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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臧棣访谈”（之四）—— 也谈“诗歌危机：谁的危机？”
在此部分臧棣访谈的话题是针对北岛“诗歌危机”反诘说“谁的危机？”这表明，危机仅仅是北岛自身的，并冠之以“危机”的诗歌政治。而其他中国诗人处于“最好的写作状态”。 一 臧棣说，对文学而言，“危机”太像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从大的方面说，这涉及到人文智慧。从新诗的文化战略的角度看，这些危机言论在文化新闻层面和大众舆论层面，很容易堕落成散布偏见和制造谬误，给新诗的文化形象造成了一种深刻的伤害。当代诗歌的“危机说”，太容易被大众舆论或文化舆论利用，在文学政治上，给当代诗带来一种妖魔化。 虽然从理论上说，没什么不可以。但是，“危机”这一视角包含着很复杂的“总体论”或“同一性”，不具备相应的知识能力，而又对使用这种“总体论”视角缺乏足够的自我限定，以及必要的文学智慧的话，那么，最好还是别用。 而诗歌的问题有一半可以放在文化的公共空间里谈论，去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和历史作用；但是诗歌本身，也还有一半永远都不能放到这个公共空间里来谈论，它只适合于私人领域，或秘密的阅读。 ——应该说，臧棣的以上几点都不无见地，也值得思考（相比之下，臧棣的《诗歌政治的风车：或曰“古老的敌意”》应该更学术一些，但只读到一部分）。不过，“危机说”真有害无益吗？不见得吧。“危机”指令人感到危险或十分困难的紧要关口，发现危机发出呼吁应该是某种必要的预警，是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上试图扬长避短的智慧（包括知识能力）显现。可见危机感不仅来自于某种社会责任与忧患意识，更缘于对未来的前瞻性、预见性。 即使在传统文化中，亦有“居安思危”之传承。臧棣却说，“万事万物都处在危机之中”，“危机似乎是什么时候都存在”， 结果都是 “不废新诗万古流”。这种逻辑是对历史波折与黑暗，最可悲的漠视，老庄的负面思想的衣钵传递到21世纪的现代北大年轻的教授手中，令人格外惊讶！ 二 既然不是这样，那么，以危机意识观照生活有何不可？实际上，关涉“危机”的文章太多太多，有关文学的“危机”说就比比皆是。如： 1986年刘晓波即呼吁《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被认为是文坛黑马； 1997年，陈晓明《先锋派之后：90年代的文学流向及其危机》（《当代评论家》第3期）； 2006年，赖大仁《当前文学面临的危机不容忽视》（《学术月刊》第6期）； 2006年12月29日，文汇报发《评论家雷达:文学面临精神危机》； 2009 年，有“新时期文学研究系列”之九-危机再度降临（《新时期文学的欢乐与哀伤》郑州大学出版社，汤学智著） 2009年12月1日《文学评论家指出 乡土文学正面临商品时代危机》（四川新闻网） 2010年7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校园文学面临危机》； 2010年4月22日，深圳商报发《网络文学面临“速朽”危机》； 2010年10月1有《电子媒介与文学经典的当代危机》； 2011年4月15日，辽宁日报发《肖鹰：茅盾文学奖面临深刻危机 我建议暂停评选》； …… 这些“危机”思考没有意义吗？显然不能一概否定。问题更在于危机说的立脚点。如：公刘1988年对第三代诗的忧虑就是杞人忧天。他以为诗界纷繁杂乱，派别、旗号林立，“诗人简直和上公共厕所一样多”，失去“贞洁”。这是中老年诗人和诗评家的一般认识。 沙叶新称对新诗有三个“看不懂”，其中包括把诗人的自杀说成是“悲壮的颂歌”！(见《文艺报》报道《作家沙叶新也说诗歌读不懂》1997，8，26） 1997年，一直为新诗辩护的谢冕教授也感到新诗的滑坡，认为这是一个“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孙绍振幽默地说：“朦胧诗出现时，我反驳过说读不懂的人，如今轮到我读不懂诗了”，认为偏激使诗应有的艺术标准沦丧了。 钱玉林为当代先锋诗列出十项“病状”：（1）韵律全无，美感消失；（2）感情冷漠，远离现实；（3）枯燥乏味，哲理成灾；（4）杂乱拼凑，无帅之兵；（5）故作神秘，崇尚怪诞；（6）唯洋是尚，伪体横行；（7）坐井观天，大言欺世；（8）批评失范，假话成堆；（9）精神危机，自我封闭；（10）主义至上，真诗消亡。他的批评相当严厉：先锋诗已经“溃败”。（《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10月4日第9版） 吴思敬说：进入90年代，作为高雅文化代表的诗“陷入了空前的窘境”。他引用一位女诗人的话说：诗在历史上是“贵重的帛锦”，而今天却沦落成大街上的“一堆废纸片”、“不比一把老芹菜值钱”。 事实上，这些观点不论对还是错，却均已包含着危机感了。 三 那么，北岛的危机观是什么？臧棣引述北岛观点——“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正失去意义，失去自身存在的理由”——有没有道理？答案是肯定的。不仅北岛，许许多多诗界有识之士对近年来的诗坛都有类似感受。至于也有感受到目前是诗歌最好的年代，“是新诗历史上中国诗人达到过的最好的写作状态。于坚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同样的观点”，那也不为错，因为这是诗坛的另一面，认可“危机说”并不意味着否认诗歌成就。 2009年11月20日1《文学报》发《北岛：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词与物的关系被固定了，任何颠覆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 词若游魂，无物可指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北岛的如上看法难道没有道理吗？长期以来，有几个中国作家诗人又能够真正进入自由书写状态呢？对此不必展开。在此我想质疑的是，臧棣所谓“凡是在新诗语境里使用‘危机’这一视角的言论，它们对诗歌本身的领悟和对新诗的现代性的领悟都很差”的论断会令人做何感想？目的显然是想把矛头指向北岛本人，这就未免小气了。 他说“我实在看不出北岛的“危机说”和季羡林先生有关新诗陷入危机的看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是瞪着眼睛说胡话吧？《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中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与北岛的“危机说”完全是两码事，其结果已经任人皆知。 他说“北岛说国内的当代诗歌陷入危机，这无异是酸葡萄在心里作怪”；说“像北岛现在这样从诗歌政治的角度，空喊危机，不过是他自身的诗歌危机的扩大化”。“从文学心理学讲，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嫉妒和绝望。否则，就是厚颜无耻的文学上的无知。”——看看，不仅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感情用事地夹杂着谩骂，实在不厚道了吧。 四 臧棣认为，诗歌真遇到什么危机，那也只能是与语言与审美观念有关，用“犬儒化”来硬套当代诗歌，并冠之以“危机四伏”，这不过是对当代诗歌玩文学政治，甚至是在当代诗歌面前撒娇。——对此，我只能说，1、中国现代诗歌的危机，绝不只是与语言与审美观念有关（不必展开）。臧棣，这你懂得。2、关于“犬儒化”，也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更不必鸣不平，而应该从学术及其历史发展层面去认真反思，否则才真可能是“痴人说梦”。 最后想说的是，从北岛《古老的敌意》讲座中所涉及的作家与世界的敌意、与母语的敌意、对自己的敌意三个层面来看，北岛自己肯定时刻都有危机感，还有孤独感、突破自我等等品格，不独是“玩文学政治”。即使其后来的诗成就，难以达到人们的期待高度，即使他在理论上也没有学院派那样头头是道，北岛也不是完人。但他的所说所做，无论是创作还是研究，无论是参与活动还是对话，都显示出可贵的时代忧患与社会责任感，这足以令人钦佩了。发现北岛关乎诗的言行有问题，可以开诚布公地指出，或心平气和地论争，至少不必大动肝火，何苦来？！ 2012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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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4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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