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法国诗人博纳富瓦逝世：诗歌是一场绝望的斗争

金川诗歌

法文维基百科显示，法国诗人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于当地时间7月1日在巴黎逝世，享年93岁。

博纳富瓦，法国著名现代诗人、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

1946年，发表诗作，主要诗集有《论杜弗的动与静》、《动与不动的战壕》、《荒漠统治的昨天》、《皮埃尔在写》等。获多种国际国内诗歌大奖，创作宗于波特莱尔、瓦雷里、马拉美以来的象征主义，又融以现代艺术的创新活力，颇能代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法国诗的主流。他的诗优美而繁复，时见玄秘，通过语言的创造从日常经验上升到空灵无上的境界。

1981年，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授诗歌理论和比较诗学，成为继瓦雷里之后的第二位讲学的诗人。

2007年，83岁的法国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博纳富瓦（Yves Bonnefoy）获得了2007年度的弗朗茨·卡夫卡奖。

下文为博纳富瓦2007年获得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时而撰写的受奖辞。诗人因身体原因最终未能亲临北京出席颁奖典礼，但该文不仅表达了对中国诗人的友好情谊，更是一篇出色的诗学论文。他对汉语的仰慕之情和认知之深，令人读来为之动容。该文发表于《读诗》（潘洗尘宋琳莫非树才主编）2011年第2卷。

金川诗歌

回忆

他看起来老迈，近似一个孩童，

他走路很慢，皱缩的手

放在一块蘸了泥浆的碎布上。

但他双眼紧闭着。啊，难道

相信回忆是最坏的诱饵，

是那只手将我们的握住，使我们迷路？

但在我面前，他微笑

随即遮拢在黑夜中。

在我面前？不，想必，是我弄错，

回忆是一道破碎的声音，

难以听清，即便挨得很近。

但我们仍倾听着，听了这么久

以至一生都已流逝。甚至死亡

已向整个的隐喻说“不”。



——选自诗集《此时此刻》

（秦三澍译）

金川诗歌

“诗歌有它自身的伟大”

（法国）博纳富瓦

树才译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

首先，我想说，你们颁给我这个国际诗歌大奖，我极感荣幸；同时，对我本人无法来北京领奖，我又深觉遗憾。来北京同你们相识，对我本该是一件多么愉悦的事情。

确实，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去北京）同你们相聚，但残酷的失望是，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做这次长途旅行。我请求中国的诗人和批评家们，因为你们关注我的作品，理解我今天不能前来同你们握手、交谈的遗憾之情。

但我没少想到你们，没少想到你们所代表的中国的伟大文明和诗歌传统。怀着这种想法，通过与你们的关系，也通过与我们欧洲诗歌的关系，我有了一个简朴的思想，我想把它表达出来。这一思想涉及何为本质意义上的诗歌，涉及诗歌的普遍性，尽管文化和语言之间存在着表层上的差异。

我首先要说，我崇尚中国的艺术和文明。从那些造型艺术，绘画和雕刻，还有陶、瓷的绝妙创造，我意识到了中国的文化，可惜我不懂汉语，但对这些作品的沉思，很容易让人体会到，这是一种哲学，一种智慧，它以完整而直接的方式，让我们置身于对世界的经验之中。这是第一点看法。中国的这种文化并不囿于自身，而是向所有人类生命敞开，它邀请人们参与它的敏感和思考。

第二点，这种主张始终让我感到亲切。在这种与世界、与生命的关系中，我看到了什么？一种由表意文字体现的书写，这些表意文字提示了一种对所涉事物的综合的方法。这是一棵树一下子自我呈现，在整个的它之上，在指示符号的符号之中，它就在那里，如同在场，在使用这符号的他面前，而由于它就是这完整的在场，它也就是世界的整体本身，宇宙的整体本身，它呈示给精神，召唤言说的生命投身于这一整体，去理解这一整体比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存在更加真实。

而为什么这种生命方式，它由这种书写实践来支撑，让我感到亲切，甚至难以实践（我不认为我能掌握）？因为它就是在我们欧洲国家被期望的那种诗歌，它力求重新经历（这种生命方式）。

我们的诗歌，穿越了这些世纪，却显得与这种对整体的直觉相当陌生。因为西方的思想自古希腊以来，已经同对事物的概念的方法相混淆，这种方法只从每一种事物那里获得一些表象，以便在对法则的研究中让它们与借自另一些事物的另一些表象相协调。就是在这里，抽象和普遍代替了特殊的存在，不再懂得在这些无限的特殊存在中，应该去打开一条路径，通往世界之全，通往这全之中的整体，这生命所系的整体。很明显，这种概念在我们的头脑里是云雾迷漫的，在欧洲它甚至也是很多艺术家的观点。我赞同这位“中国人”对我们的某位画家所说的话：“很奇怪，你为什么只画一些死鱼？”

但我们不是只有这一类画家，我们还有一个诗歌。

毫无疑问，这个诗歌也承受了概念思想的种种麻烦，何况它必须用拼音字母来写作，因此这种写作看重单词的面孔，而不是像中国的表意文字那样，看重对事物的记忆。

但不管在哪个国家，诗人是记得整体的。在法国，在欧洲，我们也有一类诗歌，它能让我们理解并赞赏你们的诗歌：你们（我的中国朋友）和我们之间的差异，就是我们作为欧洲诗人必须同自身语言的这些主张作斗争，以便借助词语来互相帮助，去倾听那些深度，或者通过自身，或者在围绕并深入自身的大地和空间之所。西方诗歌，就始于诗人同语言的这种斗争。

然而，这种斗争几乎是一种绝望的事业，它当然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我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的词语是分析性的，是的，这是事实。它们在纸页上的出场方式更突出了这一特点，似乎它们激起一种仅仅涉及人和事物外在表象的言谈。人们甚至会觉得，只存在词语之间的那些差异（通过它们构成的那个系统），这使得我们有的哲学家认定，在保证我们这些特殊生命的真正表达的词语使用中，什么都没有。

但同样这些词有一个声音，我们能够这样去听见，也就是说，不是让人去区分那些字母的那个声音，而就是声音本身，独立于一切意义的、绝对的那个声音。声音，因此就是真实本身，在我们一切分析的源头即被领会。而我们从自身就能实现的这种谛听，就是“惟一”的一种经验，它潜伏在概念性意义对我们的存在材料所做的切层之下：我们将在在场的事物之间重获在场。总之，这种谛听就是诗歌的原初瞬间。此后诗人的任务，就是借助节奏在话语中保持这种谛听，节奏在诗句中人会扩大这个声音，牺牲掉日常言谈的那些期望：我们称之为散文。是节奏唤醒生命中那些被压抑的需要。是节奏把我们放回世界，总之，是节奏在言说一个“真正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西方诗人的斗争，它是可能的，因为在词语里有声音，但这也正是弱点所在：这种斗争把我们的作品奉献给属于瞬间的诗歌，常常极为短暂，而在这些瞬间中，对声音的倾听战胜了空谈的主张，换一种说法，这些主张迫使诗人的工作指向一个永恒的重新开始。这种本质性的谛听一旦弱化，确实，对诗人来说，日常的思想就得重新抓住这种可能性，去思考诗歌在语言中的这个本质性困难，并且去思考另一个困难：在一个通过其思考方式屈从于所有其它追逐的社会中成其为诗人。

但是，当诗歌成功地甩掉散文话语，它就能进入同样的深度，并且因此与你们的深度相遇，或者说得更深入一些，它就能比较开阔地向你们的思想所教导的（东西）敞开。

诗歌有它自身的伟大，而这一伟大就是斗争的结果，为了继续存在，必须进行这种斗争。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实际上在当今社会，技术和商业活动（对简单物品的操纵）在大地上每个地方都威胁要来决定存在；始终受到威胁的诗歌，甚至从这一事实来讲，就指向对我们大家都置身其中的危险必须保持警惕的那种意识的先锋。我们的西方诗歌（多么激奋人心的任务！），因此就是我们的生存手段之一。当然，条件是，去领会其自身的动力，也就是说，知道在精神上保存你们中国文明从古至今一直如此自然地给予的这种教诲。条件是，去倾听你们。

朋友们，这种对你们的存在的倾听，有助于理解这个国际奖项的设立，它使其它国家的诗人们有机会同你们交谈，同你们相遇。

请相信我，我首先是把你们给予我的这一荣誉，视作加深我对卓越的中国的关联的一个绝好机会。这个机会，你们认为我得之无愧，也使我深为之骄傲，今天我当然还要借此机会，向你们，北京的朋友们，再次表达感谢，从我的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