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本书》：曼德施塔姆以及他的同时代人

李明利

《第二本书》：曼德施塔姆以及他的同时代人


《第二本书》　[俄]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陈方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据晶报2016年07月11日消息 按照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回忆录三部曲”中，首先阅读的应该是第二部即这本《第二本书》，然后才是此前出版的第一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第二本书》涉及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从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青年时代开始写起，结束于上世纪70年代。内容涵盖了除曼德施塔姆之外的很多诗人和诗歌流派，更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那个时代整体的文化景观和精神风貌，已经远远超出了诗人传记和回忆录范畴。而第一部《回忆录》书写的是上世纪30年代曼德施塔姆两次被捕(1935-1938)之间的生活际遇，侧重个体的书写比较明显。从此之后，任何一个研究苏联时期文化史和(地下)文学史的学者书架上，都应该摆放上这样两本必读书：只有了解那个大时代背景中知识人的生存境况，才能真正明白第一部《回忆录》开始时，午夜敲门声如期而至，曼德施塔姆被捕的场景有何意义。正如娜杰日达陈述的那个荒谬的悖论：我们的国家因诗杀人，这是前所未有尊敬诗的标志，因为这里还有人能够以诗为生。

　　按照娜杰日达原本的设想，《第二本书》应该是写给阿赫玛托娃的传记。《回忆录》始于曼德施塔姆被捕，结束于她获知了丈夫死讯的时刻。而《第二本书》也是因为阿赫玛托娃去世，作出了很大的改动。1966年，阿赫玛托娃去世时，数千人齐聚在教堂，奔赴阿赫玛托娃“最后的邀请”，其中就有年轻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娜杰日达说，阿赫玛托娃死后，布罗茨基成为了一个孤儿。娜杰日达心受触动，将一本阿赫玛托娃之书扩充到原来篇幅的四五倍，逐渐变成了从曼德施塔姆年轻时代起，讲述他们的相遇相爱，自我放逐式的漫游和诗歌创作，以及她的自我意识觉醒之书。当然，这种觉醒是离不开当时政治环境的喘息，更离不开她终生的女友阿赫玛托娃的影响，至于曼德施塔姆的内化至生命深处的那些诗句，更是最好的写作催化剂。

　　正如布罗茨基所言，作为一个作家和一个人的娜杰日达，是两位诗人的直接产物，所以《第二本书》虽然涉及到对当时很多诗人和诗歌流派的评价，但位于叙述核心的仍然是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和安娜·阿赫玛托娃。默诵他们的诗句，是在那个批发死亡的年代里，唯一能够支撑她活下来的念头：“他离开我的生活后，我形同死人，靠诗中飞溅的快乐和不可以自杀的念头活着。”

　　曼德施塔姆与娜杰日达相识于1919年5月的基辅，19年的相守，曼德施塔姆对娜杰日达最大的影响，就是把“我”和“你”变成“我们”。这里的“我们”在《第二本书》中有各种意指，有时候指的是曼德施塔姆所属的阿克梅派诗人，有时候指的是曼德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和娜杰日达他们三人终生的友情，有时候又意指与不同于官方文学机构的地下文学小团体。但是大多数时刻，这个“我们”只有指的是娜杰日达与曼德施塔姆之间，不可动摇，无需置疑，始终不渝的感情，“即使用这个词语称谓自己的人已经长眠于坟墓，‘我们’依然不可侵犯，完好无损”。

　　我们无法剥离这个事实，娜杰日达爱上曼德施塔姆之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对等的，娜杰日达是他的战利品，是他的读者和听众，是他需要驯服的对象，是他的秘书和抄录员，是他唯一的财产，他希望她能适应他的世界，参与他们共同的命运。有时候这种苛刻近乎不近情理，比如不让她出门，交朋友和找工作，他们宁愿生活在贫困之中，靠微薄的稿酬度日。但娜杰日达乐意屈服，她说她是一个容易妥协的战利品，她跟随他的脚步四处漫游，认同他的生活，背诵他的诗歌，接受他的世界观，结交他的朋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她认识了曼德施塔姆的同时代人阿赫玛托娃，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在最艰难和恐怖的时日了，她们的友谊依然坚定，“我们兴高采烈地迎接死亡”；而另外一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因为与曼德施塔姆有过一段短暂的罗曼史，女人之间微妙的嫉妒远离了友谊的形成。多年后，娜杰日达才真正开始阅读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她给出的评价更是微妙，“我看到的是她罕见的高贵，然而我困惑的是她对人的冷漠”。

　　他们正是在这个时候脱离了世界，远离了政治运动的中心，“在淫秽的首都，一切与我们格格不入”。书中记录了很多他们漫游式的经历，纵情放歌，他们接受生活本身的样子，对生活贫困依然甘之如饴，无论衣着褴褛还是着装得体，无论有钱还是贫穷，无论何时，无论任何情境，都接受命运的模样，而且很早就放弃了所谓“幸福”的权利，因为这个时代，能够活着，还能拥有自由，已经是莫大的幸运。这种自我放逐式的脱离，反而让他们远离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远离了时代的喧嚣。

　　现如今我们可以说，两卷本的回忆录是曼德施塔姆诗歌的最好注解，是了解那个时代最好的个案，同样是诗人散文的最佳典范，是俄罗斯文学中的无价之宝。这自然得益于娜杰日达全身心拥抱丈夫的诗歌，接受他的一切，用诗人的思维写作。为了写作《第二本书》，她甚至还阅读了曼德施塔姆曾经读过的哲学书籍。她已经不仅仅是曼德施塔姆诗歌的解读者，不仅仅是诗人的遗孀，还是整个俄罗斯文化的思考者。这是她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时刻，“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时，我拥有了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讲述我是谁、我在思考什么的权利。”从这个时刻开始，她是作家娜杰日达，她开始评价诗歌，审判时代，清算恐怖的阴影，记录人性中未泯的一丝温暖。

　　经历了太多的恐惧和冷眼之后，晚年的娜杰日达固执己见，暴躁，苛刻，孤僻，乖戾，绝对，一个都不宽恕，连阿赫玛托娃这样多年的老友，晚年收回的点滴幸福，被众多年轻诗人追捧，也被她毫不怜惜地讥讽为幼稚的自我中心，对功名的热衷和轻率的快乐。但正是这个瘦弱干枯的女人，复活了俄罗斯文学中诗歌金链上最重要的一环，此后更是通过流亡到美国的布罗茨基得以发扬。布罗茨基在她逝世后写的《讣文》，有这样一幅定格的景象：傍晚十分，她坐在房间的暗影里抽烟，干枯瘦小的躯体，苍白的头发，孤零零的身影，全都被黑暗吞噬了，“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烈焰的余烬，一块阴燃的煤，你如果拨一拨它，它就会重新燃烧起来”。(古屋 书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