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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救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命运
王贵成
在人们的热切期盼中，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终于新鲜出炉，让国人欣喜若狂的是，中国作家莫言终于得奖了！一部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空前的膨胀，网上这种情绪表现的尤其明显，既为莫言获奖也为莫言打败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而欢欣鼓舞。我一向认为在当今大环境中，中国作家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实力拿这个奖，如今莫言真的获奖了，除了向他个人表示祝贺（这是他个人的一种成功）之外，还是固执地坚持我的看法，这点在我的那篇博文《中国作家有实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397679.html已经说过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中唯一懂中文的人，只有一个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如果他被全权受命要在中文作家中寻找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果他一见钟情选中了莫言先生，那我只能无话可说了。只是，那种水平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了又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现在我还要说的是，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根本改变不了中国当代文学生态的荒芜脆弱。
我又一次想起了几年前一个外国人说的话。2006年，在国际汉学界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突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顾彬的言辞很是激烈。对上世纪末在国内红极一时的“美女作家”，顾彬认为那“不是文学，是垃圾”。他直言不讳地认为：“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重庆晨报》2006年12月11日）
真是一石击破水中天！初闻顾彬的这番激切之语，我先是惊愕难过，中国当代文学好歹也发展了几十年，怎么一下子成了垃圾？感情上一时间接受不了。后来仔细一想，不由得拍案叫绝——这个外国佬真是说到了点子上，一语击中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死穴。在这几十年里，中国作家们写出的文学作品之多，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了。但其中的精品有多少呢？如果实事求是地说起来，还真的挑不出几本。以前我们也经常说现在的文学没有好作品，只是抱怨一下而已，绝对不敢像这个外国佬一样坚决果敢，用“垃圾”两字来了个一针见血的概括。这也并不见得老外就有“旁观者清”的高明，我们也并不是“当局者迷”，只是我们不敢说真话罢了。
其实，只要回顾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生存的历史环境，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的垃圾命运早就注定了。
上世纪的解放区，早早就把文学创作纳入了政治的管理范畴，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现实服务，就成了作家创作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条原则本来也没什么错，但为现实服务倘若变成对现实一味的歌功颂德，而失去了另一个重要的批判功能，那么这样的文学作品，其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就这样，文学从此被绑在了政治的战车上，亦步亦趋，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谁胆敢不服从这条规则，轻者以后的日子不好混，重者就的得以生命为代价了。比如王实味，他的文学创作不是好好体现革命的时代主旋律，而硬要暴露革命圣地的阴暗面，尽管最后认了错，但还是没有得到宽恕，最终在革命胜利的前夜被处决了。作家们都不是傻子，谁愿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开玩笑呢，于是，一个比一个更革命，一个比一个更能为现实“服务”，这样的文学基本变成了“谀学”。杨朔的《荔枝蜜》目中无人民，目中无苦难，粉饰太平到了催人呕吐的地步，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单说小说《红岩》，由于后来根据这部小说改编出曾经家喻户晓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所以使得《红岩》也声名远播。小说中的主人公许云峰、江姐、刘思扬这些牺牲在解放前夜的共产党人，铁骨铮铮、宁死不屈，是真正的英雄！曾经成为无数中华儿女的偶像。央视焦点访谈前些年曾报道过“红岩档案解密”，让我们看到历史竟然和我们开了极大的玩笑。小说中出卖许云峰、江姐等一批地下共产党干部的不是叛徒甫志高，造成重大损失的叛变者，竟然是当时重庆市委的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据资料说，冉益智只不过被特务打了几个嘴巴，就立即将他所知道的62个同志供了出来，造成300多名共产党人被关进集中营。而与之相反的是许多职务很低的一般党员虽然被叛徒出卖身陷牢狱，仍信念坚定不屈不挠。如张长鳌、尚承文，两个人被敌人用电刑打得浑身抽搐，身体都开始缩小了，仍然是咬紧牙关，军统特务恼怒地操起一个十字镐照头劈去，他们就此壮烈牺牲！想不到事实和小说竟有如此大的出入，小说再用文学的艺术手法虚构，再为现实政治服务，也不能撒这样的弥天大谎啊！这样缺乏起码生活真实的作品，在今天看来，不是垃圾是什么呢？
也许有人说，解放前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不是写了不少精品吗？那些作品怎么能算是垃圾呢？解放前确实有一些好的作品，但到了建国初期它们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一律遭遇了被删改的悲惨命运。这儿以老舍的《骆驼祥子》为例。《骆驼祥子》问世以来，这部以北平洋车夫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好评如潮，但也招来了某些评论家的严厉抨击。1948年10月许杰《评<骆驼祥子>》一文，用“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的理论模式，批判这部小说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在这部作品中，非但看不见个人主义者祥子的出路，也看不见中国社会的一线光明和出路。”文中批评老舍没有正确地写出祥子的命运和社会环境对祥子个性发展的影响；过于强调“性生活”的作用，把虎妞、夏太太对祥子的性诱惑看作是祥子堕落的“决定因素”。还认为书中没有写出“更实际更完美”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对书中“社会主义者”曹先生和“革命者”阮明，提出尖锐批评。这些苛刻的评论，对这位新文学巨匠的触动很大，所以在1951年8月开明版《老舍选集》中，对入选的著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痛加杀伐。据统计，这本书被删改共有145处。该书原版15.7万字，被删后只剩9万字。老舍用自己的手，“腰斩”了自己心爱的作品。在这次大删改中，老舍淡化了虎妞、夏太太促使祥子“性堕落”的一些自然主义文字；删减了对穷人生活悲惨无望，以及有损于被压迫受剥削的下层人民形象的描写。此外，删掉第24章整章，删掉的不仅只是祥子身上的种种污点，同时也抹掉了革命者阮明的不少“劣迹”。比如阮明与祥子之间，也即“革命者”与群众之间利用与被利用、出卖与被出卖的卑劣行径等等。有关“社会主义者”曹先生，在修改中也做了相应的处理，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洁化和美化革命者的目的。
另外，茅盾的《子夜》删改了620处，叶圣陶按要求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动了“截尾”手术。为了颂扬革命主旋律，像这样对新文学名著大动手术的事情可以说是数见不鲜的。革命者倒是高兴了，但经过一番大手术后，这些名著已经被肢解得面目全非，这样的名著还能叫名著吗？只能变成垃圾，而且是不可再回收利用的垃圾！
到了后来，尽管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但一直被阉割惯了的侏儒，一下子怎么能爆发出长成巨人的力量呢？尤其是商品经济时代，一切唯金钱之马首是瞻，一味取悦于市场和读者，作品的垃圾命运依然难以摆脱。
而且，更要命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成为垃圾还源于一个特殊的制度——“作家供养制度”。世界上也有国家对作家实行资助制度的，但没有那个国家像中国做的那样细致，用各级作协、文联几乎把作家们层层包养了起来。只要成了名，就要想办法被包养，一旦被包养，那这辈子就算掉进了蜜缸里，工资有保障，衣食不用忧，即使已经江郎才尽，只会写些马屁文章，也照样活得优哉游哉。所以，搞写作的人，谁不想成为一个被包养的作家呢？而且，被包养的级别也成了作家们竟相炫耀的资本。当然，被包养起来是幸福点，但这是有代价的，就像一只鸟儿，如果被豢养在笼中，必然要以失去自由作为代价。想说的不能说，想写的不能写，久而久之，只好写些御用文章聊以度日。这样写出的作品，一旦时过境迁，只能成为一堆垃圾。
这时，就有人要呼吁改革这种“作家供养制度”，激烈的甚至要求坚决取消这种制度。以为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学就能出精品了。这其实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正如山西作家李锐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大陆，把作家纳入国家体制的前提是，作家们被剥夺了真正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不止作家，凡中国大陆的公民都没有这个基本权利，尽管宪法上明文规定每个公民都具有这项法定的权利。在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是平衡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写作者的基本生存条件，这就像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如果既剥夺了土地，又要求农民自谋生路，那不叫体制改革，那叫杀人害命。”看看，即便取消了“作家供养制度”，只是使作家们失去了丰裕的生活保障，作家们还是不能我手写我口的，中国文学的垃圾命运还是难以得到根本的改观。
正因为如此，2006年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想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供养制度”恐怕一时是不能取消的。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国家是可以拿出一定的钱来，供养一部分优秀作家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养不起几个作家，可能就是一种悲哀”。尽管铁作家回避了取消“作家供养制度”的环境因素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她话里边的无奈。既然连堂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都是无奈的，那中国文学的垃圾命运也只好无奈地延伸下去了。
老外他如果要说要骂，就由他去吧！反正阅读这些垃圾文学也不是一两代人了，再读它几代人又有何妨呢？至于老外说中国没有作家，那是他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偏见——我们每年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不是选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作家了吗？何况，现在中国终于有一个作家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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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3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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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3 21:13
发表于 2012-10-14 0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