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昶伟：《文楼村记事》这组诗以艾滋病村为主题，在你的诗当中，这样的现实题材是比较特殊的，是这样吗？
沈浩波：中国诗歌界在介入现实方面的能力普遍还是比较弱的，《文楼村记事》是2004年写的，我这次终于把它亮出来，以诗集的形式亮出来，可能唤醒了大家对这首诗的认知。但《文楼村记事》是一个太多年前的作品。我并不认为，因为2004年的作品来得这个奖是多么光荣的事情，但是我又很清楚(得奖)是因为大家对这首诗重新的承认，不是因为这本诗集，是因为这首诗。诗集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认为不是很理想。
李昶伟：为什么不喜欢？
沈浩波：可以说这个诗集是我编《命令我沉默》这本诗集的预习工作，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编这个诗集了，但是是有一搭没有一搭地在编，工作比较忙，多少年的诗都没有整理过，都是散落在各个不同的电脑上，或者各个不同的文件夹里。我就慢慢地在编。但是这样一来，就会导致这本诗集遥遥无期。这个时候蒋浩来找我，让我在宁夏出一本这样的诗集。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因为有人催我了，赶紧编出来。至少它对《命令我沉默》这本书的工作量来讲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它的作用是为了这本诗集。
李昶伟：读《文楼村记事》的时候，我当时还觉得说，跟以前比有了不少变化，当然变化应该是存在，但是照你这样说起来那个印象肯定是不准确了。
沈浩波：印象的不准确也是因为它跟我自己突出了某一方面的形象是有关的，因为我最有名的诗肯定是《一把好乳》、《淋病将至》、《强奸犯》，因为那种诗特别容易被人注意，所以被放大。但实际上你看我这本诗集就知道，其实我从1998年到现在，风格并没有那么大的转变，只是那一批诗给大家冲击力太强了。以至于他们认为，你写的诗都是那样的。但是那样的诗一共加起来也就几十首，但它们形成了对你的符号化，对你自己的写作风格的覆盖。如果从这一本诗集来看，我从1998年第一首《苏北》开始，到2000年的《我们那儿的生死问题》。这么顺下来往下看，一直看到《文楼村记事》，你会发现其实它没什么突然的。但是对于外界来讲，评论界也好，读者也好，老在提你的《一把好乳》，老在提你的那几首诗，你形成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
李昶伟：你觉得这些年你的写作当中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沈浩波：肯定有很大的变化，你青春期的写作不可能和现在的写作一样。而且在逐渐向中年行进的过程中，你思考的深度，你关注的辽阔度，你的生活体验，人生的体验感，你自身的沧桑感——— 脸上的皱纹也出来了，诗歌里也要有皱纹。不能说你脸上有皱纹，诗里没有皱纹，那就变成小白脸诗歌了，我觉得诗歌是要跟着人一起生长的。诗歌是你生命的外延，它随着你的生命往前走。我还是强调身体，我所强调的这种身体、肉体，实际上指的是跟你生命的那种一体化，它是你生命非常具体的一个外延。那是能够看到你的生命感、能够看到青春奋不顾身的犀利、莽撞，也能够看到你中年的沉默、犹豫、微妙，未来还会看到更多的这样一些生命的印记。这种变化很难说是一种风格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人生的变化。
诗人是一个不可取代的身份
李昶伟：你现在的写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沈浩波：现在的写作状态，我觉得越写越谦虚。因为你想实现的美学意图离你写出来的，好像永远有距离。你永远在追寻一个不能达到的地方，但是你还是在不断地在写作中试图去抵达。一方面是你如何忠实于你的心灵？你如何有能力找到那种最完美的表达？你不断地试图接近你最真实的内心，但你觉得好像不完全是这样的，很微妙，说不准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过程，充满了愉悦，试图抵达的愉悦和不能抵达的沮丧。
李昶伟：诚实的考虑具体是什么？
沈浩波：你对诚实的要求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状态，你不允许自己过于夸张你的某种情感，你不允许自己过于放大某些感觉，你希望尽可能符合内心，再一个，由于我们现在都市生活，这种都市生活，到了这个年龄，家庭压力很大，我自己还做一个公司，你跟社会之间的接触面其实是越来越窄的，不是越来越宽的，对吧？你现在让我写一个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很难，因为你不在那个阶级。相对来讲，我还是活在一个富裕的、生活紧张、忙碌的中产阶级状态。所有的东西都在消磨你对诗歌的感受，因为我的诗歌进入的是人的内心，进入的是人性。但是这种东西是否真的能够感同身受，我写《文楼村记事》的时候，是因为我在那儿待了整整七天，你在那个现场，所以你的感受是非常剧烈的，而且是很具体的，所以你可以一气呵成地写出来。
包括这个里面有一首叫《河流》，那时我自己还不开车，写的是一个车流，实际上从车流写这个社会。那时你有些激愤的情绪，或者悲愤的情绪。有时候人见识少一点，反而你会新鲜，有很强烈的表达欲望，这种东西是非常珍贵的。当你见的越来越多，你会麻木的，你会去接受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就不会对你形成内心的刺激，就会让心灵变得荒芜。实际上人的心灵是因为麻木而变得荒芜。
对于我来说，你怎么活着就变成了一个紧张的话题，你不能光是写着，你还得活着。首先你是活着，然后才能写着。我怎么活着？我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活着？我怎么才能活的更具体、更火热？我才能真的进入这个世界的内心，这个东西当然会构成一个比较紧张的难题。
李昶伟：你现在找到路径了吗？
沈浩波：我永远不可能完全找到路径，它肯定是自己跟自己的博弈，你在这个博弈中，你肯定还在不断地写作。
下半身：其中有美好的部分，有不美好的部分
李昶伟：放到今天，你会怎么看“下半身”时代？
沈浩波：我特别怀念那段时光，真的是勇敢的、莽撞的、血气方刚的那样一种写作。但是我觉得我不可能回去了，那就是一个美好的过程，你没必要永远活在那个过程中。
当然你要是从一个更客观的、理性的角度来看具体那个阶段的诗，肯定也有很多为了摆pose而摆pose的写作，它一定是一个泥沙俱下的过程，很多不好的诗也是那个阶段写的，有时候看觉得挺脸红的，居然写出这样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也许它很可贵，你真敢胡写，你真敢那么乱来，真敢干推翻一切的那种写作的狂热。
“下半身”这个概念，现在我也觉得它意义很大。毕竟它给整个新世纪的诗歌直接带来了一个颠覆式的声音，至少它构成了美学的一个反动的可能和拓展的可能。而且它确实也应该影响了很多年轻诗人未来的写作。现在那些学院的教授们提起“下半身”，他都要但是、然而，永远会有虽然、但是，永远都会有你觉得很好的部分，也会有你觉得很不好的部分。
我觉得最不好的部分，确实就是让无数的人开始过于向下，垃圾化，我也觉得那是个副产品。你向下，你出名了，我要比你更向下。你要身体，我就要当人渣，这个确实也导致了后来诗歌论坛的负面。因为变成一帮人比狠了，那就不是写作了，完全在好勇斗狠。比谁活得更垃圾，比谁活得更牲口，无数人在摆牲口的pose，你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不美好了，完全不在我们的本意上。
李昶伟：你的写作过程一直是持续的，中间没有经历过中断吗？
沈浩波：中断过一年，2005年中断过。2004年是我青春期的告别年，诗集《心藏大恶》出版之后，我到国外去了，回来之后一下子青春期就戛然而止，“嘎嘣”一下就断了，它不是慢慢断的，它是一把就断掉了，你也回不去过去的写作状态了，那是个分水岭。回来之后，我就结婚了，第二年就生了孩子，家里就来了一堆人住在家里，过去是两个人，一下子变成了庸常的家庭生活，你的青春期又结束了，回不去了，我一下子不会写了，找不到新的法门。
那个时候因为一些其他原因，有很多的愤懑没有被消化，所以一写就会写得很大、很空，一写就大而无当，“中国”，恨不得就是那种。所以那段时间觉得怎么写都不对，其实从2004年就开始了，《文楼村记事》就是在那个之前的最后一组诗。
李昶伟：2004年之前最后一组诗。
沈浩波：对，就是出事之前的最后一组诗。那个过程整整延续了一年，直到2006年春节，我的公司也是那年开始做大的。就是因为你无处可寄托了，我过去根本没有心思做出版这个工作，有一搭没一搭的做着玩。
直到那年的年三十，年三十晚上焦虑到凌晨两点多。一年过去了，这一年一首诗都没有写出来。那种幻灭感，然后我就起来坐在电脑前发呆，干脆我敲一句话，敲着玩，我就敲了一句话。呃，我觉得挺像一句诗的，我就接着敲，随着那个意思往下敲，敲出一首诗来。那个时候狂喜，虽然现在看那个写得很不好，但是那个时候是狂喜。突然莫名其妙地敲出一首诗，我就再敲又敲了一首诗，我就再敲，那天晚上敲了四首诗。但是现在看写得都不是很好，但是那个对我来讲，那简直是久旱逢甘霖的一个状态，一下子就活过来了。
我2006年是一天写一首，强迫，2006年写了无数垃圾，因为你要强迫自己找到手感，重新恢复状态。所以我这个诗集，2006年的选了不少，因为那年写得太多了，一天一首地写。几乎是一天一首，写完就贴在博客上，那个时候我都不敢回到诗江湖论坛，都已经到了那个程度，因为一年多没写，你觉得自己不是个诗人了。到2006年写多起来了，我才敢重新回去。我一看到别人在写，你写不出来，刺激很大。通过2006年那一年的折腾，那正是浴血奋战了一年，那个挣扎感还是蛮强的，一天一首地写。我觉得才算是找到了自己新的声音，大概到2007、2008年，零八年开始写《蝴蝶》，逐渐找到了新的声音。
所以2004年是一个阶段，2005年是个坎儿，2008、2009年对我来说是写《蝴蝶》的生命过程，又是一个生命过程的重要变化。这么下来的话，这些年我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好几个关键的、明显的人生中的时间节点。所以我经常是觉得我写一阵就不会写，比如说我写一段时间，我突然就会陷入不会写的境地。因为你不愿意重复。
诗人的身份才真正有价值
李昶伟：你现在一天是什么样的？
沈浩波：开会、开会、开会，谈事、谈事、谈事，就是这样。
李昶伟：我记得你好像原来说，计划是能出十部诗集、三部小说，是有这样的人生计划吗？
沈浩波：对，我是说出十本诗集，写个三部曲的长篇小说，实际上是一部小说，我觉得就比较完美。十本诗集，我觉得问题不会太大，三部曲谁知道。没写过小说，能不能写都是个问题，这只是一个理想。
李昶伟：写作的动力上面，和最初青春时代的写诗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出版做得也蛮好。为什么一直在写？
沈浩波：我觉得写诗会让我自己觉得更像个人一样活着，你能找到活着的感觉，能找到生命的感觉，会觉得你更是一个纯粹的人。其他的东西都无法替代，因为其他一切都是交换，利益交换，有非常具体的目的。只有写作是能够让你真地去进入生命的内部，让你去体验自己的生命，体验你自己活着的质量，体验情感的质量。让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让你能够充分地，既感受自我，也能感受他人，也能感受这个世界的温度。诗歌是最能够让人保持对于这个世界最纤细部分的敏感，绝大多数人的嗅觉、触觉、味觉、视觉，我觉得都已经是瞎子、聋子和哑巴了，或者是鼻塞了。对于这个世界，他闻不到花香，听不见鸟叫，看不到月色，他感受不到了。他眼睛里全是那种特别具体的东西，他感受不到细微的、微妙的东西，而那些东西才是真正的生命的一个本质，而诗歌是可以抵达这些的，诗歌可以让你这个人还保持原始的能力，婴儿般的这种能力。所以我还是觉得诗歌这种东西，它会让我觉得有存在感。
李昶伟：但会不会很分裂？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讲，更熟悉的是出版商沈浩波，但是你自己自我认定更多的是诗人。
沈浩波：这个东西曾经给我带来过很大的困扰，因为中国人对于任何事情的认识，他就是非此即彼的。我早就写诗出名了，然后才做出版的，这是我的先后顺序。我并不是像有些人，可能少年时候写过，校园诗人，有了钱之后重新用这个换取名声。第一，我本来就写诗出了名的。我又一直在写，从来没有离开过写诗最前沿的现场，这是一个。从身份来讲，因为写诗是养不活自己的，从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另外的工作，绝大部分诗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只是由于我偏偏是经商的，所以就好像觉得这个事情是二元对立的话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永远是二元对立的，好像觉得因为你是个商人了，所以你就不可能是个诗人，或者因为你是个诗人，你怎么能当一个商人？这个曾经一度给我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扰。
但它就是这么一个现实的社会，他对你的认知，他觉得你这个方面做得更好，而且他更愿意承认你这个方面。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惶恐，因为实际上对我来讲，我觉得诗人这个身份是重要的身份，是个辉煌的身份，一个不可取代的身份。其他的身份都是可被取代的，都是不重要的，都是个谋生的身份。这个世界上多我一个出版商、少我一个出版商，无所谓的，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多我一个诗人，少我一个诗人，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而我本人肯定更认为诗人的身份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身份。
李昶伟：商业思维可能改变你诗人的思维？
沈浩波：有可能，我被消耗掉的部分也给我带来了好的部分，比如强力的、意志的部分，你丧失的可能是某些柔软的力量，可能会有新的强硬的力量变成你的风格。但是这些都是在缓慢微妙中发生的，自己未必能够真正那么清晰地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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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21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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