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科 于 2011-10-27 09:24 编辑
空心时代的诗性生命 —一个意识到其危险的民族是养育天才的民族。 — 弗里德利希·尼采
一 只要有一个夸父，便会有逐日；只要有一个西西弗斯，便会有永恒的岩石推动。 我的老朋友、画家陈峰感叹：“近三千年，诗神荷马被放逐到人间。这么多年来，诗神的嗓子破烂了，竖琴也已破碎，再也没有新鲜事可以咏唱。诗神已经唱了三千年，唱得粪土畜牲人渣都似乎有了诗情画意，因此他决定回老家。人间太肮脏，而且他也玩得太久了。回老家。” 人生仅仅是一种徒劳的吟唱吗？古老英雄的行为是否给了我们极大的感动？也许人生正是如此，只是为了一次惊心动魂的感动。人感动天地，天地亦如此感动我们，我们生命的全部意义也许正在于此。也许，我们永远回不了那个家，让我们集体温暖得到共鸣与抚慰的家。但至少我们已经在回家的路上，相互搀扶，相互感动。 已经没有纯粹了。没有纯粹来感动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正是我们遭遇的现实。现实并不是我们所愿望的，我们为何总在不如意中甚至狂怒而泣？因为我们的生命情感，我们的全部倾注于欲望之踵太久，而欲望只是盲目的老人，为魔幻所驱使，引领我们走向了无边的黑森林。 我们惊恐于在不确定的偶然中漂泊，我们通过欲望来捕获生的机遇与快乐。然而我们所有捕获的都太重，无法成为我们漂浮的凭倚，那是些自我沉沦的占据。 人们只是极力寻找可以持久漂泊的筏。当然最好有一份可以放松自已、忘却自我的悠闲。但对现在的人们来说，这是怎样的侈奢？ 人，并不注定是下贱的。我要借用乔达摩·悉达多（他所说的佛，现在传达的要么是远离我们认知的抽象，要么已经是极端功利化的偶像）的话说，人们啊，神性就在你们自身。你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唤醒它。唤醒它，人们。 我们所要救赎的不是罪，而是我们自身所遗弃的神性。 人进入了精神的虚空状态，人们开始害怕思想，思想太重。这是思想暴力与经济冲击的结果吗？思想需要宁静的环境，最好是有稳定的秩序。而市场是疯狂与盲目的。就象当年的运动。 唯物主义在尽力把人的品质降低到物的存在。而科学主义把生命仅存的一点气息窒息，把人性放置到手术台上解剖。 我们已经对历史当然的进步性表示怀疑。我们也许应该回归到原始的启示，所谓理性启蒙与道德律令之前，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西方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正在做的正是这项工作，始于对西方文明理性主义失败的反省。而中国，百年耻辱虽让人们丧失了尊严，但现在好象仍然没有找到获得尊严的途径。从清时丧权辱国到现在极端性的倾向，在于经济指标，物欲与动物欲的豪举，对科学的极端迷信。圣琼·佩斯感叹：“对诗人没有更多的要求了，如果他能够体现自已时代历尽创伤的良心的话。” 这时代之伤，谁在痛？ 谁又在替这样的良知说话，既使在极度贫困的吞咽前后？ 二
生命的力量在于质问之中，诗歌的力量也源于此。 德尔斐神庙所书的“认识你自已”背后，质问的就是你认识自已有多少？苏格拉底自证自已是否希腊最伟大的智者，他问遍希腊本土认为极具智慧的人之后，他得出结论：巫师认为他是希腊最有智慧的人，其原因在于苏格拉底知道自已的无知。是谓无知之智者。屈原之天问，仅其命名就足以让后世难忘。陈胜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后世立下了反抗强权的最有力的质问。而老子、佛陀则走向了质问的终极，成就了他们的不朽。 这就是质问的力量。也许质问意味着终生最艰难的探索与不幸的遭遇，但是生命质量的深度、广度与厚度皆源于此。 这可能正是启蒙的全部意义。 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智者是不快乐的。苏格拉底给出了获得幸福的十六种方式。佛陀是微笑的。老子的表情在庄子的脸上。只是面对人世，苏格拉底以自鸠救赎希腊，佛陀微笑的背后是泪水。老子向西而去，我甚至相信老子的坟茔也不会向东，因为悲悯乃痛之极也。 孔子的梦想是现实的，到汉朝他实现了。中国的传统缺少独立人格，除孔子的原因外，还有韩非子的治国良方。几千年的中国啊，只有对古典的注解，而没有质问。 因为不会有老庄的这份洒脱，没有佛陀的清澈，更因为在用诗歌说话，我走向了屈原。 当背叛自已的祖国成为理所当然的风尚时，屈原不想离开楚国。因为他在质问，质问到了源头，用全部的尊严与爱去质问，最后带着全部的质问与哀歌，走向寻找家园的路途。
颠覆是永恒的主题，假如颠覆还不曾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问题永远会存在。 中庸是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不偏不倚的中道？或者是超越与世俗之上的“了悟”，或者是坐忘？或者祈祷，把希望放到“天堂”？对于人类价值的方法论探索有了众多途径，这些路径都诱惑了众生，而且创造了大量的历史事件。由西方发起的理性主义与唯物主义以科学的名义影响了东方。因为东方文化已经失败了几个世纪，引起了东方人自身的反省，东方进入了自我巅覆的历程。 极端意味着力量？极端的理性主义创造了奇迹，成为了征服与掠夺的最有力的工具。而二次世界大战让理性主义的倡导者饱尝了恶果，极端意味着暴力与血腥？极端意味着残忍，要么是对他人的，要么是针对自已的。这是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战果，西洋人突然觉悟他们引以为自豪，以此为蔑视东方的最强有力的理由突然变得极度荒谬。他们奉为至宝的养育了二千多年的“大智慧”，突然反过来咬死了他们的妻子，活着的他们也被理性主义“流放”。 人的意义何在？怎样的意义才是合适的？我们需要怎样的引领者？虚无主义者否定了意义否定了引领的必要性。宗教的脱俗与人生相聚的世俗性如何得以平衡？或者“超人”？超人是一个还是多少？如何培育？在一个民主作为普世价值观的现世，超人群体如何可能？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茫然的时代。我相信一个没有自我价值审视的时代是很快要衰竭的。 我们理当相信，人的意义就在自我完善之中。但如何才是自我完善呢？ 西方的理性主义失败后，哲学就死亡了。 西方的先哲们自十九世纪已经意识了这个问题，可从尼采、波德莱尔、荣格、海德格尔、艾略特等人看到启示。东方还没资格嘲笑西方，因为他们的主义曾割断过我们的喉管，掏走了我们的心脏，留下了空心的国度。 尽管如此，我仍然深爱西方的诗歌与哲学，当然仅限于启智者，当然我们已尽知理性无法抵达终极。那怕是其方法论的价值也是无与伦比的，是我短缺的一条腿。 三 《大地语言：十二诗章》（上部）是个体向整体靠拢。而下部则是从整体迈向个体。我试图对那种已经死亡的、自恋的命名进行消解。我们至少可以清醒地面对现时的精神状况与空空荡荡的文化骨架。但我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大地语言：十二诗章》只能算是追问的序曲。 我之追问是自问，也是对历史的质问，更是与现实的对话。 既不主张“诗到语言为止”，也不主张“语言仅仅是创作的工具”。我主张人文领域没有绝对的正确与否，每人内心都有独特的力的结构，形成自身的心理场域。我始终对汉语保持着一种敬畏，不光是因为在时间上的持久性。语言有自述性与神秘性，但需要你去体验、寻找与整合。首先要激活语言。语言的可感性，愉悦你的视觉、听觉与嗅觉的结构、色彩、节律，感受语言的各种功能与神秘的意蕴。这就是我一直以来不舍昼夜为之舍弃世俗之大部分的重要原由。 然后倾注全部的生命体验、智性（不是理性）之力和生之激情。 这样，我试图达到混沌的境界。 我需要与世界达成一定程度的同构与和鸣，冷却与燃烧是同时的，火这样对我说。 诗性的存在是宁静的，虽然也可能艰难的，但绝不贫乏。但这种存在处于不幸的边缘状态。语言是一种诗性的显现，这种显然如今也处于无明状态，与现实的沟通中产生了巨大的障碍，因其本身的边缘化，诗性仍然被驱逐，是“现实之爱”的删减部份。为了抵御与融入现实的残酷，人们宁可痛着，也不愿让柔性而温暖的言词进入他们的生活，作为他们生命表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无力担保未来将会是诗性的存在。但我这样期望。也希望不多的与我共鸣的朋友一起期望，一起共鸣。我相信声音的力量，而这种声音必将是一种伟大的祷词。
我不在“坚守”之中，因为坚守是一种选择与顽固。而我命定的双鱼星座决定了我必须处在阴阳的平衡状态。但这种平衡且带来了不幸。因为失衡才是“正确”的道路。双鱼之眼不由自主地把我牵扯到晦暗的诗性中，那种对创造的饥渴始终在折磨我，把我拉向潜行的诗路。我因此不能关照生活，生活理所当然不会给予我关照，因此也就不能平庸而伟大。我把自已的这种生存状态称为“创造性的堕落”。
但我仍然希望这种徒劳的不幸能换来更多的共鸣，与我，不，与诗性共鸣。
我不是天才，也没有更多的智慧。我只有不算太浅薄的生命体验、倾注全部的生命力来完成二十多年的愿望。也许我仅仅是想赎回大学时代对自已许下的承诺，赎回尊严与自许。我们无法否定自我的存在。也许正因为这样的缺陷，使我们仍然在虚无的处境中保持对创造性工作的敬意。
作品完成后，我默默地坐了几天，喝了几天酒。我想大声喊，但我自觉没人听见，因为声音很低。也许是真的累了。 但我仍想说说虚无。我唯一感知的是世界的虚无，体验到了大地与天宇的沉默，整体性的沉默。人们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房客。这房客却以土地与空气的主人自居。 如果说我听到了某种声音，那就是大地与宇宙的愤怒，一种宽恕到了极限之后的狂暴。
受虐的闪电、烈日、暴雨，狂风，仅仅是一种预示，仅仅是愤怒的前奏......
我只是个不幸的预告者，而不是劝说者。因为我深知，一旦开始劝说，我便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拄着盲杖，迷乱地点击着纵横交错的道路与荒野。没有向导，他们拒绝向导。
这世界只是一首沉痛的挽歌？为何却无一人书写，无人吟唱？
感受力、想象力与语言组合力，这三种力是诗歌匠人的最基本的手艺。看诗歌的品质首先是感受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诗歌语言的肌理和质感，而想象力与组合力则与作者的心域、经验与知识的累积，思考力的强弱有极大的关联。这些决定了诗歌意蕴的厚度与深度。简言之，一个优秀的诗人体现出这样四种力：感受力、想象力、语言组合力和思考力的综合素质。 不同时代都有一定的思维定式与局限。我个人认为，改变中国诗歌的命运，首先要突破的是“软定”的思维模式与语言体系。没有这种改变，中国诗歌是没有希望的。有些人以低俗语言与政治语系对抗，这同样是愚蠢的。与政治语系没有根本的区别。 极力驱逐词语的庸常形态，杜绝几十年来沉积的政治语言系统与科学的逻辑思维系统。如斯，才有可能产生创新能力。语言振荡，灵魂振荡，唤醒语言内部蕴藏的无限能指。非理性的，直接的，启示式的隐秘灵智。 那是在桃花山庄独居的日子，久之，突然发现我内心的强烈跳动，一如惊雷。我处在极度的惊恐之中，如逃离猛虎的追逐，直到找到人群。 带上最精淬的语言，让灵魂沉寂，让尘世在在我们的脚下喧嚣，让所有的欲望在尘世获得涌动的机会，此时我们可以创作诗歌。并且以此来抚慰迷失的心智。
四 长诗的创作与抒情短诗的区别在于，长诗首先要有个整体性的架构，否则长诗只是短诗的混乱组合，失去了长诗的的存在依据。而长诗在形式上的架构之内，还必须要有理念的一贯性，也就是说要有整体性理念的预设。没有自始至终的创作理念与精神导向，那么长诗只能是空荡的衣架或是混乱一片。《大地语言》的整体结构我参考了周易的基本思维模式与框架，上篇为阳，下篇为阴，或者说是上篇以天行为主，而下篇则更关注以直接承载着人类生存与命运的大地。周易是启示性的大智慧，从创作理念上来说，我也同样追随这种启示性的表达方式。至于与周易更多的契合和借鉴，我在这里不作过多的陈述，还是留给批评家吧。 传统的承接，对于现代诗歌来说是汉语化的根本途径。从五四运动以来，否定传统价值，包括否定传统诗歌承继的理念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因为中国的贫弱和现代诗歌体系的构建需要，人们全方位地倾向于西方诗歌理论的移植，但结果只能是中国诗歌变成翻译体的汉语诗歌，更因为历史的割裂，诗学观念的陌生，使现代诗歌与读者之间少了共鸣，少了认同。因此现代汉语诗歌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性的接续，不仅仅是汉语诗歌走向成熟的需要，也是汉语诗歌为读者所接受，保持或叫再生现代诗歌生命力的重要手段。 “唯科学论”如同“冰川之流”灭绝了人类精神的神圣意义，在当下也试图灭绝人类作梦的权利。科学是残酷的，在科学字典里，没有伦理与人性的空间，在中国这几年灭绝人性的事件足以证明科学和以科学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无情。在人类的美好愿望中，我们必须在非科学的领域内获得作为人生存的理由与意义。那就是审美时空与彼岸意义的精神生态愿景。 对自然的体验，对生活与社会的体验，对自身精神的体验构成了我们生命历程的体验系统。这种沉积着大量体验的感悟，我称之为智性，这种智性生存状况即诗性存在。而一旦通过文字来表达，那就是诗歌。这是无数次感性与理性相互冲突与和融的过程，在矛盾冲突中可能形成的整体性的存在，或者是超越其上的觉悟的境界。都是我所向往的诗性家园。在寻求自身的生命意义与内心的愉悦外，我同样关心现实的境遇。不管我是否是“大我”还是“小我”，我至少象兔子一样关心周围的生存环境，存在的风险系数，以及可能给我带来的愉悦的几率。关注历史与现实，并期待着历史与现实经验的总结给我带来怎样的启示，这无疑是我所关心的。也是所有睁着眼睛活着的人所关心的。 我以为，人的自由首先要从科学的迷局和政治的“主义”之中摆脱出来。人的诗性栖居理当在“无穷无尽的审美多样性的滋润家园”中，而不是科学的抽象性和统一性之中。我们必须摆脱科学理性一统天下的格局，从科学领域作为人们思维唯一道路的缝隙中摆脱出来，科学只是提供我们物质世界便利的可能而已。我们必须使人们相信，人类理当是精神性的存在，人文精神才是我们作为人类的理由。 这绝不是乌托邦的构想，事实上只要最高权力机构的倡导，建立若干基金会对人文学科和创造性劳动的支持，我们就大可不必象兰色姆做上个要求历史回归到农耕时代的老梦。虽然农耕文明给我们提供了高山仰止的人文经典，但让历史回归到农耕时代只能是痴妄的呓想。我一直认为，中国之重视人文的传统仍可为当下时代的引领，我们曾经舍弃的恰恰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源性的宝藏。 五 我不得不承认巴塔耶献祭理论的正确性。也许有些人会反对。也许是很大一部份人，因为上一世纪的惊吓，许多诗人转向了现世划地为牢的谦卑或面对一只蜘蛛说上半天知心话的痴呆状，人称面对物的莫明其妙的冷抒情。更庞大的队伍转向了世俗之下的世俗，换种说法就是世俗之流的追捧者。 我愿意把创作称之为献祭的神圣冲动，献给一种原始的普照和荣耀。献给我内心的亏欠与至爱。 这样的创作我称之为抚慰。 我们有太多的焦虑，生活的与精神的。只有在献祭活动中，只有在众行与自足的认可中，获得焦虑的消解，获得无忧的睡眠。 只有在此时，我解除了内心的痛楚与迷狂，达成融和的沉醉。 也唯有如此，才能解释那些著名的与不著名的，但与我毫不相干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学者、诗人、评论家欣然为《大地语言》作序或点评。在此我表示深深的谢意。 也唯有如此，更多的如同我一样的诗人，舍弃了生活丰裕的可能，宁可坚守着终生亏本的买卖，忍受耻辱与贫困，忍受着爱的亏欠。那是一种众所周知的苦行，我们有多少生存之债不曾偿还？我们还能不能还得清？但我们仍然坚守这块已然荒凉了很久的土地。 因为我们在做的正是神圣之仪。是对人类良知与正义的献祭。是对民族精神的献祭。 由此，我深信神性的存在。人所天然具备的神圣与爱的情怀。假如没有，那么我们一起来再造。在人的兽性与神性之间，我们不难作出选择，但如果需要一生的祭奉，那是需要一种精神的。但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从创始的神话开始，从来就不曾短缺过。 是的，我们是注定的失败者。因为我们无法完成整体的生命。但我们必将成为大地涌现的一部分，让大地成为大地的一部分。帕斯曾说：“我们经历着一场时代的转折：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回归，在最古老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回归。一种向源头的回归，同时也是一种向初始的回归”。我们需要人文生命的苏醒。再回归到文明的源头，然后在古老的梦中醒着。 | 
发表于 2011-10-26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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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6 13:08
发表于 2011-10-30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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