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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伟杰：诗意空间缘何日益狭小：透视当下诗歌创作的弊端
当下，写诗似乎成了自恋者的呓语。许多像“脱口秀”一样写出来的分行甚至不分行的文字，都可以自诩为诗，胡诌乱造的顺口溜、打油诗、口水诗、“梨花体”之类的东西大行其道。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人都可以化个名儿在网上“亮相”。这固然是一种生存权利，也是一种写作尝试，然而，人人都可以明目张胆地认为只有自己的或自己身处的圈子里的诗才是诗，才是好诗。其评判诗歌的水准和依据由诗歌艺术本身滑向了外在的因素，从而导致诗歌难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诗意空间日益狭小，标准的丧失致使大量的诗歌垃圾甚嚣尘上。
静观式审美气质的缺失
在残酷而严峻的生存境遇面前，真正能静下心来观察与思考，并把写作当成自己安身立命基石者，难能可贵。究其原因在于诗人本身缺乏宁静致远式的文学理想精神。殊知一个诗人也好、一首诗也罢，如果见不到文学精神是可怕的。所谓文学理想精神落实在诗歌实践中，乃是其中闪烁着真诚、悲悯、温暖、良善、爱与美的精神品质，以及洞照生命的艺术体验。可见，精神与诗艺的提升决定诗的艺术生命。诗歌和诗人，是恪守真诚的、质朴的、美的感受力去捍卫诗的美学原则与保护诗的审美气质，还是热衷于配合各种社会活动，来满足和应付那些充满功利性的行为准则，或盲从任何官方或流行的说辞，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纵观当下诗坛，真正甘愿在喧嚣的潮流中安于寂寞，以平静的姿态去洞观万物，感受世态人情，为通往人性、抵达心灵和精神世界布置最美露台的诗人同样罕见。于是生产的诗歌难以成为超越于物欲之上的精神飞翔。具体表现在：过分强调诗的社会功能，使诗的语言生硬干涩，甚至走味，导致诗美品性的大量流失；忽视诗歌作为高雅的艺术，其审美气质首先是要有灵魂的真实，任何无病呻吟的重复歌唱，沾染低俗化或虚幻化的东西都将导致诗歌品性的下滑。如果说，诗人的所能达到的情感与精神向度决定了诗的境界，那么，静观式的审美气质则决定了诗的美学特性。
陌生化创新思维的匮乏
成就一首好诗，写什么固然重要，但表达方式至为关键。当下诗坛，无论是纸质的还是网络的，诗歌像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令人目眩。要么一窝蜂地对某个重大事件津津乐道，要么相互因袭、追逐流俗、盲目跟风，要么打着空灵的幌子似曾相识地重复歌唱，或则自我陶醉式地“强说愁”。究其原因，在于匮乏诗的创造性思维与伦理想象力，难以生成“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诗歌作为最语言的艺术，唯有具备创意精彩的表达手段，方能生发出陌生化的审美效力。拒绝平庸化、单向化，让诗歌语言从习惯性和一般性的表述中脱颖而出，需要诗人运用陌生化的思维方式和陌生化的语言，给熟悉的事物以陌生化的命名。诗人只有用独特的话语方式、用洁净的心灵去打磨，才能有真正的诗歌奇迹出现。
见证式历史意识的缺席
诗歌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可以沟通心灵的共享时空。诗歌不仅具有跨时空性，而且具有普遍的人类性，它首先应该是美的、是诗人个体的，然后才是世界的。另外，对于历史的尊重，即关注和理解历史与人、历史与文化、历史与现实、历史与语言、历史与未来等多重的复杂关系，都表明诗歌对精神内涵和历史关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当代诗歌曾出现过非历史化的诗歌实践，这是对历史意义的幼稚理解。一切创造性的传统，都指向未来。历史意味着“过去”或“遗产”。在创造和人文层面上，历史在不断地延伸。可见人在创造思想和作品的同时，也在承担中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如果诗人过分沉溺或陷落在艺术和审美乌托邦中，而弱化甚至丧失了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品格和能力，也就丧失了作为人类精神生产应具备的“文化参与意识和美学批判精神”。遗弃了历史的诗歌写作，自然也只能被历史遗弃。
其实，诗歌作为诗人进入世界和自身的一种诗性飞翔，既是诗人对世道人心的深度感知，也构成诗人自身历史和时代的生活见证与精神记录。在某种程度上，历史感可以打通诗人的心灵与时代的联系。当然历史感并非指作品写到历史事件，而是体现诗人对时代历史风云有着强烈而深远的感受和领悟。
琐碎经验书写的泛滥
新世纪以来，以个人化为标志的行动已成为一种现象，诗人们更趋于表达个人体验。从写作姿态观察，诗人们以各自不同的风貌和书写方式登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化写作时代的到来，说明诗歌的生存发展空间呈现出充满个体活力的宽松环境，更有利于诗人们大展拳脚，诗歌话语也不必去承受过多的来自于非诗因素的负荷，转入为表达隐藏于日常生活流程中的个人经验，让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生活细节成为新的出发点。
然而，更多的诗人只是倚重于纯属私人性情绪的狭小空间，肆意罗列拼贴，或如痴人说梦。这样一来，诗歌在进入个人化写作的同时，也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放弃了对于生存本质和终极家园的追寻，转身一变蹈入“俗化”写作中，去挖掘所谓“隐蔽的诗意”。于是，平面化经验碎片，乃至荷尔蒙式的狂热叙述纷纷“赤膊上阵”。或许，这种陷入碎片化的经验书写对于个人写作是有效的，却缺乏与时间构成一种必要的联系，缺乏穿透历史和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力量，缺乏一种普遍性的人类意义，难以在更高层次上为存在寻求合理的依据，为心灵建构美与善的归宿，最终只能成为一种没有意义的“旅行”。或陷入意趣低俗化，或流于语言的口水化，或跌入结构的平庸化，如此漫溢泛滥的琐碎性书写，遮盖了诗歌鲜活的本性，即诗性的严重缺失，致使诗歌写作重新陷入“极端化”的误区，或者“同质化”倾向，导致了诗人主体精神的丧失与主体人格的模糊。
伪先锋人文关怀的迷失
随着网络传播的迅猛异常，中国新诗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先锋、解构、后现代等纷纷出笼，披着实验、探索、创新等时尚外衣，诗歌写作以猎奇怪异、花样翻新为能事，以刷新视野、打破传统、跨越边界为幌子，似乎只有消解了诗意，颠覆了文学性，或泯灭了抒情性，才能写出好诗，才具有所谓的“先锋性”。
这种误区带来了类似于用组装、拼接等程式化组合的诗歌，不仅败坏了读者的审美口味，而且也窒息了诞生好诗的可能性，在无形中把诗推向失控的境地。诗歌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处境，乃是“伪先锋”作祟使然。这种迷失集中表露在既缺乏中国诗学传统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又缺乏源自灵魂底部的真实“魔力”，更缺乏思想的澄亮与浩茫。
诗歌的先锋性应是一种蕴藏在诗歌体内的精神气质，它集中体现在对当下存在的生命图景或一个时代的存在真相作出新锐而深刻的揭示。“伪先锋”之所以为人诟病，在于只会搬弄貌似先锋而徒有花哨的旗号，实乃缺少激情和丰沛的内力，失却人文关怀的坚实支撑和真气弥满的精神境界，打造出来的不是充满生命活力的花朵，而是更像工厂制造出来的“塑料花”。
说到底，形容一个诗人先锋或不先锋，关键在于永远保持前倾姿态放飞心灵，让写出来的文字烙上一颗鲜活而真实的灵魂，并且充溢饱满的张力，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情感”二字。如是才能感动自己、感动他人，甚至感动一个时代，也才有可能构成人的诗意栖居的心灵史。
以上所述，尽管并非当下诗歌的全部，但其症候对于当代诗歌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因为，诗作为诗人建构内心生活的符号，是打通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渠道。作为诗人，必须站在一定的制高点上，才能有的放矢地展开自我旅行的深邃思考，给予事物全新的命名。如何最大限度地摆脱功利的诱惑，最大可能地不为世俗、时尚和流弊所束缚，既回到诗歌自身的真实位置，又让诗歌与诗人发生的联系更为直接和本真，或许才是当下华文诗歌从困惑中突围的前提。
（作者庄伟杰：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后、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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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9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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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9 15: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