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诗歌是中国人的灵魂

严家威

马悦然:诗歌是中国人的灵魂

2012年10月26日04:49    来源：大众日报     

　　马悦然,生于1924年。瑞典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瑞典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与欧洲学院创办院士。中文著作有《俳句一百首》、《另一种乡愁》。图为他与妻子陈文芬。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10月21日下午,一位白发老人牵着年轻妻子的手,走进上海市南京西路1025弄。
　　这个名为静安别墅的居民区,并不像名字听上去那么奢华,三两个居民坐在巷子边上闲聊,卖奶茶的铺子前年轻人排着长队。这对夫妇也不惹眼,很自然地融入这幅闹中取静的生活场景,没人认出来他们是谁。
　　他们走到一栋楼前,停下脚步,仰望三楼水泥台上盆栽的一棵橘子树。“呦,你看!”“长在那里,竟还结了这么多果子!”记者循声望去,才发现这就是马悦然和陈文芬——没有盛装,不在乎前呼后拥的排场,倒是格外留心收集散落于平常的点滴触动。他们在生活中如此,对中国文学的态度亦是如此。
　　当天下午,从这里的一间小书屋开始,马悦然开始了他在中国“谈诗论译”的行程。
　　莫言与特翁仅一点相同
　　“文学的欣赏是出于主观想法的。”马悦然说。23日下午,马悦然在复旦大学演讲。因为观众人气爆棚,活动前一天,地点临时调整到能容纳600余人的蔡冠深人文馆。
　　马悦然喜欢莫言,也喜欢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面对听众,他直言,这种喜欢就好比喜欢四川菜中的麻婆豆腐。“为什么喜欢呢?因为好吃。有什么好吃呢?很辣。怕辣的人肯定不会欣赏,不怕辣的人肯定会欣赏。”这场讲座,以一番看似荒谬的言论开场,以此象征文学欣赏的主观性。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是瑞典著名诗人,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悦然称其为特翁。此行来到中国,马悦然受世纪文景出版社邀请,参加“见证·2666”文景十年分享会,他翻译的特翁作品《记忆看见我》和《巨大的谜语》也于此时面市。马悦然不仅热衷于把中国文学介绍到瑞典,同样想把瑞典文学翻译成中文,被更多中国读者所了解。
　　“诗人(特翁)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马悦然说。特翁1991年中风,基本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他的诗作围绕着死亡、历史、记忆、大自然等主题,除自由诗和散文诗外,还采用日文俳句的格律创作,言简而意繁。特翁比马悦然大七八岁,他评价特翁:“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在复旦大学,马悦然用富有节奏感的嗓音,以中文朗读了托马斯多首诗歌作品。特翁原本是位出色的钢琴家,在他中风之后,虽不能说话,但仍能用左手弹钢琴。而马悦然年轻时也曾在交响乐队打鼓,对节奏十分敏感。因此,他格外注重特翁诗歌中独特的音乐感。他将几种不同译文加以比较对照,强调翻译时应注重原文的形式和节奏。
　　马悦然这样总结特翁的动人之处:“我欣赏他以简朴的语言表达很丰富的意象与寓意。我欣赏他让我醒过来的惊讶的隐喻,我欣赏他引用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诗律表达生活在现代的人的乐趣与焦虑。我也欣赏他有时候用禅宗法师的超现实主义的观点来安慰他的读者。”
　　此行来到中国,马悦然的初衷是为了传播特翁作品,但在今年诺奖为这个国度带来的余震中,抛向他的问题总是绕不开莫言的名字。在媒体见面会上,有人问马悦然,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有何共通之处?
　　马悦然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他认为两者仅有一点相同,就是对探索自然界抱有热情。他说:“特翁60岁的时候写了《记忆看见我》,他写他小时候最喜欢去博物馆看动物标本,他对甲虫那些小动物很感兴趣,由此引发出一种特殊的方法研究文学。莫言也写了很多他小时候的故事,也同样对自然界是非常感兴趣的。虽然出发点可能不同,但他们对自然界的热情是相通的。”
　　诗歌要说真话
　　马悦然的名字,由他自己的瑞典语名字谐音而来。他现已连任两届欧洲汉学学会主席。在汉学研究方面,他的著作多半有关中国方言学:上古、中古和现代的汉语音韵学、语法学、诗律学与中国文学,尤其着重于诗歌历史的发展。
　　“要是没有林语堂先生,没有他的《生活的艺术》,我就不会学中文了。”马悦然对记者说。
　　马悦然原本攻读拉丁语专业。大学时,他读到林语堂的一首英文诗《生活的艺术》,被深深打动。受林语堂的影响,马悦然也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我到图书馆,把庄子的译本都借来了。我很快发现《道德经》很多译本都不一样,我就去请教非常有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哪一本译文是最好的?他说:‘都不行。只有一个译本是可以的,就是我自己的。’”1946年8月,他成了马悦然的老师。
　　由一首诗而起的汉学缘分,后来演变成对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学的系统研究。林语堂曾说,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马悦然则认为,也可以说,诗歌是中国人的灵魂。
　　“自从我开始欣赏中国现代与当代中文的诗歌,就对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小诗非常感兴趣。我在大学教书,我一定要教一年级的学生汉语语音学和语法。三个星期之后,我让他们背一些简单而容易懂的小诗。我相信这样做会鼓励他们学中文文学。”
　　马悦然认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小诗的黄金时代,三十年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中国有非常好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不应该遗忘。跨越国界,在不同时空下,他总结出中国五四运动时期与瑞典1940年代的文学有相同的现象:那就是对传统文学的否认的态度。这些诗中的一部分,甚至有着相同的或者相似的主题:诗人们都坚持要说真话或者表达一种坚定的信念。
　　他举了很多例子。其中,杨吉甫有一首很简单的小诗:
　　“今天的草堆是我点燃的。”仅此一句。
　　“肯定会有人认为这首诗简直没有诗意。可是我每次想到杨吉甫这首诗,就很感动。常常躺在病床上的诗人终于能到花园里去扫叶子什么的,让他心里充满了乐趣和骄傲。诗人的乐趣和骄傲应该让读者惊讶:啊,你看!那么微不足道的事会叫诗人那么兴奋!生活中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其实非常可贵的。”马悦然细细解释这一句诗带来的感动。
　　发现不为人知的作者
　　杨吉甫的名字,很多人没有听过。
　　“他是一个完全被遗忘的诗人。”马悦然说。如何寻到了类似这些不为人知的作者和作品?马悦然讲述了他和杨吉甫的“偶遇”的故事。
　　“杨吉甫是四川万县人。他1924年到北京去,上鲁迅的课。他跟他的同乡朋友何其芳1931年编了一个文学杂志。同年得肺病回到四川。1927年到1935年他在《万县日报》发表他的小诗。杨吉甫去世之后,他的妻子要求何其芳出版她丈夫的诗选。出版于1977年用复写器印的《杨吉甫诗选》,可能只印了几十本,送给诗人的亲戚和朋友。我1979年回成都去探亲时,杨吉甫的一位老朋友送了我一本。”
　　带着这本印刷简陋的作品,马悦然回到瑞典,把那些很短的诗,翻译成瑞典文,又译成英文,寄给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家杂志社。起初,杂志社并未发表。马悦然问及原因,编辑的答复是:“我们以为你跟我们开玩笑。我们谁都不知道杨吉甫。”
　　若干年后,马悦然再度将杨吉甫诗集向中国文坛推荐,这些被埋没的诗作获得了认可和欣赏,并在四川得以正式出版。
　　作品几乎偶然拾得,这是马悦然对一位中国诗人的发现过程。类似这样的作者还有台湾的杨华(已逝),以及时下声名鹊起的曹乃谦。
　　10月22日,马悦然在上海参加了曹乃谦的新书发布会。曹乃谦是山西大同市的一名警察,37岁开始写小说。他在国内知名度甚微,但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在国外却盛传其有可能拿下这一奖项。曹乃谦自己都对“被诺奖”事件表示不知情和无奈感慨。
　　“叫我特别烦恼是,我一发表一位当代中文作家的作品的译文,就会有人说:这个作家可能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有点气愤地说,“我主要的任务是把中国文学介绍给我的同胞们,不是给一位中文作家弄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马悦然翻译过曹乃谦的小说,其中有一本叫《到黑夜想你没有办法》,里面有30篇故事,写的是1974年山西北部山村农民的生活。里面有很多方言,包括非常厉害的骂人的话,有很多马悦然看不懂,就马上写信问曹乃谦。有半年的时间,他们每天都写信,有时一天写三封。
　　谈到这里,陈文芬特别提到,她为马悦然做了三万字左右的通信档案。她强调,只要不懂,马悦然就问,曹乃谦也会马上回复。
　　中国文学不边缘
　　事实上,马悦然不是文学理论家,而是语言学家兼翻译家。他自认为,自己被选入瑞典学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在翻译方面的贡献。
　　“中国文学早就走上世界文学舞台了。有的中国作家非常好的,已经有世界水平的,有的是超过世界水平的作家。但是因为翻译成外文的著作太少了,所以在外国没有外国读者,因为很少外国人会读汉字的。”马悦然说,莫言可能是中国译成外文最多的一个作者,他的译作有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他还转述了瑞典学院另一位学者的观点:“世界文学是什么呢?世界文学就是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有这样一组数据,2004年至2007年对瑞典文学作品的数量分析显示,74%的作品来自英文作品,仅有不到1%的作品来自亚洲及非洲语言作品。
　　“我一读中国文学著作,只要是我喜欢的话,我就很想把他翻译成我自己的母语。因为我觉得我有责任,对我们同胞们的责任,把我自己所欣赏的书都译成瑞典文,让我的同胞们也有机会享受这么美的中国文学。这是我最应该做的。”马悦然说。他翻译的中国小说有五十余本,翻译的中国诗歌作品已近百部。职业习惯让他形成一个观点:自己没翻译的书,就不算真正读过,因为没有真正地“钻进去”。
　　面对中国文学的浩瀚海洋,马悦然坦陈,自己能力有限,常感力不从心。
　　比如翻译古典诗词。中国传统的绝句和律诗,无法翻译成完美的外文,因为外文没有固定的音调变化,面对中国诗的平仄美感,老马深为其动,却也时常束手无策。律诗中精美的对偶句,也难以译成外文。令他感到庆幸的是,宋元时期的词和散曲,比较容易翻译,其长短句节奏明快,比较容易模仿。
　　在复旦大学,马悦然提出,好的翻译是促进文学作品全球化的最主要动力。优秀的翻译家有两方面的责任:他的作品首先应该对得起原文作者,其次也应对得起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什么都不能加,也什么都不能删掉。
　　“我认为诗人是一个创造者。可是,翻译家应该是一个非常熟练的、非常技巧的匠人。”马悦然如是说。

书剑飘零

中国只有一个宗教，就是诗。儒释道皆入其间。{:soso_e181:}

庐州男人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