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到2011年，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诗人王小妮“变身”为教授王小妮，这份工作和以往的很不一样。 在海南大学的这几年，王小妮把一些关于上课的片段，连同感受一起记录下来，每学期整理一次，尽量保持其原貌。2011年结集出版，取名《上课记》(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书出版至今，仍不断引起文化、教育界的关注，引发系列对当今教育的思索。
近日，王小妮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谈她在海南大学工作的感受、她的学生，以及她眼中的教育。
关于上课：尝试着做一个好老师
在《上课记》这本书里，王小妮透露，当初到海南大学任教的直接起因，是大约一次和评论家崔卫平聊天，崔卫平认为王小妮能做老师。“心里的某种东西被无意间启动了”。因此，2004年，有了个做老师的机会，“虽然学校在偏远的海岛上，既不悠久也无名气”，但“这个教职或者成为潜在的提示和鼓舞：也许我能试着做一个好老师”——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海南周刊： 您当初是抱着尝试的心态开始当老师的吗?
王：没有很明确的心理预期。
海南周刊：海南大学“既不悠久也无名气”，您为什么选择了它?
王：不适应北方了。2004年时候的海南岛和2011年比较，已经完全不同了。
海南周刊：在海大上课的这些年，整体感受如何?在海南的生活感觉又是怎样?
王：整体要感谢一批批的年轻人，给我温暖的推动力。
海南该做的太多，做事太慢，它要真进步，必须培养自己的稳定而清晰的中产阶级，起码是有担当的白领阶层。它不能迷糊糊地总在午睡中。
海南周刊：一开始，您对上课这件事有没有感到不适应?
王：现在看，从上课中学生们给予我的更多。感谢和他们共同度过的日子，那些默默地从我一个人读一首诗，到大家渐渐跟进来诵读的片刻。
过去不懂上课是可以“开发”出不同、新意和创造性的，没有最好的课，它是可以无止境地讲得更好的。
海南周刊：您在书中写到，很多学生是调剂过来的，知识、见识也都不太多，一开始您对此失望吗?如果可以选择，您更愿意教什么样的学生?
王：始终都有心理准备：给我什么学生就教什么学生，给我什么课就讲什么课。失望会片刻地冒出来，再快速地淡下去。我没想过可以选择，因为没享受过选择的可能和机会，始终都是无条件地接受着。
如果能选择，可能选择给本科的多来自底层的低年级上课，再给爱好和可以深入地进入语言的神秘的内部的同学交流，互学互进。当然，活着本身就不是选择而是被选择。
海南周刊：您上课的形式到内容都和传统的课不一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这些年下来，收效怎样?
王：传统就是个教书匠的生活，这个不是人人受得了，宁愿费力我也不容忍重复。
他们还小，还不到看得见收效的时候吧。起码学生们知道这个老师很认真，这个老师爱惜学生。
一个2005年教过的学生发来邮件说，看我寄给他的《上课记》，同时又找出《许三观卖血记》一起看，发现和大一时候的感觉完全不同，看到许三观大哭的时候，他也哭了。这是男生，他现在一边在电视台工作，一边还教影视课，他都当老师了。现在每次课的前十分钟，他读一段《上课记》，他说借用了老师的方式。这个学生大一的时候专门上课睡觉，铃一响他又准醒，怪的是，讲了什么他似乎全知道。
关于《上课记》
在《上课记》中，王小妮说，在7年来的上课，多花费了力气，有课的几个月几乎不再写别的东西，尽量推掉校外活动，腾时间看更多的作业，听任何一个愿意说心事的学生的故事，“普通的大学老师一般不这么做，太耗神”——可是，再三投入其中的冲动又不可消灭，“只好顺应它”。
海南周刊：您现在还在继续给海大学生上课吗?以前的学生还保持联系吗?
王：2011年《上课记》正在写。我教过七届学
生，都有联系的。有的已经在作电视，作独立影人，在教书，在各种公司里。
海南周刊：《上课记》写作过程很特别，在上课时将感受随手记下，过后再整理出来，像工作记录一样。写的时候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王：随手记，尽量当场记，有时候记在手机里，上课期间只是记录，课停了之后再看记录整理，有些用上了，有些不能用，不能用的多数涉及同学个人的部分，尽量避免他们被伤害。每年都有在刊物发表过，现在这个是个结集本。
写作的心情是复杂和沉重的，这和写诗很不同。
海南周刊：您是诗人，在大学上课和写《上课记》，有没有影响您的诗歌创作?如果有，您会觉得遗憾吗?
王：当然影响，上课的时间会读书，但静不下心来写什么，心是不断起伏的。没什么遗憾，谁也不是为一个目的活着的。采取什么上课方式都是自己的选择。
海南周刊：《上课记》结集出版时，您有意保持当时记录的“原貌”，在写作课上，您也让学生们不要展示所谓文采，避免使用所谓“好词好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您是想倡导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么?
王：《生活本如此》一书里写到了，谁说我们一动用了文字就去给生活涂脂抹粉和虚假造作?不秉承和抛离生活的本真，是汉语几十年来都面临的问题，这样形成了两种语言，真语言和假语言，随之而来的当然有真面目和假面目等等。我只是试试从语言开始还原真实。
关于教育：致力培养“平凡的好人”
《上课记》一书中，王小妮写到，海南大学“是一所地道的底层的大学”，它的生源大半来自底层，他们将来是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未来社会的根基。他们个性中的淳朴务实很多是天然的，如果他们能清晰设定做人的基本的底线，我们或许不该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她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恰恰缺少平凡的更多的好人。
海南周刊：您2005~2011这几年在大学当老师，和预想的有差距吗?
王：差距很大，超过了预期，本是想安静地躲在小岛上写诗看风光的，最后变成了一个准老师，从学生身上得到了从不敢预期的有重量的回报。
海南周刊：看《上课记》，感觉您总是和周围环境保持距离，以审视的目光看待这一切，包括学生、大学、教育体制。是性格使然，还是您有意为之?
王：性格，做截然独立的边缘人是本性。
我知道别人在干什么，那不等于说人人都本该如此，大多数的所为就是正确的好的必然的。我的课上不断地告诉他们，总是有人在别人都这样的时候偏偏遵从自己的内心走另外一条路。不然这世上就没有诗了。
海南周刊：您觉得，您这种有些理想化的教学模式应该在大学里推广，取代照本宣科的传统模式吗?
王：很难，要看每一个教师自己的选择，况且，任何个人都只是个人，是不可重复的。《上课记》只是一个人的视角和努力的记录而已。
海南周刊：当下，许多大学以“杰出校友”为荣，以“今天你以某校为荣，明天某校以你为荣”勉励在校学生奋斗，您怎么看待这其中传递的价值观?
王：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为荣，并无其他。
海南周刊：您希望多一些学生成为“杰出校友”吗?您认为怎样算成功?
王：我的期望很低也许是很高，希望我的学生都找到工作，能养家糊口和善待长辈，在这社会上站住脚，别被各种风给刮丢了自己，同时别忘了心里有底线有个做人的标准，像待自己一样地待周围的每一个人。保持守护住自己都是最大的成功。
海南周刊：您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的?
王：真爱学生，真有学问。
王小妮，1955年生于长春市，曾随父母到农村插队和作为知青插队前后7年。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后作电影厂编辑。1985年迁居深圳。2005年起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曾出版过多部诗集、随笔集和小说。近年作品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诗集)、《世界何以辽阔》(诗文集)、《安放》(随笔)、《一直向北》(随笔)、《倾听与诉说》(随笔)、《上课记》等。
惟有生命真实可贵 (2010年上课记)
现在的学生看来轻松懈怠，但我的邮箱里常收到他们发来的诗歌散文剧本、书评、影评、感想、意见、求职信、策划书。春运期间学生们在火车站整夜排队却买不到车票的维权信，经多人以不同方式转给我。所有这些都和大学课堂无关，这些也是他们正自觉“学习着”的行动力。我个人不欣赏激昂愤慨，拍案而起，我那代人的特征不该平移切换给下一代，他们有理由更理性更淡定更包容，具有多向度的价值取向。但是，我也听到这样的故事：
学生：老师，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上学期就为争当学生会的头儿，两伙人在校运动场看台上打起来了。
我问：谁打谁?
学生：一个男生被一女生叫来的一大帮男生追打，真打啊，都有人打电话报警了。
我问：为什么打，就为争着当头儿?
学生：真开眼了，恐怖吧。
我问：当头的吸引力那么大?
学生：当然，有权有钱啊。
就在类似故事发生的同时，更多的是下面的故事：
老师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大一问题特多的小姑娘啊，老师我快毕业了，后来我得了忧郁症。
一个男生告诉我，那天有个同学发短信说：咱俩一起去死吧。男生回答：好啊，你快来吧，我先把你杀了。说这些的时候，他的表情超平静。我说：怎么就说到了死，这不是随口说着玩的。他说：就是吗，所以我没搭理他。
刚开学，有个即将毕业的女生跳楼轻生。虽然我不认识她，仍旧有4个和死者相识的学生跟我谈起这事。唐惠子搭在讲桌上说：老师，她到底为什么呀，漂漂亮亮的，平时可爱说话了，当过主持人，一直很阳光一个人啊，说走就走了?
上课铃都响了，唐惠子还不离开，好像要追问出结果。当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之后，这些在黯淡的角落里的年轻人靠自身散布的微小光泽存在，他们最后可依赖的只有生命的本能，以求得自己的精神支撑。如果有人要说90后注定了就是一代可怜虫，他们又是被如何造就的。四下里看看，哪个人不是可怜虫。我们的90后不来自火星，不来自恐龙蛋，每个都是这土地上平常父母所生。在生命面前，谁有道德优势?
(摘自《上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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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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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10 2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