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委鬼走召 于 2016-1-7 14:57 编辑
张嘉谚 （本文经征得张先生同意代为发帖——走召）
张嘉谚，共和国同龄人。新锐学人。当今网络著名先锋诗评家。1980年主编大学生民刊《崛起的一代》，挑战诗界权威及整个中国正统诗坛，推动自由诗歌的崛起和反叛。
长期研究中国当代隐态写作（地下诗歌与其他抽屉文学）；最早评论中国“恶魔诗人”黄翔；大力推介“国民公敌”型诗人杨春光。近年致力于网络先锋诗歌的现场评说，倡导“诗性正治”；呼唤“个体先锋”；践行“独立、自由、责任”的批评品格。被称为中国低诗歌的“首席评论家”；中国网络诗歌“第一评论家”。
先锋，在当今大陆诗坛一直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儿。不管它如何被置换被改写被抽空被妖魔化。“先锋”一词的感召性，依然无可替代。 何谓先锋， “先锋是不断发现未知的生命张力”（文盲）。不断发现生命的真谛，不断拓展人性的深度与阔度，不断从已知领域出走或逃离，不断向未知世界求索与突击——这就是先锋。 先锋是一切禁令、禁条的蔑视者，是一切禁地与禁区的闯入者。先锋就是要敢于在禁地与禁区活动的人，一句话，先锋必然犯禁。 本文所谈的，是中国网络诗歌最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即“个体先锋”写作。 个体先锋必犯险犯禁本文提出“个体先锋”一说，是针对当下中国诗歌所面对的“现存禁区”而作的特指性界定，这也是相当苛刻的认定。最先冲进无人地带或少人区域，向群体不敢去的方向突击的诗人，才称得上“个体先锋”。当前中国先锋诗歌所面对的，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大最顽固的一个禁区——极权体制下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专制政治话语禁区。由于诗人天然追求的精神自由与诗歌发展本身需要的言论自由与这个禁区息息相关，本文只在这个意义上界定当下中国诗人的先锋写作。这种先锋就是对极权意识禁地的政治话语禁区投以蔑视，这种先锋写作就是要突破政治话语禁区，这种先锋诗歌就是突击政治话语禁区的诗性文本，这种先锋写作的基本方法就是“后政治”、“体制外”与“诗性正治”。很显然，这种先锋必然犯禁犯险。这种先锋诗人，首先要有冲击极权意识突击政治话语禁区的胆量和魄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先锋诗人与“斗士”无异。在当前，中国大陆这种先锋写作就是一种“斗士型的写作”，像刚去世的斗士诗人杨春光那样。 中国诗人的群体阳萎自从“下半身”写作彻底扯破了“性禁区”的遮羞布，“垃圾派”继起以大量屎尿屁作品及其对丑恶人性的书写，进一步猛烈地冲破了平常人不愿意正视的人体排泄和不敢面对的人性丑陋禁区。然而，从下半身写作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年，从垃圾派崛起到而今，又是两年多过去了，中国诗人面对最后一个诗歌写作禁区——政治禁区的冲击，仍然没有多大进展。我们看到，中国诗歌对“性”的书写，已经写烂，中国诗人书写屎尿屁或暴露丑陋的人性，已是淋漓尽致。现在，诗歌写作的“性”话语禁区早已冲击得一塌糊涂，除了对人性深处的假恶丑需要继续掘进与扩展，对于中国先锋诗人来说，中国诗歌只剩最后一个政治话语禁区了，“政治话语”与“政治意识”，是当今中国诗人所面对的最大禁区。在当前，回避这个最大禁区，必然丧失先锋品格。现在，要称得上中国诗歌的先锋写作，首先是对政治体制及其话语形态区域的无畏进击。舍此，无疑地算不得真先锋！ 中国诗歌在当前的先锋性，必将由于正视并敢于进行“体制外”、“后政治”或“诗性正治”写作去突击政治禁区而彰显出来。然而，众多中国诗人面对政治娼妇，至今阳根不挺。垃圾诗人以屎尿屁写作冲开了排泄话语的禁区，但并未把写作进一步带进政治话语禁地，自称最先锋的垃圾派/垃圾运动也未能以流派面目群体性强暴政治荡妇！在中国诗人面前，政治妓院向来歌舞升平，高枕无忧。 当群体萎靡之时，个体便凸现出来。 我们之所以提出“个体先锋”写作，正是考虑到敢于突击禁地，敢于“在刀锋上作话语游戏”的涉险犯禁者毕竟只是少数无畏之人的事情，大多数人只要能跟进也就可以了。在个体先锋披荆斩棘之后，再有众多诗人蜂涌跟上——中国诗歌的“性话语禁区”就是这样突破的——很快巩固成果，中国诗人写作的真正自由——无所顾忌的言论自由与放言无忌的话语自由——才会全面到来，成为现实。到那时，中国先锋诗歌的姿态，或许再不需要像如今这么要求激进了。 本文认为，中国大陆先锋诗人冲击政治禁区不可能是组织式、团体式的；冲毁极权政治禁区的任务，不可能为某个诗歌流派、某些写作社团或写作群体去完成，这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中国现制语境的高度集权化与严酷性，决不会容许反叛力量以组织性的面目出现，只要群体抗争露一丝儿组织性的苗头，就会遭到毫不犹豫的扑灭； （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当局以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不断洗脑乃至抽筋折骨，中国文人已在整体上奴性化；市场经济以来更是全面堕落，占尽了无耻与卑劣。指望中国“知道分子”们一下子群体醒悟是不可能的； （三）.中国人习惯上的劣性合群——“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在专制话语依然占据主统高地，极权机器极度强大的情况下，流派、集团式的犯险写作不可能出现。 既然中国诗人群体共性举阳不起，从整体看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不可能期待冲击专制话语禁区的重大作为。中国诗人最犯险的先锋写作——突破政治话语禁区——只能以个体觉醒为前提。 应世而起的个体先锋 政治话语禁区横亘在中国诗人面前长达半个多世纪，至今依然云遮雾罩。 实际上，中国诗人从那场文革大浩劫降临之时起，就开始了突击政治禁区的写作，黄翔以及后继的北岛是最早的先驱，加上后来的杨春光，代价也最为惨重（北岛且不说，黄翔作品被圈禁已近半个世纪，至今没一部作品能在他的祖国公开出版，杨春光的作品命运也是如此）。在朦胧诗有限地涉及政治话语之后，中国诗歌“第三代”除“非非”而外，已纷纷撤离了社会政治批判场地。其间如周伦佑、廖亦武，杨春光等坚持在政治现场作堂•吉诃德式挑战的诗人，当然格外醒目而显得宝贵。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冲击政治话语禁区的写作主张，周伦佑先生提出过颇有影响的“红色写作”与“体制外写作”，并获得不少诗人和诗评家的激赏与回应。差不多与此同时，杨春光提出他反极权“后政治写作”主张，《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一文，是迄今为止中国诗界反专制极权最重头最彻底的诗学文献。 谁都知道，如今在网络上写作是有限制的，是被强行设置了若干敏感词而加以过滤的，这当然与诗人对自由的热爱格格不入。既然学术无禁区、思想无禁区、诗写无禁区，诗人对话语限制进行突破当是天经地义。 因此，我们期待的个体先锋写作，也可以说是“破限制写作”或“敏感带写作”。 什么叫“敏感带”？聪明的中国诗人自然心领神会。如果把政治与性两者互文对位，这种“政治”敏感带与“性”敏感带倒十分相似。一旦揭开遮羞布，一切都将暴露无遗。诗歌触及敏感带没什么不可以，在“诗性话语”面前，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 极权政治自知肮脏见不得人，难怪诗人偏要将其当做娼妓一般去施行强奸与强暴。提倡“后政治”诗学主张的杨春光在诗写实践上，创造了将色情与政治互文，屎尿屁与政治话语对应等写法，人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杨春光却是一个“敢操老虎屁眼”的诗人。到了新世纪，冲击极权专制病象的先锋诗人及撕剥伪光正之假大空的先锋诗歌开始在网络上不断涌现，它们是以杨春光领军的空房子诗派，以小王子为代表的争取话语权力写作主张和以丁友星领衔的反饰主义写作主张以及武靖东提出的俗世此在主义写作主张等等。其他虽无明确的写作主张但有这种先锋诗歌品质作品的诗人还有徐乡愁、蒋品超、伊湖水、赵思运、郑小琼、川歌、管上、水古、李磊、花枪、黄土、一空、散心、小蝶、徐慢、老德、古农、浪子、解渴、任意好、墓草、师涛、谢小谢、马笑泉、李向阳、阳明明、东海一枭、典裘沽酒、西部快枪、大路朝天、蓝蝴蝶紫丁香……等等。他们的诗歌写作以种种激情批判或“反讽”式消解突进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禁区，显出个体先锋写作在诗性话语上花样百出的消解性与冲击力。 敢闯进政治妓院禁地的，多是特立独行之人；冲击政治话语禁区的，多是单枪匹马之士。在总体上，当下中国诗人回避政治话语，中国诗坛处在群体阳萎之中。能够自行勃起，向政治妓院实施大大咧咧突击的，便只能是以“个体”面目出现的先锋诗人了。 反抗流俗，冲击政治话语禁区与极权意识禁地的任务，就这样摆在个体先锋诗人的面前。实行“体制外”（周伦佑）、“后政治”（杨春光）或“诗性正治”（张嘉谚）的犯险写作犯禁写作，挥洒“以下犯上”之笔，对广阔的社会政治权力关系加以审视、揭露和批判，张扬诗性精神的自由品格，自觉参与当今中国精英之士争取言论自由的伟大潮流，应当成为当下中国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承担。 值得注意的是80后如小王子、郑小琼、老刀、一空、黄土、彭澍、八0、哓哓、新鲜虫子……等新一代诗人，他们也选择了最具挑战性的颠覆政治权力话语的犯险犯禁写作。这当然令人欣慰：一代新人能够直面个体的生命危机与大众的生存苦难，以饱含忧患的诗笔，揭示当下国人的生命枯索与当今中国知识人的精神阳萎！新一代生命的呐喊，是中国诗歌的希望所在。表明中国诗歌中最具个体先锋特征的涌浪锋头已涌现出一批最年青的选手。 经过广泛深入的文本研究，笔者发现，当今诗人在打破极权意识，消解伟光正的假大空政治话语上，已经创造了数十种诗写手法！出现了众多对政治话语实施“咬噬”的诗性文本，这一诗歌写作现象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个体先锋出现已经具备了它的客观性与必然性。然而从“派别”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当前特殊的强权语境，还不可能出现冲击政治话语禁区的群体性流派写作。即使是以“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为写作纲领的“空房子诗派”，真正彻底实行“后政治”写作的，也只是领军人物杨春光而已。冲击政治禁区的写作成了单个诗人觉醒后的特立独行，这表明：个体先锋写作在当前的中国网络诗坛还处于萌发状态，中国诗场正期待越来越多的个体先锋诗人应运而生应世崛起。 个体先锋的基本特征无畏、独立、自由与责任，是个体先锋诗人必不可少的基本品格。个体先锋以无畏的胆识，坚持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和发自心性的责任感放言无忌。以个体觉醒的“体制外写作”，“后政治”写作或“诗性正治”写作呈现先锋诗歌品格。个体先锋诗人始终突显的，是自身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一、无畏。个体先锋的前提。 个体先锋诗人的独立姿态与自由写作，其前提是“去畏”后的“无畏”——“从今天起/想说啥就说啥/想干嘛就干嘛/一个无谓之人/便没有了诸多顾忌”，诗人黄土这一“同音对位”的“无畏”宣说，道破了个体先锋写作的必要前提。小王子无畏，诗风陡变；黄土无谓，即有佳作。中国个体先锋写作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把至今为止的流派与集团写作对政治话语的惧怕与“有畏”，转变为针对权力话语的“无畏”或“无所谓”！像黄土的《狗比我们们幸福》，小王子的《我的自由之血》组诗，皆属于这种“无畏”或“无所谓”的个体先锋文本！“人无谓，则诗无畏；诗无畏，则人更无谓。”垃圾诗人一空这个说法表明：无畏之人与无畏之诗可互相激发，人诗合一；人格通过话语显现，对极权话语的消解与对人道话语的建设同行并举！这种无畏之人与无畏之诗，包含有几个层次：首先是“去畏”（振奋诗心，消除胆怯）：再次是“写畏”（涉及、触及并突击所畏）；然后以无畏之心进入无所畏（亦即无所谓），最后上升到大无畏（即大无谓）的境界。随着个体先锋的带动，不断“去畏”的单个的“无畏”之人越来越多，更多的诗人走进政治话语禁区也就“无所谓”了。只有这样，中国诗人的言说自由才不会有名无实，中国诗歌的长足发展才能立足在真正自由的大地上。 二、独立。个体先锋的根基。 独立，意味着返回内心的体证，决不随波逐流。没有独立，不会有真正的自由，也谈不上尽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责任。个体先锋的独立，表现在五个方面的特立独行： 一、向官方的权势话语、主流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不屈从于极权政治； 二、向社会的商品话语、市场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钱币腐蚀的警惕； 三、向民间的盲从话语、庸众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民粹主义的放弃； 四、向媒体的媚俗话语、炒作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流俗导向的审视； 五、向文人的自私话语、软弱意识独立——这意味着诗人对良知道义的担当。 个体先锋的独立，便是基于这五个方面的审察、抗争与批判。其独立的核心，是个体的人格尊严；其独立的支柱，是个体的自由意志；其精神指向，便是“为天地立心”，为天下苍生寻求公道与正义的信念，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型的社会理想并体现超拔的人格理想——“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种“诗之王者”式的大独立，势将从个体先锋中也只能从个体先锋中产生出来。面对严酷的时代，这种大独立之人，必然体现对当下社会苦难无畏的大担当，决非只是虚空高蹈的“智性”或“神性”写作。这种大独立诗人，必定离不开“道、德、仁、艺”四字，道，即“天道”：德，即“地德”，指历史文化的优性传承；仁，即爱人之心，所谓“仁者爱人”便是；艺，即文学艺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便是个体先锋诗人大独立的根本依据。 君子不党。个体先锋是对派别束缚的挣脱，个体先锋虽然可能置身于某个写作团体，但其表现却又往往是对该团体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看，个体先锋写作只是一个又一个诗人醒悟后的自觉选择。一般来说，个体先锋具有饱满的自我意识与强烈的艺术个性，个体先锋形形色色，决不会是某一个体的复制，个体先锋表现各异，不会与任一种群体混同也不会与其他个体雷同。特立独行，是个体先锋的基本特征。个体先锋蔑视群氓式的一哄而上，自吹自大；不在乎咋咋呼呼的拉帮结派。但在客观上，个体先锋诗人却又是互相呼应的，他们最终会形成一种在个体上完全独立，实际上成片成团的松散组合。那些借派别团伙虚张声势的诗坛走犬鼠辈，依附于体制奶娘捞取功利的文场浮沫，在应运而起的中国“个体先锋”诗人面前，必定黯然失色。 三、自由。个体先锋的灵性。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又是真诗人追求的真自由，更是大诗人体现的大自由。由“悟道、修德、合仁”而后游戏于诗歌艺术的个体先锋既是发于良知，更是觉醒所致，当然也是性情使然。自由首先是心态的自由，它因明道、修德、行仁而来。这种诗人的个体生命以宇宙大生命为背景为依托，却并不超然世外，而自有一份对人间苦难的悲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便常常由他们体现出来。 因此，自由既显现为个体先锋的灵性，也显现为个体先锋的胆识。而这种“灵性”与“胆识”可以由诗人逐渐“集义养气”培植出来。具体到当下，诗人只要无畏地转向“体制外”、“后政治”或“诗性正治”的写作范畴，不管他属于任何流派，不管他奉行什么写作主张，他就踏上了争取自由的道路，他就获得了亲近自由的机缘，他也就进入了个体先锋的队列。当然，也可退一步说，个体先锋写作只是诗人个人的选择，纯属个体性行为，偶尔为之，率性而为，都无不可，不求与他人一致，也不必时时处处都是批判性或反叛性写作。像杨春光那样主要从事“后政治”写作的诗人，有几个甚至只要“一个”，也就够了。 四、责任。个体先锋的骨质。 个体先锋是无畏的、独立的、自由的，然而却不会抛弃自我的话语责任。实际上，个体先锋所表现的无畏、独立、自由与责任，这四点是互相联系的： 敢于冲击任何禁区（无畏）； 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独立）；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由）； 做自己必须做的事（责任）。 责任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道德、法律、教育……责任有许多层面：个人、集体、社会、国家、民族……等等。要求个人对所有的责任及其各个层面负责，显然是虚妄的。然而对自己个人的言说与行为负责，则是每个个体必须具备的品质。敢于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才谈得上真正的独立，无畏与自由。这样看来，个体先锋首先应确立的，是自我负责的骨质。个体先锋自说自话，自言自语，不希求他人赞同，不在乎他者首肯。他自己赞同自己，自己肯定自己，自己打造自己，自己完成自己。个体先锋是自己的立法者与执行者。 个体先锋的责任，应当是双向的。它一方面内向心性深处的自我，为自己的独立不倚自行负责；另一方面，它又会外向地承担知识精英的话语职责。这种话语职责，指的是精英之士通过话语方式对现世语境的警醒、批判与塑造。警醒是针对社会发展或时代偏向而言，只有话语精英能随时警觉人类发展的盲目与偏差，如面对夜色睁圆双眼的鸱枭，洞悉熟睡人们无从知晓的社会病象与时代危象，不时以不祥之声警戒人类恶化滑向生存的险境；批判，是对人类社会的不仁不义不公不法投以话语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精英通过各种媒体讲台言说的话语打击，其“动口不动手”的非暴力性，比其他暴力制裁对消除黑暗更为有效，更能防范或阻止各种病害而对社会起制衡作用。塑造，自然是知识精英以话语方式通过种种理想性设想提升大众意识，对社会结构实施优化，从而不断推动人性进步导引人类的健康发展。 个体先锋的诗学目标话语言说，是文化人立身应世的基本方式，话语义务，是对知识精英应有的要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社会大众意识如“草”一般的偏向倒伏来自文化人如“风”一般的话语吹拂，文化人的话语决定着一个社会的观念与意识风气。显然，话语的“责任”值得警觉。“正风气”是文化人理所当然的话语责任。所谓“正风气”者，意味着在自身端正心性之后，对外界的意识观念进行正确的正当的话语导向。文化人的“正风气”体现的是人文的“教化”与“化育”功能，意义重大，责任更其重大。直面当前的中国语境，本文认为，诗歌写作“正风气”的呈现状态应当体现在三个方面：１、运用话语权利；２、履行话语职责；３、创造优性话语。 这三条，是当今中国先锋诗人不可推卸的诗学责任与诗学目标。 诗人的天职是“玩话语的”，如果说，权力是官方贵族的话语，那么，话语便是知识分子的权力。诗人要玩好话语并不容易，我们姑且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 倘若话语权掌控在“他者”手中，为权势者所把持，连网络发言也时时处处警告有“敏感词”不得发帖。这般障碍重重，叫诗人们连自由言说的前提也没有，还谈什么玩好话语。这就是中国诗歌先锋写作首先面对的难题——怎样破除言论禁区，运用话语权利，获得彻底的言论自由。 第二、 退一步说，诗人有了“相对性”的话语权，就能保证用好它，玩好它吗？不见得。周伦佑先生就认为，网络上百分之九十以上仍是“体制内写作”；又例如垃圾写作，一方面，垃圾派猛烈地扩张了冲破“性禁区”的战果，进一步冲破了“排泄话语”的禁区。同时，垃圾诗人也着实地向人性恶的深处实施冲击，给中国诗歌带来了语言的打击力和形象的冲击力，这都是垃圾诗派的先锋表现。但是大多数垃圾诗人对政治话语禁区要么望而生畏，要么显得无知与盲视。垃圾诗派自称是当今中国最“牛逼”的先锋诗歌流派，可是当“垃圾派——垃圾运动”闯到中国诗歌最后一个也是最大一个写作禁区——政治禁区跟前时，却是乌龟缩头，不再吭气了。 个体先锋是以文化人运用话语权与权势者的权力话语相抗争。当今诗人争取和掌握话语权的唯一途径，就是从事“体制外写作”、“后政治”写作或“诗性正治”写作。 毫无疑问，中国诗歌当前的先锋性，主要表现为对政治禁区的无畏突击，其“难点”，是把握一种“分寸感”，即将诗性艺术与社会干预准确而适当地融为一体——即把社会意义有机地体现在充分的诗性艺术之中。 体制极权者对话语钳制是如此严密，在庞然大物的强权机器面前，中国先锋诗歌的话语前景空前严峻。到了垃圾写作这一步，中国诗歌仍然不足以使阳根壮大勃起！更何况先锋诗人面对的，还有与冲破政治意识禁区相关的各种难题：题材的、思想的、艺术的、技法的、语言的等等。 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创造优性话语是个体先锋写作的最高目标。语言优化问题，尤其值得中国的个体先锋诗人特别注意。 由于垃圾诗派未能把创造优性话语提到先锋写作的视界加以认识。对垃圾话语的肮脏作语言的“净化”，就成为新一轮中国先锋诗写在语言上必须面对的课题。个体先锋写作鼓励觉悟的诗人走出垃圾写作的语言污染带，将诗性语言的“净化”提上先锋写作的书写前台。通过诗性话语“转化”垃圾诗歌无聊诗写的下流与肮脏，实现诗歌话语的“净化”与“优化”。 但“净化”并不意味着对垃圾语言的简单拒绝，实质上，净化就是消化吸收的过程。犹如草根与树根对粪便的吸收消化后萌发的枝叶与花果。 对垃圾语言的“净化”，也是对“垃圾写作”的“创造性转化”：1）、从写作角度看，追求诗性话语的不断优化，始终是诗人的话语职责。肮脏字眼若无必要性，就应该竭力避免。诗人是话语的行家，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这样的诗人就可疑了。我们提倡崇低精神，却必须警惕垃圾语言（即笔者曾论述过的“奇语”）对语言生态的负面影响；2）、从文本呈现方面看，我们的母语表现之美感始终是中国诗歌最令人着迷的魅力，当今诗人应当为此增添新的光彩；3）、从大多数读者的角度看，如果是太肮脏，太龌龊的语词，必然令人反感厌恶，失去人们普遍接受的可能，当今诗人应当汲取第三代诗作那种“狂欢式”的语言“自杀”——自绝于社会大众的教训。 从垃圾写作向个体先锋写作的文本实践，我们高兴地看到已经在徐乡愁、管上、水古、典裘沽酒、蓝蝴蝶紫丁香等诗人以及青年诗人郑小琼、小王子等人的诗作中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他们的某些诗歌文本在保留崇低精神的同时，实现了诗性正治与语言净化的统一。 消解极权政治意识形态，是当前中国话语精英的共同目标。诗人从性情出发，听从良知呼唤，对极权意识、威权政治与种种恶化的世俗权力关系加以揭露与笔争乃是天经地义的。以明确的诗性正治意识，坦坦荡荡地直面政治，是当今个体先锋诗人的风貌。不管政治如何凌辱诗歌，诗人依然坚持以诗性的宽和性化解政治的暴力性。越来越多涌现出来的个体先锋，必将不断以诗性话语消解权力话语，最终实现“话语换场”的伟大历史任务。 〇五年八月写毕 ；〇五年九月下旬再改 发表 《中国低诗潮》论坛 ；〇五年十月十五日刷新 来自群组: 反动主义 | 
发表于 2016-1-7 08:46
收藏
分享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