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开了露台的门，飞来秋天问候的雀鸟。森林的好朋友，我们回家了！”11月3日，马悦然夫人陈文芬发出这条微博。10月下旬的中国之行已经结束，他们回到了斯德哥尔摩的家。不过，一场风暴正在网络上悄然成形。瑞典语翻译家、中国诗人李笠于10月27日发表约1500字的诗歌《说吧，马悦然》。诗中对马悦然翻译的瑞典国宝级诗人、2011年诺奖得主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以下称“特翁”)的两篇诗集《记忆看见我》和《巨大的谜语》的翻译水准表示质疑和不满。两者的翻译观迥异。李笠信奉“译者可以对诗再创造”，而马悦然坚持“译者是工匠，是作者的奴隶”。诗中，李笠对翻译之外的马悦然也颇有微词，“瞧，这么多中国人把你当作是诺奖的皇帝/你不是？但你一直在给人制造这种感觉”。 争论的双方都有什么话想说？近日，当事人李笠与马悦然分别接受了本报独家采访。必须指出的是，双方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站在读者的角度，我们希望这场风波能尽快回到文学讨论的范畴内，让翻译回归翻译，让读者读到好书。
——编者
李笠：为马悦然“祛魅”
2011年10月6日是一个奇迹，它让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我兴奋，像是自己获得了这一奖项。十二年前翻译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的时候，我希望他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对诗歌，包括对中国的诗歌，会有促进作用！”……圣诞节我拜访了特朗斯特罗姆。我给他拍照。在莫妮卡(特朗斯特罗姆的妻子)去厨房拿香槟的时候，他突然握住我的手：“Tack-sa-mycket!”(“多-谢-了”)。我吃了一惊。这，是，老人的声音吗？这个中风后二十年只会说“是”、“不”、“这”、“好”、这几个字的失语者，此刻——第一次——在一个没有雪的圣诞节——从嘴里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版《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译者序李笠)
10月29日晚8点半，夜雨潺潺，李笠在上海香山路附近一家咖啡馆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上一次见到李笠是10月22日夜间，在为瑞典学院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克接风的晚宴上，李笠身穿礼服兼任翻译，依次请上沪上的诗人们朗诵诗篇；现场也有人从《黑银河》中随意选取一些段落朗读出来，那是谢尔的诗集，由李笠翻译成中文于2010年在中国出版。
《黑银河》是打响这场战役的前因，其中纠缠着李笠与马悦然之间一捆难解的心结。李笠的说法是：“《黑银河》中有些字词我觉得过于沉重，译成中文时作了改动。马悦然就抓住这些去说事，故意折腾。一年半以前，马悦然写信给瑞典学院说我翻译的《黑银河》有很多地方译错了，把诗给糟蹋了。诗人们都听他的，一边倒，因为他是权威嘛。所以当时埃斯普马克很不高兴，我怎么解释呢？我说有些地方作了改变，但不损害诗歌。我回信给马悦然说，你翻译的是词语，我翻译的是诗。”
“他只是工匠，我是再创造”
“所以他只是工匠，我是再创造。诗歌是创造，翻译是再创造，他懂吗？他根本不懂，因为他不是诗人，他是语言学家。他只能说‘忠实’，稍微有点创意，他就说‘你错啦’。他凭什么评价别人？因为他给人瑞典最出色的汉学家的印象，在中国扮演最出色的翻译家的角色，两边都是权威。”意识到自己调门升高，李笠沉默了片刻，抱歉说自己有些激动了。
“再创造”是得到特翁支持的。1987年10月的一个上午，李笠坐火车从斯德哥尔摩到特朗斯特罗姆居住的小城韦斯特罗斯拜访他。这是他们的初次见面。当时李笠翻译了特翁的十来首诗，打算再译一些，出个选集。他问《风暴》一诗里“花楸树的果子”能否译成“橘子”。因为虽然秋天的瑞典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这种一束束心脏或拳头大小的红果子，“中国读者绝大多数恐怕都不知道这种植物，”他向特翁解释。“托马斯听了说：‘可以。翻译是再创造！译者应享受他的自由。’他说他的朋友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把他‘耕犁是一只坠地的鸟’翻成了‘耕犁是一只飞起的鸟’。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这首诗是给中国作家的”
“我的诗一发表很多人叫好，说了很多人想说而没办法说的话，因为我的这个视角、经验、经历，是别人没有的。”李笠说。确实，跟帖中不乏名人支持，凤凰联动总裁张小波说：“马悦然一到中国，就怡然地接受很多中国作家朝拜，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作家的文学教父。”作家徐星也表达了对马悦然的不满：“‘发现了中国最好的小说家，意思是说所有的中国人能没能发现，而我一个汉学家发现了，这，有意思吗？”
谈及是否怕得罪人，李笠反问记者：“你觉得我这首诗要写吗？如果我不写，就没这件事了，你也不会采访我。但这样好吗？不好。我不说，人家觉得李笠的译文糟糕就是事实。我必须说出来。我不是明哲保身的人。在某些方面我非常宽宏大量，但这种时候如果你忍耐就是纵容，必须以其之道还其之身。”他说这诗主要是写给中国作家看的。“别把马悦然当成救世主。马悦然这样的一个人需要袪魅。中国人不要把这些所谓汉学家当作权威，他只是翻译，借助老师高本汉的背景来吓唬人，散发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神秘光环而已。”
从10月27日首发到30日定稿，这首《说吧，马悦然》前后修改了四次，比较四个文本，可以感觉到语气略微缓和，更有一些“信息量很大”的句子最终被李笠删掉了。他这样解释：“有一些我听说的事情，没有证实，在后面的版本中删掉了，因为不重要。无非我把他说得更坏一点。”
“紫藤和乞丐有什么关系？”
文汇报：您在诗中提到的“紫藤啊紫藤”是译错了，原文是什么？
李笠：瑞典文原文就是“牛舌草”的意思，和“紫藤”是两回事。原诗是意象，是牛舌草从柏油路当中钻出来，像是从柏油路上站起的乞丐。紫藤和乞丐有什么关系？那是很华丽的一种植物！我的译文里还作了中文性的创造，译为“牛舌草，牛草/从柏油路上站起/像一个乞丐”，后一句“牛草”意思是很牛的草，非常卑微，但具有生命力。
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每首诗翻得完美无缺的，客观情况下，有几首翻得好一些，有几首翻得弱一些，这都是正常的。马悦然你不能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说别人犯了很多错误，把别人给否定了。我的不满主要是对他的态度，缺乏对翻译界的尊重。那我就要揭露：你的中文也就是soso。
文汇报：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应该相信瑞典汉学家翻的中文，还是懂得瑞典文的中国诗人？
李笠：当然应该相信写诗的人。马悦然竟然不懂得这一点。我就是要削削他的气焰。他这种架势背后是什么？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幽灵。德国汉学家顾彬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倾向。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他第一个发言过了就睡着了，根本不听别人说了什么。他们在中国有市场，和我们无知、自卑有关系。
我在想，马悦然那种自以为是从哪来的？我用瑞典文写诗我都没把握，要请瑞典人看一下，那么马悦然把他的母语译成非母语的中文，却如此有把握，这么自信，他的这种狂妄我想是被中国人的诺奖情结给宠坏了。我特别不喜欢马悦然使用“发现”这个词，他“发现”了中国的这个作家那个作家，这是殖民主义者的口气，就是“我看见，我征服，我是鉴赏家，我是伯乐”的意思。他说的还是上个世纪的话，骨子里是自以为是、惟我独尊。
如果我是马悦然的话，在记者会上合适的措辞应该是：“我非常喜欢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我提供我翻译的版本，读者可以参考比较”，谦虚一点，不要说伤害别人的语言。
特翁得奖后，我又花了五个月时间重新翻译、校正，再次出版修订本全集，我凭的是什么？是对诗歌的认真和热爱。我对自己说：译出特朗斯特罗姆的气息和脉搏！把它们翻得像崔颢的《黄鹤楼》那样优秀。我也是有一种野心，要翻成一个绝版，没有人超过我，你知道有一位诗人叫臧棣，他对我的评语是“发明了汉语的特朗斯特罗姆”，确实是这样，我的语言风格影响了很多人，一代人啊。我创造了特翁的诗作的汉语版本。马悦然你怎么能知道这些呢？尽到这儿摆着殖民主义者的姿态。
文汇报：至少你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找到了特翁的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关系。
李笠：他从我那儿偷的，我翻译了那么长时间，这个美学观是我研究的东西，早在他谈话之前我已经写过了。他想炫耀他的汉语，但弄巧成拙，有几首还凑合，整体看来却没有骨架，没有力度。特翁是很有力量、很有力度的诗人。温柔的诗人不等于温柔的语言，不谈这些了，简直没法说。
文汇报：马悦然的译作和您的译作互有出入的地方还有哪些？
李笠：有位朋友在做，前两天我们还做了英，瑞，汉三种译本的对照。马译很糟糕。材料在朋友那儿，现在还给不了你。
(采访稿经受访者审阅)
马悦然：“这不是翻译家的态度和作为”
弓拔弩张气氛中，也许最置身事外的就是特翁本人了。自1990年中风后，他沉浸于用左手弹钢琴与写诗的宁静之中。他应该还不知道，或者不必知道，马悦然——相识五十年，1983年开始将他的诗译成英文的老朋友，和李笠——1987年首次和他见面，交情甚笃、翻译了他的诗歌全集的中国译者之间，正在爆发一场以保卫他的诗歌为由的战争。
“我们并不愿意参与争论。其实李笠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马悦然会客观写一篇对于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的书评。”马悦然夫人、学者陈文芬对记者说。答应接受采访几个小时后，马悦然的电子邮件于11月6日凌晨发送至记者的邮箱，并附有以瑞典文、英文、中文三种语言比较的李译特翁徘句错误报告。
在同一天，马悦然正式起草一封信件通过航件邮件形式向上海递来。
“任何一个译者都可能出错，包括我自己”
文汇报：为何决定写信给李笠？
马悦然：我不在乎李笠对我的人身攻击，但是他的那首《写给……》(指李笠11月5日发表于新浪博客的《给一个和老头结婚的年轻女人》)是侮辱我的妻子的。李笠那两首攻击我跟我妻子的诗文，不是一个翻译家讨论问题的方法跟态度。我在信中表明我对此事的态度。以前我只认为他是不好的诗人，很坏的翻译，现在还知道他是心恶的人。
文汇报：这件事的起因似乎是您在上海的记者群访会上说之前翻译特翁的作品有一些错误，因而激怒了译介了中文版《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的李笠。
马悦然：我指的是有些译本有错误。但这不代表这些译本不可读，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翻译的优点缺点，以及自己的编辑与诠释。正如你在上海的记者见面会上亲眼所见，我没有提出任何一位译者的名字。就像《道德经》的英文译本有一百多个，我需要一个自己的特翁诗作的译本。特别是我选择了特翁中风以后的诗作。我在上海的演讲，从未指名道姓任何一位译者的译本有哪方面的问题，我只说过，现有的特翁译本有些错误，比如英文版《道德经》有一百多个译本，我需要自己翻译一个译本。其二，上海之行，我不但从没说过李笠的译本出错，相反的，在复旦大学演讲《我为甚翻译特翁的诗作？》我朗读比较过李笠、董继平两人翻译《风暴》这首诗，李笠这篇的译文节奏感比董继平好。他有优点，也可以夸奖。
我要强调的是任何一个译者都可能出错，包括我自己。
文汇报：关于特翁的徘句中您译为“紫藤”而李笠认为应该是“牛舌草”的植物，瑞典文原文到底是什么？
马悦然：我每次翻译作品遇到植物学方面的问题，会请教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著名植物学专家Bertil Nordenstam，收到你的提问，我立即发电邮询问他，自己也上网查过，答案是相同的，我翻译的“紫藤”跟李笠翻译的“牛舌草”，拉丁文同属Echium(蓝蓟属，——记者注)。
文汇报：李笠认为您将书名译为“巨大的谜语”是“把诗人的精神世界降低到了小孩猜谜语的境地”，对此您有何见解？
马悦然：“谜”在汉语里头少用来当名词，“谜语”是个名词，也符合“DenStoragatan”(诗题是名词指定式)，另外，“巨大的谜”，不如“巨大的谜语”听起来有原题相同的节奏感。诗歌的节奏跟形式也是有意义的。
文汇报：正如美国诗人T.S。艾略特在中国有若干个译本一样，特翁在中国也已经有了来自于李笠、董继平、黄灿然、马悦然等的多个译本，这给读者造成一定的选择困惑。您有何建议给中文读者？
马悦然：我没有任何建议，请读者自己判断。我在《巨大的谜语》序文已将翻译者的责任说得很清楚，我很愿意读者多理解译者应该体认到自己的双重责任：对原文的作者与译文的读者负责任。你也可以发现我在自己的序文从来没有批评过李笠。
“院士们理解我的报告”
文汇报：有传闻称您曾以群发信件方式在瑞典文学界表达了对李笠翻译水平的不满，此事属实吗？
马悦然：李笠攻击我的诗文写到，我给瑞典文学院“一封长长的诬告信”。我要澄清：这不是一个信件，而是一份研究报告，对象是瑞典学院十八位院士。报告给每位来开会的院士，也寄送给李笠本人跟李笠的瑞典出版社，没有其他瑞典文学界人士阅读过这份文件。文件的内容，是一篇书评报告。主题是李笠翻译谢尔·埃思普马克院士的诗选《黑银河》，我将李笠翻译的中文译诗中错误的部分全部翻成瑞典文给院士们看，这是一个范本，一个不尽责任的译者如何“谋杀”了埃思普马克的诗作。
这不是一个诬告信，而是一份学院内部登录的讨论报告，我很花费了一些时间撰写这篇书评报告。我没有寄给学院以外的人，因为我不愿意向外界扩散李笠翻译出错的问题；我也必须直接告诉李笠，他犯了哪些翻译上的错误，这是君子作为。他的回答总是将“李笠是一个诗人，而马悦然不是”作为翻译态度跟方法的推卸之词，美化他自己的怠惰，不查字典。埃思普马克是瑞典最大的诗人之一，院士们理解我的报告。过程就是这样。
文汇报：是否可以谈谈你们的译文相左的地方？
马悦然：李笠翻译《特朗斯特罗姆全集》我认为他还是比较用心翻译的，不像《黑银河》翻译的那么坏。我仔细读过2012新版四川文艺版本，比较重大的错误只有136处。
李笠译错有时候非常奇怪，举例《俄克拉荷马》这首诗(页125)，“男孩说：/‘先生我知道我有车’/但我不想要了/你们是怎么看我的？”
这里男孩说的不是我有“车”，而是“先生我知道我有偏见”，瑞典文的偏见是fordom，车是fordon，这一个字的差别，李笠杀死了特翁的诗意。
看看董继平2003年旧版的译文，(页137,河北教育出版社)“男孩说：/‘我知道我有一种偏见，/先生，我并不想跟它留在一起。/你怎样认为我们？’”董继平不会瑞典文，我看他是依照最好的英文译者RobinFulton的版本翻译出来的。
再看：
越狱者被抓。
他身上的口袋里
装满了糖果。(karameller)
(李笠)
逃犯给逮住
他兜兜儿里装满了
金色的蘑菇。(kantareller)
(马悦然)
这是特翁早期到一处管教所拜访，回来写的一首俳句，看了就想出眼泪。有一个逃犯给逮住，他兜兜里装满了蘑菇(kantarreller)，想来是他躲在森林里头摘了蘑菇，那是求生存的本能，他肚子饿了。可惜，李笠翻译成糖果，跟“偏见”与“车”类似的问题，他想的是karameller这个词，瑞典儿童在铺子里买的糖果。两个词的音节很相像，由此，我可以判断李笠本人害的是“阅读障碍症”，一种疾病，他看到的字词会自动跳字，进入他脑海里是别的字。
即使俳句这样形式简单的翻译，译者仍然要谨慎，诗人所指的“词语”意思是甚么？
举例如下：
发黄的树叶
珍贵就如死海里
捞起的《圣经》。
(李笠)
棕色的树叶
跟死海的圣经卷
一样的宝贵。
(马悦然)
死海的圣经，是由一个牧羊的小孩在死海沿岸找到一个瓶子里所藏，李笠翻译成“珍贵就如死海里/捞起的《圣经》”。显然他以为这圣经真是从海里捞起来的。
在上海的“三场演讲都是义务的”
文汇报：您还有补充吗？
马悦然：我要说明，我与我的妻子到上海演讲，往返机票自费，我的出版社付五天旅馆费。我的三场演讲：东方艺术中心、复旦大学、上海中学，都是义务的没有获得任何酬劳，演讲稿在报纸刊登，他们当然付我稿费。所谓的出版界高规格待遇实情就是如此，出版社的邀请热情，我愿意做这些事情。
(采访稿经受访者审阅)
说吧，马悦然(节选)
李笠
你说什么？李笠等人的译本不好？
我，马悦然，才像上帝那样完美，那样正确
但正确的老马，你应该知道：你
也只是个翻译，最多是一个不同声音而已，你
活了这把年纪，难道连这点都不懂？你
无权审判，尤其在你推销自己的时候……
哦，你应该记得我在信里写给你的：你，翻译的是词
我，一个同时用瑞典语和汉语写作的诗人，翻译的，是诗意
哦，这就是你的翻译？
你怎能把书名《巨大的谜》译成了《巨大的谜语》
谜语，我的汉学家，不是谜(你最好去
翻翻字典。一个初中生都不会犯你这样的错)
你至少应该对你翻译的东西有所了解。我是说，特翁的诗
始终在写现实中
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事情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你，我的教授
你把诗人的精神世界降低到了小孩猜谜语的境地！
那是什么？“紫藤啊紫藤”
原文不是牛舌草(oxtongue)吗？这一定又是你
把长在沙土上的野草
当成了喜欢攀援缠绕的台湾植物了
“……比较他们的译文，你会发现有很多错误”
马悦然坐在台上
对围观他的迷信流利地说
但，马悦然，是何人给了你这种骄狂的姿态？
诺奖？想得诺奖的中国作家？汉学家的名称？殖民主义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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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1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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