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诗坛伉俪罗门、蓉子：把诗当作永恒的精神作业

李明利

台湾诗坛伉俪罗门、蓉子：把诗当作永恒的精神作业


                                               罗门蓉子在“灯屋”

      据深圳特区报2016-06-29 消息（记者 王莉英 文/图刘波） 罗门被誉为台湾“重量级诗人”、“现代诗的守护神”、“战争诗的巨擘”；在余光中眼中，蓉子是台湾诗坛“开得最久的菊花”，被称为“永远的青鸟”，他们是在诗与艺术世界埋头创作、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诗人伉俪。
       坚守诗国：
       诗是人类永恒不朽的精神作业
       罗门蓉子台北的寓所地处闹市巷弄，沿着窄小的楼梯上到四楼，楼梯间被改造成书架，仅容一人经过。
       虽已年界90，罗门的思路仍然敏捷，语速极快，只要他开口，要想打断是件极难的事。
       罗门的诗以“现代”和“前卫”著称，与洛夫、余光中并称为台湾诗坛“三巨柱”，他的创作活力令人惊叹，至今已出版诗集17部、论文集7部。评论家认为，罗门的诗风坚实阳刚，以意象繁复、想象力卓著见称，这使得他的作品常因突发的奇思妙想而富有情趣。


                                   窄窄的楼梯堆满了书

       上世纪60年代罗门写出的《第九日的底流》震惊台湾诗坛。罗门说，这首诗的创作灵感来自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不安似海的贝多芬伴第九交响乐长眠地下，我在地上张目活着，除了这种颤栗性的美，还有什么能到永恒那里去。”这首长达150行的长诗，从表面上看是咏叹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深层的主题却是对人类存在时空永恒的美的追求，是对生命本质的探索。“眼睛被苍茫射伤/日子仍回转成钟的圆脸/林园仍用枝叶描绘着季节/在暗冬圣诞红是举向天国的火把……”罗门运用繁复意象之间的张力，产生富于暗示性的象征意味，传达出心灵与时空遭遇之下的心理活动。有学者认为，《第九日的底流》完成之际，罗门现代诗的殿堂也同时构建完成。
       罗门还善于运用句法乖谬、情境错位等“颠倒”手法来反映现代人的精神风貌，风格冷峻、深邃。在题材与主题的选择上，罗门充分显示出现代诗人的典型品质，常常以时间、存在、生命、死亡、战争等重大命题作为自己诗思焦点，《麦坚利堡》便是关于战争与死亡的杰出作品。
       此外，罗门长期致力于“都市”题材的创作，并对都市和现代文明做过这样的思考：“人类活在都市文明极度发达的环境中，除了忙于工作，忙于饮食，忙于找娱乐性的刺激，究竟还有几个人能面对‘心灵’两字，能向心灵的深处作探索？当内心空间失落，‘人’将在哪里飞与飞向哪里呢？”《都市之死》、《都市的落幕式》、《咖啡厅》、《流浪人》等一系列作品，便是罗门用诗人的眼睛透视他所面对的世界，抨击都市的种种弊病，直达人的心灵深处。
       蓉子素来是“静观世界，内心充满了对生命的默语和感知”，一如她宁静温润的性格。评论家认为，蓉子的诗显露出远离商业与工业时期的喧嚣浮华，真诚地埋首于开发自然赋予她的诗才的宝藏。她就像她代表作《一朵青莲》里的青莲，“静观天宇而不事喧嚷”。蓉子说，“倘若我无真实的创作意欲，我就不勉强自己发出声响。”“我愿意更多地把握自己一些，而并不急于做一时的跳水英雄，去赢得片时的喝彩；我愿更多显露出自己的面貌，但必须先有灵魂和实质为后盾。”
       蓉子以江南女子不徐不疾的性格，在1950年代步入诗坛后，陆陆续续出版了《青鸟集》、《七月的南方》、《维纳丽沙组曲》、《这一站不到神话》等19本诗集，成为台湾诗坛“祖母辈的明星诗人”。
       在诗的国度，罗门蓉子仿如虔诚的教徒，把诗当作是人类永恒不朽的精神作业。
       诗坛伉俪：
       东方的勃朗宁夫妇
       要是青鸟不来/春日照耀的林野/如何飞入明丽的四月……这是罗门写给蓉子的《诗的岁月》。同是1928年出生，二人生命的交集从诗开始。


                     蓉子摄于上世纪50年代

       出生于海南文昌的罗门，原名韩存仁，十七八岁开始写诗，到台湾后在民航部门工作。1954年在一次诗友聚会上，罗门认识了其时已在诗坛成名的蓉子。蓉子原名王蓉芷，江苏涟水县人，1953年出版首部诗集《青鸟集》，以诗风自然怡静、刚柔并济闻名台湾诗坛。“我看过蓉子的《青鸟集》，那时，我的心灵起了一种奇异的波动，及至见到本人，更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我要捕捉这只青鸟。”
       二人是否一见钟情？蓉子笑答，“一见钟情倒没有，但大家都喜欢文学，可以说有共同爱好。此外这个人很直，有话就讲，我想此人大概不会诡诈。”其实，罗门热情坦率、充满生命力的激情也深深吸引着蓉子。蓉子曾说过，“我除了欣赏他横溢的才华，更喜欢他那颗诚恳热情的心。”
       交往1年后，1955年4月14日星期四下午4点，因诗结缘的罗门蓉子在台北的一座古老教堂举行了婚礼。与其他婚礼不同的是，这场婚礼同时是一场诗歌朗诵会，诗人纪弦朗诵了罗门歌颂爱情理想的处女作《加力布露斯》，诗友们又分别朗诵了多首诗，祝福这对新人在诗国里相互扶持携手同行。罗门说，回忆是生命岁月的后花园，而这场特别的婚礼，经过半个世纪，也“亮”成诗的记忆的星空。
       罗门从不讳言蓉子成名比他早，“因为蓉子，我开始写诗，因为写诗，我们在诗中相识相爱，成为诗人夫妇。”
       婚后，夫妻俩参加诗社，共同主编诗刊，授课演讲，二人相知相守，走过半个多世纪的诗歌岁月。
       上世纪70年代，罗门蓉子相继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公职，专心从事诗的创作，因为“生命太短了，我只能以艺术作为我的精神的专业” （罗门语）。
同为诗人，记者好奇二人是否互为对方作品的“第一读者”，不料二人齐齐否认。正如两人的性格迥异，诗观亦不相同。尽管如此，二人又以对诗歌的信仰，对抗着时风流俗，在诗歌道路上执着前行，并赢得了“杰出文学伉俪”、“东方的勃朗宁夫妇”的美誉。
       乡愁萦怀：
       “每回西风走过/总踩痛我思乡的弦”
       在罗门蓉子的诗歌中，“乡愁”是一个萦绕不开的主题。
       身居台湾几十年，罗门创作了一系列怀乡之作，在《遥望故乡》中罗门感叹：“一个浪对一个浪说过来，一个浪对一个浪说过去/说了30年/只说了一个字：家……”在《三桅船之恋》、《海镇之恋》等诗作中，无不浸透出诗人浓浓的思乡之情。
       蓉子将对江南故园的思念不时诉诸笔端，“杏花江南雨/为她平添几许媚/远方的山/近处的池塘与阡陌/全都扬起深浅不同的绿意/深闺的小女儿也都走出了绣阁”——《欢乐年年 三月》是童年故乡山水的清丽景致；“蓝天白云/田扰和翠岭/加上近边竹筏茅棚/它们的影子都在水中交融//牛车缓缓地向村外驰去/小鸟载天光水色归来/炊烟 去一样的升起/家的意义就确定了！”——《回归田园》是故乡田园的恬淡风光；而在《晚秋的乡愁》蓉子中写道：“啊！谁说秋天月圆 佳节中尽是残缺——每回西风走过/总踩痛我思乡的弦！”此外，《古典留我》、《你的名字——献给祖国的诗》、《只要我们有根》都是蓉子思念故土、抒写乡愁的代表作。
       从1988年开始，罗门蓉子经常在海峡两岸穿梭往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大学……都留下了他们读诗、论诗，进行诗歌创作与交流的身影。
       罗门特别高兴的是，2012年11月在海南召开的两岸诗会上，他与舒婷、潘维、颜艾琳一起被授予“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奖”。虽然因诗歌创作获奖无数，但罗门对这个桂冠仍然十分看重。
       罗门说，台湾是我的“养母”，她养我近一甲子，我在台北创造一个 “灯屋”给她；大陆是我的“生母”，她生出我“美好幸福的童年”，我在海南岛也造一座美丽的“图象灯屋”给她，那里存藏有我与蓉子一生创作的心路历程与成果的历史回忆。
       “诗眼”论诗：
       诗与艺术是“完美与永恒”世界的心
       罗门说，我用“诗眼”看世界。
       2010年，罗门出版了新著《我的诗国》，这本书凝聚了他近60年诗歌创作的诗学思考。其中，“第三自然螺旋形架构”理论尤为引人关注。罗门认为，创作思维要呈螺旋形上升，第一自然是事物的原本，第二自然是模仿，第三自然则糅合了第一和第二自然于诗人的内心感动，转化和升华为第三自然，即从微观世界到中观世界，再到充满智慧的宏观世界。


                                罗门说这是他的“诗眼”

       关于诗，罗门有许多妙论：诗是智慧金库的一把钥匙，神与上帝也在用；诗与艺术是“完美与永恒”世界的心，是爱因斯坦与“上帝”手中提的探照灯，在往神迹与圣地的路上。
       诗歌应该如何创作？罗门说，诗人与艺术家绝非在鸟笼鸟店里看鸟，而是把天空当鸟笼，将“远方”飞成一只——不停飞的鸟；同时诗人与艺术家也不仅是在地图上游走，更是飞行在——永恒无限的时空。蓉子说，诗始于情感，形成思想，构成文字，这乃是“情”、“意”、“像”的转化过程。
诗歌的生命力在哪里？罗门说，“诗与艺术在哲学、科学、政治、历史乃至宗教等所有的学问之外，为人类创造一门更感人的——美的生命的学问！” 蓉子说，“诗与艺术使生命产生耐度，在时间里不朽。”
       罗门极其看重诗人的荣誉，也不认为诗歌已经没落，他认为诗人是一股能够将向下坠落的年代，实现向上提升的伟大力量。他说，真正的诗人可将人类带进大自然的生命结构，重新温习风与鸟的自由。
       “灯屋”传奇：
       用雕塑绘画建筑打造的“视觉诗”
       除了诗歌，不能不提“灯屋”。
       从上世纪70年代起，罗门夫妇位于台北泰顺街的住所——“灯屋”逐渐成为文人墨客、艺术青年时常造访的地方。更有学者将其称为“台北一景”。它的传奇之处在于，它是台湾最早的装置艺术作品，更像一首由雕塑、绘画、建筑构建的“视觉诗”，里面除了摆放着许多当代艺术家的画作，其他“装饰”材料都是日常用品、更多是罗门捡来的废弃物。
       这个以废弃物构建的“美的集中营”，空间虽不大，却时常高朋满座。罗门拿出一本厚厚的相册给记者翻看，来访者囊括了文艺界诸多名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台湾诗人余光中、杨牧，大陆学者李泽厚、谢冕，诗人刘湛秋、虹影等都曾是“灯屋”的座上宾。
       罗门带记者在“灯屋”参观，讲述每一件装置作品背后的故事。罗门说，“灯屋”的造型空间，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尝试的一种富于创意的艺术行为。只要你对美的形态有敏锐的感应力，以及卓越的灵视，能把散置在周围的一切事物形体，转化为共同的叠景与状态，从而呈现新的秩序美。这样，画面可以走出画布，和实际的生活景物亲和在一起，美在一起，宣告生活的空间便是不同的艺术空间。
       在“灯屋”一角，有一个高达天花板的巨型“灯塔”，罗门说，这个形似海上‘灯塔’的巨灯，“颇有引导我们生命航向的象征意义。”因为“除了诗与艺术以及包装诗与艺术的包装纸——‘灯屋’，我们一无所有。”
       或许，罗门致力于“贫穷艺术”，正如他一直以奇兀锋利的诗歌意象解剖物质文明的负面一样，希望以此洗涤净化人们日益粗糙、冷漠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