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诗刊研究”之二
亟赖同人标的 挽转民间诗刊
张无为
摘要：本文针对“民间诗刊”在中国的独特存在，提出并阐释了确立“同人标的”对于报刊品格的支撑及其意义的潜涵；进而分析“同人标的”的多层次特点及应有品格，并据此考察“民间诗刊”近些年来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症结，包括对“一诗百解”、“先锋性”、“后现代”等认识误区进行纠正，为引导“民间诗刊”提供经验性案例与思考。以期引起学术界、诗界及爱好者关注“民间诗刊”现状并努力使诗坛与诗写出现改观。
关键词：同人标的 层次与意义 民间诗刊 症结与出路
以娱乐、欲望为本位的大众文化，以赚钱至上为目的的前市场化，以及为传播而传播以显示存在感的网络泛化，等等，都促成了中国近年来文学生态大面积现实，对此不容乐观。就传媒来说，从1980年代电视进入千家万户，到90年代多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并带动电脑、手机等涌进新世纪，十几年间，电子版、大数据等多渠道平台交流互动更便捷，微博、微信等新媒质日新月异，信息散播光怪漫漶。文学报刊已然汇入其中，形成新景观，也带来新问题。
在中国近一个半世纪中诞生、发展的报刊（从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起始[1]），历经不同时期的变幻、蓬勃，到近三十年越来越受到挑战与挤压，或成为历史，或逐渐过气。除少数老字号依然坚守之外，绝大部分早已风光不再，它们中要么在政府补贴中半死不活，要么自我降格俯就媚俗，几无一幸免。不过，“民间诗刊”却明显是个例外，它们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复苏之后，以繁多名目一直像“摁按倒葫芦浮起瓢”般有增无减；进入21世纪，伴随网络、自媒体发展似乎越发如鱼得水，已经不仅是遍地开花，而是隔空时处“火星儿碰撞”了。这种情景当然与曾经是“诗的国度”的历史有关，尽管诗人已边缘化，而由此也更能随性，并且许多人骨子里不会轻易改变“传统”； 现实中，诗的书写、阅读、交流相对最便捷，肯定也是其大量“繁殖”的存在优越性之一。以至于老牌诗歌杂志都在不断跟进时代，如《诗刊》等通过博客征集来拓展稿源渠道，通过微信公号扩大传播影响，通过推红新人引发热点关注等。
然而整体看，诗歌报刊现状是喧嚣中乱象丛生。无论是正规出版还是“内部交流”或者无刊号自印的诗歌报刊，质量大多都不能尽如人意，甚至难免被金钱操纵或接管，被牵着鼻子走，应景时尚，浅薄文本甚至胡来分行之作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其中民间诗刊的问题尤其突出，除很少数尚能秉持高标理念、锲而不舍之外，大多粗制滥造、乏善可陈，论水平几乎都是在19世纪上下徘徊，甚至流落在文艺爱好者层面。
更多的诗刊类创办者（包括合伙）由于仅仅凭借三分钟热血，盼拿奖、望成名，哪怕只是在文坛露露脸，但可惜尚未具备应有的诗性素质与底蕴，因此也导致当下许多怪现象。例如，包括诗歌在内各种名目的文艺活动似乎越来越网民化、圈子化，似乎人人都能就诗发声，说出子午卯酉。这本来是好事，然而，门里与门外、专业与非专业之间如果没有差别、没有屏障，那么，诗歌评价体系必然失范，许多伪作家、伪诗人似乎都可以一举成名。然后他们在许多文学活动或评奖中，不仅挣得了话语权，还能生杀予夺（如当个发起人或评委等），谬种流传，恶性循环。相反，那些懂诗的甚至被公认的业内权威即使有发声，也会常常湮灭在大众文化中。而在文学专业外，譬如娱乐明星的一句外行话，反而能瞬间被追捧，趋之若鹜，正如赵本山、苍井空的一幅歪扭的学步书法都能拍卖几十万（个中当然有明星效应），不过，普通网民一句自以为是却漏洞百出的观点都有应声虫，这也是事实。
究其原因，不排除外部环境影响，如包括诗在内的整个文学艺术，在已经很难再有曾经的崇高与优越。其实文学无论怎样一度受到过尊重与重视，也不过是某种工具和手段，加上几十年一贯制的简单抒情与修辞教育已然成为负面掣肘，全民性文学，事实是全民诗意认知失范。如：这几代人学习《诗经》、唐诗、宋词等，大多只是流于实用性、历史性批判等皮毛与元素，而在现实中又很难重演当初，最终仅成为国人骨子里高雅的表征。即便如此，多年来我们还是一直自以为是地将错就错着。难怪近年来虽遭到商业负面冲击、斯文全面扫地，但许多人依然为成为“诗人”而耿耿于怀，甚至宁愿做赔钱的买卖。至于一些创办人不过是为满足个人“先商后儒”的习惯夙愿，以为财大气粗，诗文即可彰显等等，一如当上领导就突然变脸成了专家，岂不荒谬？
对此我以为，这是同人刊物传统断裂，或者是忽略甚至曲解了“同人”内涵才使然。那么，必须以同人标的扶曳“民间诗刊”，导引诗写走向，由此攻坚克难，改变现状。我曾经在《“民间诗刊”类型与“同人”标的——兼就“民刊”“官刊”等关系新思考》[2]中阐发过，无论“民刊”还是“官刊”都应该有同人意识，确定同人标的。本文专门围绕相关同人诗刊的基准、要求等及现存主要问题展开。
一、“民间诗刊”向“同人标的”全面转型是诗歌必然发展要求与未来趋势
“民间诗刊”作为民间报刊构成之一，是文学类报刊中专门展示诗创作及诗理论的纸媒报刊，包括近年来各种诗刊的电子、网络版。我以为，合格的民间诗刊必须有独立的办刊理念，能自主编撰稿件、传达自由思想及别具一格的文本、页面设计等，但这些只是前提。基于此还须看其理念有没有品格，自由思想在什么档次，所编撰的稿件文本是否有新意等等。一句话，即是否达到“同人标的”。
我提出“同人标的”是基于同人报刊的考量。我们知道，同人报刊是思想、情趣等相投的报人或专家自愿组成松散的结合体，议定宗旨并协同主持编务、运作经营的报刊。［3］其中，是否有同人特征，是否有独立办刊理念，是否自主编撰稿件、传达自由思想，应该是决定一个刊物是不是真正民刊的主要依据。“同人标的”特指那些志趣相投者彼此之间，不约而同地确立理念与目标，为此从组织定位、理论阐发到实施方案等共同形成自觉的可行性系统。每个当事人无不如履行权利和义务，尽心尽力，协同前行；整体富于慎独式使命感，因而能够开拓新意，显现造诣，高深有加。诗歌同人标的则是同人报刊特色及其成功经验的归结。
就诗而言，同人标的应该从诗歌发展史视野确认，以诗歌专业性学养为前提显示底蕴，以生成综合个性为基点标识鲜明风格与学术建树，以创新层次为标杆厘定艺术品味与诗性境界。这些集中落实到创作与理论文本两方面，归根结底是创作成品。具体可表现为：一，能否在诗歌纵横坐标系中有独特亮点；二，是否产生影响力，不可替代，难以复制，包括多少年后才被记取的；三，从更高的标准看，能否独当风格类型一面，且能为人们提供跨越的跳板，成为诗歌史远足的里程碑。当然，想达标或中的，并非随便某个人说说就能成为既定事实，而是需要有共识达成，甚至让其反对者也会无奈地摊开双手。就是说，诗歌同人标的最起码是首先入到门里，进而有创新或有学理研究事实。这是对所有诗歌团体和个人的基础性要求。尤其是对民间诗刊与诗人而言，非常必要而且紧迫。
因为中国诗坛从建国伊始历经单调、平庸三十年之后，民间诗刊才异军突起，一度挥洒出浓墨重彩，但在形势喜人背后也有许多现象远不能尽如人意，近些年甚至出现一些低级问题令人啼笑皆非，说到底是同人意识缺乏。所以，当下的民间诗刊主体亟待以“同人”高度为 目标，真正使刊物抵达同人层次。而在“同人标的”系统中发展也是漫长的旅程。
同人标的的基本要求是“专家治刊”，即真正懂诗的人才能承担同人性的诗歌报刊重任。因为文坛诗界，核心问题依然是质量，而质量提高的引领与推动必须依赖专家，对此似乎人人能晓得。不过，问题就在于什么是专家？当下所有“民间诗刊”的创办者可以说都写诗，写了许多诗，有的还出版了诗集，也许多。但问题的关键是许多人写的诗并不成功。因此“专家治刊”的根本是要求办刊者真正懂诗，不仅写好诗，还必须会评论，可以说，兼具创作与理论的双重能力是最符合条件也是最理想的（表现可以有侧重）。能写出好诗却未必懂理论与有理论造诣却未必能写出好诗的情况都有，虽然也是古已有之，但假如他们都想弥补短板，我更看好前一类。当前“民间诗刊”中一些组织者同样有“评论家”，他们也写评论，甚至有评论集，但许多评论、理论，多是老调重弹，缺乏新意与个性；有的评论总是环绕皮毛兜圈子，蜻蜓点水，不可能深入诗歌肌理；有的甚至胡言乱语、半真半假等等，那么他们参与办刊、选稿，结果不言自明。因此这也是大部分“民间诗刊”有名无实、有诗歌而无价值的必然。而半瓶醋式的办刊不仅难以保证质量，也会使审美判断力大打折扣，尤其容易让初学者、爱好者误入歧途。
其实，主流报刊也应该树立同人理念，因为任何性质、行业、方向都有相应的学术性话题与目标。一些主流报刊由于没有或缺乏同人意识，才难免留于简单、实用性层面，影响其作用的有力发挥。如：机关报或“官刊”自然会有其部门重心与上级要求，甚至还须对顶层的目的性负责，但如果能生成同人理念，就可以将相关重心与要求提炼出学术内核并落实为具体方案，例如有关文艺方面的，就可以在大目标下有如何遵循文艺规律性去实施的考量。具体如学习贯彻习近平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4]中强调“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那么，如何体会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怎样正视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与发展及其新的生成？怎样理解光明与黑暗、美善与丑恶的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与深刻性？让人们看到美好与希望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是什么？如何个性表现？等等；“讲话”中又指出：“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既然“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又如此根本，那么什么是创新？如何基于现状创新？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已经不能再流于表面，也不能机械地理解。文学艺术需要大目标，更需要联系同人自身的特有视角，对聚拢的群体对象以及风格、层次等进行准确确认、把握并有效实施。
“民刊”比“官刊”的同人意识自然更能自觉，目标指向理当更明确。编辑团队容易大体目标一致，个体灵活发挥。包括对投稿如何严格把关处理，选用个性稿，避免不正当关系稿等方面，都更少有障碍。稿件水平高低不同，也在所难免，对此则需要确认文本是“朝阳型”还是“黄昏型”的，即由作品预测作者有没有发展前途，如果有，向哪方面引导等。民间诗倘若没有或不具备同人标的，则对以上的一系列问题都难以应对。近年来诗坛问题多多、误区重重，歌评价尺度失范、学术气脉不足甚至断裂都是重要原因，说到底则是因为同人性、同人标的缺失才导致的。应该说这些都不可怕，是可以通过扎实学习、认真整合去弥补以提高的。真正的可怕是一直没有“同人”的自觉，停滞于一知半解，到自以为是为止，再不求上进。
二、依靠同人标的实现“民间诗刊”从基础改观梳理，探索可持续路径
民间诗刊乃至民刊均为中国大陆当代文坛的特殊现象之一。建国后，移植前苏联模式管理报刊，按计划经济体制改造，使报刊国家化，实际上取消、中断了建国前已经发育成熟的同人报刊包括商业报刊。最典型的如《诗刊》、《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都被称为官办“官刊”或 “机关报刊”，任何私人个体或小集体同人有创办就会被剪除。“文革”十年，几乎没人敢奢望创办真正有民间特点的报刊。“文革”后从恢复到改革，诗人、作家及报刊人等再次开始正视现实，率先反思，逐渐从体制内萌发同人意识。“民刊”及其概念也开始流行，如1978年创刊的《今天》就是新时期之初的同人式民刊，之后民间诗刊始纷至沓来。可见，作为当代中国大陆特殊存在的民刊（包括同人意识）的再次出现与发展，也是社会进一步开放的标志，是思想多元化、意识形态多样化的体现。
民间诗刊1980年代苏醒后炫起，经90年代在变迁中分化，到新世纪泛化中出现新整合，在近40年中所呈现的轨迹是不断在起伏中整合、在纷杂中嬗变。但在不止是数以千计的诗歌民刊中，大多有同人性之名而无同人性之实。近年来，民间诗刊的症结越发明显，学术界已有多位提出诸如“圈子意识”问题，诗写成功的目的与手段，质量问题，资金来源的不稳定等等，都值得进一步深思。我认为，把握同人之“同”是核心课题。那就是，作为同人性的民间诗刊，流派意识不仅要自觉，更须基于此实现风格化。
同人诗刊自然也是一种“圈子”，不过此圈子的特点必须是围绕诗歌理念、风格及写作目标等建立起来的，最终也离不开诗歌本身。一方面诗歌圈要避免“稀释为因同一体例的写作而泛泛交往的‘人际圈子’”［5］，这是降格到诗歌底线以下的表现。另一方面，即使围绕诗，也要防止认识狭隘、偏颇。郁葱提醒的“在编辑思路的广泛性，注意不同的声音，倡导学术争鸣，淡化圈子意识”［6］针对的所指就在此。说到底，诗歌同人的理念应该有三重性，即没有它，诗难以成为自觉，即使有圈子也谈不上是诗歌圈；而如果理解有偏颇，其圈子难免成为诗歌的制限；只有准确理解、把握并以文本质量为本，才会生成有效诗歌圈。在这样的大中国，民刊数以万计、数万计也不为多，问题就在于纵深发展是否可持续。就此强调两点：
首先，回归同人意识，从基础入手，把握诗性，让辨别力达标，才能克服平庸与复制式泛滥。越来越多的民间诗刊当然是可喜的现象，不过总体质量到目前为止尚远不能尽如人意。在参差不齐中，半生不熟、平庸或畸形到非诗所占比重太大。一方面，有时出现名家新作之后，常常被到处转发并常有改头换面式模仿。这说明人们对好诗依然有期待，爱好者自己也急于想成为诗人，甚至急不可耐。更有一般般的诗，或被认为是新人大作，也会受到追捧，被推高热度，这说明很多人的诗歌鉴赏力、判断力的有很大问题，值得警惕。那么，无论是办刊编辑，还是诗歌爱好者都应该从基础入手，掌握诗性。
本文强调同人标的，就是要求民间诗刊当事人，以达标为前提，显示出特色与个性。前者是存在的条件，后者是可持续的条件。同人成员不仅会写诗，而且能够甄别诗与非诗，从而确认、遴选、编辑好诗。这就需要同人成员做到，围绕诗歌本身，通过学习与体会、交流与实践中一步步进入门槛，领略诗意，不外乎诗歌创作、鉴赏品评、理论评论三个方面。
创办报刊的出发点可以五花八门，为诗歌，意气用事，为名利，文人残存影响的余波。更有甚者如土豪金想高雅，官员想刻意打造斯文名片等，原本皆无可厚非。但是，忽视诗歌基础素质，以为只要糊涂乱抹，有钱出刊就成什么“家”，再让人吹捧吹捧或设个奖，颁发颁发，就成诗人“大家”了。这些看似荒唐，却也是事实。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网络自媒体没有门槛，人气旺似乎也能成名，有文本就有点赞，挂“大V”就有一窝蜂，质疑性话语偶尔出现也迅速被围攻或湮灭。诸如此类伪儒商，暴发户铅字心理，畸形网虫，灌水成荣誉等无不是左道旁门。即便如此，这些人如果真正能扎实学习，从头再来，也会有改观的。
创作入门可以靠小灵感，小激情，或许有个性。但在自我感觉良好中，还必须克服盲目写作，超越一知半解。无论是横向借鉴还是纵向继承，均需要下真功夫。而目前民刊诗歌比较突出的症结是作者眼界、学识有限，好感觉容易跑偏。他们不是不学习外国或本国诗歌，但或者了解一些皮毛，或者仅停留于名词，常常抓住某些投其所好的末节，或套用一知半解的知识，仿制或陡然约略体验出一点自我感受向度或未知所以然的所谓“诗意”，就翻身道情自以为诗人了。诗歌写作是创作，写诗仅有意愿与热情是不够的，必须深入学习，才能获得独创作元素之后才能具有社会价值。另外，还要警惕单纯的欲望发泄、庸俗化表达，胡乱书写等。
甄别诗与非诗则是鉴赏品评问题，更需要依据同人目标，从基础认识开始，超越自我感觉，克服自以为是。如现在常常看见有人动辄留言说“一诗百解”、“见仁见智”等等，特别是在一些诗歌比赛中，围绕获奖文本辩论，似乎这是维护个人偏见或短见最有理有力的托词和错误话语的依据。。也正因此才导致评奖泛滥，评价失范：谁都可以组织“大奖赛”，谁都能够成为合格评委，平庸之作盖可折桂，案例多多，不必枚举。
其实，“一诗百解”、“见仁见智”等是诗歌长期发展的经验总结，理论的结晶。不过这些话语只有针对那些抵达或者超越了学术界诗歌既定认识评价水平的文本才有效，而在已经共识的区间基本不需要，也不存在什么见仁见智，任何角度、任何多样化的评价都可以泾渭分明。一些显而易见的平庸文本，甚至将“非诗”中某个惊异混同于超越诗歌，则只能可笑。原因无非是没有诗歌常识，也不具备评价能力。
对诗歌文本与作者的评判都需要理论与视野。如2008年，深圳《晶报》评出《30年：我心目中的30首好诗》[7]，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名列第八。应该说海子当之无愧，不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却难以担当，《麦地》等够格的却被忽略了。2008年，《南都周刊》选出新诗90年十大诗人：穆旦，北岛，卞之琳，多多，艾青，冯至，海子，昌耀，肖开愚，郭沫若。单举戴望舒为例，不仅应在其中，而且也是靠前的吧，（P11左第三段倒数第2行）他缘何被挤出？说到底还是评委们的理论及评判尺度有问题。
近年来的诗人、诗评论，一方面，家常常从民间而进入“官刊”，官刊的习惯影响力正在被打破；另一方面，民刊参与者有许多可以说也是科班出身。这种趋向应该也必须不断强化。虽然，整个教育界、学术界乱象丛生，评价尺度失范，其影响不仅带有全局性，而且会殃及子孙，贻害无穷。改变此现状是最艰难的，但必须努力。
进而，则需要以同人高度为目标，扩展视野，深入理论，基于规范化伴诗刊不断前行。
同人高度在五四后许多文学社团成功的经验。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雨丝社等都有关注文学理念、创作主张、形式好恶以及风格取向，诸社同人彼此在内外之间互有交流或交锋，共同构成当时的大格局与文学景观。当下，民间诗刊已具备了组团千家纷纷远足的条件，各自必须考虑自己的目标与路径，根据自身优势选择方式，水陆空各有套路，步行或跃马，泅渡或扬帆，各有长短；驾机还是乘热气球，情趣不同。
就民间诗刊要达到同人高度，其前提是让诗成其为诗。诗意起码须有发现并有韵味，可能不像诗，却不能似是而非。这种“达标”要求对于很大的初学者群体依然是个问题。基于此还须围绕同人理念形成个性，与内部同人殊途同归，即流派特征和而不同。有这些才可能与外部同人分庭抗礼，形成诗坛景观。即不仅会写诗，还要有个性风格。着眼于前沿，探索实验，这样的民间诗刊才是可持续，有价值的。
如1980年代的同人诗刊中，可以说，“非非主义”是在理论与实践兼具并彼此结合相对最好的。“他们诗社”在围绕“口语”、“民间”、“日常”这些关键词的诗歌书写也特色鲜明。“撒娇派”类乎黑色幽默的自觉性在宣言与诗写之间是最为统一的，等。更多的命名是权宜之计，还有一些旗号只是噱头。1990年代的两个“立场”更多的像两个松散战线，而且当初矛盾激化也有对人的重视或轻视等诗之外的因素，好在在那前后还有一些同人性诗刊（实例也较明显）。新世纪以来，比较自觉的同人诗刊是“垃圾派”，从理论到实践都表现突出，其次是 “下半身”，虽然有争议，但主要问题还是真正能实践其理论的不多。2004年，刘诚提出“神性写作”概念同样是自觉的，但理论与实践上都很难达到预期。
以地域性或年龄段确立的多是大类诗歌圈，想真正成为流派意义的同人团体还需要理论建设。诸如“江南”、“ 70后”等就是。而更多的民间诗刊似乎只是为办刊而办，没有系统理论，实践也尚在基准线下。
从这不难看出，想真正实现同人诗刊标的，尤其是达到流派要求并不容易。在这方面取决于理论底蕴与建设。必须掌握思潮、流派、风格等，在现有视野，寻找和确认突破口，我们鼓励出现越来越多的民间诗刊，相信任何事物都有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但必须以踏踏实实为前提，把握或者了解发展史，慢慢找到自己的诗歌坐标。
处在前沿，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惶惑，这不要紧，要紧的是反复体会，穷追不舍。期间也难免有偏差，但只要尽快意识到并且纠正，就会更上一层楼。如最热衷于“先锋诗”、“后现代”原本可嘉，但不能停留于口口声声，而须从理论上尽可能把握，想当然，一知半解是不成的。难怪朵渔写《为什么普遍写得这么差》［8］直接批评民间诗刊的一些文本质量。
“先锋性”从军事术语借用到文艺领域，是指代那些走在最前头的探索者的，他们率先开拓，极为难能可贵。而近年来，所谓“先锋诗”比比皆是，随意搜索“先锋诗”就会出现一大片，但有“先锋性”的却少之又少。如《北京评论》第73期正进行的“中国先锋诗歌八大家•名家选诗”第三届第九期［9］发布12首，第一首《阿尼》写“阿尼不喜欢别人叫她美女/她剃掉了头发……还是不断有人喊她美女……阿尼实在受不了/就打起了裹腿，敲响木鱼……大家围过来，看着她/双手合一再也不敢出声了”阿尼不想当美女而宁愿做尼姑，有对伪美女的反讽意义，而此类现象不过是金钱、私欲下社会风气的倒退，如“选美”乱象已人人皆知了。第二首《收听收音机的父亲》只是写“我”忘不了死去的父亲“1948年6月参加革命的/桂北老游击队员，怎么/会对美国之音那么感兴趣”。诗中哪一点“先锋”？（不必一一举例）在此作者没有责任，是那些选家将其作为“先锋诗”，这足以说明认识的误区，还可能误导初学者。应该说此网刊发过很多真正先锋诗，本期偶尔出现纰漏，而更多打着先锋旗号才的的确确是伪先锋。
有关“后现代”则是在“测不准”原理、“语言转向”等新理念启示下试图超越“现代派”等传统经典秉持“反逻各斯”“不确定性”等从而创作出新气象的。例如其“解构”、“游戏”与简单的市民式玩世不恭及大众文化的娱乐化情趣完全是两码事。而许多人恰恰因为对这些不理解，才误将李鬼当作李逵的。
问题的原因有内在，有外部的，但根本还是文本。创作有没有底蕴，取决于能不能从史的坐标轴去把握。就是要求作者，视野决定理念，发展必须有条件，止步不前也有限度。一些写作者或许在门外也乐此不疲，但对读者来说，难免审美疲劳。即使留下过成名作、代表作，在变化中提高，也是必须努力的选项。
我们希望外部环境不断改进，依法治国中其实包括依法治“文”，即进一步完善管理法规。而如每年扫黄打非、清理整顿，每年都无一例外，效果仅停留于表皮。文学艺术包括诗歌在或明或暗地寻求生存门路。性工作者都在努力改革求新，作为应该高于性服务行业的文学、诗歌，理应名正言顺地从内部历练自我，跻身于世界。就是说，关键就是一句话，民间诗刊达到同人标的必须全面进行自身建设。
注释：（略）
2018年5月
（原载《岭南师范学院学报》 4期 ）
中国知网：http://yuanjian.cnki.com.cn/Sear ... 0%E6%97%A0%E4%B8%BA |
发表于 2018-8-20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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