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把父亲抱在怀里（06）
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人。对我，他的威严多过关爱，严肃多过温和。也因此，我对父亲，无论在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有一种隔膜，或者说是距离感。从小到大，我和父亲，好像从来没有过肌肤之亲。
但是现在，这个时刻，当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医生一句不容分说的话揪紧了我的心，让我害怕、紧张，无法适应。他说，去吧，把你的父亲抱到病房里去。
那年我十九岁，在离家乡五百多公里远的一个城市读书。五一放假，因念家心切，跑了回来。也顺便想帮家里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父母供我读书不容易，这一点，我是有着深切的感受的。
正赶上村里家家户户种木耳。那时木耳很值钱的，一斤能卖三十多块钱。我读书，一半靠种田收入，一半靠卖木耳了。
北方的天气还料峭着，父亲却脱了外衣，只穿一件背心，抡凿子在截成一段段的柞木上嘿嘿地不间断地刨着眼儿。我打父亲下手，把一段段的柞木平稳地放在木墩上。柞木震动着，有时会跳起来，我的手被阵阵麻痛冲击着。而父亲的长满老茧的双手早就血泡相叠了。
休息的当儿，我进屋里喝水。父亲则驾起牛车，要把已堆了一大堆的种好耳菌的柞木拉到外边田里去。
我喝完水，又喘了一会儿气，出来帮父亲装车。父亲正抱着几根柞木往车前走。突然有一根柞木掉在了地上。我以为是父亲没拿牢，也没当回事。但父亲并没有去拾起它，而是怪叫了一声，倒在了地上，怀里还紧紧抱着剩下的几根。
这可吓了我一跳。正种耳菌的母亲和妹妹也回过头来看，一时也没转过神来。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伟岸如山。他早年航海，乘风破浪；后来做了石匠，凿深山里最硬的石头；最后归于田地，化入自然之境。他肌肉发达，肩宽体阔，几十年来，父亲好像从来没生过病，他自己也说，什么病，都是娇生惯养出来的。父亲也有不舒服的时候，但极少，而且每次只要喝一碗热水，出一头猛汗，就好了，根本不用吃药或打针。
这回是怎么了？我还是有点不相信眼前的一幕，半是狐疑地走到父亲身边。父亲脸色惨白，浑身抽搐，呻吟不绝。
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忙蹲下身子，问父亲怎么了。
他不说话，只是呻吟。
母亲和妹也赶过来了。我们一齐伸手扶他，可是他一挥手，把我们的手打到一边去。
“别碰我！我没事！”父亲沙哑地说。
母亲让妹妹去叫村里的医生。医生来了，询问、查看了一下，说，还是去镇里医院看看吧！
父亲不肯，说，一会儿就好了，你们走开，做你们自己的事，我一会儿就好了。
又有几个邻居闻声而来。大家建议还是到镇里看看。
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命令似地对父亲说，现在就去医院，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大家七手八脚把父亲强制性地抬上牛车，按住。父亲没办法了，就躺在车上，不再挣扎了。一位邻居帮忙赶车。妹在家看家，母亲在车上陪父亲，我骑单车先行赶去医院，便于父亲到时能得到及时的医治。
医生后来对我说，如果晚来半个小时，你的父亲就没命了。
父亲得的是胃穿孔。怪不得，父亲有时候会感到腹痛，但他总是忍着，不说出来。为了活计，他把自己的性命险些搭上了。
手术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我和母亲一直在手术室门外守候。
手术室的门打开时，我和母亲一齐迎上走出来的医生。医生点点头，我明白了，手术成功了。
父亲赤裸着上身，头冲着我，僵直地躺在手术台上。他的鼻孔和腹部都插着管子。这就是伟岸如山、屹立不倒的父亲吗？我鼻子一酸，眼泪大颗大颗地滑落下来。
我慢慢地走向父亲。只有几步远，却像是走了很多年。离父亲越近，我的脚步越艰难，有时候甚至感觉要摔倒。我必须得咬牙用力，才能搬动我灌满了铅水的腿脚，才能平衡自己不断倾斜的身体。
我在父亲面前站定。父亲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骨骼突起，像要把皮肉撑开。父亲的肋骨根根可数，那些健硕的肌肉似乎在一瞬间就不翼而飞了，只剩下一个孱弱、病瘦的父亲像片枯叶一样飘浮在我的眼前。
我俯下身，哽咽地叫了一声，爸。
父亲微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眼角闪过一线笑意。这可能是我的幻觉，我再看时，父亲没有笑，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当时我确实感觉父亲冲我笑了一下。
不管是真实还是幻觉，这对我已经足够了。我轻轻抱起父亲，像抱起一个婴儿一样，把冰块一样的父亲抱起来，搂紧，一步步走出手术室，穿过一段走廊，走进不远处的病房。
2012.7.3
《我的1977》（17）
——回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一，引子
十六岁不到，我中学毕业，面临的选择是，“你别无选择”——你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动员，我们这届知青12个班600余人，除过部分留城待业，大多于次年春或夏奔赴了插队地点。追溯知青下乡运动可至上世纪60年代初，形成气候则在1968年后。到高七四我这一届已是迟到者了。
下乡当天，虽有锣鼓鞭炮送行，但由于相关方扯皮、疏忽，所在农场只为百十号人配备了3块床板。送孩子落户的父母纷纷涌入枪床板行列，哭声夹带骂声，现场一片混乱。家父家母却稳如泰山，拉我到一棵树下说，我们不抢。母亲甚至把浅浅的笑容递来，安慰说：“儿子，沉住气，天无绝人之路！”
那晚，公社开足了马力，用大锯锯开湿木，硬是赶在天亮前凑齐了床板。只是，木板太潮湿，以后的日子里，知青们必须天天日升晾晒床板，日落收回床板，才不至于委屈了被褥。想起母亲临别时的坚强笑容，我备受鼓舞，常常安慰自己“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前苏联电影台词）”。多年后，我落户西安并做了父亲，母亲才实情告我：那天，她心很痛，回家后蒙头哭了半晚，哭肿了双眼，第二天都不敢见同事。
在农村，我看到了真实的中国：贫穷，闭塞，愚昧，落后。一个女人值800元钱，如果你讨她做老婆；或只须付十斤粮票，倘若跟她睡一觉。
那时候说谎不打草稿，个个敢喊“扎根农村一辈子”。 我相信比我们要早的部分知青，喊“扎根农村”是真心的。但大多数人是被迫、无奈。
多的不说了。男知青要回城，多送猪头肉给公社书记和生产队长；女知青要回城，陪侍公社书记就有希望。我也想回城，但什么都不考虑，只是抽空读书,主要是历史书——想知道中国5000年的历史歪歪斜斜，到底是怎么走下来的……
还渴望爱，自由自在的爱， 爱你的亲人、朋友和天下所有值得爱的人。
后来最高领袖逝世了。我总算松了口气，预感命运会因此发生些变化。再后来，十月剧变，四人帮倒台，一个月前的“松了口气”变成了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我跑到渭河河堤大喊，“天亮了，天终于亮了”。
二，参加高考
天终于亮了。但荒唐还在继续。全国上下，那个时候还在继续“学大寨”，尤其所在农场，还学得特别有滋有味——公社领导每天逼迫知青必须早晨5点前起床，集体唱五首以上革命歌曲，唱完了空腹下地干活，干到9点再回农场吃早饭。倘若早晨晚起几分钟，会被扣工分、罚站——站立一旁听别人唱革命歌曲，并接受训斥（当时仍叫革命大批判）。
但天毕竟亮了。折腾一年后的1977年10月，突然听到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是从《人民日报》发出的，原来国家决定“恢复停顿十年的高考”，于是紧急打点行装，回城。感谢一个时代的转向，感谢国家当时做出的非常规决定，原本确定1978年夏季恢复的高考，因人才空虚、形势紧迫，被提前到了1977年冬季。
经过两个月的突击复习，当年的12月10日早晨，我骑自行车赶20里路进入了赵村中学考场。一场刚刚下过的雪为考生们送行，冬日黢黑的赶考路上，不时有自行车摔倒，乃至轮胎爆裂……
我心忐忑，只因“准考证”的年号被打错，明明是1977年，却错打成了1976年。当时只担心这个，怕因此进不了考场。幸好监考老师只是大致看看就准了。心里就往好处想：“呵呵，我原本去年就该入学的”。
当时高考，只考两天四门：数学、语文、政治、文综（理综）。
我选择文科。语文也考得最顺。考题是老师用粉笔一笔一划抄到黑板上的（不像后来是铅印卷），考题比较简单，老师抄写完毕，我也同时答完，完全同步。作文题目抄上去，《记一件难忘的事》。哇，更简单，几乎不暇思索，提起笔飞也似的涂鸦了两张。停下一看，周围人还在做问答题呢，考试才进行了40分钟，我已经无事可干，懒洋洋打了个哈欠。身旁、一侧，还有后面的考生都不由自主的瞧我的卷子，监考老师耸了我一眼。想想还是少惹事吧，于是交卷。
雪后初霁的蓝天异常高阔，我走出考场深深吸了一口气，甚觉甜爽，润口。走到茶摊老妪身边朝她憨笑了下，老妪疑惑：“这么快就出来了，考的怎样？”。我说“还好，挺简单的”。顺势要了杯热茶，记得是5分钱一杯。坐下来，解开小布包，取出母亲临行前给备好的鸡蛋、咸菜和馍馍，便狼吞虎咽起来，完全不像是考生，倒像是如今饿极了的农民工。
老妪说“看你没事似的，蛮坦荡，一定会考上的”。
呵呵，蓝天高阔，谢老妪吉言，会考上的——我信。
三、尾声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冬首次高考，有近600万应届和往届生参加，最终录取了27万多人。“万人挤独木桥”便滥觞于那时候。所在学校考生，大都铩羽而归，被录取的屈指可数；高七四届成绩最好，也只录取了2位。作为侥幸者之一，每每忆及当时，都要捎带自责：好汉不提当年勇。但，“当年勇”如不剪辑一二留给孩子，也是一种失责吧。于是，就这么想着，这么写下来。过程中，那些难忘的符号和场景就这样抢上了滩：
唯一被打错年号的准考证（其他人的准考证都明确无误打着1977，我是1976）
第一个走出语文和文综考场的考生（数学和政治考试则是随大流，铃响交卷）
憨笑着啃馍馍的农民工……，
——这些记忆片段至今清晰如昨。以及在填报志愿之前，当决定报考文科，父亲拉下了铁青的脸，像法官面对罪犯。直至高考完和体检通知书下来前，父亲没再搭理我。当体检通知下来，尤其当农历大年三十那天，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到手，父亲是最为高兴的，他老人家走到街上腰杆笔直，笑不拢嘴——“你爸爸最得意了”——后来邻居、朋友都如是说。
我的第一次崩溃(31)
一个人走过的路越长，越渴望回头寻找最初的自己。经历在我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途中所遇见的人与事帮助我们成为现在的模样。比如我，如果没有那一年的遭遇，如果没有被遗忘和被抛弃，如果没有自己的初次勇敢，相信也没有现在的前行无畏吧！
那一年，女儿才刚满一岁。我们跟随她的父亲到了云南，与当地一家国营药厂合作开发治疗糖尿病的一组新药。彩云之南，是我祖母的家乡，也是生养我父亲的福地，更是我从小神往的梦境。当从深圳起飞的航班停靠在昆明机场，我满怀雀跃地抱着女儿走向天蓝地广的春城，我满眼看到的都是淳朴与热情，满心期待的是一片灿烂与幸福的前景。或者，那个时候，天真的我还固执地认为生活是美好的，尽心、尽力、尽情演绎自己的角色，老天总不至于亏待你！
我很少在文字里提到孩子的父亲，对于我和他来说，共同的经历更像是两个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一场各自无奈的闹剧。我们相识于92年北京的一次文学年会，作为最小的参会者，我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包括他。此后我们保持了几年的书信来往，他在广东，我在湖南，用一些青涩隐晦的诗句联接起一段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善终的缘分。从大学出来后，我选择了跟他在一起。这样的选择，我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也放弃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初恋。是，从一开始，我只是为了逃避某些压在我身上的枷锁，我渴望从他对我的执着与热情里寻获属于我的安慰和幸福。女人嘛，若不幸福，还能指望什么？
在新公司的组建过程中，我发现了他在财务上的问题。其中很多大笔开支无法说明真实的流向。他越来越奢侈，穿几千块一套的西装，戴名牌手表，连脚上的鞋和袜都是他向人炫耀的资本。这让我无法忍受，也令我倍感不安。随着办公大楼兴建完成，药品进入试产，他手上能掌控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长时间地与他相处，也是第一次看清楚他无法遏制的膨胀欲望。但每当我提出内心的担忧并对他加以劝诫时，他一次比一次抗拒，甚至拳脚相加。我在他的眼里不再是那个会写诗的清纯女孩，而是一个“挡他发财的废物”。我和他聊我对幸福的理解，对家庭的幻想，对孩子和对他的期许，他冷笑说：“幸福？这年头，幸福要靠你自己去争取！”
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一个人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女儿，在没有冬天的春城，感受着刺骨的寒意。总有不详的预感环绕着我，让我无法安心的面对生活与工作。隐隐地，我知道他有问题。在药厂领导和同事面前，我无法保持自己的淡定，更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他们赠与我的善良、真挚以及温暖。也许，是我不成熟吧。也许，一切是我的错。
很快，他也无法接受一个这样的我夹在他和发达之间。他在昆明租了一套房安置我们母女。进入新家的第一天，我没有欣喜，没有幸福，全身没有一点温度，我看着他的脸，感觉那么遥远，那么陌生。女儿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崭新的环境，崭新的家居给了她极大的满足。她的快乐，是我唯一的支撑。
我知道他迟早会出事。感觉到这一点，不仅因为他回家的时间少，脸色难看。即使在家，他也总是电话不断，透过他跟人通话的内容和语气，我发现形势越来越不妙。“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但不管我如何问，他拒绝回答。丢给我的只有厌烦和不屑。
慢慢地，他连家用的钱都拿不出给我。房租交不起，孩子的奶粉也停了，为了换生活费，他把自己的手表和我的金器拿去当了。我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的尴尬与困顿，但，我知道不管多难，既然选择了在一起，必须跟他一起去面对。我试图跟他沟通，希望他告诉我现在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该如何往下走。我期待听到他说：没事，亲爱的，不用担心，一切有我！
或者，一个人总是很难看到自己犯下的错。比如，他的贪婪、偏执、逃避；又比如我的哑忍、无奈、听天由命——只有在今天，回忆的时候才显得清晰。
出事的那天，我们正为没钱买菜而发愁，一夜都没有安睡。关于未来，我们都尽量不去触碰，我知道他的脾气，也明白在他的眼睛里只有前方三米的天地。但，要命的，我并没有想过要去改变什么，更没有任何离开他的意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还是我自己心眼太死？或者，从一开始我就暗示了自己：一切是你自己选择的，你得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我怕人笑话？还是怕孩子失去一个完整的家？又或者，我根本就不敢去面对离开他以后的生活？
天还没亮的时候，一阵砸门声惊醒了女儿。她吓得哇哇哭。
门开了，一群黑衣男子冲了进来。为首的一把就抓住了孩子她爸的衣领，我听到他凶狠狠的说：“你躲，躲到哪里去啊？！你说，这钱怎么办？说！”
我抱住女儿，绝望的情绪达到顶点，但只能尽量保持住表面的平静。他们总共有七个人，从为首的那个人的嘴里，我知道孩子的爸欠了他们一笔钱，已经几个月了。最关键的一点是，因为他假借行贿官员之名，从公司挪用了近二十万。也因为这样，药厂早在一个月前公报申明将他从董事会开除。
我望向他，眼神从愤怒到无助，最后变成无望的凄凉。
他一贯油滑，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下，也不改本色。“大哥，你放心吧！没这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他们是欲加之罪，其实我是有新的发展！你放心，你的钱，我今天就给你搞定。这样吧，我先出去帮你筹钱，很快就回来！”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米缸里仅有的一点大米。
“你去吧，反正你老婆孩子都在这里，相信你也不敢耍什么花招！”
老大的这句话，其实也是我当时心下认为的真理。我相信他不会舍下我和孩子，我相信不管他为人处事怎样，对我和孩子的爱是真诚的。
他走了，什么也没带，抱了一下女儿，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
中午的时候，我煮了一点白粥，在十四只眼睛的注视下，假装冷静地喂女儿吃下。我没吃，胃里什么都有，不需要食物。下午两点多的时候，老大开始不耐烦了，他拨了孩子她爸的电话——关机！“你老公不是跑了吧？你说，怎么办？”他对我凶起来。
我紧张到几乎窒息，一次又一次的重拨他的号码，一次比一次临近心死。嘴上却固执地说：“不会的，他可能电话没电了。不可能的，他不会丢下我们！”
他们开始轮番对我和女儿说恐吓的话，我抱着孩子，泪如雨下。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哭得最动容的一次。也许，对于女人来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遇人不淑，所托非人吧？一半基于此，另一半的泪却还是在为他而流，一直以来，我从来都没有干涉过他从事的任何事情，不单是因为要信任，更多的是我自认为两人相处，给对方空间是必要的尊重。但，这样的尊重，其实也是冷漠的一种吧？我说是共同面对。我和孩子又支撑了什么？在他的肥皂泡里，我是水，还是泡沫？在人生中，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跨过的坎，当一个人只能选择逃避，相信也是因为无路可走。
我打电话回家，想跟父母说我的情况。母亲在电话里说：“你把自己的进京指标浪费了，家里垫的这两万多，你今年要赚回来啊！”我强笑着说，好。好。好。挂了电话。
这个时候，不能指望任何人，更不能让任何人看我笑话。
天黑了，他的电话一直不通，人也没回。女儿的哭声一阵一阵的揪着我的心，我的承受力被拉扯到极限。老大看着我起身忙碌，把中午的粥热了，哄女儿吃。他跟到我身后，沉默了很久。这个举动，让我感觉他是个内心很善良的人，回头对他微笑了一下。
“你真是个好女人，如果是我，肯定不会丢下你。但，我们这帮兄弟也是帮人办事，今天必须有个交代。我很想帮你，你说，怎么办比较好？”
我坦白的跟他说，自己真的没有钱，在昆明认识的人也不多，更不能开口找家里要。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真的不知道如何处理。“你有什么建议吗？”我问。
“这样吧，我刚才看了一下，你家里的这些家具和电器是不是你们自己的？如果是，我今天晚上就拉走，也当我交个差！”
我点头说是。老大沉思了很久。看着我，不再说话。
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叫来了车，在女儿声嘶力竭的哭声里，家里被搬得只剩一张床。我没有再哭，眼前一片漆黑，泪水毫无价值。“给你”老大从他钱包里拿出了两百块，“我看你今天一天都没吃东西，等会我们走了，你下去找点吃的。这个男人不靠谱，你得给自己打算了！”
我不肯接他的钱，他笑了笑，把钱塞到了我女儿的怀里。“比你惨的，我都见过。但你是我见到的最冷静的一个。好好生活吧！”
在空荡的家里住了一夜，那是我至今为止经历的第一个长夜。虽然此后，一个人带着女儿还遭遇过更为惊恐的夜晚，但那一夜，当我独自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刚刚承受的一切。我的眼里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是的，孩子她爸说得对幸福要靠自己去争取。老大的话也对，不论明天还要经历什么，最重要要保持住自己的冷静。即使不能期待明天有多美好，至少应该保证自己用最美好的心态去面对和处理一切。没有什么是不可舍弃的，也没有谁理所应当地要对你好，人生的路，你只能靠自己去走！也只有靠自己走好，才能赢得尊重与支持。
现在，当我回忆起人生中的这一段，感慨人事无常。却又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当年的他，也就没有现在的我。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崩溃的自己，也是第一次从自己的废墟中站起！没有谁能独自决定自己的命运，让所有错过的过去，让我自己笑对更美好的将来！
2012.07.14
发表于 2012-8-4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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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8 08:43
发表于 2012-8-8 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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