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坚：诗歌的斗争 (图)

李明利

于 坚：诗歌的斗争 (图)


　　据渤海早报2014-11-04消息（于坚）童年时代，我总是朦朦胧胧听到天空下轰响着某种声音。在昆明城的外面，在风中，在高山峡谷之间，在落日的身后……这种声音令我有一种安全感，仿佛我是置身在某种孵化器发出的巨大耳鸣中，某种先于我生命的事物、声音存在着，包裹着我，我的生命因它而来，这是我在母亲黑暗的腹部里听到过的那种声音，模糊的、遥远的、温暖的、生长并死亡着的、庇护着的……

　　青年时代，我在云南高原漫游。有一次在横断山脉的某处，我终于明确地听到那个声音，它从峡谷底部传来，我寻声来到一处滚满大石头的坡上，蓦然间，我看见了伏卧在峡谷深处的河流，它闪着青灰色的光芒，就像一头黑豹行走在荒野上被天光照亮的脊背，是它的声音传布到千山万谷之中。我顿悟那就是它，我在母亲腹中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幻觉，不是虚构，这是大地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澜沧江。那时我走不到它身边去，那儿到处是悬崖绝壁，河流没有创造抵达它的道路。另一天，我摸到了澜沧江的水，在保山地区的一座水泥大桥下，我由于用冰凉的河水洗脸而引发了高烧。

　　后来我一次次去澜沧江，我到过这河流在青藏高原上的起源地，也随着它走下高山峡谷，越过老挝的丛林，缅甸的山区、泰国的平原、柬埔寨的神殿、越南的稻田，最后我到达湄公河入海口。澜沧江湄公河的地理形态、气候、海拔各式各样，这河流不是一条直线，积雪、山峰、峡谷、坝子、丛林、平原，只要转过一个弯，大地就别开生面。它是一位伟大的长者，伟大的老师，它启示沿岸各民族以生活的真理。河流两岸，诸神、大地和人三位一体，每个地方依据自己的特点随物赋形，创造着自己的文明和生活世界。各民族、部落彼此相安，彼此尊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我曾跟随一个电视摄制组拍摄一部关于河流的纪录片，那是灾难性的一天。导演先生命令土著换掉她们放牧牦牛时穿的氆氇，换上新衣服。他认为那些牧羊女每天穿着劳动、生活的氆氇“不上镜”。在他那些不经意、甚至自以为善意的指示中，我发现某种意识形态已经深入我们的时代。大地已经当然地被视为陈旧的、肮脏的，必须重新规划、改造、治疗的患者、病人，必须焕然一新以符合某份起源于西方的图纸，土著们的旧世界被武断地视为落后。19世纪在西方兴起的未来主义已经深入人心，《诗经》被遗忘了、《荷马史诗》被遗忘了、梅葛被遗忘了。一种可怕的力量正在生长，它企图将所有的河流铲平，用统一的规划消灭它的原始海拔，温差、细节、丰富性、地方性、将世界改造成一条便宜的、标准化的电梯般的直线，一个通过唯一的闸门控制流量的水库。由于它保证的经济适用，快捷省事，无休无止地满足人类黑洞般的物质欲望，它受到盲目的欢迎。人们纷纷抛弃那些曾经诞生了伟大史诗、民歌、舞蹈、艺术、绘画、众神狂欢、神人共舞的大地，投奔一个技术统治的未来。

　　于是诗歌成为一种斗争。这种斗争的庄严在于，它是一种最后的使命，通过对母语的守护和创造，保存并复活民族记忆，保卫各民族古老的、独一无二的文明，保卫它的史诗、它的美学、它的地方性知识、它的世界观。诗的经验是，不朽之作传递的总是大地的声音。《诗经》如此，古代中国的山水诗如此，《荷马史诗》如此，最近逝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如此。他并非超现实主义的作家，他小说里描绘的世界至今依然在我们的河流两岸存在，虽然危在旦夕。马尔克斯的魅力无不来自他故乡的地方性知识，来自黑暗的大地。20年前，云南地区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就在呼应马尔克斯的观点，云南作家一直在坚持一种地方性的写作。“这非同寻常的现实并非写在纸上，而是与我们共存的……永不枯竭的、充满不幸与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诗人和乞丐，音乐家和预言家，武士和恶棍，总之，我们，一切隶属于这个非同寻常的现实的人，很少需要求助于想象力。因为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常规手段来让人们相信我们生活的现实。这就是我们感到孤独的症结所在。”我以为，他的这些话也适用于云南。

　　当我说到神的时候，我说的是风，我说的是云，我说的是琅勃拉邦的一位卖果汁的少女，我说的是没有灯的黑夜，我说的是湄公河深处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