因为后来这些诗里的对话主体相对明确而清晰，反而更易于辨认。
我们再举一个更特殊的例子《奇妙的收藏》（1995）：
每天我都希望能为我的收藏
增加些什么：硬币，揉皱的纸币，一瓶子空气
一些词语和一些破碎的句子
事物和事物的名称
杂乱地堆放在一起
作为一个有特殊癖好的收藏家，“我”热衷于收藏各种“事物”和“事物的名称”。对于普通的人而言，这是难以理解的，“事物”可以收藏，因为它就是“物”，但“事物的名称”如何收藏？它们不过是抽象的“词”。“物”与“词”显然不可等量齐观。诗人的处理方法是将所有的“物”变成“词”：这一魔术施展的场所，诗人称之为“语言的抽屉”。在“语言的抽屉”里，不仅“物”统统变成了“词”，而且这些收藏品还会自动组合成句子，是句子就能出现在“纸上”，比如“一些纸币被抚平后买了冰冻天使”、“一块肥皂卡在夏天的喉咙里”、“理智可怕的工棚”等等，诸如此类。所以与其说是“因为它们需要一双阅读的眼睛/以变成完全的词语”，不如说是因为它们变成了词语，所以才能够被眼睛所阅读。
这里面吊诡的恰恰是，既被眼睛所阅读到，说明它们存在，而存在的前提是，由物变成词，即由存在变成不存在。这是不是就是写作真正的奥秘：写作将存在变成不存在，不存在（以“词”的形式）则拼命地向眼睛证明存在。事情没有完，诗的最后，“……我决定/让一些词语再转化成事物:/让诗变成铅字和纸币”——问题是，如果真的万物还原，许多“词”消失了，当然以词的形式存在的“诗”也就消失了——“当一切停止，我发现/我也是寂静收藏的一个词语”。兹事体大，“我”收藏万物，词化之以为诗；当“我”欲还原世界，放弃诗的时候，“我”自己却已词化，亦即，化而为虚无。诗人而对物、词（诗）和自我，出现了这样的关系：自我的存在依赖于诗，诗（词）的存在前提是消灭物，要保留物则必无词(诗)。这是不是对隐匿着的诗人之命运的揭示？
但是，当我们顺着马永波自己给出的路径进入他的诗歌之后，随着阅读的深入，难免再次疑窦丛生，因为读者必然会注意到马永波诗中大量以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为对象的诗歌，他多次反复地写到自己的父亲、哥哥、儿子和其它朋友。比如早期的名作《小慧》写到他一个早夭的儿时的朋友，“小慧，早上散步时我又想起了你/想起你的灵魂就分散在我周围的事物中/我有责任把它收集起来，在我心里/把它带回我温暖的家。”尽管诗歌竭力摒弃了直接抒情的笔法，而采用叙述的手段，但谁又能否认此诗其实还是抒情诗，支撑全诗的内在动力和精神骨架仍然是无法释怀的个体情感。此诗如此，就更不用说那些写父亲和儿子的诗篇了。也就是说，无论怎样强调诗歌叙述的语言主义特征和它的内容的非真实性，都无法抹去诗歌内在感情的真实性，否则诗将失去最后的人性温度。诗人强调的客观化写作，主要就是要抓住所谓的“存在”之真，但人的情感难道不正是最真的存在？当一首诗将情感作为存在之物而呈现出来之时，我们如何还能够将语言诗与抒情诗分辨得那么清楚？至少我个人在读马永波诗歌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在诗歌语言的后面似乎永远站着一个温情脉脉的注视者，既注视着他的诗，也注视着他诗歌中的人，甚至还注视着我们这些读者，这与其“伪叙述”或语言主义的诗歌理论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
（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南方诗歌研究所）

注：
[1][2][3]马永波《客观化写作——复调、散点透视、伪叙述》，《当代文坛》2010第2期，页99、97、98.



马永波的启示
庄伟杰

诗歌的妙处是无法量化和计算的。或许这就是诗歌的无用之大用。诚然，好诗人和好诗并非随时产生，此中有“真意”、有其必然的机缘，特别是其背后积淀的更为深邃和关键的要素，这包括创作主体精神的自在性、写作资源的丰富性、思维方式的灵巧性等，这是诗人的能量，或者说底气。好诗呢？在笔者看来，应是有声音、有气息、有味道、有色泽、有情调、有姿态的，甚至可以站起来、动起来、舞起来，让人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活色生香的精神图景，领略到立体、净化、明朗和富有语言穿透力的“魔性”。以此来观照马永波诗歌，可以发现，马永波是一个真正的汉语诗人。他以明晰的洞察力、精湛的表现力和义无返顾的写作勇气，致力于承续汉语在当代的诗性品质。他以开阔的精神向度，善于用直觉打通感性与理性，在词语的旅行中创造出别具风味的诗歌，并将自己的生活融入诗歌，呈现出日常化的事物和场景，让自我与周遭的环境融为一体，让生命本身变成为一种无可替代的艺术。换言之，他是将自己对于世界和生命的温情理解，凝聚于每一个词语、每一行诗句中，力图建构某种具有诗性智慧的生命直觉体系。他的诗平静、从容、随性、放达，植入叙事性、音乐性和新口语去结构诗歌，令人读后，在获得心灵感应的同时，体会到诗人内心忧喜交集之后自觉而坚定的美学抱负。当诗人接受词语的召唤，并为事物命名，联动紧扣为词语和世界之间的金色链条，意在呈现事物本真的面貌，让事物按照原来的方式在其诗中延续生命，让语言与世界保持透明关系。于是，他时而感觉“天空从低处开始”，时而收藏或触摸“事物的体温”；要么从“最近的房间”去嫁接自我，要么以记梦的方式“漫步在星月之上”……经他观察和体验所律动的人事风情，如其本身的存在。或者说，他笔下描写的是事物本身的“此在”，而非是追寻事物的作用、原因或者意义。在他那里，顺然而坚实的描述就足以传达事物的美，甚至展示出优雅沉稳而又冷静内敛的诗性力道。
值得称道的是，马永波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汉语诗歌中“叙述诗学”主推手之一的开拓性贡献。在马永波看来，许多重要诗人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在诗写中强化叙述因素，注重诗歌话语对实验占有的本真性和此在性，是为了加强诗歌对现实的触及能力，增强现场感。可以说，叙事性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当代汉语诗歌从情感到意识及经验的审美转向。这是对上世纪90年代以前诗歌呈单向度抒情的一种反拔，旨在为诗歌处理大量日常场景和复活旧的诗歌材料，重新获得对现实发言带来另种可能。对此，马永波探索性地践履了自己的诗学主张。我们从他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文本中，无论是写童年记忆、写梦见亲人，还是写日常事件、写自然景物，发现他冷静、客观且有节制的从容叙述，实际上是以叙述来抒情的一种“替换式”写作实践。他力避一览无余的直接抒情，而是通过对人物、场景或细节的描写和展现，试图呈示生命的本真，揭示生活和人性的复杂内涵。马永波的成功转换说明，叙事性因素的介入，的确可以让诗歌更趋于内秀与沉静，避免因强烈的抒情而造成矫情和粉饰，让诗重新返回词语及物的本域（源）。但诗歌毕竟是诗歌，过分强调叙事功能而忽略抒情功能难免走向另一种极端。况且诗歌如果对日常生活丧失最基本的感受力，或者找不到具有生活质感的细节来表达感受包括张展高度想象力，即使拥有多么高超的叙事技巧，也无济于事。因为诗歌毕竟不同于小说，只要进入实感层面，也要创造出一个生动的世界，这就需要诗人面对世界时敞开各种感觉器官，而诗人的心灵能力，也要通过这种感觉的能动释放传达出来。这种写作，才称得上是有生命的写作。如果我们把诗歌中的叙事性因素称之为“叙述性抒情”，那么，天性就是抒情艺术的诗歌（诗缘情），还可以有冷性抒情、智性抒情、热性抒情、甚至对话性抒情、戏剧性抒情。重要的是，诗人必须让自己的内心世界自由驰骋，并为它打开所有的闸门，从而唤起新的感受、新的形象和新的语言的旋风。马永波是清醒而明智的。他提出的“伪叙述”这个诗学概念，意味着诗是假借叙述来抒写的，而非是真叙述。伪叙述只是一种诗写手段，但其实质还是指向情与感，指向诗本体的实质。倘若诗一概动用叙述（事）手段，那么我们还要诗（文体）干什么，干脆写小说写散文算了。读马永波诗歌，同样可以感受到其诗所应有的某种抒情特性。
如果说，马永波的诗歌艺术嬗变及其诗学主张，在当代汉语诗坛足以构成一个颇为有趣的典型个案，为我们提供诸多值得思考和探讨的话题可能；那么，依笔者浅见，马永波之所以是马永波，起码可以给我们带来两大方面的启示意义。一者是，一个诗人具备怎样的精神资源、知识结构和内在定力，他便有怎样的爆发力和关注点。一个内心明净清朗，能在心灵世界舞蹈的人，自然能写出趣味盎然、清澈充盈的东西。一个具有自己诗学思想和主体意识的书写者，必然不会拘泥于庸常而琐碎的平涂乱抹，抑或是经验复制。说白点，诗歌作为一种灵魂叙事，作为注重个人体验和创造的艺术，包含着肉体的知觉和智性的词语，是诗人的自我敞开和自我发现，是来自于生活现场的审美表达。一句话，诗歌是关于心灵世界的自由律动，是关乎灵魂的诗性书写，让人可以从俗世尘网中抽离出来而构成的自由王国。好的诗人必然要面对庞大的世界及其对自己内心的关照，更重要的是要在自己置身的环境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作品。二者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心中有爱，有着一颗敏感之心，不仅能够感受此在世界，而且善于在词语中旅行。简言之，诗人应该接受词语的召唤，因为诗歌是词语自然而然的记录和呈现，词语是诗人进入世界和表现世界的媒介。拙劣的诗人不仅没有真正的情感，也没有驾驭词语进入事物内部和表现这个世界的能力，那种词不达意、语无伦次的花招耍弄，终究无法写出好诗来。从马永波诗歌可以看出，他的诗歌是诗人内心情绪的自然流露，是词语在诗人心中的回响，当他精确地记录自己内心对于人事风物的感受，记录下不应被遗忘的那些混合着梦想、苦难和希望的细节和脚步，或介入存在、或介入周遭世界，挖掘汉语诗性和对当下现实生活的重新命名，让它们在诗中获得新的生命，让诗的真正意味回到诗歌精神和审美气质中，让精神能量重返诗的内部、回归人们的内心，在给人带来一种本真之美的同时，使得诗歌这门艺术具有更加独立的审美品格。
不满足于“小成”，不满足于现状，永葆一种前倾的姿态，拒绝惯性书写而上下求索，这是马永波怀抱的诗歌精神，也显示出他身上不断涌现的艺术自信。观当今之诗坛学界，才高识卓者有之，勤恳劳作者亦不鲜见。然兼备二长，又能内外兼修之人，实属凤毛麟角。永波二美兼具，得天既厚，且善浩养，诗艺学问精进，必矣！
诗心者，敦敦厚道，恰恰本心。万物自生听，太空恒寂寥，纯然物化之中独守初心，即乃诗心。永波之于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等，无不赖于一颗跃动勃勃生机与鲜活灵慧的诗心。如果说，文学与人生都在求道，都得追求境界，而境界取决于理想。那么，以马永波的才情与涵养、志向与勤奋，以及弥满的“真气”和“定力”，当可别开生面，道以日新，坚树起一道立体、多彩而诗意的生命风景。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文学院）



马晓康：
90后诗人，祖籍山东东平，留澳七年，读书，写作，兼做翻译。第八届星星大学生夏令营和2015中国诗歌新发现夏令营学员，参加过2015鲁迅文学院山东中青年作家研修班、浙江新荷作家训练营和山东首届青年诗会，获得过首届“岷州杯”全国诗歌、散文大奖赛优秀诗歌奖和2014齐鲁文学年展优秀诗歌奖等，入选过《天津诗人》2013年“中国90后诗人诗歌大展”、《新诗》2014年度好诗榜、《2014中国诗歌排行榜》、《新世纪好诗选》、《华语诗歌年鉴》、《山东诗典》等。曾被评为2014《时代文学》年度诗人、2015《西北军事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等，第一部个人诗集《纸片人》由黄河出版社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墨尔本上空的云》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纸片人
马晓康

风会不会吹倒他们？
或是一摔就会骨折
也许只需一个不牢固的相框

医生们给出的判断
是过度减肥
是心理扭曲
拒绝进食，拒绝交流

如果纸片人身上可以记录文字
那么
那些厚厚脂肪掩盖的下面
是不是写满了肮脏



灵魂在黑夜里独舞
三色堇
在一次山东青年诗会上，一位不苟言笑、淡定与沉稳的小伙子闯入了我的视线，后来才知道他就是90后诗人马晓康。可以说马晓康在当今的90后诗人中算是一个另类，他独闯澳洲七年，经历了这个年龄少有的挫折与体验，而他并没有把个人化的观念，转化为愤青式的理解，也许正是因为这段异域文化的渲染与生活的感悟，使得他的思想与文笔有了独特的表达方式，包括他对人生的彻悟与警醒。
细细品读这本诗集《纸片人》你会发现，他关注的不是花草，植物，庸常琐事，更多的是关注社会底层的写作，对生命的感悟与灵魂的刺痛式的哲思，他有着较强的思辨能力。独特的视角，独特的体味构成他别样的生命体验。这使我不能不惊异于他的写作才能。

这个冬天/躲在火炉中/便能和天相隔/我杀死了这个世界
躺在/心头那一滴泛冷的边缘//天老了/不再那么高高在上/躺到了人间/才知道
所谓的老天爷/也不过是个衣衫褴褛/眼睛浑浊的老叟
……
埋葬这世纪/一百零十三年/风鼓起了号角/海低吼着默哀/零星的泪水/上帝不再眷恋世人
——《葬世纪》

我相信，没有人不会为这样的句子所感动。他的语言新鲜而又复杂，质朴而又深邃，苦涩中又带着甜蜜的刺痛。他几乎可以笑看他的人生了，他有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向度与道德评判的碎片，他有能力解读这个世界。
事实上，在马晓康的写作中，词语的张力越发本真，率性，力量也越发沉厚与高妙，这让人深感欣慰。在挥纵着自己才情的同时，他的少年老成，独特的海外经历，双重的文化交融，日常生活的状态，异域导致的环境差异，使得他的诗歌创作语言较同龄人有着天成的沉静与凝练，率性而自然，叛逆而又沉潜，不乏宽阔的穿透能力，成就了他不染纤尘的本性，找到了中西文化相融的通途。诗的真实使世界的众多细节受到了诗的光顾，而马晓康带给我们的正是一种不能解释的自我抵达的精神阅读，充分体现了诗人的素质及能力。他的语言毫无虚张和装饰，在这里，生活的思考形成了自我的精神反叛，他写砌砖工，写纸片人，写救赎，甚至写黑。

我钟爱黑色/那是对万物最好的诠释，/他们会看到/我的灰色外套发出的光！/每一束光源的中心/也必定是黑色。
——《黑》

黑，让进入一切深邃的内核变得神秘而又更加精纯，黑，使炫目的生命有了清澄的印记，黑，使行走在精神之上的感念有了再生的味道，充满了一种人生警策的力量。生命的体验就是在这样的黑中寻找一束束光焰，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锻造着一位写作者的良知与情怀。马晓康因为有着一段独特的澳洲求学经历，这使得他的阅历比同龄人多了一份坦诚与智性的思考。他用自己的世界观与磨砺剖析着这个复杂的世界，这与他骨子里追求灵魂自由的信念息息相关。因此他才有了高拔的精神向度，才有了《世纪》有了《小丑联合会》这样的诗歌作品。我能理解一粒草籽的高度，能体会诗歌傲眼的炯灼，能感受到灵魂的翅膀鼓荡着文字的黎明与思想的辽阔所发出的尖利的轰鸣。
生活赋予了我们太多的喧嚣与浑浊，我们需要用诗歌的沛然，清澈，丰盈来填充心底涌动的污浊与波澜

我总是踩着脚印/认认真真地/丝毫不差地/去重复同样的错误/如果换一个方向/或者离开这脚印/我还能不/踩到/坚实的地面/在面对一只蚂蚁的时候/可以/顶天立地地/低下头
——《救赎》

这样的诗句耐人寻味。诗歌可以窥见一个人的气质，性情，修养，品格，它是一门修行的艺术。是的，马晓康说过，“好诗人，总是踩着自我摧毁的肩膀”。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次灵魂的救赎，是一种与自己相处的方式，是对世界的观照与了悟。在某些时候，他出乎意外的隐喻方式，像泥土一样质朴的诗句，让你深感“读一首好诗，会撞击你的心灵”。书写，在他那里不只是一种方式，更多的是对灵魂的一次次拷问与反思，我们已很难用传统的趣味与标准来解读他的诗歌，他不仅陡然显现了一种真实，还给人一种深长的反讽意味，他的敢于冒犯与叛逆，颠覆着人们对诗歌与诗人的习惯性认知。他找到了一种让语言进入现实的通道。无论在面对一只蚂蚁的时候或是“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时候，抑或是书写生活在最底层的两个砌砖工杰克与老卫，都表现出了少年老成的马晓康对这个世界有着高度的，清醒的认识，显示了一个诗人对其写作使命的深刻觉悟。值得注意的是，他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词根，但我并不期待他过早地形成一种写作上的习性，因为他毕竟太年轻，经验于他而言还只是旷野里那些摇曳的小树，需要不断的用燃烧来成长自己，他要从自己全部的精神体验出发，时刻准备着新的蜕变。
直觉和经验告诉我，一个不断在黑暗中寻求神性光芒的人，他的思想在寂静中移动，他的灵魂在黑夜里独舞，他的诗歌意识的深刻渗透，他的责任感与艺术性必定会形成强烈而又有质感的文字表述。当他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当我再次置身于他的辽远，尖利，刺痛，冷峻，硬朗的书写呈现的时候，经验的留存，生机勃勃的灵魂，一定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欣慰。



从青春意绪中抽抒出生命哲思
——读马晓康诗集《纸片人》
吴投文
作为一位90后诗人，马晓康的写作起点很高。他留学澳洲七年，一直用心读书、写作和翻译。这七年是远离家国与亲人的，生活既丰富多彩，自然也有青春的孤寂，这可能是他写诗的一个动力。最初零星读到他的诗歌，就觉得这是一位有才华的年轻诗人，尽管他进入诗歌写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已经显示出某种风格性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位有自觉意识的写作者。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的更新换代似乎在急剧加快，给人以眼花缭乱的感觉。这里所说的“代”不仅是时间上的，也是写作形态上的，不同的“代”呈现出写作形态上的鲜明差异，但在同一“代”内部，却往往表现出写作形态上的雷同。据我粗浅的了解，90后诗人群的写作内部也是有一种模式化结构的，因此，他们的写作既表现出难得的创新的勇气，却也陷在共同的泥淖之中。可喜的是，我在马晓康诗中看到的是一种极难得的青春舒展的活力，他不拘泥于90后诗人对青春幻觉的复制性抒写，也不拘泥于自己对青春奢华的渴望，而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抒写真实的人生情境，写得有青春的痛感，显示出一种粗粝的青春气息，与一般津津乐道于中产阶级生活享受的90后写作是截然不同的。按照诗人马启代的说法，这就是一种“为良心的写作”，这正是马晓康诗歌的极难得之处。
读马晓康的诗，觉得他对生活的观察是非常敏锐的，他思想上的某种成熟也正是来源于这种敏锐的观察。这超乎他的年龄之上。在绝大多数90后诗人那里，写作可能是一种由兴趣和本能激发的生活方式，对马晓康来说，却是在自觉的摸索中触及生活的深幽和隐秘。他对生活怀着热切的拥抱的态度，在写作中释放自己的灵魂，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好诗人，注定踩着自我摧毁的肩膀”，就是撕开生活的一道口子，探究生存的真相。在马晓康的诗中，他所触及到的生存真相有时是非常惨烈的，他在《整修路段，一株玉米傲立中央》一诗中写道：“一株玉米在阅兵/那些死去的玉米是否还活在它的心里/至少还有草陪着/可惜它们的根太短/路边大片的玉米们，它们看不到啊！/任凭乌黑的柏油路炫耀战果”。一株玉米傲立在修整的路段中央，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存意志啊!在诗人的笔下，一株玉米就是一种人格化的精神，凝聚着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山太慢，来不及喊疼》与此诗相似，“山头被整个削去/露出它沧桑的脊梁/儿时的记忆也随着被削去”，这样触目惊心的镜头在我们的日常视野中差不多是随处可见的，我们的记忆被现代化的进程掠夺和改写。“山太慢，来不及喊疼”，实际上也是我们来不及喊疼，就被现代化的另一个规划所切割和分解。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生存处境，在生活的日新月异中体验着成为“单面人”的痛苦和惶惑。《枪》只有短短的三句：“我们都是武器/都扣着别人的扳机/却都是哑枪”，写得意味深长，耐人寻味，人生可悲悯的一面尽在其中。
马晓康的诗给我带来惊喜之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诗从青春意绪中抽抒出来的生命哲思。他的诗既有青春的热度和力度，也有深刻的哲思，对一个年轻诗人来说，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并不容易，需要从对生活的静观默察中找到合适的表达形式。《救赎》是一首值得回味的诗，诗人在此诗的结尾写道：“在面对一只蚂蚁的时候/可以/顶天立地地/低下头”，既与整首诗浑然一体，又有哲思上的转折和提升。《点不亮的灯》在白与黑的对照中抒写对人生的探索与沉思：“黑夜是我们的本性，它凝聚在瞳孔/灯光穿不过瞳孔/就像阳光刺不穿深夜/那深处，是一盏我点不亮的灯”，诗中包含着对人生的某种辩证认识，人生的冷与热也是相对的，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始终有一颗镇定的心。马晓康还有一首《黑》，与《点不亮的灯》相映成趣，他这样写道：“我钟爱黑色/那是对万物最好的诠释，/他们会看到/我的灰色外套发出的光！/每一束光源的中心，也必定是黑色”，诗人钟爱黑色固然是一种诡秘的情感，却是源于对人生的某种深刻体察。诚如诗人所说，在每一束光源的中心，也必定是黑色，这就是光之源的实质，而诗人对黑色的钟爱，实际上是靠近事物的核心与实质，这里面包含着人生的荒凉。《刺青》只有短短五句，却耐人寻思：“因为害怕忘记/所以要刺进血液里/失忆的时候/血液才能刺醒自己/不想做一个刺不醒的人”，害怕忘记，所以要把记忆刺进血液里，这正是我们民族所需要的反思精神。在一首诗中表达某种哲思，当然是诗歌的一种义务，但对诗人来说，却是一件冒险的事情。马晓康虽然年轻，但他诗中的哲思却还是有某种内在的重量。当然，也有一些诗中的哲思还可以表达得更完整一些，让哲思透露出来的光亮照着夜行人脚下的路，使他们走得更远一些。哲思的表达在读者那里，也是需要有知音的，这对马晓康既是一种挑战，也是创作获得进一步提升的契机。
马晓康的诗带有青春的底色，视野非常开阔，往往从日常生活中牵引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存体悟和真实背后的诗意的升华。他的《纸片人》一诗就是从日常之物中引出对人生的思索，诗人写道：“风会不会吹倒他们？/或是一摔就会骨折/也许只需一个不牢固的相框”，纸片人在诗中代表生命的异化，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很多诗人表现的主题。马晓康有他的犀利，他所看到的是人性中肮脏的一面，纸片人无生命，无意志，也无节操，即使被一个相框固定，终究也会被一阵风吹走，或者撕毁。《夜行》也包含着对人生的求索和某种惶惑：“我决定夜行/没有影子才是完整的自己/不再需要任何的掩饰/树丛闪烁的不知是露水还是荧光/千百个微小的映像/哪一个才是真的我？”诗中的夜行者既是诗人自画像的投射，又何尝不是人生所面对的一个普遍幻象？作为一位年轻的诗人，马晓康已经能够掘进到生命的幽暗之处并转化为富有形象感的语言形式，大胆的想象伴随着理性思辨的力度，这表明他的诗中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他似乎旋舞在其中并保持巧妙的平衡。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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