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流俗成为风尚：在不断寻求新的刺激中
沦丧与狂欢
——从余秀华现象看市井文学、快餐文学、世俗文学等畅销书传统
及当代文化操盘系统
刚刚看到网络爆料有关当红诗人余秀华离婚事件的采访录，并不奇怪，也不吃惊。余秀华在一夜成名之后仅仅一年的时间里，终于底气十足了，有了硬通货，可以用稿费买楼盘换得离婚证，也算是出尽风头了。让我感到不同寻常的是访谈录里写到的余秀华家的住宅在拆迁运动的一片废墟瓦砾中完好无损一枝独秀。看来余秀华还能再热一阵子。连政府都不敢动她，还要保护她！其实这里有一个目的是明摆着的——当地政府想把“余府”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或文化地标来包装打造，就像当年四川的“李宇春旧居”一样。我真是佩服那些别出心裁或顺水推舟的人，更佩服中国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闹剧。那些人不就是想把余当成文化名人甚至历史名人来推崇来作秀?
快二十年了吧，中国诗坛又迎来了一个诗人的盛典和狂欢！但仅仅是一个！
不就写了些破诗吗？我再一次对时代的偏爱和偏食无语……
余秀华的成名并非偶然，无非两个因素：其一是迎合时俗，而且适逢其时；其二是时代总是在不断地寻求新的刺激，它似乎需要一场又一场的感官盛宴和狂欢（以代替它早已缺失的精神信仰和纬度）才不至于疲软，余秀华的诗恰好满足了它的消费需要！余秀华的诗最得力于她的个人气场的语言狂欢——某种独一无二的狂欢，这种狂欢就是嗜痂成癖，这也是这个时代已经常态化的不良心态！
余秀华之所以如此轰动，正是因为她诗的“破”！我所说的“破”并不是说她的诗写的很糟糕，相反正是因为一种歪打正着的“好”！不破不立。余秀华不仅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也是一个敢想敢说(写）的人。敢爱敢恨而没有条件，所以只有到今天“功成名就”了才敢理直气壮地提出离婚并跟法院和民政局的官员辩驳。敢想敢写就没有什么大不了了，现在是言论自由的天下，是话语开放的天下，也是女人行时的天下，有什么不敢想不敢写？她的被公众厚爱或偏爱，不是她比别人想得多，想得怪，而又比普通人写得“好”，写得妙，所以她就得道了！但她的好与妙主要就在于她的破，不仅是诗破，人也破（不妨将她摇摇晃晃的跛看成“破”），生活也破。诗的破不足以耸人听闻，而一个破人写了十几年破诗，这就可能骇人听闻了，所以她不成名才怪！
很多余秀华的粉丝们还以为自己是在欣赏和崇拜她的不苟时俗吧？她的诗里有很多非常出格的句子，似乎显得不合时宜。其实这个世界最流行和看好的时尚正是将非常态当常态的美学——“暴力美学”和“审丑美学”，如果给余秀华的诗歌写作一个诗歌伦理学方面的定性，就是另一种媚俗！当下很多写作者都有这种倾向，包括我自己有时也不能免“俗”。本来这是一个明智的写作者所应该警惕的，因为它往往引领他（她）走进误区。也许她早就知道这个时代有怪癖，所以越发嗜痂成癖！
在这个年代，一个民间写作者，要获得成功（所谓成功就是社会认可、名利双收吧),至少需要满足以下三项条件的一项，否则没门：一、政治正确，被体制认可。不过一般也得在达到第二项的基本标准的前提下。二、修辞正确即技艺正确（注意：是“正确”不是高明或高超），这项必须经过专业人士的检阅（不过有时也会有非专业人士参与，你懂的）。以上两项都属于小众评价体系，但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真正掌握话语权的人员。三、习俗正确或风尚正确，即能得到流行文化的认可，这是一种属于大众文化的评价体系，认可度越高，作品就越有市场，但并不说明作品的质量一定就高。大众标准很多时候跟小众标准是不一样的。但网络时代以来，大众评价体系越来越对小众评价体系形成消解的状态，有时连小众评价体系也不得不让步，或者为之蛊惑，乃至出现媾和的情况。不过这里的大众有时很可能也是“大群的小众”，仅仅是某个群体或阶层——比如，大众可能是业余读书界，可能是在校的学生，可能是一个庞大而分散的低层次阅读系统（指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读书群）。
余秀华的诗歌在这三项评价体系里似乎都显示了“不俗”的力量，但给她作有力推手的应该还是前两项：体制文学编辑和评论家——也即是小众评价体系。诗刊编辑刘年显然注意到了余秀华诗歌中那种痛苦而蓬勃的生命力，他的点评非常到位，没有任何夸饰性的句子。而留美女学者沈睿则完全是出于一个女权主义鼓吹者的角度对余秀华大肆吹捧，正是余的诗歌里面有太多的女权主义意识，而不仅仅是女性意识。但沈睿为什么要将余秀华吹成“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先别提余秀华根本不知道谁是迪金森，两人的诗风诗味也迥异其趣，狄的安静，余的喧哗是两种大相径庭的诗路。如果说两人有什么相似之处，也就是都长期住在乡间，但两人的生活背景、生活情趣、生活观念乃至价值观显然不一样。把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硬拼在一起，无非就是增加“亮点”，更便于炒作！所以余秀华真的非常幸运，要好好感谢这两位伯乐。
余秀华的一夜成名，当然离不开另一个重要推手，那就是这个年代特有但已普及的媒介——网络！包括那两位“伯乐”的推介，如果不是通过公众号和博客的平台，也不会有这样神奇和神速的效果。至于余秀华的诗在两天之内就卖出一万多册，更得力于网络的传播效应。
差不多二十几年了吧，中国没有一个诗人能够像余秀华这样轰动全国。这次不仅仅是诗歌界，甚至有很多从未读过诗的人也来看热闹了。这说明什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或力量让余秀华如此被看好？真的完全是因为她的诗写的好？或者因为她的另类标签？
我一开头就觉得诗刊编辑的推介里是有意让人们特别来关注这个诗人标签——脑瘫、农民、女、诗人。尽管他的初衷是良好的，友善的，而且他对她的诗的看重可能超过了她的社会学身份和医学生理学身份，但我仍然觉得这样有炒作之嫌。我觉得最应该质疑的就是“脑瘫”这个标签。余秀华这种情形在医学上算不算脑瘫，脑瘫者还可以从事脑力劳动吗？我对医学是外行，但我觉得余秀华的大脑肯定现在不会处于“瘫痪”状态，不然怎么写诗？她顶多只能定位为“脑瘫后遗症神经性肢体残疾”者，而不是“脑瘫症”患者！当然即便这样也很不容易，也是非常值得同情的，写诗几十年如一日，也是值得尊敬的。但丁是丁卯是卯，为什么不弄清楚这一点？连余秀华本人似乎都不好意思了？据说她现在总提醒大家要注意她的诗人身份，而不要注意她的标签。当初是谁将自我介绍递上去的？是谁特别注明“我是脑瘫”？！余秀华还说自己不想做诗人呢，现在还想吗？中国人就是这样，自欺欺人！
再来看看余秀华的诗。
平心而论，余秋华的诗确实有她的好处和妙处。有人说她唠叨，但她经常唠叨得妙。比如《南风》、《阳光肆意的窗口》、《附加题》等。
余秀华的诗最突出的东西其实是气势，或者是架势。尤其是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更有石破天惊的架势。直接、粗粝、随意，还善于绑架一些似乎不相关的事物来充当她诗味的奴仆。不过起承转合还非常老到，懂得适可而止。她的技巧也已经成熟了，而且有点自鸣得意情不自禁的样子。但她的技巧和诗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读一两首就不必再读她其他的诗；读一大堆也就是在读一首诗，几乎千篇一律。她的诗给人的是一种有点异样和突兀但很快就明白过来的感觉，没有耐人寻味之处。她的诗喜欢停留在物质、肉欲、感官刺激的层面上，尽管不时给人以痛楚、焦灼、不安、警醒的感觉，但最后还是感觉，而不是境界！她的诗最醒目的标志是个人气场，而缺乏诗歌本质上的精神修为。外行人初看她的诗觉得很好，特别是她诗中关于自己生活的叙写让人同情，悲哀的是她本人太想以此博得别人的同情。因此她甚至陶醉于她自以为很独特的虚张声势之中。整体来看，她的诗就像诗体生活日记，多半仍局限于一己悲欢的个人生活史或心灵史，而并没有更深的触碰社会心灵和诗歌精神，没有更多的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哲学、语义学等层面的波普性折射。即使是这一首现在已经传遍大江南北耳熟能详的名诗，也不过是假模假式、装腔作势。尽管写得地动山摇，有如当下屌丝们吐槽的“车震”，有点像那首有名的汉代民歌的现代版。所不同的是：前者是爱情的绝唱，而后者则是性爱的进行曲。（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不衰歇/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振振夏雨雪/乃敢与君绝）至于她为什么硬要绑架上那些民工、上访者、流窜犯、难民什么的来围观这场轰轰烈烈的“车震”，显然是诗歌写手的惯用伎俩，不值得大惊小怪，且这里很有哗众取宠的嫌疑。而屌丝们正是因为这个而变成了她的忠实粉丝，纷纷出来点赞！
2016.3.19.-
余秀华诗歌的源头是海子，且明显有模仿海子的痕迹。我甚至可以肯定，她最初接触和读到最多的诗人就是海子。但余秀华的诗显然是对海子的严重误读。余秀华只在语感、语词和场景方面保留一点海子的味道，而没有继承海子诗歌的优秀元素——伟大的悲悯。自海子弃世以后，中国有多少诗写者贻误在海子的诗歌美学和诗歌精神的误读和耽留上，我们可想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余秀华的诗，有很突出的个人特征。她似乎非常喜欢用诗的方式自言自语（不过时而改换一下人称罢了）。她的诗很少有超越个人生活意义。不错，余秀华的诗给人以一种生命在场感、现实感，但更给人以一种尘世感、肉欲感。余秀华善于将自己的苦难熬成心灵鸡汤，将苦难当成幸福——到底是鸡汤还是苦药，是幸福还是灾难，怕是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我可以确切地指出，余秀华的诗里罕有超越生命表层意义的东西，多是形而下的表述，且有很多精神意淫的篇什，乃至非常下作龌龊的东西，明显有嗜痂成癖的倾向。
我不知道一个女性诗写者（我始终认为没有诗人意识的诗写者算不得真正的诗人，她在成名之前，也从来不把自己当成诗人，也许正因此她的诗里很少见有自身以外的道德担当）为什么会如此喜欢写性，如此露骨和直截了当，怪不得别人呼之为“淫靡之诗”。她的这些性诗的确只停留在性的意义上。即使是这首《睡你》也完全是性爱之诗。表面上这首诗是语言最“干净”的性诗，但它在中国社会造成的负面效应肯定是空前的，无以复加的。尽管中国的语词在表现“性”方面有时候显得不那么淫秽，还似乎比较“隐晦”，比如这个“睡你”的“睡”，但恐怕现在的小学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如果将这个词翻译成英语，那就不是普通的“睡”(sleep），而是“操”（fuck)了。但这样一来不仅诗味全无，而且肯定要被所有的读者骂得狗血淋头！我曾经设想，如果一个男性诗人这样写，会不会被网友骂死，或以有伤风化罪绳之以法？声名鹊起是肯定的，但也算是臭名远扬吧。
她自己嗜痂成癖也就够了，别人不去纠正也没得说，而读者却偏偏视为宝贝，连出版人也将它们当作卖点，所以说中国人也早已有嗜痂成癖的恶习了！痒痒的碰上喜欢挠痒痒的，这不就对了？当媚俗者碰上庸俗，当流俗成为时尚，，一切都在不言中。 据说余秀华在仅仅十五年的时间里竟写了2000多首诗，这回可以卖个好价钱了！仅就我读过的这些来看（自然是最受读者和编者热捧的几首)，她的好诗不过十分之一。《睡你》应该是她的代表作和最高水平了。（岔一句：我个人比较看好那首《通缉犯》）一个人写了十几年有十分之一的作品被认可，已经够值得庆幸的了。可一个人一旦出了名，他的一切都可能被当成宝贝。余秀华的一些练笔之作、流水账式的、日记体式的无聊之作统统被奉为至宝。我真的很佩服中国人的疯狂的盲从！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余秀华风生水起？让大众和小众都对她趋之若鹜？这就是媚俗和流俗的契合，大众和小众的媾和！以及时代喜新厌旧的惯性，还有少见多怪、嗜痂成癖、无知当个性、肉麻当有趣等风尚在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余秀华的走红更多地让人联想到快餐文学、市井文学。它反映了一个畅销书传统，让我想到一些有关文化生态学的问题。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史里究竟流行过哪些？
任何文化传统都存在主流和末流之分，存在大众与小众之分，存在雅与俗之分。诗歌与文学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两套各自为政又相互影响甚至并行不悖的写作系统和评价体系：小众与大众，俗与雅。所谓俗雅也是相对而言，跟小众或大众没有绝对关系。小众可俗，大众可雅，这必须看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情境。（详见我的《大众和小众：时代与历史语境中的两种写作体系和评价体系》）
新时期文学也不例外。也一直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两套写作系统和评价体系。似乎还存在由前两种系统相混合的（所谓雅俗共赏)的第三种写作系统和评价体系。在这个时期，大众的审美情趣和解读系统和小众的审美趣味和评价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但小众一般只看好严肃文学（纯文学、精英文学），而大众则一般喜欢通俗文学或雅俗共赏（过去所谓“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第三类文学。
在八十年代，严肃文学（纯文学、精英文学）是绝对占上风的，无论是在大众还是小众的心目中都是绝对的主流。刚刚从“十年（文化）浩劫”中惊醒过来的人们对文化有一种如饥似渴的响往，对曾经幻灭的理想和信仰重新打量和审视，都有一种奋起直追奋发图强的愿望。所以当时的人们对文化人又敬畏起来，特别是诗人曾经是非常受尊敬的。不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精英文化、先进文化，而是他们的诗歌里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和感召力。这就是感伤主义和理想主义混合在一起的“忧患意识”。人们甚至把某些诗人当成了民族精神的代言人。最让人崇拜的是朦胧派诗人领袖人物北岛。有人甚至曾经将他视为民族英雄。而王蒙、王安忆、铁凝、史铁生、梁晓声、蒋子龙、陈世旭等也深为全国的文学爱好者喜爱。当时的纯文学为什么会如此地吸引普通人？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充当着那些经受过磨难的心灵的“代言人”的角色，其次就是他们有担当，富于使命感。他们继承了传统里面“文以载道”的精神，他们的作品里弘扬着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而且也具有浓厚的批判精神。在全民族经过十年浩劫的心灵洗礼之后，有人说出了他们心灵的苦闷，抚慰着他们心灵的创痛，并且指引着他们的出路，让有梦的一代人深受鼓舞。无论是当初的“伤痕文学”还是后来的“寻根文学”都或多或少地起到了心灵抚慰和思想启蒙的作用。所以当时的纯文学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通俗文学。
其实中国的读者很早就接触到了通俗文学并深受影响。先是金庸、梁羽生、聂云岚、古龙等人的武侠小说，五花八门的的章回小说、历史小说、传奇小说，接着是琼瑶的古风言情小说，再后来是岑凯伦、梁凤仪等的都市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的意义对于当时的大多数读者，可能仅仅停留在读书识字、博见多闻的层面，也即是让那些半文盲的人多认得几个字，增长了一些课本里没有学过的历史（且多半是被虚构和歪曲的历史)。如果说武侠小说有什么精神层面上的意义，也就是暗示那些青少年这个社会永远是弱肉强食的，主要是靠拳头和金钱才能立足的。武侠小说很可能成为鸡鸣狗盗、打打杀杀的教唆犯，而别指望它们传播正能量！更别指望武侠小说可以让一个民族变得强大和勇武！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尚武精神，靠几部小说就能够振羸起弱、兴邦立国吗？
至于言情小说，虽然不属于纯文学的范畴，但其中也有俗雅之分，比如琼瑶的典雅的古风言情小说，里面总是流溢着一种令人迷醉的诗意，有点理想主义，有点感伤主义，有点君子淑女的纯情主义，虽然多是虚构，也不或缺春风风人的正面意义。而岑恺伦的都市言情小说完全是新市井小说，梁凤仪的财经小说，则多半描述商海沉浮的恩怨情仇。这些都市言情小说给开放不久的中国人提供了新生活方式的参照系——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图景。在九十年代以后，这类小说直接影响了其他文学体裁在题材和风尚方面的改变。电影和电视剧则首当其冲，也因此中国的纯文学市场渐渐落寞。
从八十年代中期起，诗歌界开始有一大批诗人倾向于口语化写作或“矫情主义”的写作。第三代诗人中的领军人物于坚、韩东、周伦佑、杨黎等提出Pass北岛、反崇高、反英雄、反文化的口号，他们的核心理念是要将诗人和诗歌的使命感、理想色彩、精英意识、忧患意识、统统驱逐出去，“诗到语言为止”就够了。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也并没有也不可能“诗到语言为止”，他们无论如何逆反和悖谬，无论如何矫情和撒娇，却仍然摆脱不了诗人的元气质，有的甚至比北岛们更具批判性和高蹈性，所谓反文化却变成了另一种文化，甚至更文化！——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主流风格。
独步诗林的海子的诗风诗路则被全国的诗歌写作者复制和抄袭，而其实是大谬不然，他们甚至未习得其皮毛——九十年代初席卷天下的“家园意识”，完全是对海子的误读！
当中国的诗歌界在讨论知识分子写作或民间写作，体制化写作或个人写作的时候，在文人纷纷下海，诗人不再吃香之时，有几个诗人和散文家红遍中国。这就是席慕蓉、汪国真、余秋雨。他们为什么会吃香？就是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注意：不是指“第三条道路”流派手法，而是说他们或他们的作品找到了雅俗共赏的中间道路。他们的作品，无论体裁或题材的如何不同，甚至风格迥异，其实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清新、温暖、雅致、动人、亲切，一个词就是——轻，轻而甜，轻而爽，轻而快，轻而美！这就是亲和力！这样才能给人以愉悦。这就是亲和力。文学这东西不是有感召力，就得有亲和力。感召力和亲和力都会给人以一种愉悦感。在八十年代，那些著名的诗人和作家的作品是极富感召力的。但富于感召力是并不容易的，必须找到合适的时代。时代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人会沉浸在梦幻和理想中了，更没有人崇拜和相信英雄！政治风云的激荡让精英们都隐退了，谁还在那里摇旗呐喊呢？但任何时候，精神都是需要抚慰的，正好碰上了席慕蓉、汪国真、余秋雨他们。他们可以在席慕蓉的诗里感受爱情（席慕蓉有点像琼瑶小说的诗歌版），可以在汪国真的诗里学会励志（汪国真有点像北岛诗歌的警句版或通俗版），可以到余秋雨搭建的文化历史地理的凉亭里去暖壶茶、叙叙旧（余秋雨是梁实秋或周作人散文的当代版）。这是多么好的光景！2016.3.22
在中国最不受欢迎的是什么？就是沉重感。悲伤、痛苦、忧愁、思想往往容易给人带来沉重感，但偏偏有一些人善于将苦难熬成心灵鸡汤，竟能给人以愉悦感——就是这个余秋雨。余秋雨的博学是很值得羡慕的，余秋雨的文风也是令人欣赏的，他很懂幽默和调侃的作用，也很善于使用这一贯的伎俩。但余秋雨根本算不得大师，他不过是溜到一堆故纸堆和文化废墟里去夸耀自己的博学多识而已。他有意忽略了文以载道的责任担当，更别指望他借古喻今的批判和柳暗花明地指明方向。他的书中灌输的那点知识，只有懒得自己亲自去做学问看古书和花不起钱去看世界的人才会崇拜。所以余秋雨顶多算个文化明星！还别说，余秋雨算得上九十年代的头号文化明星！但就是自他开了头之后，才有了百家讲坛里那些假道学纵横捭阖的演绎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明星的出现，是文化衰落和文人堕落的标志！
席慕蓉的风光似乎昙花一现。也许因为她的诗跟琼瑶的小说一样，里面的风景虽然美好，但跟现实相差太远吧。去重新读读她的诗，看看是不是有一种脱俗感？她的诗里可是专门宣扬海誓山盟海枯石烂与子偕手白头到老来世今生今夕何夕的，九十年代的那些红男绿女怎么会相信呢？
只有汪国真的诗歌热经久不衰、历久弥新，也饱受诟病。汪国真几乎是跟余秋雨一样，在九十年代出尽了风头。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前面说过的，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精神食粮和心灵抚慰。何况刚刚经过89政治风波的中国一代知识青年？刚刚学会与时俱进的逐浪者们需要相互勉励，激发斗志。所以汪国真就流行了。似乎从来没有人研究过汪国真诗歌的真传来自何方？以我的研究来看，他是得了北岛诗歌的一点余唾。北岛的一些诗歌里有一些较明朗的哲理和警句。八十年代有很多杂志的补白里也曾经有很多哲理诗。汪国真一定是在那里偷学的武艺！但汪国真虽然只得了北岛的余唾，却自我修炼成了一番功夫。我肯定他另外还借鉴了冰心、泰戈尔等前辈的滥觞，借鉴了一些歌词和箴言的写法，居然处处出彩，步步生辉起来，也该他“得道”的，据说他是一个非常肯下功夫的有心人……
差点忘了，九十年代初还有一个纯文学作家非常受大家崇拜和尊敬，他的声名应该超过余秋雨和汪国真，虽然书肯定没有他们卖得好。他就是路遥。路遥的受尊敬，来自于他自身生活和他在长篇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里所展现的人格力量。但中国人到底不喜欢过于沉重的东西，因为他们实在在苦难里生活太久了。所以路遥没有前者那样流行。不过现在他仍然得到大家的怀念，就像怀念八十年代一样，这还不够吗？
不过，记得跟席、汪、余、路相前后，还流行过王朔的痞子文学、毕淑敏、池莉的生活流小说，贾平凹的都市文化小说、苏童的江南世家小说。还有旅居美国的另类小说家王小波的文化穿越小说。九十年代起，除了像路遥这样极少数的作家仍坚持严肃文学的写作理念，多数写作者都开始向大众写作系统和阅读系统倾斜或看齐，无非是多增加“卖点”，无论是纯文学还是俗文学都在寻求一种共同的东西——某种欢愉性和消费性，文学、文化产品的商品性越来越突出！王小波的另类小说则在纯文学和通俗小说的结合部找到了一个有特殊吸引力的东西。虽然其先锋性是罕有人能模仿和抄袭的，其文化和哲学的内涵也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却在俗与雅的读者群中都产生了非同凡响的效应，并在其后演变成一股专玩文化穿越的虚构文学潮流，被严重地庸俗化。
王朔最有名的句子就是“玩的就是心跳”（“我是无赖我怕谁？”也是他说的？记不大清了）。其实王朔的小说可以追溯到张恨水、张爱玲的行文风格。表而不白，叙而不诉，偶尔借人物的口吻发几句牢骚，也是非常时髦和入事务的。王朔的小说成为大陆都市文学的先行者。毕淑敏、池莉的小说则属于小市民生活流，但也就流行了一段时间。贾平凹的流行经久不衰，其小说和散文都大受欢迎。主要是他找到了纯文学与世俗文学相媾和的契合点。也正因为这样，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学的精神成就不如路遥（至少当时没有超过）。尽管他是个多产作家。不过其散文是绝对上乘的文人文化写作。随着余秋雨的吃香，很多八十年代的一流作家都开始向散文进攻，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可以说中国文学在九十年代就是散文的年代。毕淑敏的散文比她的小说更流行。尽管都是写生活流。人们似乎需要一直循循善诱的生活指南，所以像毕淑敏、冯骥才、毛志成、蒋子龙、张承志等大家的小品文十分让读者喜爱。后来连季羡林这样的大师也来湊热闹，并成绩斐然。
但九十年代的经济大潮、电视、录像的普及还有后来的VCD、电脑、网络的出现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了直接的冲击。人们已经没有精力和兴趣去读那些大部头的书了，只能偶尔看看小品文式的精、短、快的小制作。文化开始慢慢转型。修养文化被实用文化和娱乐文化所取代。身心劳累的人们需要励志和抚慰，而那些略有成功的人们则渴望刺激。抚慰和刺激的最好媒介就是娱乐文化。于是人们将业余时间都花在娱乐方面了，看电视、录像是既“经济又实用”的娱乐消遣。所以九十年代最流行的就是电视剧和明星。文化明星当然没法跟他们比。不过影视明星们虽然引导着大众文化，但并不能代表生活的主流和文化的主流，因为人们不可能像明星和他们演的电影电视剧一样生活。人们之所以更崇拜影视明星，是因为他们总会带来一些更直观又“新奇”的东西——尽管“新奇”往往意味着已经或即将腐朽。苏童的小说（比如《三妻四妾》）肯定没有取材于他的小说的电影（比如经过张艺谋改编和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公众中这样有名。苏童写的故事为什么会被看好？就是他小说里的悲剧性被电影演绎出了某种欢愉性和消费性——中国人似乎有这样一种习惯，善于和喜欢将别人的苦难当成自己快乐的源泉！而苏童的小说里所描述的那些本来早应该腐朽的旧习却重新印证了那些新贵和暴发户们的生活，虽然有一种借古喻今的讽喻性，却让某些人找到了一种“重温旧梦”的恣雎感！
中国新时代的潮流，似乎正在被这些明星们引领着。人们一边踏踏实实地生活，一边跟着明星们在电视上看风景，就是懒得看书。其时，中国的文学界和文化界就像影视界一样，变成了一种明星体制。有人吃香喝辣大红大紫，有人筚路蓝缕走投无路。明星即使道行不浅，也是需要发现、培养、包装、打造、甚至炒作的。所以明星是可以制造的，表面上是观众和读者说了算，其实第一话语权和最初话语权总是掌握在制片人、导演、出版人、主编、编审、文化检查官等文化权力的掌控者手里。即使你有钱，有能力自费出版，自费拍片，还是首先必须经过这些人的法眼和掌心。如果你既没有钱，又没有背景，即使有才赋很高也很难有出头之日。
这么混杂的文化市场，所以九十年代中后期几乎没有什么文学看点。但在千年之交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愣头青，一个奶油小生：这就是韩寒和郭敬明，把全国的大作家和小作者都“亮瞎了眼”。他们两位都是因为《萌芽》杂志社举办的新概念作文获得一等奖而被特邀的特别撰稿人。两个高中还没毕业的中学生从此成为中国文坛耀眼的明星。他们的作品结集居然一开印就上百万册。这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我震惊于中国新新人类的追星情结，对他们的偏食偏爱非常不解，甚而对他们的无知的执著感到不满和害怕——新新人类对这两个新星的痴迷程度超过了我对任何一个大师的崇拜！而我一直不屑于去浏览和查看，这两位文学界的新贵和暴发户究竟有什么高招和武艺，让这些新新人类五体投地？我对一个从未真正步入社会的学生身份写作者的作品的思想维度存有一种先天的偏见。历史上有先例，写诗，还是可以凭才气成气候的。比如法国的兰波，现代主义的开山鼻祖，他的那些经典作品都是十六岁开始在五六年里写出的，二十五岁之后他已放弃文学去冒险。而散文和小说是不能仅仅倚仗才气的，没有学历可以，但必须有阅历。比如高尔基和杰克·伦敦、布罗茨基，前一位小学学历，后两位初中学历，他们都是世界级的文学大师。所以我不相信韩寒、郭敬明的作品里有什么值得我去看的东西。几年之后我才在《读者》杂志上了解到韩寒、郭敬明如何走红的报道。看到他们的一些小文章和言论语录之类的东西。果然不出所料。
韩寒是我稍微有点认可的作家，顶多也只能算二流或三流的作家。而居然有人称之为“当代鲁迅”，真是哭笑不得。我读过韩寒的一些作品，其散文跟中学生作文没有多大的区别。他的作品放在一套盗版的《精美散文》里，没有任何异彩。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就是比别人胆大。胆大有什么用？胆大就是鲁迅了吗？中国比他胆大的人多了去，比他写得好的人也多了去。可出名的就那么几个人，而他们大有包打天下之势。真是可恶！为了更多地了解，我不得不在网上浏览了韩寒的小说《我的1988》。不过是在玩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花拳绣腿，跟中国后现代的大腕余华、闫连科等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而其叙事能力即使跟八十年代的三流作家也没法比。
郭敬明的名声虽大，但不好的名声也大。很多人谴责他是天下文章大抄手。他非常善于将别人的东西改头换面化为己用。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更不好。但就是这个人这些年连连上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前几名。去年看了看他自编自导的系列电影《小时代》，我终于对他的作品有所了解，至少是水准上的了解。他的才气是应该佩服的。但他的作品在思想性和精神性方面没有任何诉求和作为。其实他是延续了张爱玲的文风。他的作品浮华、夸饰、富贵、虚伪，色调热烈而内质冷漠、突出小资情调和小圈子意识、尤其强调金元话语权。郭敬明的作品没有任何大环境的人文关怀。去年在网上看到一次有关他的报道，他居然公开宣称作家可以回避社会问题、社会话题、社会主题，他认为思想和道德方面的问题应该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去研究和管理，而作家没有义务来承担任何责任。这样一种人，写得再好，也不过是个写手，而他竟然得到著名作家王蒙的推荐进了中国作家协会。真是无语啊。更让人喷饭的是韩寒、郭敬明的作品专集竟然被编成《中国现代名家书系》，跟鲁迅、徐志摩、梁实秋、胡适这样的大师级人物相提并论不分座次，真不知道是究竟是谁在沾谁的光啊！
韩寒、郭敬明的出场显露出一种相互对立又统一的怪相：他们一边拉低了文学入门的门槛。原来文学这么好玩，，还能靠它赚大钱！不如我们大家也去玩玩？于是文学从此变成了一种被玩弄的东西。特别是网络时代来临之后，文学更成为大众化的消遣和娱乐，完全成了消费品。
另一边，他们又抬高了文学写作者得道的成本、进阶的门槛。他们促使中国文化市场里的明星机制越发复杂而牢固。各派掌门人都热衷于制造各种各样的明章程和潜规则。让那些并没有真功夫的好事之徒也拼命往里钻。
其实韩寒、郭敬明还没有出场之前的九十年代初，文学就变成了一种名利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形成光怪陆离的文学怪圈：大奖赛、文学奖、笔会等等，文痞、文丐招摇过市，但绝对没有一个人像韩寒、郭敬明这样名利双收、横扫天下的。因此韩寒、郭敬明之后，中国的文学界变成了文学圈，文学圈又变成了经济圈。三教九流的人都想进来溜溜，同时文学圈的人也跟市井之徒没有任何区别。不过现在他们可以舞文而不弄墨了——他们开始玩起了网络。21世纪以来至今，网络文学风起云涌方兴未艾。出现了一大批网络当红作家。
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加强了现实生活的虚幻性，网络信息的不断性加速信息储存的暂时性。所以二十一世纪的文学表现出两个似乎截然不同其实殊途同归的路径——虚幻性和此在性。虚幻到极致就是玄幻文学的大行其道，而此在到此刻就是身体力行的身体写作。十五年来，玄幻文学和“身体写作”都似乎格外流行。为什么？就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所激发的一种远离尘嚣的疏离欲和生命不可承受之轻所唤醒的及时行乐的刺激欲在作祟！对于玄幻文学我一向少有关注。因为我向来最不喜欢这一类东西，尽管我非常崇拜老庄哲学，尽管玄幻文学常裹挟老庄来华山论剑。
相比于玄幻文学，我觉得“身体写作”更有它存在的道理。我个人在九十年代末也发现写作是一种与性行为最接近的精神活动。所以当我看到卫慧、棉棉、九丹等人小说和沈浩波等人的诗歌时，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但我自始至终都认为，身体写作只是后现代主义的末流，可以偶一为之，不可成为滥觞。可现在看来已经成为主流了！也许正是因为身体写作者的“厚颜无耻”和某些影视明星、时装模特、车展模特的“示范作用”，中国的行为主义艺术甚嚣尘上，大有取代传统文化载体的趋势。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向恶俗的风尚看齐。
从二十一世纪以来，诗歌界也不甘寂寞，成为众声喧哗的竞技场。口语运动、荒诞主义、下半身、垃圾派、废话体、梨花体、羊羔体等纷纷粉墨登场，那些本来应该是小众也永远只能是小众的诗歌写作者无不倾心于哗众取宠。3.29.
……
明星文化体制其实就是一种小众评价体系与大众评价体系（包括阅读系统和价值体系）的迎合或妥协。这种迎合和妥协从席、汪、王、余文学热现象之肇始即愈演愈烈，而至此为甚！这次的余秀华现象也是这种情况。尽管余秀华诗歌的发行量恐怕再也无法企及前辈，但她（它）所具有的欢愉性和消费性肯定非常投合当今这个嗜痂成癖的社会，其投合的广度也许会超过席、汪、王、余和韩郭。诗歌界很久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
这种妥协和媾和直接说明这个社会的文化滑坡，而不仅是转型。我们的社会正在向轻质文化看齐！所谓轻质文化就是为实用和消费的文化，为消遣和娱乐的文化，而再也没有过去的那种为修身养性而存在的修养文化！轻质文化的特征就是暂时性、浮华性、浅表性、游乐性、虚幻性、忽悠性。轻质文化表面上看非常切实际，但它却故意忽略和遮蔽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阴影，是极端片面性的文化。比如郭敬明的作品就经常这样来表达，并存在故意误导年轻一代向小资情调、小贵族意识看齐的倾向。郭敬明之后，玄幻文学、新贵文学、游冶文学泛滥成灾，已经将年轻一代彻底引向没有终极价值信仰，以游冶为乐的人生！回想八十年代，那时候只要稍有文化（一般有中等文化）的青年都非常敬佩和仰慕北岛、舒婷、王蒙、梁晓声这样的诗人和作家，而只有文化水平更低的乡氓市井之流才喜欢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而现在这个社会，恐怕连大学教授的世界观也跟贩夫走卒无异，只是生活方式不一样而已。特别让人恶心的是女权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泛滥成灾直接导致恶俗的风尚。当主旋律歌手董文华、纯情歌手杨钰莹堕落为娼妓又从良归正仍受到观众的热捧，当干露露的一家三代靠裸体主义的行为艺术而大红大紫之后，这世界意味着什么？当流俗不断地成为时尚，时尚也不断地成为流俗之后，中国文学还有什么出路？而中国诗坛似乎没有人为此痛心疾首，传统文化中的精英品质和道德承载正在新的语言刺激中一天天沦丧，而他们只热衷于这一场场感官的狂欢！3.27-3.29
——当我们重新回头来审视余秀华现象，不难看出这仅仅是畅销书传统和文化操盘系统的一个普通案例，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余秀华竟然在两套评价体系里获得了掌声。但我敢断言余秀华诗歌现象仅仅是一片市井文学、快餐文学、世俗文学的浮沤，不可能汇入磅礴的历史洪流。如果可能，那才是中国诗人和诗歌的荒诞和宿命！
2014. 4.5.整理 |
发表于 2017-5-7 17:18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