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实、诗歌、臧棣和 伊沙
世宾
（按：这是一篇旧文。我在网上发现有心人把我的《绝交书：为何必须和臧棣、伊沙之流决裂》一文节选了观点部分单独成文，颇有可读性。文章涉及现实、诗歌和人事关系的纠缠，对当下写作、为人依然有明确事理的意义。故重新登发。文中江南梅不久前刚刚去世，我们虽从未谋面，但知道她是一个耿直的人；臧棣近些年我们又有过几次见面，朋友情谊依然在，他的诗歌的部分价值我有重新的评估。伊沙的为人、作风及口语写作我依然持批判态度。）
1、
对当前诗坛的普遍失望。2011年到2012年，我写了两篇文章对当下诗坛的状况进行梳理和批判，一篇是《转型——第三代诗歌运动的缺失、影响及未来诗歌的方向》，一篇是《这诗坛已是个死坛》。
在《这诗坛已是个死坛》前言中，我说道：近年来，艺术界集结了全球华人最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策展人、艺术家共同研究“中国艺术现代性之路”，探讨在西方话语主宰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进行现代性的转换和如何凸现东方艺术的主体性；这个课题由潘公凯主持，在中央美院、中国美术学院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在香港和内地召开了多次的研讨会，出版了几百万字论文。美术馆和策展人一次次地在世界各地展示中国当代艺术新的作品，把具有当代的、东方视角和情怀的艺术展现在世界的面前。
而诗歌界，却是散兵游勇式地打着阵地战：缺乏历史的眼光，伟大的抱负，自我贱化，与现实一起沉沦。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善，诗歌已沦落到连大众都不齿的地步。我们听到太多讥笑的声音。
我曾经说过“诗歌还在原处，是大众远离了诗歌。”我也相信在一些诗人的心中还保持着诗歌的高贵，无论理想受到现实怎样的篡改，他们的坚持依然没变，这就是勇气。但诗坛整体氛围已经十分沉闷，崇高感和激情正在丧失，利益和保守的情绪主宰着诗坛。
我的这一论断深深刺痛了叫嚷着“这十年的诗歌成就达到盛唐的高度”的伊沙们；我清楚他在拔高诗歌当下的自利策略，那就是通过骂人、制造事端，借助同样凑热闹、抢眼球的媒体、网络博得名声（不管什么样的名声），抢占事端制高点，并以占领者的姿态自居；如果当下诗歌达到盛唐的高度，那他们就是伊白、臧甫。这就是出名的策略，这就是所谓的“参与度与认同感的正比关系”。
我当然知道当下诗坛还有不少诗人在从事着有价值的写作，我的批判只是想唤起大家的问题意识，凝聚更大的力量来推动诗歌事业的发展，但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浮光中的楼阁眼看就岌岌可危了，能不气急败坏吗？
2、
如果没有微博，我不可能与他们如此赤诚相见。
中国诗歌的坛子并不大，许多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臧棣、伊沙近年来因某些会议都见过面，吃过饭，甚至喝过酒。臧棣只见过一次，好像在深圳的一次诗会上：高大的个子，讲话颇有条理，印象不错。后来在微博上也打过召唤，相互间都比较客气。
伊沙经常到广东活动，本来见面的机会不少，但有些活动我有意避开了他，主要是诗歌观点不同，没话好说。我和他应该见过两面，一次是很多年前，大概是在杨克的《诗歌年鉴》的发布会暨研讨会上，没有聊天；一次就是2009年的衡山诗会，在会上有很多观念和语言的冲突，但会后的饭桌上还是碰杯喝酒，双方颇为客气。
私下和朋友们聊天，我总是说别看有些诗人在网络上一付拔剑怒张、地痞流氓的样子，事实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算谦谦君子的；他们只是利用网络来张扬自己的诗歌，获得更高的名气。哪一个更加真实呢？我的态度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少来往就是。在我的内心中，一直保持着对诗人友谊的尊重。
但微博取消了时间和空间对懒惰性的支持，使我们共同面对同一样的问题，并让我们坦诚相见或者说肉搏相见。
我对网络的虚拟性是有些排斥感，也不熟悉它的操作和技术，但我知道这个空间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别人的帮助下，我还是零零星星地在网络上放点资料，和朋友们进行简单的沟通，但我还实在不能领略网络的妙处。
我上微博大概有半年时间，开始三四个月我基本没发微博，也不懂发。后来慢慢学会了，也就发一点诗歌，发点写作观点，转转别人的微博。
如果没有微博，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可能就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像报纸和电视报道的新闻，虽然战火纷飞、血肉淋漓，但还是隔着遥远的时空。人窝在沙发里，喝着茶、吃着水果，纵使有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去关注新闻里的事情，纵使有时怒火中烧，情绪已经到了想扎电视的边缘，但还是最终置身度外，时间和空间总能把你积蓄的情绪消解于日常的繁琐。然而，微博把世界发生的事情带到你的眼前，视频、文字报道和大众的观点、态度让你置身其中了，消解的时间、空间消失了。灾难、压迫、反抗、谎言、暴力、恐惧一切都来到你的身边了，所有的影像、图片、文字都在告诉你——在你的周围发生着什么；这一刻，如果我们不是有意关闭自己的感知，各种情绪、态度、立场就会自然涌现上来，同情、怜悯、愤怒、绝望各种情绪会要求你——一个观看的主体做出反映；并且，微博的互动性迫使你必须对当前的事件做出表达，亮出你的态度，除非你麻木了，用一个蜗壳把自己蒙起来了。
微博时代，表达即行动。但此时，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真假难辨、秋后算账盛行的时代，有些人麻木了，有些人害怕了，它们在考验着一个诗人的真诚和勇气。
3、
在微博上，我一次次目睹了臧棣、伊沙的表现。眼不见为净，但微博使我无法像鸵鸟一样把自己的头埋到沙堆里去，它通过链接和转发，把各种信息强行地塞入你的眼睛、耳朵。
一开始我是链接伊沙和臧棣的，毕竟是当下诗坛的两个活跃分子，许多优秀的诗人和有创造性的诗人我倒因为懒惰和对技术的陌生没有链接；我每一次上博对要目睹他们的表现。这就是我在吵架中说伊沙是“屋檐下的麻雀”和“穿街过巷的小贩”的由来。上来微博了，你对他们就躲也躲不开。
后来，我先是取消对伊沙的关注。我到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是拉黑，取消关注和拉黑之间的区别。每天看他总是在吹嘘自己为诗歌做了多少事，开会呀，翻译呀，编书呀，和一批跟班的吹吹打打。本来就没有多看重他的写作，再加上目睹周围发生的此起彼伏的灾难、苦难，它们时时震撼着我的神经，我就不能不对伊沙之流的表现感到厌倦、恶心。2011年底，四川某个城市发生抗议建污染化工的游行示威，我一边看微博，看视频，积蓄着愤懑的情绪，一边总是不断受到伊沙跳上来的自吹自擂的微博的骚扰，多日的厌倦加上一气之下，就把他的关注取消掉了。对臧棣的情状也差不多，他那佶屈聱牙的诗论话语让人憋屈，但他好像帖子少了一点点，忍受着。这种情况直至出现江南梅的关于删帖帖子。
决裂的缘由
1、我认为自由是建立在平等和对他人的尊重上面的，包括对他人的立场、选择和言论的尊重；我也从来反对道德绑架的政治逻辑的。
无论什么时候，臧棣、伊沙选择他们的诗学理论和成功学吹嘘，那是他们的权利；别人厌倦了他们的表现和噪嚷，取消了对他们微博的关注，也是别人的自由。但江南梅一说取消对一个“大牌诗人”的关注，就受到围攻，还需要她道歉。这就过份了。
这是个什么诗坛，江湖、黑社会？还不能得罪大佬啊？柏桦和张执浩为“大牌诗人”辩护在逻辑和立场是没有问题的，但某些人的围攻和谩骂就露出州官的嘴脸了。我没有链接太多的博客，也不知谁在骂，但从江南梅的道歉，我感觉到诗坛的暴虐之气在某些角落弥漫。作为诗歌中人，我有义务为江南梅辩护。我相信众人都知道，无论江南梅取消的博客还是我的辩护，矛头指向的是谁，就像我说的大家都心知肚明。
伊沙和臧棣这两个从前的对手，这一次同时跳了起来。本来两人为一根想象中的骨头或者一个幻想中的江山争吵不休，这时有人来横插一杆子，他们就调转枪口，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谩骂和粗口是他们共同的武器，伊沙的粗口那是臭名昭著的。因为他们的粗口，这是与他们决裂的理由之一，不尊重人的人不值得交。
2、两个抢夺话语权的人为何会在这个事件中联合起来呢？
别看一个打着民间的旗号，一个是学院派的代表，事实上都是为了占领诗坛制高点的权宜之计。他们貌似在反对某一种诗学，但说到底是在抢夺位置。
按牧野的说法，这是两个在安全套里淫诗的人。在哪里写诗都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本来也无可厚非，没有人会要求他们一定要干什么；他们对现实发生的事情视若无睹也没有关系；但这两个骨子里的诗歌犬儒主义者，却要扮演先锋的角色，并且在公共平台上不停宣扬。在充斥着苦难、眼泪、不平和恐惧的现实面前，一个“先锋诗人”冷漠、麻木和洋洋得意的自我表扬，就不免让人感到恶心。如果他们把这一切收藏起来，进行自己的“纯诗”写作，或者“纯学术研究”，我想不会有人诟病的。但他们恰恰要一再地把“纯诗”这件华丽的外袍覆盖在矛盾（灾难）重重的现实之上，这就太侮辱了那些被现实刺痛了的人们的情感了。在诗歌领域，对于冷漠的写作者，我选择不与其往来。
3、
行文至此，我对臧棣、伊沙个人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应有的愤懑已云消雾散了。
本来我们的生活、工作就没有任何交集，个人对事物的处理方式都会由各自的命运去承担。他们的谩骂和攻击于我来说，也是过眼烟云，来了又散去。我要决裂的应该是他们的诗学倾向。他们虽然好像代表不同的流派或者倾向，但他们共同的诗歌犬儒主义首先是我必须反对的。
当下写诗，诗人必然面临双重困境，前工业文明时期可能有纯诗一说，即是说在自然还没有遭受破坏以前，自然还庇护着人类的生存，还保存着完整的人的身心，诗人可以通过对自然的聆听，来获取诗歌力量和资源；或者通过强大的内心，打通诗歌与世界的关系。
但工业文明之后，自然破碎，再造物质无孔不入地改造着人的生存，政治和消费欲望野蛮地扭曲着人的精神，人，所有的人也已经和所有事物一样，都是破碎之物；而语言，它曾经对应的是完整的世界，但今天，世界不再完整，语言也必然要遭受同样的命运；以破碎之心寄养于同样破碎的语言里，结果必然是双重破碎。
对于世界我们已无能为力，人的命运就像一片落叶，在世界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但人的精神，却可以在苦难中锻炼，获得滋养，并不断强大起来。
在这个时代，没有其它而只有精神——那不屈不挠的，在苦难中培养起来的充满爱、宽容、怜悯、良知和存在感的心灵，才能重新复活诗意在现实的存在，必须借助这样的心灵才能复活语言，使诗歌得以永存。
但当我谈论精神时，臧棣还摆出一付真理在握的样子，说我还没资格谈论精神，我不知这是谁家的理论，一个贱民，一个只要想——哪怕一瞬间在意自己的命运的人，都有权利去思考我为何生存，我生存得怎样？这一思考，精神就产生。你可以诋毁我的诗歌写作，但你不能剥夺我思考的权利！一个如此忽视和践踏精神的诗人，在这个时代是不可信任的。
我们这个时代充满着各种矛盾，我们的时代又是那么多元，任何一个说法，无论深思熟虑还是随口说出，它都只能代表一种观点，这就使那些怀抱整个人类向着美好方向活着的心灵必须有更强的意志，来自我修复，来自我完善，敞开所有的耳朵来聆听世界，来与世界分享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活着的心灵保存在现实之中，语言和诗由活着的心灵养护。这一点，诗歌的犬儒主义者是无法体会的。
中国的现实变化如此之快，虽说苦难相同，但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语境已大不相同。
上世纪80年代初，是反左，是拨乱反正，是个人的觉醒；80年代中期，是个人自由选择的萌芽，是对政治体制的反思；90年代，是商业文化大发展，是个人欲望泛滥；进入21世纪之后，各种矛盾交错在一起，改革与保守，左和右，民主与专制，平等与特权，富裕与贫困，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语境下，诗人必须有更丰富的内心和更深邃的智力去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一种立场，一个态度，一种策略是无法应对这变化中的世界的。纵使某种表现获得了喝彩，也很快就被遗忘了，因为新的问题将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这样的现象，随便去看什么什么体就清楚了。如果在上世纪诗人作为时代的症候的代言人还成立的话，因为那个时期一切事物都是新鲜的，都具有改天换地的活力，那么，新世纪的诗人，如果没有给这个时代安一颗心，作为时代的“警醒面”存在，而是依然作为混乱时代的症候出现，作为各种短暂、暴戾、欲望、贱化的化身，那诗歌和诗人就和这时代的一切消费品一样，用完了就可以丢入垃圾桶了。
伊沙几十年如一日的诗歌写作，看一首就等于看一百首的段子式写作，加上他的为人，你说我怎么敬佩呢？
在他的诗歌中，语言是从未出现的，那些文字只是作为工具在重复使用，文字没有与自己的血肉发生联系，语言就没有出现；他的文字只是为了满足整首诗要表达的意思，而且他的意思是简单的、平面的，一眼就看到尽头。这也是口语化写作的通病。
他使用的写作策略也是在90年代形成的对政治反思时的解构策略。正面的批判需要一个强大的主体意识，它和批判的对象构成了正面的交锋，它在批判过程中凸现了批判主体的足以与批判对象抗衡的可贵的人的形象；而解构会相对安全，它在自我贱化中，嘲讽了批判的对象，但在批判过程中无法自我建构，因此也自我消解了。新世纪之后，伊沙无法更新自己的写作策略，也没有获取新的思想资源，对于变动中的世界也缺乏敏感性，他何德何能来担当这个时代的旗手呢？
臧棣的诗歌犬儒主义先放一边，他的诗歌话语梦亦非有过分析，请看他的《臧棣：从浪漫主义到神棍的衰变》一文，他的诗歌写作在技术层面也是问题很大。他最得意的“丛书”系列，貌似只有用“丛书”这个名才能装得下这个世界，但大家看看他的语言，一个形容词叠一个形容词，拐弯抹角地去阐述一个问题，殊不知，就是这种不断自我限定的修辞方式，极大地缩小了词的张力；无论他费了多大的劲，词在他的手上是萎缩了，死掉了。一个自认为寄身于词语的诗人，他从未使一个词在他的手上活过；他颇有一点的感受力也这样被他的语言自恋症毁掉了。
如果他们没有那么自大，如果他们没打算成为这个时代的诗歌旗手，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盲目的跟班，我也没必要在这里大张旗鼓地与他们决裂。与他们决裂，是和种种过时的、低级的诗歌趣味的决裂；是和种种骄横的为人处事决裂；是和一个党同伐异的诗歌江湖决裂。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听到真正对话的声音；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宁静中保持丰盈的体验；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启这时代诗歌作为“警醒面”而不是“同流者”的写作局面。
2013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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