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阿翔：在内心打开诗歌的耳朵》

黄锡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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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在内心打开诗歌的耳朵

                                 梁雪波/问     阿翔/答

    问：您写诗的历程比较久了，在诸种文学体裁中，为什么独独偏爱诗歌？在诗歌写作上谁是您的诗歌“领路人”？喜欢的诗人或作家有哪些，他们对您产生过哪些影响？

答：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独独偏爱诗歌，可能冥冥之中诗神缪斯在我内心召唤吧，这话有点玄。实际上写诗写了25年，始终不知诗为何物，亦不敢说掌握了诗艺的秘密。对我来说，25年，有如河流向远方一去不返，人则站立原地不动，但处于在辗转、漂泊、衰老的消磨中。水流的去向恰恰是时间上的过去。人所能看到的就是过去，所看重的是过去的积累。而诗歌，决不是时间最终的目的，只是内心缓慢的倾述。这就是我偏爱诗歌的原因。

我记得诗人西川曾说过：“任何人的写作都应该获得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只靠自己或只靠自己的才华是不够的。因为一般人年轻的时候，写作基本上是靠天生的才华，但是到了30多岁以后，这时候才华已经不够了。他必须使自己的才华同更广阔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和更广阔的文学传统结合在一起。”这话，我信以为然。

您问我喜欢哪些诗人或作家，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因为我喜欢的诗人和作家多了去。若说没有影响，这是不客观的。就阅读而言，我情愿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一些经典诗人及文本的阅读上。主要是一些国外诗人的作品，相对来说，他们更丰厚、宽广，具有诗歌的内在力量。我不迷信某一个诗人，而是喜欢具体的某一首诗作或者某一部作品。    关于诗歌的标准，是任何人都不能给出一个一统天下的结论的。这就是阐释学存在的意义，也是诗歌不灭的内在的秘诀。

问：虽然诗人的优异与否并非以作品数量来考量，但我还是想知道，目前为止，您共创作了多少诗歌作品？结集出版的情况如何？

    答：我真的不知道这25年来写了多少首诗。因为在写作生涯中我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否定的诗人，那意思是悔其少作。比如我在2001年的作品，放在今天看，我羞愧地真不想示人。只出过几本内部诗集，仅限于交流之用。此外再就是臧棣主编的“70后印象诗系”丛书之一《少年诗》，由阳光出版社出版。说实话，整理诗集无疑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这意味着你必须正视自己的写作，你会发觉时间其实淘汰了不少作品，也许，再过十年，这部诗集的作品肯定再被淘汰不少，到手里只有薄薄的一册了。

问：诗歌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仅仅是表达自我的手段，还是有更大的文学野心？您认为诗人和通常意义上的文人有什么区别？

答：有一天我偶然看到英国诗人柯尔律治在《文学传记》中说：“真正想象是无意识的分解化合，物与神游，最终重新创造的过程，诗人的运思行为近乎一种神秘经验的追索，是从无意识的深处获取灵感。”这话正合我意，实际上把这话放在今天的语境下，可以能体会到全新地感受丰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快感。

我年少时便萌生了这么一个愿望，企图使一些旧纸或者废纸闪闪发光，让它们变得有味，耐看，让人们捧着它，久久地怀想，一遍又一遍地深入。在这一意义上，诗歌是经验性的。诗歌为内在经验所引导，诗歌所达到的完美境界源于丰富的经验。诗歌的经验总是与诗人的经历相关的。这种经验包括观看，认识，事后的追忆和回响，梦，沉思，接触自然，旅行，责任，阅读，等等。得让所经历的一切成为内在的经验，以便使经验性的材料凝聚起来，浑然一体。

所以我没有什么更大的野心。在一个商业日益成为主流的社会，诗人是不值得炫耀的身份，而且经常还被娱乐化了。很多诗人，更愿意把自己的诗人身份隐蔽起来，从不显露，只是默默地写。以我所在的深圳这个城市为例，诗人大部分是以另外的职业作为身份出现，比如教师、打工者、经理、白领、流浪汉等等，把他们放在城市的芸芸众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诗人，小说家可以作为职业靠稿费、版税来生存，而诗人却不是。所以由此可见，诗歌在大众生活当中作用的下降是必然的结果。

    问：据我所知，你出生于安徽当涂，从小的经历有些特别，能聊聊你的童年生活吗？和你一样身在外省生活工作的安徽诗人有不少，在地理归属上，安徽诗人和深圳诗人，你更倾向哪一个？

    答：我是出生于安徽江南水乡。附近的青山脚下就是李白终老之地，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偏僻的乡村。我的童年处于一种漂泊状态，因为父母工作关系的原因，我总是处于一种辗转的状态。有时被大婶带着，有时被奶奶带着，有时在父母身边。即使如此，在乡村我获得了和正常孩子一样快乐的童年。无论是在父母身边还是被寄养在亲戚家里，大家都将我当正常孩子看待。没有人因为我耳朵不好而给予过多的照顾，也没有人刻意强调我怎么失聪的事实，让我恣肆地按照孩童的天性成长。可以下地玩泥巴，可以上树掏鸟窝，可以去捉蛐蛐，可以漫山遍野地去疯。

    某种意义上，我其实是异乡人。在深圳这四年，我体会到的是，在文化身份上我已经忘记了安徽人。深圳是一座朝气蓬勃的城市，我喜欢它的朝气，是体现在它的文化价值上。前些年，我在合肥居住一年多，在浙江海盐三个月，在北京居两年，在湖北武当山脚下隐居半年，在广东茂名四个月，最终在深圳才安定下来。如果要说这座城市的性格的话，那么“火热”就是它的性格，它没有冬天的寒冷，可以不会有世态炎凉之感。因而以我开朗的性格很快与之融合。所以深圳的快节奏生活并没有影响我，甚至不会给我的写作带来浮躁感。在这么一个“深圳速度”的城市，总有少数几个人安静而慢悠悠地写作，这是最悖论的现象。

问：你有很长时间处于四处漂泊的状态，还曾在大西北游历过，就诗人而言，漂泊含有肉身与精神的双重指涉，那段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现在还经常出游吗？

答：是的。这十几年，除西藏外，我几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原居地的环境局限已经限制了我的发展，以至我在写作的视野得不到开阔。在此之前，我在老家生活了30年，在一个企业单位工作12年，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术语说，那时我是正式工，这种身份把我固定死了，让我脱不出身来，而且我对分工不明的工作毫无兴趣，时而让我清理仓库场地，时而派我苦力抬包，时而命我折算结帐，我已经厌烦了，因而经常怠工、旷工，甚至不请假出去走走——这也是最初的漂泊。后来那个单位倒闭，我才脱离这种令我诅咒的身份。2004年春，我离开了家乡。我深知，如果我不离开，我可能在老家一无所成，碌碌无为。这正是命运给我的转折点，我听从了内心的召唤。    人一生下来，就不停地奔向死亡，这个过程，就是漂泊。记得我曾说过，漂泊就是诗人的宿命。生活的动荡必然影响到我的诗歌写作，你可以从我的一些诗歌中看出来。内心是非常柔软的地方，生活的动荡中，写作让我抵达最能触动我的地方。有时候我克制着不去说，不去表达，遵从诗艺的内在要求，发现一说出来就伤害了许多东西。所以我在新疆生活两年而中断写作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生活在深圳，偶尔有几次出游，所谓“生活在别处”就不难理解了。有时我觉得，命运就像驶出了站台的火车，过程不可预知，也不知所终，你很难把握。

    问：是什么机缘让你在深圳安顿下来的？在快节奏的商业城市，您如何安放一颗诗心？

    答：我怎么来深圳的完全因为当时是女友的缘故。我们有个约定，我在北京两年，她做我的跟屁虫；她去深圳，我就得做她的跟屁虫。哈哈……其实我很早在2005年冬天第一次去了深圳，当时是跟诗人安石榴一起去的，逗留了10天，深圳这个商业文明发达的城市给我留下了印象。2008年春天也算是第二次，一呆就是四年之久。可以说深圳确实不是传统意义上文化人聚居的城市，但并不是这个主要问题。重要的是，你来了——你就得适应并为自己创造环境条件，换句话不要把自己当匆匆过客。何况深圳这些年开始重视文化产业。事实上深圳并不缺乏纯粹的诗人，那么多优秀的诗人在深圳落脚，而且他们从未因为现实的压力而停止歌唱。正如广东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说的那样，一个曾经诞生过唐诗宋词的国度，总会有人选择留在诗歌的腹地，继续汉语诗歌的辉煌之旅。所以，我留了下来，是因为我所热爱的几个诗人朋友莱耳、孙夜、张尔、谢湘南、桥、吕布布、王顺健、樊子、太阿、依尔福、李双鱼、旧海棠……

问：您目前靠什么生活呢？全部依靠文字创作吗？还是做一些别的工作支撑诗歌写作？

    答：你知道，单纯靠写诗是不可能生存的。我有别的工作，那就是编辑职业。工作有时在家进行，有时去朋友的公司。比如在一天的时间，为两三份杂志编辑稿子，并负责一个栏目策划访谈工作；为文化公司负责策划草案，然后完善它。如果生存不搞好，那还写什么诗？正常的生活，包括健康的心智、朋友间的交往等等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很难想象，一个对自己的基本生存都不能保障，生活上浑浑噩噩，一团乱麻的人，怎么能有一颗正常的心态进行写作？不仅仅是诗意的“构图”，其实每个男人都有一个相似的梦想：跨马天下，浪迹天涯。但我们毕竟有亲人、朋友、爱人，以诗歌为“借口”，将所谓的“诗歌方式”强加给别人是不道德的。当然，苦难（甚至是灾难）往往喜欢眷顾那些敏感、脆弱而又善良的诗人，许多大师正是在这种命运多舛的状况中留下了杰出的诗篇，但“苦难”不是可以刻意追求与索取的，它们是上帝的“恩赐”。

问：业余时间都有哪些兴趣爱好？阅读的口味是什么？

    答：我喜欢去书店看看有没有好书，我喜欢书店那里安静的环境。我阅读的口味比较杂，比如茶经、平面设计、哲学、摄影、电影、艺术之类等书籍。小说反倒很少看，只读过《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有《百年孤独》我还没有读完。其实看什么书，完全是随意抽出一本就看一本。我更喜欢阅读《人·岁月·生活》，这本上下两大卷被我反复翻阅几遍了，每一次阅读的时候总有新鲜感。一句话，让好书占有你的时间！

问：收藏民刊是你的一大爱好，据我所知，你的收藏品已有一定规模，也有不少属于珍稀刊本。这个爱好跟您自己从事民刊编辑的经历有关吗？

答：民刊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道若隐若现的风景，可以说是半壁江山。它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回头看看，几乎所有重要的诗人都是从民刊中走出来的，它的意义不言而喻。民刊策略构成了新时期当代诗的基本生存与传播方式。近20年来，我收藏了不少，包括油印本、铅印本、复印本、胶印本，甚至豪华本等等。究竟收藏了多少种民刊我没有细心数过，我一直迷糊中，大概在六、七百种以上吧。收藏重点在80、90年代的民刊，比如我近几年收藏到四川80年代的《他们》、《非非》、《中国当代实验诗歌》、《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是代表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歌复兴。此外还有90年代的北京《现代汉诗》《偏移》《小杂志》《翼》、上海《喂》、《异乡人》、《倾向》、《南方诗志》、广东《面影》、《诗歌与人》、黑龙江《过渡》、河南《阵地》、湖南《锋刃》等等，这些民刊阵容强大，幅盖面广，都是有价值的东西。这也是为我从事编辑工作打下了基础。当然，深圳早期的民刊《诗艺》《外遇》也被我收藏到手。目前深圳几个诗人分别还在编《白诗歌》、《大象诗志》、《中国诗坛》、《诗篇》等民刊，成为当代诗歌的重要力量，引起文学界的广泛赞誉。

2011年11月在深圳华美术馆，我和北京的民刊文献收藏者、诗人世中人合作策划了一次“词场·诗歌计划2011”民刊展，参展的刊物，包括了从1978年至今近1000册、700多种刊物、500多种创刊号，其中尤为珍贵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刊的《今天》、《非非》、《他们》等民刊，称得上是当代诗歌发轫以来首次关于诗歌民刊收藏文献的集中梳理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