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北岛成诺奖热门 “卑鄙”助诗人北岛成诺奖热门

夏花

【西楚网综合报道】中国诗人北岛成诺奖热门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诗人北岛赫然名列热门获奖人选之列，而刚刚出炉的《读者》杂志2014年第20期，很巧合地在“头条”的位置选登了北岛的散文《钱阿姨》，在文中被诗人深情回忆的女主人公“钱阿姨”，来自扬州。

诗人北岛成诺奖热门 “卑鄙”助诗人北岛成诺奖热门

　　诺奖热门诗人，深情回忆扬州“钱阿姨”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一首带着鲜明时代烙印的《回答》，30年后仍在广泛传唱，而其作者北岛近日也因在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活动中成为热门人选而再次受到公众的注意。非常巧合的是，刚刚面世的《读者》2014年第20期，在首篇刊登了北岛的散文《钱阿姨》，在无意中将“头条”留给了扬州——因为“钱阿姨”正是一位地道的扬州人。

　　诗人口中的“钱阿姨”，名叫钱家珍，1957年底到诗人家中做保姆，当时，以笔名“北岛”蜚声海内外的赵振开刚刚八岁。而“钱阿姨”断断续续在赵家一直干了13年，到1970年才告老还乡，用诗人的话说，“钱阿姨和我互为岁月的见证——我从8岁起直到长大成人，当上建筑工人；而钱阿姨从风韵犹存的少妇，变成皱巴巴的老太婆。”

　　身为保姆，却掌管家中“财政大权”

　　13年时间的相处，北岛显然已经将这位来自扬州的“钱阿姨”当成了家庭的一员，回忆中充满了一些饶有趣味的生活细节，如钱阿姨总唠叨自己是大户人家出身;钱阿姨素有洁癖，衣着与床单一尘不染;再有她每回择菜，扔掉的比留下的多等等。而身为保姆，钱阿姨竟然掌管了赵家的“财政大权”，当年的赵家每月总共239元人民币收入，扣除各自零花钱外，全部交给钱阿姨，由她管家。重任在肩的钱阿姨倒也没有半点马虎，每天都拉着小北岛记账。于是“每天吃完晚饭，收拾停当，我和钱阿姨面对面坐在饭桌前，大眼瞪小眼，开始家庭经济建设中的日成本核算。”为了记账的事儿，钱阿姨“先板脸，继而拍桌子瞪眼，几乎每天都不欢而散”，而其实这账本主人家夫妻从未就查看过，但钱阿姨知道，这代表了她的一世清名。

　　久别重逢，“钱阿姨”令人感受岁月沧桑

　　在北京“混迹”的13年中，钱家珍在赵家断断续续地做着保姆，中间还穿插着大跃进期间套上白大褂去公共食堂、穿上黄军装卷入历史洪流、嫁给一个三轮车夫又离婚等等，到了1970年“告老还乡”，这时候的“钱阿姨”47岁了。

　　等到北岛再次看到“钱阿姨”，已经是12年之后了。1982年春，作为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的记者，北岛为采写大运河的报道，途经扬州。“钱阿姨显得焦燥，一见我，小眼睛眨巴眨巴，却没有泪水。”此时的钱家珍算起来，已经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在她浑浊的眼神中，我看到的是恐慌，对老年对饥饿对死亡的恐慌”、“在大门口，夕阳从背后为她镀上金色。她歪歪嘴，想笑，但没笑出来。”

　　循着文中的信息碎片，记者多方查找，也没有能找着出生于1923年或1924年名叫钱家珍的扬州人。亲爱的读者，如果您认识这位“钱阿姨”或是她的家人，请联系我们，我们很想听她或她的家人讲述和诗人之间更多的故事，然后讲述给读者们听。

夏花

流亡20年：北岛的回国之路
                          ---- 每棵树有每棵树的猫头鹰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朦胧诗代表性诗人北岛的这首写于1973年的《回答》，今天读来也许会有与往不同的感受。所谓的“卑鄙者的通行证”与“高尚者的墓志铭”几乎是给别人或给自己设计的帽流亡20年：北岛的回国之路（组图）子，而且这两顶帽子无论戴在谁的头上都不一定特别准确和牢固。
　　“通行证”与“墓志铭”的期限都像某一首诗的寿命一样可疑，北岛的诗歌也不例外。人的多面性与嬗变性不仅让别人防不胜防，也经常让自己防不胜防。但是北岛的那番固执如他的诗歌一般令人防不胜防，因为他一直坚持着实践自己的名言，比如他和芒克等人始于七十年代末创办的自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第一份非官方文学刊物《今天》，竟然存活到今天。1989年4月，北岛离开中国，相继在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美国等国家居住，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今天》自1980年12月再次被禁之后，随着北岛旅居国外，1990年春天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复刊，先后又搬到斯德哥尔摩、纽约、洛杉矶，香港。
　　2011年8月，北岛以嘉宾身份应邀参加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这是北岛离开大陆20余年后，首次回国参加官方的公开活动，也是他第二次被获准返回大陆，上一次回国是2001年为父亲奔丧。第三届青海国际诗歌节由青海省政府主办，中共青海省省委书记强卫亲自出席剪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致辞，北岛作了题为《翻译与母语》的演讲。今年已经63岁的北岛曾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2009年，英国立博公司事先开出诺贝尔文学奖赌盘，北岛排名第28位，赔率50∕1。尽管如此，北岛仍然被认为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中国诗人。
　　北岛在接受马铃薯兄弟访谈的时候曾经强调，“诗歌不是哲学论文，诗歌表达的正是那种说不清的东西。”“说不清的东西”可能让人赏心悦目，可能令你血脉喷张，但是缺少培训价值。有舆论称北岛的诗歌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精神走向，这种企图美化北岛及其诗歌的说法犹有言过其实之嫌。诗歌的能动作用微乎其微，那些“高尚“的信仰与信任的双重危机损毁了理想主义庄园之后，诗歌成了诗人只能用于自娱和自慰的私人工具，以及评论家的寄生之处。北岛写于八十年代的《青年诗人的肖像》，把青年诗人刻划成发育不良的烂鱼，“生下来就老了，”对于喜欢做结论讲道理的北岛来说，但愿他相信自己指的是个别现象，因为无论以前还是现在，诗人走在路上也是行人，钻进被窝也是俗人，并像常人那样品貌形形色色、言行形形色色，但却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日夜穿行在长长的句子和胡同里，和一瘸一拐地出入路边的小树林。也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改不掉把自己的名字写到“公共厕所的墙上”的嗜好。诗人一旦局限或习惯于某种机械运动，就会对错觉信以为真，明明走进了死胡同，却又不肯回头，在小树林里迷路了不肯呼救。流亡20年：北岛的回国之路（组图）
　　北岛也不例外。身为诗人，北岛能这么持久地引起诗界内外的关注成为新闻人物，这是诗人的奇迹。不可否认，北岛被准许回国，给人一种眼睛一亮的感觉。”四川大学有个名叫芦凯跃的在读女生，婉转得到了北岛的亲笔签名，让她如获至宝，北岛甚至为她题写了自己的一句诗“一切语言都是重复。”课余她也写诗，北岛是她心中的偶像，她尤其喜欢北岛以前的诗，比如《写给遇罗克》等等。她觉得北岛所处的时代需要他那样的启蒙和反思历史的代表。不久前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的一个不写诗的男生齐岳，也通过能接触上北岛的人得到了北岛的签名。北岛的作品他虽然读的不多，但这并不影响他崇拜北岛。
　　2009年11月12日，国内诗歌界把目前国内奖金最高的“中坤国际诗歌奖”A奖（奖金8万）授予给了北岛，他的夫人甘琦代为领奖，并代他宣读了北岛的获奖感言《缺席与在场》。北岛在“缺席演讲”中声称“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因此被臧棣抓住把柄。
　　关于北岛针对汉语诗歌“与世界无关”的论调，臧棣质问北岛：“谁的世界？谁负责坚定这个世界和谁有关，和谁没关？北岛，这个负责坚定世界和谁有关的人真的就是你吗？”
　　关于“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臧棣直言不讳：“北岛，你扪心自问，你这些年来安安静静地读过几本国内当代诗人的作品呢？……因为即使按你指定的这个主题范围，国内的当代诗歌涉及‘人类的苦难经验’的
诗歌，也太多了。”
　　北岛对国内当代诗人犹有成见，例如2002年9月，在拍林文化宫举办的中国文学节上，北岛认为中国年轻一代的诗人“写的都是叙事性，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其实在中国大陆，诗歌的表现形式与存在形式的多样化，正如洪水猛兽生动于一年四季的每个时段，各处的诗歌活动与诗歌园地举不胜举，虽然瓦砾成堆，亦有玉石熟视可睹。北岛对此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全盘否定当之有愧，臧棣指责北岛“把他个人在诗歌写作上遇到的危机，夸大成国内的诗人的共同的危机。”尽管如此，北岛在国内仍然受到善待与宽容，2011年的大陆之行，据说就是吉狄马加做出种种努力的结果。而且在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国内诗人不失对北岛的平和与热情。
　　诗江湖曾盛传过一个名为“百晓生”制造的《光宣诗坛点将录》的“诗坛英雄座次排行榜”。在一百单八将中，北岛位列第二，为“世外高人榜”副榜3人之首（仅居“世外高人榜”正榜太尉洪信/食指之后），名号托塔天王晁盖/北岛（诗人），获奖理由为“北岛少年风流，乃当年江湖第一大帮‘朦胧派’领袖，中年才尽。”被人断言“中年才尽”以及列为中国诗人中的二流诗人、世界诗人中的三流诗人的风云人物北岛，乃是中国当代诗坛的一道拉链，无论拉上还是拉开，难免让人充满想象和猜测。
                                                                          2012.04.10.卧夫制造　

夏花

北岛：七十年代是黑暗的岁月 却埋下精神的种子http://culture.ifeng.com/a/20150806/44362648_0.shtml文|廖伟棠 编辑|岳淙 摄影|刘云志

北岛在人生的前几十年一直被寄予旗手的位置，

压力和误读都同样的大，

而最近10年得以默默整理自身。

“远离故乡是忠于大地的保证”，不熟悉北岛先生的人，不能明白当中的吊诡逻辑。2007年，谁也没想到57岁的北岛会在香港留下，北岛自己也没想到。但这又像是理所当然的，这位具有最高国际知名度的中国诗人，注定会在香港：这个汉语与英语的夹缝中倔强生长的小岛找到自己着力的基点。

然后也像是天注定，60岁前后的北岛，在香港迎来两件大事，一是他创办了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两年一度，成为香港，乃至中国最重大的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二就是一场大病，祸福相倚，给予他下半生新的可能性。

“六十而耳顺”

在一生的黄昏时分

你听到晨光低语的密谋

-在长诗《歧路行》的第八章结尾，北岛写道。“耳顺”，以世俗意义来说，北岛在南国小岛上与内地的纷扰很好地保持了距离，风言风语的流传对他几无侵蚀，连愤怒都不必，有时年轻诗人或记者和他见面，传达一些内地诗坛油盐酱醋的八卦，北岛均一笑置之。

以更深层的意义来说，“耳顺”乃“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朱熹注《论语》），北岛在人生的前几十年一直被寄予旗手的位置，马首是瞻，压力和误读都同样的大，而最近10年得以默默整理自身，自传式散文《城门开》与长诗《歧路行》成了他最大的收获，两者均远离所谓的书写热点，执著于挖掘与反思。加上编著《七十年代》、《暴风雨的记忆》、《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散文》，也是对其同代人及未来的一种整理，功泽其后。时代的声音回响在他耳际，但以自然的方式通达其身，“不思而得”，亦北岛之福。

一场大病成为北岛的转折点。3年前北岛中风入院，但我记得，北岛从未屈服于这场病，从医院出来没几天，他就打电话给我，困难但是努力去说话，丝毫不像一个刚刚中风了的人。

北岛说中风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那一瞬间，我束手无策，由医生决定命运。”最大障碍是语言。病后两个月左右，香港言语治疗专家对他摇摇头说，他的语言能力只有50%，不会有根本性变化。“那我只好送比萨打发日子啦。但我不信所谓科学的判断。可以说，这是我对命运的又一次抗争，也有对命运好奇的成分。”北岛说。

病后北岛开始画画，寻找另一种语言，越画越迷，他想，哪怕完全失语，还可以成为一个像样的画家吧。“感谢这场大病，为我打开又一片天地，让我余生多了个陪伴。当然，写作是我的本行，首先得面对语言的挑战。”

北岛说，西医没辙了，幸好有中医。从香港到内地，周游南北，拜访名医-5位大夫5个城市。“好像命运安排的一次传统文化旅行，给我的生命补课。中医让我敬畏，又让我贴近。它的神秘有如诗歌。人生的祸福，哪里说得清。”3年后，北岛的语言能力基本恢复，重新开始写作了。

作为诗人，我们最担心的始终是写作，其实追溯这场大病的缘由，除了策划统筹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操劳-我记得头两届，北岛都是累到病倒，写作长诗的巨大精神消耗，我猜才是最关键的。长诗《歧路行》的篇幅和主题，都是对诗人的沉重压力，每一个字都是饱蘸心血而为。中风后，医生告诫暂不能从事剧烈的精神活动，北岛当然得遵从。

而作为读者，我仍然自私地关心中断的诗，《歧路行》还打算写下去吗？这组诗里念兹在兹的依然是中国当代史一些重大时刻的反思，这里进行反思的北岛，与30多年前用“我不相信”进行拒绝的北岛，改变了多少？

北岛说他之前并没写过真正意义的长诗，到香港后，渐渐从多年动荡中沉静下来，常有想写的冲动，想弄明白过往的一切意味什么的冲动，在朋友激励下，他开始试着写《歧路行》。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漂泊的个人命运，或平行或交织，成为他新作的推动力。两年写了10章，大约500行。中风突发，写作被中断-也许是长途歇脚，拉开距离，好重新调整自己吧。里尔克的长诗《杜伊诺哀歌》始写于1912年，只写了两三首，搁笔10年，直到1922年2月，“好像一夜间猛醒，随即在一个月内完稿。里尔克需要等待。我也需要等待，如果有足够幸运的话。”

取名《歧路行》用意何在？北岛没有回答，可以联想的典故，应该是“杨朱泣歧路”-杨朱是思想家，断不是因为亡羊而泣，而是因为亡羊的邻人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是因为杨朱知道了大路“可以南，可以北”。现在完成的10章诗篇，越往后越见自由，想是北岛以诗人之力对那陷入纷纭歧路的现实的超越。

我们视为歧路的，也许在别人眼里正是盛世。对于诗人，本来就没有什么盛衰出处的困扰，虽然说江山不幸诗家幸。除了诗，诗人还有更多介入民族文化的方式，世间并非只有诗与政治两种选项。曾经的文艺复兴雄心，经历这些年的现实碰撞是否有所改变？在目前中国，民间自我追求的文艺复兴怎样与官方的形象工程进行区分？由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有了如下的问答：



人物PORTRAIT=P

北岛=B

B：盛世不盛世，我不在乎。我是个悲观者，三千年的历史又有多少改变呢？我关注的是文学文化，那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法国作家司汤达说过，时间会让作家和政客互换位置，一百年后谁会记住他们的名字吗？（大意）我厌倦了“文艺复兴”这个说法，成了陈词滥调，我也不在乎民间或官方的说法。重要的是知行合一，和真正的同道互相砥砺，在新的文学变革中推波助澜，路在脚下。

P：你的《城门开》和主编的《七十年代》等书，都涉及“文革”中的青春，你又如何看待近年红卫兵一代的忏悔？作为游离于同龄人热衷的政治运动的自由人，你从那个年代继承到的最大财富是什么？

B：除了《七十年代》和《城门开》，还有《暴风雨的记忆》，我编选的“文革”书越来越多，越来越“糊涂”，几乎迷失了方向。关于“文革”的历史，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坐标，很难做出简单的结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留下见证人和历史细节，以供未来的人们辨认脉络、延展和走向。两百多年前的法国革命，甚至到今天还在争论。所谓历史，没有最终的结论。红卫兵一代是广义的概念，包括我自己，参与者都应该反省这段历史。如果真有这么一个“结论”的话，我认为，首先来自“文革”的语言暴力，它留下的潜伏的线索，多年后借助新媒体或自媒体，在深深的伤口处爆发，释放妖魔。作为父辈，我们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毫无疑问，历史还有另一面，七十年代正好是黑暗的岁月，却埋下精神的种子，所谓的正能量，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这一点让人感到欣慰。

P：《今天》杂志，正是这颗种子生长出来的奇树，它不雄伟高大，却一直生命力充沛，并且容纳各种过路的飞鸟。《今天》一直在转变中，而你对它的期待有什么改变？你觉得在目前中国传媒的众声喧哗之中，《今天》扮演着怎么不可取代的角色？

B：谈到传媒的众声喧哗，我深感担忧。这个新时代已经到来，铺天盖地，席卷全球。要说只不过刚开始，谁也看不到天边，从新人类到新新人类，看来连造物主也无可奈何。关于《今天》，自从1990年5月在奥斯陆复刊，25年过去了。今年5月，我在挪威文学节演讲的主题是《今天的寓言》，试图在一个国际场景中，超越后冷战思维，谈一个复杂的故事。我说过，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面对年轻的读者，我希望他们看到另一种全球化的可能，这也是《今天》杂志的努力所在。在四分之一世纪的进程中，特别是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以商业化为主导的全球化席卷而来，我和同行们也傻了眼，几十年经验几乎失效，《今天》的“身份”成了疑问。幸好穿越黑暗的隧道，找到出路。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对抗中，《今天》找到新的动力。从创刊到复刊，《今天》走过曲折的路，我当年还是小伙子，如今已到暮年。所幸《今天》团队加入了年轻的同行，增添了新的血液，不断壮大，前赴后继。如果说《今天》的意义，坦率地说，就是先锋文学的桅杆，哪怕众声喧哗，哪怕浮华或沉沦。

P：你的“古老的敌意”演讲，其后引起不少人的反对或误读，尤其里面关于“粉丝”文化的部分。演讲中也提到权力和资本对诗人的腐蚀，现在过去几年了，这一切似乎变本加厉，诗歌的生存状况是否更加严峻？对付这种敌意，诗人除了自爱还能怎么样抵抗？

B：四年前在香港书展讲到“古老的敌意”，现在看，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值得警醒。对所谓“粉丝”现象，我依然强调每个人独立自主。其实，中国古代哲人早就说过，万变不离其宗。在转瞬即逝的各种病态幻象中，什么才是我们人类的根。诗歌就属于根，一路排除虚假的纷扰，打捞人类可贵的直觉经验，葆有诚实和天真。和树冠相比，根在地下，更大更深。

近10年，内地晚辈诗人对北岛往往持两种极端态度，要么视为先知，要么仍执着于“PASS北岛”，然而，从我们的对答之间，可以看出这些“过度阐释”对于北岛来说其实是“无所违逆”。年轻的他，曾被唤作“老木头”，现在可以看出这木头其实是一个老树桩，上面长满了青苔，也长满密密麻麻的年轮，所以他才有资格谈论“根”，我衷心希望诗歌之根继续给木头以滋养，即便周遭的森林已经面目全非，让他依然保存着30年前的鸟鸣清越。“当暮色在描绘历史，你是唯一的听众……你听到晨光低语的密谋”（《歧路行》）-这未尝不是一个诗人真正的幸福。

（实习生孙穆田对此文亦有贡献）





你听过的最好的人生建议是什么？

七十年代初，我有这么一句格言“生活如此，命运如此”，记不住是谁说的了，很多年，对我来说，在关键时刻牢记在心里。生活和命运之间构成奇妙的转化，交汇在一起。是的，生活如此，命运如此。

你最怀念哪个年代？

还是七十年代。如果按颜色分类的话-红与黑的颜色，那是黑暗的背景中激荡的青春血液。我至今依然感到疼痛与狂喜。

你最希望看到这个世界/国家的一点改变？

从作家的角度来说，文学的变革，是改变过去、此刻与未来的所有大门的钥匙。

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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