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写作的意义和有效性（无效性）
一
作为一个自发的写作者，一直较少关心写作的意义；作为一个有三十五年写作历练史的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意味着我的写作正在失去意义，我的人生也已经出现严重危机！
任何时候，当一门知识或技艺成为一种职业或事业时，这门知识或技艺就产生了意义。虽然作为职业还是事业的意义孰先孰后、孰优孰劣，因人而异，并无绝对；但艺术一旦与职业有关，其意义就开始变质。写作这门技艺也是这样。
当一个写作者大谈写作的意义，其意义本身不会增加，也不会失去；而当一个热爱写作的人，尤其是视之为生命的写作者开始质疑自己的写作时，可能就真的没有多少意义了——而且，这可能意味着该整个写作领域的生态危机！而且，危机并不因为我们的关注而消退，意义也不会因为我们的关心而存在！
写作（——这里当指文学和文化这两种狭义的写作）的意义，就其所影响的对象而言，无非三个方面——作者、读者、社会（世界、时代）。就其影响的范畴而言，则相当广泛。涉及到文学的、文化的、哲学的、政治的、思想的、伦理的、社会的、语言学的、语法学的、修辞学的、美学的等诸方面。但并不是每一种写作的意义都包罗万有，也不是涉及的方面越多就越有意义。
写作的意义，就其与写作者的关系而言，就是写作的功利性，包括物质性和精神性两方面。物质性的功利包括稿酬、奖励、晋身立名等。精神性的功利包括被评价、被点赞、被入选、被经典化等。这样写作意义，前辈已经谈过太多了。
从写作心理学来看，写作的动机有三个对立统一的体系——追寻生命的意义或追求生命的附丽；表达生命的痛苦或快感；无聊或无所适从。
从写作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写作的型态无非两种——宣泄和求索。
对于生命写作者来说，写作的意义或有效性，并不在于当下，而功在千秋；不在于能否得到物质的功利，而在于精神的功利。
早在三国时代，时艰世乱，人生苦短，建安文人就已认定写作是延续精神生命的最佳方式。曹丕曾说，大丈夫不能在战场建功立业，当以著书立说为己任，留名后世。
当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写作，尤其是诗歌写作和随笔性写作？他们的写作动机无非有两种——无聊，或太有聊（料）。一种是瘆得慌，一种是嗝得慌！
这种写作却表现出基本一致的状态——急功近利。风格或浮躁、浅白、直抒胸臆，或故作高深、故弄玄虚。结果却基本有一致的命运——无效性。
自古以来的无数事实（不仅是写作）证明，越功利，越没有功利；越不在乎功利，反而功成名就。那些不轻易露面的黑夜歌手、荒野猎人，往往最后受到意想不到的关注，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识时务的隐匿者，自然很容易成为历史的失踪者。他们能够最终被发现，不是他们的聪明，而是我们的运气！美国著名女诗人狄金森和最近曝光的一个保姆摄影师薇薇安.迈尔，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当代不乏故意“玩消失”的写作者，不惜以生命的代价博取那虚无的意义（有效性）？ 2017.10.23.
而现在我想探讨的写作的有效性和无效性。与以前的所谓“意义”是有较大区别的，主要是指写作或文本的深层意义，或者说终极性意义。不过，并不打算回避传统的意义，有时还可能“混为一谈”。
写作的有效性（无效性）主要是就作品（文本）的角度而言，有时甚至完全可以撇开写作者，这样反而可能更客观和公正。所以，写作的有效性并不是写作的意义的另一个说法。
写作的意义与作品（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同时存在的，也并不总是一致的。说的浅白点就是，写作者和阅读者都可能高估或低估作品的意义。
写作的意义往往与写作者的现实需要有关，它可能是写作者的生命或生活方式；而写作的有效性，则可能与阅读者（这里是指广义的“阅读者”）的现实需要有关，包括知识性和政治性需要。但写作的有效性并不停留于当代现实，也不是现实阅读者和权利人不够把控的。写作有效性还存在持续或待发现的潜伏性和张力场，甚至可能在写作者去世后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当此有效性产生时，写作者似乎仍然在场。——这就是写作有效性的效应性。
任何有效性都是相对于无效性而言的。我以为世上有存在绝对意义、永恒意义的写作，但不存在绝对没有意义的写作。至少是对写作者本人而言，当他开始写作时，意义就已经存在了。这里的意义一般是哲学（包括文化心理、伦理、美学等方面）的意义。
关于写作的意义，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一个对社会、时代、世界没有多大意义的写作，却可能对写作者本人有意义，甚至很重要——至少满足了表达的欲望。而有时写作者本人不看好、不重视的写作，可能对读者、社会影响更大。当作品（文本）对读者、社会、时代、世界等多方面都产生一定的影响时，对写作者来说，其意义也越大。但影响并不总是正面或正能量的，负面的影响也是写作有效性的体现。因此，影响并不等于贡献。后现代主义艺术就是最好的说明，而且大多数都是这样。2017.10.23.
我突然发现，可能还存在第三种情况——一种对写作者具有潜在意义的写作？”10.23.。
我称之为“第三种写作”——与世界或上帝对话的写作，一种协商性、建议性的写作？一种重构世界的写作？10.28.
二
写作有效性（无效性）的产生，一般需要满足六个条件——
一、写作者的话语权、发表权。这是文本存在的最基本前提，而有效性的产生，则必须等待发现。
——话语权并不等于发表权。话语权不仅是指对写作方向和风格的把握权，有时甚至等于自我发现和定位的权力，人为保障写作有效性的权力。发表权是指发表文本的权利和机会，在过去并不容易，就相当于话语权之一种。而在相对开放的社会，发表权则仅仅是一种存在的权利。发表的门槛太低，机会太多，反而加速文本意义的被混淆、被消解、被遗忘。当然发表的机会和等级很可能是被发现和有效性的前提。
当我们对这个发表环境相对宽松、容易的网络时代充满感激时，却越来越陷入审美疲劳和批评失语。垃圾充斥，鱼目混珠，更可能导致写作的无效性。
二、文本的代表性。
——文本的代表性与写作者的社会身份、地位、话语权有相当大的关系。但代表性（无论是写作者和作品）并不代表写作的真正意义，更不能代表写作的终极意义。
在任何时代，发表和发现往往都涉及到话语权、代表性、社会身份三要素，社会身份很可能是制约写作者话语权和代表性的关键因素——“人微言轻”历来是写作有效性的天敌！
代表性与文本的价值往往并不一致。仅仅代表个人的价值观、美学趣味、写作水平的写作，其有效性一般来说不会太高。但其价值可能很大。比如戈麦的写作。现在的写作界和阅读界恐怕只重视海子的诗歌，而没有几个人愿意提到戈麦。戈麦的天才性创造曾经给我非常大的震撼，但我的写作主要还是受朦胧诗人和海子的影响更大。
三、作品（文本）的力量。
——这取决于写作者自身的写作能力和水平。但文本的高度并不与写作有效性成正比。还需要以下两个条件：
四、对真知的热爱和对真理的敬畏之心。
——缺少对创造性劳动的基本尊重，缺少对噬心主题的基本关注的社会，是写作有效性被漠视、被埋汰的最大因素。也是非常可怕的！
五、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审美标准、整体阅读水平和最高判断能力。
——一个民族的审美标准和判断能力并不总是与时俱进的，阅读情趣的高下也并不与知识水平正相关，社会风尚还可能出现每况愈下的情况。时下的读者就是这样。
六、文本保存的时间和条件。文本自身穿越时空的力量、运气。
——如果一个文本有足够好的运气保存更久的时间，如果一个文本有足够大的穿越力，如果未来的读者有更宽容的胸襟、更高的阅读水平、更好的判断能力，写作的有效性就可能继续存在？而我越来越相信历史自有它的偏好和定律，并不总是选择那些高尚的和有深度的创造。
当然，一个好的写作者不会为了迎合或追逐时俗，而降低自己的思想能力和审美水平。而一个坏的时代，则可能因为话语霸权的垄断而产生误导。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文化明星体制，就是压制文化多元化和写作有效性的罪魁祸首！
写作者可以把控写作的能力，但不能把控写作的有效性。再有力量的文本，其有效性都都可能因为各种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消失。而那些有超凡力量的写作者，则可能具有穿透时空、融入万有的能力。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写作有效性可以在作者不在场（甚至离世后）的情况下产生，但作者还能感知吗？作者不在场，作品还可能被读者、社会、时代、世界继续修改和完成吗？ 10.25.
三
我对写作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思考已年深月久，但这些年来一直在揣摩两个关键问题——代表性和时效性。
为了避免论题论点的雷同，我已经养成上网查阅资料的习惯。上网一查，发现关于写作的意义讨论很多，而关于写作的有效性（无效性）的资料甚少，更没有专题论述。但我找到两篇论文的论点涉及到我所思考的问题，有些方面与我不谋而合，有些论点则启发我展开更深入的思考。这就是霍俊明的《日常佛，或心灵彼岸的摆渡》和黎幺的《同时代人，在写作的暗室中显影》。
先谈代表性——
霍俊明的《日常佛，或心灵彼岸的摆渡》，是偶然地提及到从题材的代表性与写作无效，强调的是代表性的时效性，而没有谈及写作者的代表性与写作有效性的关系。
代表性本身就有时效性，而时效性却不等于代表性，代表性当然比时效性重要，但没有时效性也意味着没有代表性。
“代表性”有时代（时期）、地域、社会、阶级（阶层）的指向，每个阶级（阶层）、社会、时代（时期）有不同的风尚，所以代表性有时效性，也有层面性（阶级性就是一种）。
但代表性不等于正确性。也就是说，并不是越有代表性的东西，就越有价值。阶级、阶层、社会、时代都可能存在文化偏好，也可能存在被误导或被垄断的话语倾向，存在自以为是、似是而非的风尚。
比如，中国的政治抒情诗、乡土乡情诗曾经很有代表性吧？为什么现在没有市场了？不仅是阶级不存在了，社会风尚变了，而是文学自身的审美趣味和标准都提高了。现在要求的是“一种重新发现的能力，再写作什么劳作、母亲、伟大、眼泪、炊烟就显得有些滑稽,说得再严重些，就是诗歌写作的无效性。”（霍俊明）
比如当年的武侠小说、科幻小说，当代的玄幻小说、都市文学、游戏文字，它们有很大的读者群，但多半都是中学生或中等文化以下的读者，能代表时代文学的制高点吗？而如果轻质文化、消费文学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只能说明这个时代的倒退！
。
再说时效性——
时效性包括时段性（即时性、当前性、当下性、当代性）、漫延性（持续性、长期性、、永久性），以及同时性和穿越性。
写作有效性的产生与写作意义的发生，在时间向量上的表现并不一致；写作者与时间的关系和写作有效性与时间的关系，是两码事。人们很容易将写作有效性的发生与写作发生学混为一谈。
黎幺的《同时代人，在写作的暗室中显影》一文，为我提供了很好的论据。论者从写作者与时间的关系和处理方式着手，从侧面进入了写作有效性的论点。虽与我对写作有效性的思考不尽一致，但给我以很大的启发。简直是不可多得的奇文！不过三四千字，我却在两天之内读了五六遍，还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爬梳它的奥义。我已很久没有这样用心地研读一篇短文了。
黎幺此文并不是关于写作有效性的专题论文，只有一次提到写作的无效性。这篇奇文的前半部分从写作心理学和写作发生学的角度，来论述写作者与时代（时间）的关系和处理方法，后半部分是对一些文本和论文的引论，但不经意间表达了对写作有效性的非常独到、深刻的见解。
在黎幺的《同时代人，在写作的暗室中显影》一文中，巧妙地揭示了写作者与写作、写作者与读者、社会、时代、世界的关系,深刻地解析了写作的当代性、同时性、共时性、同时代性、穿越性、绵延性问题，细致地探讨了所谓“同时代”与“时代”的同构与异构之处。论者试图通过“同时代人”、“时代的人”呼喊“人的时代”的到来。这触发了我对写作有效性更深入的思考。黎幺该文的奥旨虽然主要是探寻写作的奥秘，但在不经意间也揭示了写作的意义或有效性（无效性）。最后的结语写得相当好——
所有进入文学史的企图，和将自身经典化的努力，都将面临两种难堪的局面：其一是被“时代精神”不断批改，成为一种无特征的百搭物；其二便是被新的时代束之高阁。一个写作者，接受作品的一切命运，承认它的结局是未知和失控的，但对于作品的死亡与复生仍旧负有责任，这一责任也可以被视作其对于时代的责任的一个附加条款。一种基于写作的，寻访同时代人的工作总是像在盲人（对于“不可知”，对于“禁止”保持注目，承认并接纳某种盲目，这很可能是直面黑暗时的必然反应）之间进行着，因为写作者的投石问路（他的作品）总是回应了了，甚至得不到任何回应，但沉默却正是声音的无限，是无数在暗处被倾听的可能。写作者不需要廉价的时代承诺，他将自行发现、自行构建和自行创作语言的暗室，深入时代的夜晚，在那容纳所有“同时代阴影”的巢穴之中潜伏等待。
黎幺的意思是显然的——“时代精神”不等于当代性，可能主要是话语霸权意识。写作的有效性很可能因为新的时代精神淹没！但写作者永远必须文责自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和高明的写作者，必须具有先知般的才赋。他的写作应该永远有一种穿越（语境的弥漫）和同时（与时间同构）的能力——他不但能够预见未来，甚至能影响过去，让所有时代的人与自己成为同时代人！10.25.
有很多评论家都讨论过写作的当代性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经常犯一个同样的、低级的错误——把写作的当代性等同于写作的有效性，甚至等同于写作的长效性，而在几十年前，则有更多的写作者和评论家把政治性当成当代性，把政治意义当成文学的意义。时至今日，当人们在谈论写作的有效性时，也不一定触及到写作的真正意义或终极意义。
所以，人为的包装和推举就成为写作有效性的杠杆力量，文化市场明星体制成为一种不容怀疑的话语霸权。人为的包装和推举也许可以实现暂时的写作有效性，但并不能保证它的持续性。持续性也不等于终极意义。
人们一般很难想象，一个在当代没有意义的东西，将来会有更大的意义。但历史已经证明有大量这样的例子。我的意思是，一个人的写作可能在当代没有人能够认识和理解他的意义，但并不等于他的写作不存在当代意义。某种方式的不合时宜也许更能说明写作的力量。
。
四
当一个写作者开始审视自己的写作，并开始质疑其有效性时，没有比这个更残忍的了！而作为一个有近四十年写作历练史的我来说，似乎太有必要了。而且，对这个“全民写作”的时代，也非常有必要
近二十年来我沉迷于思想性随笔的写作，并且自以为有所成就。我自以为自己的成就就在于批判性和建设性。我全面质疑现代化运动，并直接以写作“干预”体制。我对特色的社会主义持否定态度，对中国梦的提法持怀疑态度，这样的出发点，如何实现我写作的有效性呢？
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困顿就是，发现自己实在不伦不类，太没有代表性了。
我的社会身份（农民）就注定我没有代表性。因为农民玩不起文化，更玩不起高尚文化，所以农民天生妒忌文化！初学写作起，我曾经写过很多乡土、乡情以及生活流文字，但写了四五年就放弃了。从二十多年前开始就越来越远离乡土写作了。为什么？有两个原因：一发现是乡土乡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好，一写乡土乡情就觉得矫情；而如果去写嘲讽、贬低的文字，觉得更没有必要。二是发现乡土乡情太“下里巴人”、简直是低级趣味的代表，无法体现现代、特别是后现代文化的水准。这样一来，我就更高不成低不就了。
农民中不是没有具高级审美趣味和文化境界的人，而确实是凤毛麟角，根本没有代表性。而且农民在文化方面，基本都没有自信，从众心理和跟风现象特强。所以农民一直没有自己的高品位文化组织或协会，更不存在独立的文化评价体系。像我这样在最底层孤军奋战的写作者，怎么会有出头之日呢？
一个底层写作者，不代表自己的阶层说话或写作，还能代表谁？还有谁看得起你！
而我从三十年前开始，将自己定位为生命写作者，而不仅只具有底层的意义。那么我作为一个生命写作者，又有何代表性呢？
作为一个生命写作者，也不能回避世俗的生涯背景。我在世俗生活方面，则完全是一个弱者、穷困者、失败者的境遇和形象！这样的写作者，还存在多少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可想而知。在一个以励志故事、心灵鸡汤为时尚的时代，就更没有立足之地。还想成为某个阶层、一个时代的代言人么！
但我自省良久，发现自己的写作并不是一无是处、一无所成。我的主要贡献在于思想性方面的独立性。我的思想成就高于艺术方面的成就。尽管我写了几十年诗，也尽管我努力保持独立性，但我的诗歌作品所呈现的造诣，主要还是思想方面的批判性，而在艺术方面缺少值得自许的成绩，没有真正的创造性，特别是没有垂范后进的建构。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指出，当代有太多的诗写者太不知天高地厚，还经常沾沾自喜。而我在思想方面的成就，则远远超出了一般底层写作者的高度，甚至生命写作者的高度！
我的写作成就，不在于批判性，而在于建设性，建设性的批判性，批判性的建设性。我的诗学随笔和文化随笔、思想随笔的成就远高于诗歌。这样自说自话，又要贻笑大方之家了。
且说说我的批判性和建设性。我是一个极罕见的具有自省意识的民间写作者。我的批判性不仅在于反思过去，而在于试图重建过去——这是多么可笑的妄想！而我的建设性在于可能给群众或群氓提供彻底翻身的可能——这是多么可笑的野心！历史永远是胜利者的历史，真理也可能永远是权势者的面团，而我总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又是何等的痴情！
其实已经有人看到了我的贡献和建树，只是极少有人愿意来高度肯定，更没有名家来指认。我在网上发表的那些作品、随笔多有读者肯定、好评，也多有加入精华的。这些读者或版主都不是我的熟人，他们不可能随意而为的。
对我写作有效性的自我判定，还有一个方面。我发现我的一些观点、提法、文思已经影响到一些人的写作，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罢了。当然，影响的意义往往是无形的和共时性的。
写作最初的意义是释放、奉献，最终的意义是分享、共享。写作的有效性不在于物质方面的收获，而在于精神方面的参考意义及其可持续性。
写作的动机因人而异，无非是为了满足某种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其有效性也可能因人而异，但有一个非常一致的倾向——灵魂的释放和快感。如果一个写作者连任何快感都没有了，他的写作生涯就穷途末路了。现在的我就是这样，从来没有这样疲倦和贫乏啊！
其实，我知道，这一切不仅因为江郎才尽，而主要是没有动力，反而存在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一个强大的灵魂可以不要激励，但也害怕孤独。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功利”起来。我为自己写作的有效性陷入长久的思索。物质生活的贫困和世俗生涯的失败还不至于让我如此悲伤，而精神上的走投无路则让我更心灰意冷…… 2017.10.24.
而我竟然天真地期待，写作的意义能外在于其有效性，写作的意义可以独立存在。我忽然想到一种可能对我更有效的写作——第三种写作，与世界或上帝对话（包括协商和建议）的写作。正是在这样的纠结中，我更欲罢不能！ 10.29.
2017.10.23.-29.
随记：
前几天整理书架时拿下一本书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新锐学者王彬彬的《在功利与唯美之间》（论文集）。今天忽然发现一篇对写作有效性非常有参考价值的论文——《当代文学为何必要》。不禁有要什么来什么之叹。这是我在五年前购买的旧书，是1996年学林出版社第一版的。距今已有21年，但仍觉论者的观点非常到位、及时。复有书到用时方恨少，有书不读空待老之叹！
就在我完成此稿之后，随意翻看前几天整理藏书时偶然抽出的一本书，发现其中一篇文章《当代写作为何必要》，对写作的意义或广义的有效性有非常到位的阐发，尤其是对当代写作的有效性的确立采取极为宽容和肯定的态度。
这就是我2012年在旧书店里偶然买到的一部小著作，是九十年代初的新锐学者王彬彬的第一部个人论文集《在功利与唯美之间》（学林出版社1996第一版）的个人论文集。
虽然时隔20多年，但仍然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我不禁有“书到用时方恨少，有书未读空待老”之叹。
王彬彬以极其宽容又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当代作品的写作意义予以关切，并对漠视者和批评者列出以下几项规约：
一、流传可能性不能成为衡量或否定当代作品的尺度，更不能成为凌驾于其它尺度之上的尺度。
二、传统文学的成就和规范或对经典文本的审美视角不能成为当代作品的尺度。
三、不能用想象中的未来趣味或价值取向来作为衡量当代作品的尺度，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
四、不能用最高价值性作为当代作品的尺度。这种尺度具有一种粗暴蛮横而又强悍的否定性力量。
五、一部作品不能成为衡量另一部作品的尺度，“不能把本应是评价对象的任何一部作品变成尺度本身”，包括那些成名作和经典文本。
六、“当代批评家并不具备判定一部作品能否流传下去的资格”，甚至没有说出好坏的能力。
“至少有两种原因使一部作品在文学史中站得住，成为成名作。一种是文学原因，一种则是非文学原因。”，这就形成了文学名作和文学史名作两类成名作。
“任何时代的当代文学的价值，都首先体现为当代价值。任何一个时代的当代作品，都大多会被时间淘汰，会很快烟消云散。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当代文学的共同特性，这是特性但不是耻辱。
“每一个当代作家每一部当代作品都有存在的价值，因为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都参与了整个当代文学格局的创造，而如果没有这个一种格局，优秀的作家作品也不可能存在。
“没有任何一种花可以取代昙花的存在，哪怕是再华丽、再芬芳、开得再长久的花，也没有这种资格。同样，对于当代人来说，没有任何一部古典作品可以取代任何一部当代作品的存在，哪怕是再杰出的古典名作也不能取代一部再不杰出的当代作品。
——但我以为王彬彬如此的包容未免有藏垢纳污之嫌，给当代那些附庸风雅或肆意恶搞的写作者以可乘之机或自喜之德——原来大家的写作都是有意义的，学者都这么说过了。 11.2.
所谓“有效”，其实常包括一些反对或嘲讽的声音，但对写作者不一定是负面的力量，很可能是另一种激励！11.3. |
发表于 2018-2-27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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