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富有诗学反思精神的“行动美学”
——评谭五昌《诗意的放逐与重建》
赵思运
摘 要：谭五昌的《诗意的放逐与重建》从坚实的逻辑起点出发，密切追踪“第三代诗歌”的运动全程，以缜密的逻辑思辨，深度勘探并彰显出第三代诗歌的内在真相与格局，闪烁着深挚的反思眼光。尤其是对“第三代诗歌”中革命情结及其反思的论述，显示出谭五昌作为一个学者的深邃的学术眼光与历史眼光。
关键词：第三代诗歌；谭五昌；逻辑思辨；革命反思
别林斯基曾把文学批评称为“运动着的美学”。不仅研究对象处于运动发展过程之中，而且研究者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开拓视野，辟出新见。1983年7月，成都几所高校的青年诗人创办油印诗刊《第三代人》，开启了第三代诗潮的序幕。30年间，关于“第三代诗歌”的专著已经陈仲义的《诗的哗变》（鹭江出版社1994）、李振声的《季节轮换》（学林出版社1996）、孙基林的《崛起与喧嚣：从朦胧诗到第三代》（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刘波的《第三代诗歌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等多部问世。谭五昌的《诗意的放逐与重建：论“第三代诗歌”》（昆仑出版社2013）堪称最新最近的一部诗歌断代史。谭五昌密切追踪“第三代诗歌”的运动全程，深度勘探透视内在的真相和格局，闪烁着深挚的反思眼光。
一、坚实的逻辑起点和严谨的理论架构
如何界定“第三代诗歌”，是全书的逻辑起点和逻辑基点。一般论者往往将“第三代诗歌”理解为一个代际概念和时间概念，界定为朦胧诗潮之后的新一代诗人及诗歌形态。谭五昌独辟蹊径，提出“第三代诗歌”概念的两层内涵，除了时间代际概念之外，他还提出一个“质量”概念。他说：“它也是一个‘质量’概念，即表明‘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相比无论在思想内容及艺术方式等方面均具有自己的新质。正是后一点构成了‘第三代诗歌’这一概念得以成立的充足理由。”[1] 他将“第三代诗歌”界定为朦胧诗之后的具有不同程度的前卫性质或先锋色彩的诗歌文本。于是，他的立论基于“质量”概念，同时将“质量”概念与“时间代际”概念融合起来，将第三代诗歌的视野从80年代延续到90年代。谭五昌将伊沙、阿坚、余怒、蓝蓝、黄灿然等90年代崛起于诗坛的“中间代诗人”纳入第三代诗群，既看到了先锋诗歌的内在断裂与调适，又看到了历史的延续性。90年代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市民文化三足鼎立的背景下，诗学发生了深刻转型，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分化与互渗。谭五昌从全局出发，概括提取出四种取向：解构冲动中的文化虚无主义、宗教文化的追求与亲近、“后乌托邦”文化的建构意向、平民文化的建构与重塑。可以说，从80年代中期发轫到新世纪的落幕，在更大的历史空间里，去凝视相对完整的第三代诗歌的真相，是谭五昌这部著作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确立了“第三代诗歌”的逻辑起点之后，谭五昌便营构了一个完整的研究视野，做到宏观架构与微观透视相结合。导论部分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歌的嬗变”论述80年代先锋诗的内部转型，确立了“第三代诗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起点。第一章《“第三代诗歌”的文化意义与精神景观》，对于“第三代诗歌”进行社会与历史批评、文化阐释，在深层统领全书；第二章撷取“女性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个人写作”，论述了新型理论话语与诗学主张；第三章《审美革命与话语转换》论述了“第三代诗歌”的审美原则与艺术实践，第四章则是从“平民立场与先锋姿态”、“古代精神与浪漫诗意的歌吟”、“面向人生的艺术‘朝圣’”、“心仪神性的‘先知’歌者”等方面，对于第三代诗人写作群体及代表诗人进行深入解读。导论显示出高屋建瓴的理论俯瞰意识，第一章是远景全景鸟瞰，第二章是中景块状扫描，第三章是审美内部的近景勘探，第四章犹如第三代诗群的一系列特写镜头。于是，全书点面结合，层次清晰，浇注出严谨的逻辑结构。
二、缜密与细腻的思辨力量
思辨的缜密与细腻，是谭五昌这部著作的又一特色。这种思辨特色既体现在大的架构上，也体现在微观辨析上。如他对“第三代诗歌”与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文化关系的辨析，颇具学理功力。关于“第三代诗歌“的文化内涵特点，大部分论者会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其主导性质。谭五昌注重其内在的复杂性，一方面，他看到第三代诗歌整体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颠覆传统、解构文本、削平深度、反文化、反崇高、反诗意；另一方面，他在基本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中又发现了现代主义的文化元素，思维更具有辩证性。他用大量笔触论析了“第三代诗歌”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二重性，避免了简单化的贴标签倾向。
关于“第三代诗歌”的格局，谭五昌在着眼于大格局的完整性同时，也着意于内部艺术景观的丰富性，勾勒出版块之间的异质元素。同样是对朦胧诗的颠覆与反叛，但有内在差异的三种姿态：A.周伦佑、蓝马为代表的“非非主义”、李亚伟为代表的“莽汉主义”和尚仲敏为代表的“大学生诗派”；B.韩东、于坚为代表的“他们”；C.海子、骆一禾、欧阳江河、王家新、陈东东、西川等人。其中的A是激进否定的先锋姿态，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B 和C则是以正面更新的价值观念的方式去否定朦胧诗的审美范式。而B跟C亦有所不同：B倡导的是平民态度，以此间接颠覆朦胧诗的贵族态度，C以对精神深度和神性美学的建构，来从深层颠覆朦胧诗的审美形态。这样，一般学者眼里充满极端颠覆性质的第三代诗群，被谭五昌呈现出一个“内在对话”的“价值制衡”的隐形结构。
谭五昌缜密与细腻的思辨特色，也体现在细部比较方面。他论述“第三代诗歌”与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文化关系的时候，；列举了舒婷的《致大海》、尚仲敏的《大海》、韩东的《你见过大海》等三首关于大海的诗歌进行比较分析，值得称道。舒婷的《致大海》代表了朦胧诗群的浪漫主义兼现代主义基本特征。谭五昌看到舒婷笔下的大海与普希金笔下的大海在俄罗斯传统方面的文化通约与异质体验，“大海”是一个公共象征，“与18、19世纪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大海’的形象与意义的体系相对接，一脉相承，在传统与经典的意义上，‘大海’是全部的人类生活的巨大象征体，是所有价值的来源。”[2] 舒婷的《致大海》“无疑是非常生动地传达了‘朦胧诗群’那一代人的人生价值观与世界观，具有典范性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3] 同样是第三代诗人，尚仲敏的《大海》与韩东的《你见过大海》也有诗思与诗艺的区别。尚仲敏的《大海》充满了现代主义生命体验。而韩东的《你见过大海》通过口语化的语感节奏和平静冷漠的语调，颠覆了舒婷、普希金笔下大海的公共象征，强化了解构主义的文化观点和审美趣味，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的颠覆特质，代表了第三代诗人的基本文化风貌。由此可见，第三代诗歌的后现代主义并非纯粹，而是夹杂了现代主义的诉求。谭五昌对韩东的《你见过大海》的细读，尤见功力。他一方面看到对于传统文化意象“大海”的解构带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态度，另一方面，又独具眼光地发现，韩东在潜意识层面依然将“大海”意象作为历史的诗性隐喻，“水手”作为历史主体的隐喻，二者之间传递出诗人关于人对历史潮流的抗争意志，凸显了人作为个体生命的自我焦虑，体现出现代主义的文化旨趣，属于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与现代主义审美文化的融合文本。以这首诗隐喻整个第三代诗人的文化特征，极具典型性。
三、对“革命情结”的精微剖析
这部著作有一条贯穿始终的隐秘的线索，那就是对“第三代诗歌”中的革命情结及其反思与调适的彰显。而谭五昌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对这个命题的剖析来说，真乃如虎添翼。谭五昌的研究方法是，将“第三代诗歌”置于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作为文化转型的诗性隐喻来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融汇了社会批评、文化批评、艺术批评、精神批评等不同维度，在宏阔的视野中，清晰地呈现出第三代诗歌的内在秩序。因为谭五昌深知：“一部艺术品，无论它如何拒绝或忽视其社会，但总是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之中的。它有其大量的文化意义，因而并不存在‘自在的艺术作品’那样的东西。”[4] 关于“第三代诗歌”革命情结与激进色彩，大部分论者往往做了“扩大化”处理。谭五昌的著作对80年代第三代诗歌的革命性颠覆意识，进行了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的学理呈现，而对于他们在90年代的调适，用大量文字做了精微剖析。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从十年“文革”的废墟上站起来，借着改革开放与西潮东渐之风，股狂飙突进般地激起思想解放和艺术解放的大潮，思想、文化、文学在长久压抑之后突然迸发出亢奋状态，进入一个“青春期”，第三代诗人遽然陷入一场“美丽的混乱”，成了一场“文化libido”的宣泄。如果说朦胧诗聚焦于诗歌界的思想革命，那么，第三代诗人就是诗歌界的一场“文化大革命”，“打倒”，“pass”，争夺话语权的制高点，攻击对骂，斗争哲学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发现，第三代诗人大多数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童年和少年时代恰巧处于文化大革命最激荡时代，因而对文化大革命有着比较深刻的记忆，文革记忆对他们人格的形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英雄崇拜和潜在的暴力倾向交织在一起，内化到灵魂深处。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指出，全球性的政治和文化的激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登峰造极。第三代诗人的革命与激进主义与世界思想文化潮流是一致的。80年代西风东渐，异质文化急遽交汇碰撞，反叛压抑的呼声汇成了时代的大合唱，他们激情难耐地投身时代大潮之中。其诗歌行为具有鲜明的“运动性”、“斗争性”、“群体性”。第三代诗人借助1986年11月21日《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刊出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大展》，迸发出划时代的光芒。“1986”因其巨大的青春激情被称为“无法拒绝的年代”。亲自主持了大展的徐敬亚对此非常清醒：“我愿我能听到那遥远的回声，逃离当时的兴奋，在一片完美中把缝隙和裂痕指给自娱的人们。感觉真实地告诉我，1986年诗坛上缺少高超的诗人和诗，‘86现代诗大展’后一段时间，我看不下去诗，……它隐藏于广大兴奋后的忧虑是，这一年时间多半是只能算中国现代诗分组开会大讨论的年头。”[5] 韩东也对第三代诗群的革命性思维予以概括：“我们处在极端对立的情绪中，试图用非此即彼的方法论解决问题……一方面我们要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一方面我们又怀着最终不能加入历史的恐惧。……我们的努力成了一种政治行为或个人在一个政治化了的社会里安身立命的手段。”[6]
尚仲敏（“大学生诗派”领袖）叫嚣着“当朦胧诗以咄咄逼人之势覆盖中国诗坛的时候，捣碎这一切！——这便是它动用的全部手段。它的目的也不过是如此：捣碎！打破！炸烂！但绝不负责收拾破裂后的局面。”[7] 韩东在《三个世俗角色之后》尖刻地把朦胧诗比喻为“政治动物”。谭五昌清楚地看到：“他们却态度如此决绝地要将‘朦胧’诗人放逐到历史的边缘，其意念强烈的‘弑兄’行为之偏激决绝难免令人有些困惑不解，”[8] “‘第三代’诗人整体上平庸、消极乃至颓丧的精神面貌也令人有些诧异，他们敢于公然嘲弄与蔑视一切权威、神圣的事物，沉湎于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感觉中”。[9] 这种败落颓丧的精神气息“与当时理想主义文化情绪仍然较为浓郁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偏离。”[10] 谭五昌敏锐地发现，第三代诗人大部分是出生于平民家庭的大学生，迥异于朦胧诗群。朦胧诗群大部分诗人出身于“高知”或“高干”家庭，具有一种贵族心态，乃至于一丝傲慢气质，显示出历史主体的自信与优越性。第三代诗人与朦胧诗人的身份政治的差异，就决定了他们的心态、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的差异。这些来自底层的新知识阶层，一方面“天然具有一种崇尚亲切、追求平等的内在愿望，反感并蔑视任何的贵族气息与权威面孔。”[11] 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文化自卑心理，在潜意识中的“翻身”意识，使他们渴望得到历史实现，成为历史主体，这也构成了第三代诗人鲜明的代际意识和“影响的焦虑”。谭五昌勘探这一深层的历史动因，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去考量他们的革命情结，无疑更具学理性。
谭五昌不仅看到了80年代“第三代诗歌”对诗意的放逐，也看到了90年代对诗意的重建。当他将视野拉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他对第三代诗人的革命意识和颠覆意识的反思，就更加深切了。他抓住了历史转折关头诞生的两大诗歌群体——《北回归线》和《倾向》——来透视第三代诗人的诗学转型。1988年底诞生的“北回归线”群体，已经开始反思第三代诗人的无序反叛的“革命”思维，主张重建文化认同与人类精神。梁晓明和余刚发起过“极端主义”诗歌团体，在“86’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中独立一格。梁晓明、刘翔、余刚最初都是《非非》成员，经过反思之后，意识到重新追求诗学深度的重要性。梁晓明在创刊号的刊首词写道：“《北回归线》是一本先锋的诗刊。……它是怀着创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而站立起来。……《北回归线》的诗歌重视的是人的根本精神，它的努力的明天是在世界文化的同构中，（我说的是同构一种世界文化，而不是跟从）找到并建立起中国现代诗歌的尊严与位置。……《北回归线》注意的诗歌是人的本质的反映与精神。”[12] 梁晓明在第二期前言里写道：“人类的文化与历史在有着各自内容的关系线上，在这里，《北回归线》的诗人们正本着穷尽与丰富自己生存内容的雄心在向着眼前这个时代的最高峰不断迈进。……这样坚持的努力，《北回归线》也就能最终完成它的存在意义并能自在地安慰于人了。” [13] 1989年春天创刊的《倾向》对第三代诗人的弊端有了清醒认识：“写作并不是语言之下的动作、纯感官的行为、宣泄或作为生活方式的无聊之举，从情绪感受直抵语言并且到语言为止的倒退；写作也不是从评议到语言的试验，为填补一个偶然碰到的形式空格的努力，一场游戏或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小发明。”[14] 倾向》同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知识分子精神立场。《北回归线》和《倾向》以及“幸存者俱乐部”、《现代汉诗》、《象罔》、《九十年代》等的理性态度，无疑使第三代诗人内部价值的自省与调适，同时，又为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写作开了先声与滥觞。
四、转型后第三代诗人的理论话语
之所以将谭五昌的《诗意的放逐与重建》界定为“一部富有诗学反思精神的‘行动美学’”，是由于他密切凝视着第三代诗人不断延展的审美触须。谭五昌用情用心最多的大概是关于90年代转型之后的第三代诗人论述。这也是全书的最大亮点。
在书的第二章，作者集中论述了“女性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个人写作”等四种新型理论话语与诗学主张。特别是后三者，构成了有机联系的概念家族。“知识分子写作”强调的是诗人的精神立场、精神向度和话语方式，“个人写作”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创作主体的基石，它强调的是“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具有自主性、选择性、介入性的独立个体。这是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前提。“中年写作”则是创作主体与诗学话语双重觉醒。其实，三者可以统称为“知识分子写作”。谭五昌将知识分子写作置于90年代初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市民意识形态双重压迫与攻击的困境下，考量他们的突围意义。尤其是1993年开始昙花一现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更加显示出知识分子写作的悲壮。在这片精神废墟上重新站起的知识分子写作，接续《北回归线》和《倾向》、《幸存者》的理想意绪，尤其艰苦卓绝。他们强调介入和入世，已不再是“激情修辞”（王家新语）。隐逸气息曾经十分浓郁的西川，也告别了《十二只天鹅》那种从形而上的天空，深深扎入深厚的大地。他在《札记》一诗中说：
从前我写作偶然的诗歌
写雪的气味
写钉子的反光
写破门而入的思想之沙
而生活说：不！
现在我要写出事物的必然
写手变黑的原因
写精神的反面
写割尾巴的刀子和叫喊
而诗歌说：不！”[15]
“知识分子写作”确立了创作主体和生存现实之间的理性诗学态度，摆脱了第三代诗人中的不及物性虚无性，他们对于第三代诗人的革命情结的调适已经臻于成熟。“知识分子写作”倡导对于现实语境的介入性，但是又不是简单的批判功能。在王家新看来，知识分子的个人写作，与庞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生存语境之间保持的是高度警惕的疏离立场，既要避免被意识形态同化，又要避免在写作中建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因为诗人与现实之间不是简单的对抗关系，而是赋予“个人写作”多种文化品格：
它意味着更为自觉地摆脱、消解意识形态对一个作家、诗人的支配和同化。同时又意味着在一种被给定的语境中如何处理与它的多重关系；它意味着一种既不同于“对抗”也有别于逃避的“承担”，同时又意味着给自身留下一个更大的回旋余地……它承担着对一切公共书写的抵制、区别与分离，但同时又避免使自己“角色化”与“姿态化”，它不断从更开阔、独特的视角来透视一切，使显然是政治的东西失去政治的意义，同时又使“没有政治意义的东西带上政治意义”。[16]
所以知识分子写作的承担，具有两重含义：一，反对“非历史化”的“纯诗”倾向，反对抽象的国际化诗歌，而倡导积极地对现实和历史有所担当；二，这种担当不是简单的道德意义上的担当，而是诗学意义的担当，是对汉语母语写作的担当。因此说，知识分子写作倡导的“中年写作”体现了创作主体与诗学话语双重觉醒。诗人不再是青春期写作的激情颠覆和激进革命，而是放弃了朦胧诗群和第三代早期的非诗学的公开对抗姿态，在诗歌文本与生存语境的互文关系中，呈现时代的本相。同时，他们都具有诗歌形式本体意识的觉醒，正如王家新所说：“诗歌毕竟是一门伟大的技艺，诗歌的写作和阅读在任何时代都应该是一件让人梦绕魂牵的事情。” [17]，所以，谭五昌说：“与‘青春型写作’比较起来，‘中年写作’意味着一种成熟的艺术态度，一份从容平静的写作心境，一片丰富而广阔的艺术视野。它真正能将诗歌提升到一种自觉的语言艺术的高度，使写作能通过技艺的引导、规范与不断的自我拓展、自我完善而打开一个无垠的诗性智慧空间。” [18] 谭五昌对于知识分子写作的论述，显示出一个学者深邃的历史眼光。
书的第四章是对第三代诗人诗歌写作的群体归类与个体解读。在第一节论述了一般文学史和学者论及的“平民立场与先锋姿态”（“他们”的韩东、于坚；“非非主义”的周伦佑、蓝马、杨黎、何小竹；“莽汉主义”的李亚伟、胡冬、万夏；另类摇滚诗人，伊沙）之后，在第二节论述郑单衣、柏桦、黑大春为代表的“古代精神与浪漫诗意的歌吟”，第三节论述王家新、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为代表是“面向人生的艺术‘朝圣’”，第四节论述海子、骆一禾、戈麦为代表的“心仪神性的‘先知’歌者”。在内容的选择上可以看出，后三节的内容与第一节的颠覆性的激进革命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制衡性，使观点更加稳妥。这种布局，是谭五昌对于“第三代诗歌“中的革命情结进行诗学淘洗之后的澄净心态的外化，也是过滤掉激进的革命色彩之后诗歌内在本相的客观呈现。这，大概也是学理思辨尘埃落定的境界吧？
注释：
[1][2][3][4][8][9][10][11][14][17][18]谭五昌：《诗意的放逐与重建》，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第38页，第39页，第11页，第15页，第15页，第15页，第17页，第24页，第106页，第106页。
[5]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177页。
[6] 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吴思敬编选《磁场与魔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
[7] 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页。
[12] 梁晓明：《北回归线》（内刊）创刊号《刊首词》1988年。
[13] 梁晓明：《北回归线》（内刊）第2期《前言》，1991年。
[15] 西川：《西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页。
[16] 王家新：《当代诗学的一个回顾》，《诗神》1996年第9期。
本文刊于《当代文坛》2015年第2期，p78-81，
发表时题目改为：
《一部富有反思精神与“行动美学”的诗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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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7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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