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渔：钝角的持重与力量

肖振中

钝角的持重与力量
——朵渔阅读印象
辛泊平

我一直认为，在70后诗人的谱系里，朵渔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而且其重要性会越来越显著。一方面，作为先锋诗歌运动“下半身”的主要人物，他参与了理论的构建；另一方面，他的诗歌创作却并不是人们印象中的“下半身”，而是相当的沉潜和书卷，相当的“知识分子”。这就使得朵渔成为一个许多读者关注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断裂”？这种“断裂”为何会这样完美的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这种断裂的根源又是什么？当然，熟读朵渔诗歌和随笔的读者可能会从中找到自己理解的答案。而我个人认为，朵渔的“下半身”是先锋的自觉和姿态，而他的文本则源于他的性格和学养，更源于他的理想和良知。二者并不矛盾。
朵渔是羞涩的。在2009年首届唐山“南湖诗会”上，我和朵渔有一面之缘。不论是南湖上的泛泛而谈，还是酒宴上的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朵渔都是随意的，淡然的，甚至是沉默寡言的。让人无法相信这就是江湖上处于风口浪尖的“下半身”的代表人物朵渔。在这个以无耻为个性、以噱头为时尚的年代，羞涩已经成为奢侈品，它是一种自重的性情，更是一种优雅的美德。然而，在研讨会上，说到诗人的良心，说到诗歌的担当，朵渔却是激烈的，甚至是冲动的。针对当下诗歌写作口水化、段子化、小我化的诸多现状，朵渔尖锐地指出了这类诗歌写作精神上的苍白和情感上的冷漠。他不能容忍一些诗人对诗歌及诗歌写作的调侃，而是以沉默抗议，以批判反击。他尊重这门古老的文学样式，并以自己独特的认识赋予了诗歌在当下最大的可能和普世的价值。可以说，在诗歌的旗帜下，朵渔是不谙世事的“愤青”，他拒绝那种人情味油腻暧昧的皆大欢喜，他尊崇那种孤绝此在的诗歌现场。他的诗歌多数是沉潜的，从容的，但那种深刻的自省、对汉语诗歌尊严的捍卫、峥嵘的脉象以及对意义的叩问和追寻却是一贯的。在他的诗歌中，经常会读到“忧郁的眼神和孤傲的心”（《高原上》）。
可以这样说，从朵渔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古典俄罗斯知识分子和零余人的气质和影子：敏感，热情，脆弱而又决然。这是一种情怀，一种超越自身荣辱的生命关注与灵魂眷顾。也许有人会反诘，朵渔的诗歌中有没有俄罗斯知识分子表现的那种广阔的社会动荡和深刻的民族命运，像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们的恢弘和厚重，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的尖锐和疼痛。我承认，朵渔的诗歌没有以上诗人作家身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历史感，但作品中的元素却和上面的诗人有若干交集。比如对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探究，比如对当下精神困境的揭示，比如悲伤、绝望的精神气质和对意义的坚守，这些都是拥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共有的品质。当然，不可否认，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阿赫玛托娃们的作品也许更有冲击力，但那更多还是源于作家诗人们遭遇的独特时代。十月革命、红色苏大清洗，这些改变历史进程和民族命运的事件是天翻地覆的，灵魂的震撼也是前所未有的，投影到诗人心中，流淌在诗人笔下，自然也就有了翻江倒海的气势。相对而言，当下中国的改革，虽然改变了以往的计划经济的格局和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格局、文化走向，但是，但生命与信仰并未撕心裂肺和脱胎换骨，思想上、心理上的改变还是相对温柔的。在大多数国人身上，改变的还仅限于生活方式和日常用语，许多诸如对城乡差异的认同、对单位的期待、对农耕时代人际关系的依恋、对政治文化主流意识的盲从，对语录体新华体的习惯性欣赏等深层心理，却并未彻底清除，而是融入了血液，藕断丝连。所以，朵渔的诗歌即使反映了这种“变革”，冲击力也会相应削弱，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作品的影响力取决于艺术上的先锋，还在一定程度上和时代的风云血脉相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命运，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只有帕斯捷尔纳克才能写出惊心动魄的《日瓦戈医生》，只有马尔克斯才能写出铭心刻骨的《百年孤独》，只有曹雪芹才能写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就是这样。
然而，在对国家神话的消解、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层面上，朵渔还是走在了同代人甚至上代人的前面。他的近作组诗《高启武转》，是我近年来读到的关于个人命运与历史纠葛的最优秀的诗作之一。在诗歌里，朵渔摒弃了宏大叙事的拿腔作势，突破了历史书写的惯性思维，而是把历史的阵痛聚焦到一个曾经鲜活的个体生命上，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诗人无心渲染，而是把它压缩到每一首诗的小序中，寥寥数语，避开评价，直指事件，虽有情感，但基本控制在零度，让事件本身说话，可谓漂亮的春秋笔法。但个人的命运，都和历史上的政权更替、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以及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在具体的写作上，朵渔避开了对政治内幕的揭秘和国家命运的反思，而是深入探究小人物对生存与尊严的追求。以高启武为代表的那些被历史书卷遮蔽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再是国家机器上的冰冷的齿轮，而是有生命繁衍的责任和价值追求的血肉之躯。面对“活着”这个底层最朴素的哲学命题，朵渔的高启武在精神层面上超过了余华的福贵。我们理解福贵的底线需求——肉体的简单存在和对生命直接的认知，更感慨高启武临终遗言背后的苦难人生，那是一位老人跨越几个时代的切身经验，是一位老人对政治的原始理解：相对于挣扎在大地上的乡下人，“食官粟”，不仅仅是生存意义上的阶层转变和光宗耀祖，而是从苦难的泥土中彻底逃离，登上体制巨大的机车，驶向某个利益集团设计好的康庄大道。
在这里，政治是具体的，它和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不是朵渔的泛政治书写，而是政治对普通人的挟持真相，政治无处不在，个人无处可逃：“钟声，枪声，喇叭，‘有仇报仇，有怨抱怨’/我爷爷紧闭柴门，带领一家人喝粥//夜里狗叫，不是鬼子进村，是乡上的书记/有人了解他的底细，让我奶奶不要出门//一个地主被杀了，带来了更多的地主/这胆小的男人伸出一只脚，另一只脚留在身后”（《高启武转——翻身记》）。即使个体生命关起门来，身体上远离所谓的运动中心，但依然会听到那种运动的声音以及它在内心深处引起的波澜。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乔治奥威尔的观点，个体和政治的关系无处不在，就算你自觉的选择离开政治，那也是政治态度的一种。翻看古今中外的历史，那些根本不懂革命也无意革命的底层人，又有多少不自觉地被卷入革命的洪流，并扮演了被时代强行安排的角色，履行集体无意识的职责，即使是某一事件的“局外人”，也逃脱不了干系，也是某一种意义上的同谋和帮凶。
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体的命运永远打烙着复数的烙印，比如说农民，比如说工人，比如说知识分子。而写作，则是通过单数的浮沉客观地再现集合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朵渔的《高启武传》便不再是爷爷一生的履历，而是千千万万在命运面前沉默的农民的缩影。更重要的是，爷爷的一生，虽然是卑微的一生，但他是所有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他的悲欢其实就是整个民族大多数的悲欢。我们熟知的历史是忽略个体的，但诗人却可以用不同于历史的叙述还原普通人在家国神话中的屈辱与无奈、隐忍与梦想——“被遗忘的存在”。“当那闯入人间的狮子/脱下华丽的兽皮，历史/露出它鲜艳的臀部/羞耻便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连那伟大的驯兽师/也不再感到脸红/他们数钱，我们/数尸体，他们到市上买酒/我们从墨水里捞心”（《2007年夏天即将过去》），触目惊心荒谬现场，然而却是无法掩盖的真相。面对被权力反复篡改的历史，朵渔是清醒的，所以，他才不时划开历史的华美面纱，裸露出普通人“被蓄意蒙蔽的/人生”（《2007年夏天即将过去》）。当然，诗歌不同于小说，小说可以用若干细节来连缀，而诗歌则只能通过面来涵盖。对此，朵渔有深刻的自觉，他追求的就是“点到为止”。但是，因为点的准，点的狠，点的深，竟然在有限的篇幅中传递出当代小说家刘震云《故乡相处流连》的深刻与疼痛。辽阔与深邃，透过历史重大事件之上闪耀的光环，从史册的隙缝中拎出了生存环境的阴暗与荒诞，生命的残忍与无辜，灵魂的孤绝与凛冽。这样说来，朵渔的诗歌写作便有了深深的民族性，有史诗的容量和胸怀，是另一个维度上的精神历险和思想启蒙。在我的理解中，民族性不仅仅是表现民族集体运动，对一个民族带有共性的命运与心理的揭示同样是更为深刻的民族性。
在诗歌写作中，朵渔反复强调德性。我知道，朵渔心中的德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好人，伦理上的道德楷模，而是坚持站在虚伪、异化、丑陋、冷酷、权力等一切罪孽的对面，以庄严的绝望和清洁健全的精神，对抗着时代的荒诞。“我和国家只隔着一个小孔/在相互窥望中增加彼此的敌意”（《是谁赐给我粮食，让我苟活于人世》）。诗人是脑后长反骨的家伙，他拒绝合谋，也蔑视和解。而这，恰恰是理想中的拥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姿态，是良心的姿态。朵渔曾经说过诗歌是一门手艺。这是他对诗歌技巧深刻的体认和自觉。然而，朵渔并没有被所谓的技巧束缚，而是在打磨技巧的同时又超越着技巧。可以这样说，对技巧的重视，体现的是朵渔的文本自觉，而超越技巧，则是他忠实于自己的思想和灵魂。因为，技巧只是诗歌的外部结构和节奏，而思想和灵魂才是诗歌的核心元素。朵渔深谙其道，所以，才能写出那种比技巧更能深入人心的的诗作。汶川地震后，他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那样广为传诵，那样刺痛神经，不是因为什么技巧，而是对诗歌在灾难面前的无力感的揭示和反思，是对生命脆弱本质，同情苍白贫血的人生悖论的呈现。它的背景是诗人群体政治化的抒情和哀悼，泛滥的情感，应景的书写，似乎不如是，便是道德上的腻子、良心上的贰臣。朵渔厌恶这种虚假的参与，厌恶那种盲从的眼泪，他从那种大跃进式的地震诗中决然起身，站在生命而非社会的角度上，撕下了那种声音大于血液的分行写作的虚假面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诗歌的文化意义超过了其诗歌的文本意义。因为，在朵渔那里，诗歌不仅仅是抒情的工具，更是思考的武器。他用诗歌思考人生，所以就有了暗街的压抑和绝望，也就有了暗街里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天黑下来之前我看到
成片的落叶和灰鼠的天堂
以及不大的微光  落在啤酒桌上
天黑之后雨下得更加独立，啤酒
淹没晃动的人形
和，随车灯离去的姑娘
在这个时辰幸福不请自来
在这个时辰称兄道弟说明一切
我来这里
不是寻找一种叫悲伤的力量
而是令悲伤无法企及的绝望”
——《暗街》
在这种弥漫着灰鼠和落叶的腐朽与潮湿的背景下，个体生命微不足道。啤酒的沸腾和街道的喧嚣，掩盖了生命的微弱的呼吸和对意义的叩问。但诗人并未放弃，而是固执地寻找一种让生命挺立的力量。当然，在这个苍白的年代，所有的力量几乎都是异化的力量，相对于那些喊出来的前进号子，那种彻骨的绝望已经成为生命的骨头和高度。朵渔如是说。
说到体制，我想会有许多诗人都深谙其中令人窒息的逼仄和残酷、压抑与诋毁，也有许多人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过突围的孤独与艰难，然而，我们许多人却还在以各种不同的面目混迹于体制内，不是不想逃离，而是逃离的代价太过沉重，压力不仅仅是生存和人言，甚至包括亲人的担忧。但依然有人决然背叛，朵渔就是其中的一个。这让我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主人公的传奇逃亡固然抢眼，但让我陷入沉思的却是另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那个管理图书的70多岁的老囚犯，几十年的监狱生活，让他不再习惯呼吸外面的自由空气，不再习惯享受外面的自由生活，走出监狱，在自由的天空下，他手足无措，心灵无依，所以，最终他选择了死亡。在监狱里，他已经习惯了那些管制，也习惯了那里的阴暗，因为习惯，所以安然，因为安然，所以自由。可以这样说，在一种扭曲的生存环境中，他对自由的概念和体验也随之扭曲，他已经无法面对原本意义上的自由。多么可怕的伦理，可怕的体制化。然而，当我们习惯了，我们却丧失了对自由的敏感触觉，丧失了对自由强烈的渴望。像那个即将被“体制化”的瑞德所告诫安迪时所说的“希望是可怕的事情”，因为，它会让你在限制中萌生自由的念头，并因之而心神不宁。那是对现实遭遇的大不敬，是要领受惩罚的疯狂。然而，正如电影里传递出来的信息一样，总有一些鸟儿是关不住的，它的翅膀太鲜亮了，像那个最终在雨夜成功出逃的安迪一样，他最终把黑暗的监狱甩在了身后，用舒展的双臂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蓝色梦幻一样的“没有记忆的地方”。在这条反叛体制的道路上，朵渔虽然经历了屈辱和阵痛：
　　秋天了，妈妈
　　忙于收获。电话里
　　问我是否找到了工作
　　我说没有，我还呆在家里
　　我不知道除此之外
　　还能做些什么
　　所有的工作，看上去都略带耻辱
　　所有的职业，看上去都像一个帮凶
　　妈妈，我回不去了，您别难过
　　我开始与人为敌，您别难过
　　我有过一段羞耻的经历，您别难过
　　他们打我，骂我，让我吞下
　　体制的碎玻璃，妈妈，您别难过
　　我看到小丑的脚步踏过尸体，您别难过
　　他们满腹坏心思在开会，您别难过
　　我在风中等那送炭的人来
　　您别难过，妈妈，我终将离开这里
　　您别难过，我像一头迷路的驴子
　　数年之后才想起回家
　　您难过了吗？
　　我知道，他们撕碎您的花衣裳
　　将耻辱挂在墙上，您难过了
　　他们打碎了我的鼻子，让我吃土
　　您难过了
　　您还难过吗？当我不再回头
　　妈妈，我不再乞怜、求饶
　　我受苦，我爱，我用您赋予我的良心
　　说话，妈妈，您高兴吗？
　　我写了那么多字，您
　　高兴吗？我写了那么多诗
　　您却大字不识，我真难过
　　这首诗，要等您闲下来，我
　　读给您听
　　就像当年，外面下着雨
　　您从织布机上停下来
　　问我：读到第几课了？
　　我读到了最后一课，妈妈
　　我，已从那所学校毕业。
——《妈妈，您别难过》
但最终，经过浴火，他最终完成了灵魂上的凤凰涅槃，用他锋利而靓丽的思索揭示了体制的悖论和自由的重量。
当然，不可否认，朵渔的凤凰涅槃并非坦途一条，而是曲折幽暗。“要走窄门”，上帝在救赎之路上的过客，增加了难度。在与强大的异己力量的对抗中，失败感是正常的。“清晨起来后，就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卑鄙，下流，可耻，肮脏/把所有这些词都用上，也无法表达我此刻的沮丧”，因为，“我被自己打倒了”（《沮丧》）。诗人不是天生就有免疫力的金刚，更不是虚无的观念，而是拥有沉重肉身，和敏锐的感受。然而，“为了重生/必须有一种刺痛，一段遗弃/和一部古兰经”(《异动》)，面对荆棘丛生的肉身救赎和灵魂拯救，诗人有诗人的自救之方，用悲伤清洗灰尘，用绝望包扎伤口，用康德所说的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擦亮血痂。“什么样的悲伤会聚集成力/取决于你的爱”朵渔如是说，那种悲伤的力量，既是反击，对象是现实的丑陋与罪孽，亦是构建，指向的是自由、庄严的生命伦理。
从这条道路出发，朵渔的声音便是这个苍白时代中格外粗砺的力量，他的力量来自他的精英意识和阉割自由的现实之间的紧张对峙和没有终点的意义磋商。他的精神之缘是那个站在时代峰顶享受着旷世自由的庄子，那位宁可像乌龟在烂泥里自由爬行也不愿进入体制金笼的灵魂之子，他活得干净，活得纯粹，活得决绝。当然，朵渔的精英不是高居庙堂的纵横捭阖，不是身处江湖的独善其身，不是象牙塔里不问世事的坐而论道，更不是在富丽堂皇的客厅里听音乐喝下午茶的谈风论月，而是扎根于底层，与天地万物血脉相连的精神吐纳和生命敬畏，“那些苍鹰呀鼹鼠呀，那些死去多年的尸体/都在我的身体里留下过印记/在高如神殿的山间，我学会了爱一切/细微的事物”（《我走过祁连山那连绵的阴影……》），诗人关注生命，灵魂的深处是生生不息的爱。即使受过伤害、经历过屈辱，但仍然坚持说爱的人，就是赤子。也正因有这种自觉和关怀，朵渔才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对尘世的背叛之路，对精神的执着之旅，他背叛了爷爷的遗嘱，食到了官粟，又打破了饭碗，以“虽万千人吾往矣”的烈士情怀，用沉重的诗歌书写灵魂上的救赎。像《河流的终点》传递出来的信息一样，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路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持的方向和抵达的终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朵渔是少数找到写作方向的诗人之一，他是为良心写作。是良心而不是心灵，心灵这个词大而无当，具有多变性和欺骗性，暴君和嫖客都可以打着心灵的旗帜欺世盗名，而良心则是恒定的，它拒绝左右逢源，皈依普世价值。它的圣殿是十字架，是苦难中被温暖的人心。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审视中，他是涅瓦河畔上的猫头鹰，是背叛权威的盗火者，是最后审判提供犯罪事实的证人。当然，他心中的神灵不是高高在上、游戏生人的宙斯，不是拈花微笑、不置一词的佛陀，而是雄健的黑犀，是踽踽独行、一路吟唱的格萨尔王，是为了他罪恶的子民甘愿背负十字架的耶稣。在众生麻木受活的天空下，他的灵魂便是飞过城市上空的“猛禽”，以他巨大的翅膀拍打着城市板结的平庸和没有灵魂的苟活者，像布尔加科夫笔下飞翔于莫斯科夜空中的玛格丽特，颠覆了关于秩序和幸福的美丽童话，以“这尘世罕见之美”，让那些被豢养的臃肿的鸽子也不免尖叫，让它们“考虑重新生活”（《猛禽飞过城市的上空……——给浩波》），尽管他说自己是“地下室弯腰驼背的囚徒”、“双腿卑微如鼠”（《猛禽飞过城市的上空……——给浩波》），但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传道者，他的声音来自另一个世界，传递着鹰氏家族孤傲、卓绝、自由的福音。
在诗歌写作上，朵渔并未关注形式上的创新，虽然他的下半身理论充满了与时代主流不和谐的声音，但他并未执着于形式上的颠覆，他的意义更多在于文化层面。朵渔的诗歌词语缜密，词与词，句与句之间密度大，缺少古典诗词中衍生意境的写意和留白，那也是因为思想的重量和密度。面对汉语诗歌，朵渔稳重而严肃，拒绝油滑和调侃。这也是他一贯的虔诚和艺术操守。当然，不可否认，正因朵渔语言上不追求锐角的锋利，再加上词语的粘稠，所以有些作品显得温吞，还缺乏鲜明、独一的风格。他的诗歌更多还是呈现出钝角的容积和力量。当然，没有风格，也许也是风格的一种。那表明诗人一直都走在探索的路上，没有自满，也没有懈怠，一如他灵魂求索的样子。2010-4-13凌晨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