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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名钓誉,有什么意义?
文/ 王淼之
文学是生命的事业,也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拒绝喧嚣、浮躁、娱乐和功利。当然,我并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正如鲁迅先生云:“一说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不过,既然选择了文学,就应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抵得住诱惑,因为读书需要时间,需要沉静,需要专心,需要深度,需要饥之以当食,寒之以当裘,忧患以当安乐,孤寂以当金石琴瑟也;因为写作需要在连贯思维的无垠原野中捕捉思想的灵光和创作的灵感,需要对知识的不断消化和对写作技能的不断提升,需要深刻的社会实践和对社会实践的深入思考。
曹雪芹是孤独的。《红楼梦》是他呕心沥血之作,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尽管如此,也只是完成了前八十回,便在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然而,《红楼梦》是不朽的,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不可逾越的巅峰之作,位列四大名作之首。
福可纳是孤独的。“作为一个不愿抛头露面的人,我的雄心是要退出历史舞台,从历史上销声匿迹,死后除了发表的作品外,不留一点废物。”他说,“活在世上,只有写作,写虚构小说,才能驾驭这个鱼龙混杂的世界,才能超脱困惑,跨出死胡同,走向宁谧的天地。”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致辞表达了他的心声,“我感到这份奖赏不是授予我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工作的,——授予我一生从事关于人类精神的呕心沥血的工作。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为名,更不是为利,而是为了从人的精神原料中创造出一些从前不曾有过的东西。因此,这份奖金只不过是托我保管而已。”
尼采是孤独的。他是个贫穷的寄居者,双眼半盲,一身是病,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写着那些没有一个出版社肯接受的作品,勉强借了钱自费出版后,也几乎找不到肯读的人。然而,他是个长于精神而拙于物质的智者,一生不断生活在最高问题的风云中,孜孜以求为世界和人生寻找一种积极的总体解释,成为伟大的哲学家。
萨特是孤独的。他的孤独在于他“拒绝一切荣誉”,包括诺贝尔文学奖、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勋章,他只关心人类究竟应该获得什么样的前景和命运,除了这个高洁的目标,他没有丝毫的凡俗追求。这对当下耍笔杆子的作家是多么不可思议:一笔丰厚的奖金,可以滋润生活,可以逍遥写作,可以换来香车美女,可以变成阔佬腆着浑圆的肚腹摇晃而行;一顶绚丽的桂冠,可以成为媒体和公众竞相追逐采访、拜访的对象,可以名垂青史,可以被人们世代称颂,可以获得巨大的心理满足,可以高高在上藐视文坛。萨特怎么就拒绝了呢?
天地万物逆旅,光阴百代过客。时光像河流弯弯曲曲流过岁月的峡谷,卷走枯枝败叶、污泥浊水,然而,大师们曾经遗失的美好仍如金屑闪烁在记忆的沙滩,烛照人类前行的方向。
这仿佛是远古的事情了,对比起来,让人心灰意冷、迷茫惆怅。当今我们时代的鲜明特点,是文学向新闻蜕变,传媒的宣传和炒作几乎成了文学成就的唯一标志,作家和伪作家们不以为耻,反而为荣,争相与媒体调情,向粉丝献媚。伪大师们频频在电视、网络、报刊上抛头露面,胡吹海侃,东拉西扯,指桑骂槐,自弹自唱,炒作卖文,接受粉丝的顶礼膜拜。出版商似乎良心也大大的坏了,浑身散发着铜臭气息,把“思无邪”抛到九天云外,醉心于倾销精神鸦片,推销错误的价值观,展销非理性的情绪。文学批评家,如同昆德拉所说,在他们手中,批评不再以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及其价值所在为己任,而是变成了“简单而匆忙的关于文学时事的信息”。其中更有哗众取宠之辈,专以危言耸听、制造文坛新闻为能是。
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吝于时间和谈话的,是拒绝喧嚣和浮躁的。他们知道自己的空虚需要充填,自己的作品需要酝酿,自己的思想需要涵养,自己的能力需要孕育,自己的知识需要积累,自己的人格需要修炼。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获得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该奖的前一位得主爱尔兰诗人希尼写信给她,同情地叹道:“可怜的、可怜的维斯瓦娃。”而维斯瓦娃也真觉得自己可怜,因为她从此不得安宁了,必须应付大量的来信、采访和演讲。她甚至希望有个替身代她抛头露面,使她可以回到隐姓埋名的正常生活中去。她说:“她一生只做个三次演讲,每一次都备受折磨。”作家是在无边苦海中挣扎搏斗的人,一根救命的稻草就是他的笔,没有人能帮助他,任何喧嚣都会使他沉没。一个人没有真正要写的东西,他就会成为新闻人物,因为他有大量的时间虚与委蛇,装腔作势,故弄玄虚,而这又恰恰暴露了自己的浮躁和浅薄。
喧嚣过后总会留下一些垃圾泡沫。12月5日,著名出版人、书评人刘明清推出了自己评出的“2010年度烂书榜”,郭敬明、郎咸平(微博)、刘墉等畅销书作家的作品,均被列入其中。榜单一出即引起一片质疑声:“圈内人点评圈内事,谁来保证其公正性?这是自我炒作,还是同行相争?”面对质疑,刘明清回应:希望通过烂书榜,呼唤图书业的社会责任感,远离恶性商业炒作,回归人文关怀;同时也提醒读者,选择真正“有营养”的图书,不被流俗所误导。“因为这些书没有思想价值,宣传的是错误的价值观,用耸人听闻的口号替代理性判断,这种书对读者的误导特别大。”刘明清认为,这类书有三个共性:首先,作者本身有一定专业水准,但为了迎合市场,放弃专业精神,混淆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郎咸平,在美国受教育,有很强的经济学功底,但他在书中却大量使用政治词汇来替代经济分析,而这种“阴谋论”的论调,实为“冷战思维”的延续;第二,不研究客观规律,一味煽情。比如《向高房价宣战》、《穷人通胀、富人通缩》等,房价、通胀等涉及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怎能用喊口号来替代思考?所谓房地产“三剑客”在房价走势的错误判断已成笑柄,应该反省;第三,貌似专业,其内在逻辑却很荒唐。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一段树木取悦于人的是瘿瘤,一块石头引人注意的是晕斑,美其名曰:病态美。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人是环境的产物,生活在病态氛围中的人,必然欣赏病态美。
一切高贵的情感都羞于表白,一切深刻的体验都拙于言辞,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拒绝浮躁。自吹自擂、虚假造势、沽名钓誉,有什么意义?一百万首诗歌也沾不上诺贝尔奖的边儿;一千万部艳情小说也难填补《红楼梦》的残缺之一角。无论怎样炒作,烂书就是烂书,绝不会成为宝书成为名著,烂书只是皇帝的新装,刘明清只不过是爆料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那个天真的小孩罢了。正如爱默生所说:“然而事实是,他早已是一只漂流着的破船,后来起的这一阵风不过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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