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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樊子近几年诗歌作品的现代杂技魅力与魔术玄妙
雷文/文
第二次读樊子诗集《怀孕的纸》期间，一天中午偶然看见电视中董卿和刘谦两人在谈论现代杂技与魔术的不同性与相同性。突然联想到阅读樊子的诗歌带给我内心的莫名的触动，似乎又一时找不到合适又具体的东西来说出这种感觉，恰巧两人的那一段对话让我得到启示：觉得樊子近几年的诗歌作品，就有现代杂技与魔术两种艺术效果。所以，我以下文字并不是对樊子诗歌文本的某种命名，而是借用艺术的相通性，在对他的作品阅读时，打开一条属于我自己的通道。
首先我们看现代杂技，主要指演员靠自己身体技巧完成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表演者每一个技巧都毫无遗漏地呈现给观众，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整个过程都让人激动和心颤。魔术则不一样，表演者在一个作品中极力地掩饰某些细节，甚至故意将视觉引向歧途，只在为观众制造最后意想不到的惊奇与离场后的回味感。现代杂技的精彩符合诗人在心情压抑时的宣泄或者一吐为快；而魔术的玄妙，又很契合诗的含蓄与言外之意。这两种表演的共同特点就是：艺术家们平时的苦练观众是看不到的，两种表演艺术隐藏于台下的付出，又恰似一个诗人平时的阅读、生活积累和作品创作过程。
樊子的诗集《怀孕的纸》中具有现代杂技魅力的一部分作品，其独特的叙事技巧，区别于众多诗人在某个点，某个生活情节创造的小意境。樊子擅长将整首作品形成一个大的象征，尽可能集约与主线相关的意象，形成了宏大的空间效果，有纵向深度，也有横向发展，其表达的东西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使读者在欣赏中欲罢不能。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线索，甚至看到逻辑，看到经验与情感的自然融汇。脱离了生活肤浅的翻版，又不是云里雾里的卖弄，读者可见可感，形而上的方面又恰到好处。樊子的这类诗歌，验证了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的一句话：“今人论诗，动言贵厚而贱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选用樊子的诗歌《毒》更能说明这种“妙”带来的阅读愉悦感。“你看一群人的眼睛、额头/和走路的姿势/才明白/骗子、小丑和刽子手/都不是怒目而行的/我也如此。”这一段樊子确立了以“我”和“骗子、小丑和刽子手”的对比关系，就像杂技的表演者及道具出场。第二段：“从仪表上无法做出判断/请不要从内脏着手了/骗子的心房里有炊烟和麦地/小丑的肝脏里也未必没有狭义的烈酒”。虽为想象（虚），但却是继续着一种现实中可信的，符合常理的叙述。“我一样/有眼睛、额头、心和肝脏/和他们走在一条道上的时候/四周还沒有灾难/我隐藏他们的想法，不去暴露他们的野心//”还是一种自我剖析与揭示，代表了作为有七情六欲个人的本真，在利益不冲突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是善良的。“我和这群人一起走下去/走在一个年代里/走在同一条路上/脚迹重复着/影子重叠着/偶尔骗子一个趔趄/小丑会忙去扶起/偶尔我一个趔趄/骗子、小丑和刽子手会争相扶起我”。这最后一段，似乎还有小说、戏剧的冲突核心。在这首《毒》里，樊子传达给我们的是：过去诗人们将褒义类的事物用好的语言去歌颂、赞美；与之相反的则用贬义的语言或意象去丑化和批判，这种两极的写法由来已久，也无什么佳作可以让人产生阅读的兴奋感。樊子却将“我”与“骗子”“小丑”和“刽子手”放在同一时代，同一生活圈，看起来就是一种悖谬，但在人性上又并行不悖，这就是人性之美，同时引发读者深思在同一时代中这些骗子、小丑和刽子手是如何有了身份标签。对待人与事物，不能只看表面，引发更多的人回到人之初，回到本质，寻找根源，在一分为二的情况之下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与时代可能留给人们的伤害。
在诗集《怀孕的纸》中，排在第二首的《赶考记》，更有杂技的外露的艺术效果。这种有线索且带有叙事性的诗歌创作，很容易滑向一种完全分行的写实，也就是诗意的减弱，许多诗人对这种有情节的叙事写法很禁忌，但樊子不是“明知故犯”，他思想的深邃与驾驭语言的能力，在创作中达到了举重若轻，还给了诗歌叙事一种新的生命。正是这种有明显的抒情成分的诗歌，曾引起当代诗人对抒情的质疑与抵制，也造成了读者的阅读厌倦感。任何事物都会在低谷中蕴藏着一种变革与创新，像樊子一样智性的诗人都在深思与实践，以达到理论工作者们提出的“恢复当代诗歌的抒情尊严。”（李海英语）。
《赶考记》中的“赶考”一词，今天本不常用，赶考也是过去青年对自身命运的一种改变和颠覆，那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一次人生壮举。诗人，其实往往是词语生命的延续者，也是最能让词与词结合后产生一种新的美感的创造者。在分行的形式处理上，樊子也是很讲究。一般来讲，诗整体的形式、断句、排列也是一种美感。为什么这首将“偷来羔羊”“嚎啕大哭”“要上厕所”单独一行呢？樊子依照情感的递进，是自然停顿，更是一种强调。《赶考记》用词大众化，信手拈来，每一行，都让人心弦紧绷，就像观看一个杂技演员登上十多层椅子的过程，表演者每一个表情，甚至汗水、血管的膨胀都清晰可见。“一条羊肠小道弯曲又弯曲，靠近铁轨的方向，也就是/油菜花褪色的五月，在广场之外/我们什么时间学会了三五成群，露宿野岭，从村落里/偷来羔羊/三刀剁下，羊血没有四溅，学贼不行，我们斯文扫地，/嚎啕大哭”。这里有地点，有时间，有人物，有赶考前青春期的理想、仿徨、甚至出格之举。“学贼不行”既符合乡村青年的善良本性，又符合青春叛逆的心理。“你爬过最高的山肯定不是泰山，去过最长的河流自然不是黄河/仅仅就这些真实了，不要去谎称自己的身份和来历/我们要不不学人模狗样，我们要不随无数条羊肠小道/弯曲再弯曲，索性不上京城了”这三行就像一个杂技表演者在某次有惊无险的停顿后，观众看到沉稳与镇定，同时又是诗中情节的一个转折。下面就是要从把不遗余力的赶考，当成一种包袱卸下，重新回到自己的故土。“中途在一个叫安徽的地方停下来睡一个好觉。/再从村落窃来公鸡，放在山头的苦楝树上/一早，雄鸡会喊醒河南、江苏、湖北、江西、浙江/和山东，闹得它们要早起/要上厕所/要洗昨夜的内裤。”“安徽”是个特定的地域，用“雄鸡”喊醒毗邻的几个省，仍然表现出人生青春的活力，诗里的“上厕所”和“洗内裤”，一般诗人很少直接使用，但在这里，成为一种生命繁衍生息的象征。
回头来看这首诗的题目《赶考记》，对于“赶考”演变到今天的“高考”，其实是一个时间的流向，更是历史一种纵的发展，也是对“赶考”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词或事件的意义重提与唤醒。我甚至认：一个智慧的诗人可以唤醒沉睡的词语，而一大批愚钝的诗人的同质化写作，也会让一个词语在阅读者中麻木，并逐渐成为没有生命的僵尸。
在一个公开场合，樊子曾质疑有些诗人的作品第一段可和第二段互换，有的行与行可互换，有的删掉两行也无所谓。他自己的作品，在结构上榫卯相连，十分严谨。在表现手法上，很少使用明喻，像上述两首作品，他不随意切断主线，尽可能保持一棵树向上的挺拔。比如《骄傲万岁》《歧途》《障碍》《十一天》《绿皮火车》等也是一样扣人心弦。樊子曾撰文讲诗歌写作的“语言层面”“文法层面”“辞格层面”，从他微信公众号的一些文章与作品便可以明显看出他知识的储备既有古代的传承，又有现在的创新，也有西方的影子。虽然他诘问质疑，但在作品的表达上又从不武断，真正做到了“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王国维《人间词话》语）。
诗集《怀孕的纸》中，樊子的另一部分作品又象一场场魔术表演，极力地将一些细节断裂隐藏，我看不到《赶考记》等作品一直外露的精彩。阅读时，像在魔术表演现场，屏住呼吸，跟着他虚实交替的呈现，甚至思想开点小差，动用自己的积淀去填补一些一时无法解开的神秘。
我细读《一个人的广场》发现：这首作品前两段，如魔术表演者时为引人入胜，开始故意让几种人出场，樊子只在后一段，道出一个精彩的主题，让人意想不到，就如魔术的表演过程中，需要将一些细节在数万观众的眼睛下做到万无一失。“一个人的广场走来很多人，那些/孩子成为喧嚣和尘埃/我不惊秫。年迈的老者向一尊塑像/鞠躬、献花/如果他们视力再减弱，动作再次变得迟缓/最后，孩子也习惯地向每一尊塑像鞠躬，我会/把自己的广场清空。//清空后，我接着会搬运来更多的泥土和花岗岩/我对雕塑师说：伙计，动作快些/当孩子成为喧嚣和尘埃/当年迈者需要鞠躬过完一生。”在这两段中，孩子的天真无邪，老人在经历沧桑之后的忏悔与反璞归真，都不会对一个社会中坚群体构成威胁，所以，“我”所做的事，所有用以塑造自己的手段，都在一边是天真的群体，另一边是年迈的群体中完成。在这首不长的诗中，樊子还对孩子与老者两个特定群体进行了语言的重复处理，可以看出世俗人的良心发现，也为下面铺设了一个通道。第三段第一行“一个人的广场，我辩白、自大，然后，我佯装深沉：”，是一个明显的交待，如魔术表演中的故意的引诱，但恰巧是这个明显的动作，麻痹了读者，因为根据前两段，我们会认为这一定就是个人的彻底反思，但最后却反问，主题引向了整个大众对个人行为的反省。“芸芸众生啊/孩童和老者之外，你们都干的是什么营生？”
与《毒》和《赶考记》之类的诗相比，这首《一个人的广场》，显然不像杂技的表演，读者一览到底，更多需要从文字与生活经验的重叠来获得享受。有趣的是，我看到：尽管魔术表演者在完成一个作品时，观众不可能看到整个过程，但表演者自己却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甚至不能有一点疏忽。这如果说成诗歌写作中的省略，也就是成型作品后的跳跃，反而增大了作品的空间。这并不代表诗人的天马行空，虽然有间隔，但内在的联系依然紧密。这种跳跃产生的空间，有如绘画中的留白，疏密有度，层次分明。有时，楷书的工整规范，干净利落，的确可以给人一种通达之感，但草书省略部分笔画，又常给人以飘逸、酒脱、超然的愉悦。艺术是相通的，由此再转到樊子诗歌的魔术的玄妙上来，也可试想一下，把这个主题按小孩是纯洁的，老人也在最后归童心，而我正代着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现实社会中的基石，而我们所做的，是否公平与正义？这么明显地写，那俨然就成了一种说教。大凡有个性的诗人，都有区别于他人的语言系统，个性越独特，辨识度也就越明显。
樊子诗人衷情于“广场”这个载体来表现自己的思想，除了上面这首《一个人的广场》外，还有《广场》以及并未选入诗集《怀孕的纸》的《百脚虫》等。鄢冬曾说“城市文明的尴尬阵地”就是“广场”。像这种可以延伸出多重意义的词，没有很厚实的积淀，没有个人精神与思想的高度，是很难把握的。樊子在写作时，擅长借用这种大意象，来融入个人的悲欢，这种符合情理又不泛滥个人情感的表达，其实也就是个人对生活探寻的深度，最后促成了作品的宽度与厚度。樊子的诗歌作品，特别是《怀孕的纸》中的短诗，其玄妙之处还在于把对比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多是在前半部铺排了一个场景，引读者入局，我常常会以为他会照此表达下去，但他往往在结束时，却在心灵形成了另一种冲击力。
短诗《祖国》：“足够辽阔了，在这片土地上我已跪下很久了/我有骄傲的时候，会用刀子划破膝盖，我不知道什么叫疼痛/偶有发自内心的崇高/祖国，你有弯路和坎坷/在我站立的尊严中，你应该也有胆怯与羞耻”。我曾在多个场合给朋友们推荐这首作品，因为面对这个题目，一般诗人都无从写起。樊子的这首《祖国》，无疑是创造了阅读上的新鲜感。这也看出诗人最本真的一面，表达了一种真正的爱。用樊子诗歌《光泽》中的句子，来解释他的内心与写作行为，也许更为合适：“要坦诚/要像一尘不染的孩子对母亲说话的样子/我生怕我满口假话，那些猛兽和洪水会撬开我的牙齿。”还有作品《怀孕的纸》《月亮》《悲歌（一）》都具有一种出乎意料的艺术效果。
写到这里，想到诗人多多的一句话：“诗歌的本意是自由和开阔，每写一首诗都是定义一首诗，但没有终极性的对诗歌的定义。”这又好像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表面上，诗人都接受来自另一方的褒扬，但私底下都遵循诗道，在创作的路上不断登高去梯，到岸舍筏，不断否定自己。正是这样，诗才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而作为读者，也有其阅读的贪心，总期望每天都与好诗相遇。结合上述我列举的作品，还有最近樊子在“最后的诗篇”公众号中发出的《它》《尚未涉足的领域》等，他的诗歌作品有一种出乎自然、率意天成、形有限而意无边的感觉，同时拓展了叙述限制“意”的发展空间。而另一方面，他又在感性思维下，魔术般地建立起了自己区别于其他诗人的语言界限。
关于樊子的诗集《怀孕的纸》以及近期一些作品，由于他创新后的陌生，特别是一些具有开阔空间，蕴含复杂美的作品，对我阅读也是一个挑战，在文明具有延续性和高语境的中国，任何新的诗的文本产生，都会有隔膜与误读，甚至根本没有读懂。不过，像观看魔术一样，我陶醉于被魔术师欺骗后的那种心甘情愿与欣喜，其余的，并不是那么重要。正如希尼所讲的：“诗歌与其说是一条小径不如说是一个门槛，让人不断接近又不断离开，在这个门槛上读者和作者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体会同时被传唤和释放的经验。”
2016年12月28日初稿
2017年4月3日修改
2017年4月19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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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21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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