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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无为：敬畏诗歌是大前提，三位所谈均在此前提之上。限于时间，我在此仅就楼主的第一部分谈5点个人思考。欢迎批评哦。 答：确实，大家都是爱诗歌，就像哲学之爱智慧。先总体说一下对先生提出的五点看法的思考：这五点中让我最重视的、也是五点中体现出来的共同立场是“界定”、“界限”或者“标准”问题。这是讨论的实质。对概念的界定有差异，对界限的区分有不同，对标准的把握有出入，这是导致不同立场和观点的根本所在，这也体现了每个人对诗歌的理解层次与程度，当然也可以说是每个人进行理解和阐述时切入的角度不同。
1、在诗的“真”、“善”、“美”之间，真善是前提，美的中枢。诗性，是一切艺术的高度显现标志，有君临之意。故“寄生”者在诗歌之外，诗被“寄生”是艺术的反常。 答：真善美作为概念，不是纯粹自然的，而是人的认识的总结。人的认识有分割或分解的本能，因此，联系你说的第四点“人为地分解概念”，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分解也不完全有害，恰恰有利于详细探讨和深入理解，但关键是分解后要记得进行统一。真善美的关系问题究竟怎样，将真善作为前提，美作为中枢，是可以合理地解释与把握的，但还有其它的区分角度。“诗性是一切艺术的高度显现标志，有君临之意。”这个观点恐怕艺术的其它形式会有异议。作为诗歌爱好者或研究者，可能会很推崇。从柏拉图对艺术的立场和观点来看，“诗意的迷狂”确实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因此说诗歌有“君临之意”，未尝不可。但同时，柏拉图提出，艺术的诗性特质离不开理智的参与，只有将艺术的诗性贯通比之境界更高的哲学的“理性的迷狂”，艺术才可能真正实现“诗意的迷狂”境界，就像任何感性创作离不开理性构思一样，无规矩不成方圆。对于诗歌的“寄生”状况，这是一种比方，是依据诗歌的传统及现实发展状况提出的，从当今中国诗歌的发展来看，瓶颈问题突出，传统诗歌对其它艺术形式的借鉴、学习、吸纳现象很明显，但这种反常的“寄生”做法并未解决诗歌发展的路向问题，究其根源，我想，不在于艺术的创新难以突破，而在于诗人自身的思想、素质等。诗性说到底是诗人的人性状态的显现，要解决诗性问题，使之达到“君临之意”的境界，当然要改变诗人的人性状态，那么提高诗人的思想性，完善诗人的理性和人性，扩大诗人的创作视域等就是必要的。诗歌要想不“寄生”，就得经过“寄生”的中间过程，任何发展想要达成目的，是不可能凭空或者孤立的。这跟人的发展一致，要想达成自己的目的，必先成为别人的手段。诗歌要想重生，达到新阶段的发展目的，就必须先有所“寄生”。没有天生的君王和贵族，诗歌的地位也是如此，要在不断地学习和扩展中才能保住先前确立的“君临之意”。
2、其实，艺术性是不是诗歌的根本特性，取决于对这个概念的理解。通常的艺术性与艺术本体论有天壤之别。还有“美”亦然。如果诗是艺术，那么，没有“美”，就谈不上“思想性”、“道德性”，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答：艺术性与艺术本体论有差异性是肯定的，但同一性也是肯定的，因此不存在什么“天壤之别”，承认差异性，就要取消同一性，这是片面的看法。对诗歌的界定，就像对其它概念的规定一样，不可能只有一种。即使在某个阶段实现了界定的统一，诗歌的内涵和外延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加以变革和扩展。因此，即使在过去，艺术性被当做诗歌的“根本特性”，但在今天，诗歌要寻求新的发展与突破，就不得不摆脱传统思维概念的禁锢，对诗歌的内涵与外延加以补充和拓展。任何科类要发展都是如此，遑论诗歌。对于美和艺术，我想，它们跟诗歌的关系是本体和属性的关系，没有诗歌，抽象地谈美跟艺术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是诗歌决定了它的美和艺术性，而不是反过来。那么，现在诗歌要发展，要新生，将思想性和道德性作为诗歌的根本属性，就不该取决于同样作为诗歌根本属性的艺术性。其次，诗歌作为艺术，这在中国似乎是约定俗成的，但在西方，诗歌的界定从古代，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艺术的内涵就是真善美的统一，也就是说，思想性、道德性跟艺术性同样是作为艺术的根本属性的，推之诗歌，也是如此。之所以将艺术作为区别其他的门类，乃是因为艺术性是艺术的特有属性，但特有属性不代表唯一的根本属性。相反，艺术的发展一开始就离不开思想性，正如人的发展一开始就离不开思维一样，否则就谈不上“人”，而跟动物无异了。艺术同样如此。因此，有理由也有根据认定思想性也是艺术或诗歌的根本属性之一。同时作为人类道德的最高追求，道德性或善的理念同样应该作为艺术追求的最高目的，因此也可以归作艺术或诗歌的根本属性之一。就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能因为搞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就否定原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本质属性，这是同样的道理。如今，我提出重视和恢复艺术的思想性和道德性，这从根本上说，是合理也是必然的，因为它符合艺术发展的趋势，也符合人性发展的趋势，自然也符合诗歌的发展趋势。
3、好比一个人，哲学是他的头脑，宗教是他的心脏，而艺术只是他的血肉骨骼和衣服。——对于研究人是可以的，而对于研究艺术就得另起炉灶了。“丑”、“崇高”、“恐惧”、“变形”、“抽象”等是否可以进入审美形态，与现行审美底线相关。如崇高在康德之前就在审美之外。 答：诗性跟人性是统一的，仍是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关系。诗歌的发展有待于诗人的发展，艺术的发展同样有待于艺术家的发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人，因此，研究艺术，首先要研究的就是人，人都没研究好、发展好，另起炉灶就是起“空中楼阁”，就是舍本逐末，是根本不切实际的。至于艺术的特有属性，自然也要特别关注和发展，但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有了根基之后，进行艺术个性化的发展。这个根基，不是旧的根基，而是新的根基。否则谈新生和发展就无法脱离传统的窠臼。“丑”、“崇高”、“恐惧”、“变形”、“抽象”这些能否进入审美形态，一看是否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二要看艺术家们是否能够实现自觉地相关形态的创作，三要看理论家对它们是否能够进行基于实践的充分与合理的论证。现在，我提出这些，就是要将它们恢复合理的位置，做充分的论证，为陈旧的艺术传统打开实践和理论的视域，使艺术家们能够自觉实现提高与创新。我们谈诗歌的发展，眼光必然是朝前的，谈诗歌的路向，亦是如此，扬弃传统，补充新的能量，或者恢复被忽略的方面，提出有建设性的而不是完全落于传统窠臼的建设性的观点，才是真正地考虑艺术和诗歌的未来发展问题。正如你所说的，在康德之前，崇高在审美之外，但康德之后，崇高却进入审美之内，成为艺术创作中的一个审美形态。今天我所做的，也是这样的尝试。
4、诗歌的思想性、道德性和艺术性必须统一起来，这是人为地分解概念的结果，这样也贻害无穷。因为对艺术不该如是三者剥离。 答：这一点，我在第一点中已经略作解释或说明。你说的对艺术不该将三者如此剥离，这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艺术传统，恰恰过分推崇艺术性，而忽略了其它，在艺术创作的实践与诗人的思想理念中，他们对艺术的三重特性的认识多数也是分裂的、残缺的，实践中更是鲜有做到。因此，要将认识和实践统一起来，而不是因分裂的认识导致分裂的实践。我提出艺术性、思想性、道德性在艺术中的统一，意义即在此。
5、理性的建构能力是人所独有或特长，现代艺术讲感性、直觉已经基于此之上了，而非原始意义的术语。一味的讲感性、直觉，是因为它们是艺术的事实存在。这与在固有的感性材料里胡乱拼凑，无章可循档次有别，正如自娱自乐也是一种艺术功能，只是属于最基础的。 答：这一点部分赞同。今日人性的状态自然不同于原始人性的状态，艺术自然也不同于艺术发轫时期的状态。现代艺术讲感性、直觉确实已经基于一定的理性能力之上，但这不是我所强调的方面。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我看到的是另一层面，也就是为了实现现代艺术更好的发展，为了使诗歌“重生”，走向“新诗歌时代”，我们应该对原有的理性能力这一基础进行健全和完善，而不是停滞于艺术传统所提供的旧基础，只有基础更新了，基于这个基础上的感性或直觉才有可能更加丰富、更加健全、更加进步。体现到艺术创作上，艺术的层次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更高的创新与发展。理性健全了、人性完善了、思路打开了，艺术性自然会与一定的思想性、道德性相适应，实现自身的发展和突破。如果基础还是旧有的，还禁锢于传统艺术提供的理论形态与立场，那么在艺术中谈艺术创新，就是个循环怪圈，是自娱自乐的行为，是在原有基础上简单的重新组合而已。我提出兼具思想性和道德性，并非忽视或取消诗歌的艺术性，而且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否则，艺术就成了哲学、科学、伦理学了，我所强调的意义在于扬弃艺术传统中保守、落后的部分，恢复艺术被忽略掉的一些根本属性，让诗歌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在思想性、道德性与艺术性的逐步统一中不断提升自己、发展自己，走向艺术的最高境界——真善美。而要发展这一理念，就必须从诗人自身开始，从诗人自身的认识开始，诗人若不改造自己旧有的艺术理念，不提高自身的思想建设、道德建设，那么侈谈艺术或诗歌的发展，就没有意义，诗性和人性也就统一不起来，诗歌发展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由此，可以说，我提出的这些观点，跟过去朦胧派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意义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他们是非自觉的，他们的理论是后来总结的。我是想反过来，先提出这样的理念，突出人的主体能动性，用更科学更健全的理念来引领诗人的认识，实现思想的启蒙，然后在这样的理论下，主动实现诗歌实践的创新，主动地去迎接“新诗歌时代”，而不是被动地等待。 | 
发表于 2012-12-24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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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4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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