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你生长在湘西,湘西景象在你的诗中也屡屡出现,能不能谈谈湘西这片土地对你诗歌和人生的影响?
刘年:湘西,有我年迈的母亲、辛苦的妻子和懵懂的儿子,埋着我的爷爷和婆婆的坟,埋着我的父亲的坟。不管身处怎样的浮华与喧嚣,我都会记得来时路,记得回家路。其实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是我的一首短诗《湘西》,“好想做回土匪,独霸这方山水,赋税不准进来,风光不准出去”,这几句诗得到了《边疆文学》总编潘灵的赏识,他带我到云南,开始了文字工作,开始了文学之路。我取笔名“刘年”,就是取似水之意,希望自己像湘西水一样干净,纯粹。
新华网:从热爱诗歌写诗歌,到现在的职业诗歌编辑,你如何理解诗歌?
刘年:诗歌带给我的是宗教般的安抚,她给了我强大的内心,让我懂得爱和珍惜。甚至让我在贫穷中劳碌中抵达幸福。我不是天才,所以一直在修改我的诗歌。回头发现,诗歌也在大幅度地修改我和我的命运。诗歌让我从维修工,到流浪者,到小商贩,到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一个国家级刊物的编辑,到一个苦行僧一样的北漂。诗歌让我沉静下来,长时间地思考生命、自然和社会。诗歌是我人生中的良药,她渐渐治好了我身上的各种世俗病症,如势利、中庸、圆滑、贪婪等等,同时,诗歌还给了我力量,让我在余下的生命里,去努力追求人诗的合一,去尽心写好《人生》这首生命中最重要的长诗。
新华网:你的诗歌,好读好懂,且不乏深度和广度。能结合你的创作体会,谈谈你心目中好诗歌的标准吗?
刘年:是不是从你的内心来,能不能到我的内心去,是我判断诗歌好与不好的尺子,当然这不是一个科学的严谨的尺子。诗歌其实与科学没多大关系,诗歌是唯心的,唯真心和良心是从。我诗歌的魂,源自《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喜欢“道法自然”四个字。所以写诗时,喜欢白描,不事华丽的铺陈,不用生僻的典故,不强求新奇的意象,用简单的线条写景、叙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全力以赴,听天由命”——这十六个字是我的人生信条,我觉得做诗应如此,做人做事亦应如此。
新华网:你心目中“好诗人”的标准是什么?余秀华算吗?
刘年:好诗人,应该赤子之心尚存,对诗歌虔诚而敬畏,应该像侠客一样,关心每一个弱者。可惜当下写诗的人,不完全是真正的诗人,很多只是把诗歌当成跳板和敲门砖。余秀华当然是我认识的好诗人之一,我曾说过,我喜欢余秀华的诗,是因为我也是农村长大的,也曾不管不顾,也曾痛彻心扉,也被世俗抓住头发往墙上磕。更重要的是,余秀华的诗,与其它中国女诗人比较,是如此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她还保存着最初的本真。
新华网:有人说,诗歌正被这个时代边缘化,可为何你一直在各种场合说中国诗歌创作进入了黄金时代?你如何看待新媒体对诗歌的影响?
刘年:写诗挣不了钱,反而是诗歌的福气。因为挣不了钱,推土机、铲车、拆迁队不屑于进入这个圈子。因此,诗坛还保持着相对的纯洁性——依然有人坚持和坚守,还有一定的公平和正义。诗歌的边缘化,也从另一方面提升了诗歌的质量。坚持写下来的,为名为利的因素少了,艺术成分自然就增加了。
为什么说进入了黄金时代呢?新世纪以来,诗人们回归大众,回归现实,回归传统,回归内心。诗歌语言去除了装腔作势的宣传腔调,去除了佶屈聱牙的欧化成份,终于和百姓日常的口语吻合了。
我们尊重古人,继承古人,但不要迷信古人,我认为,近十年中国的新诗成就,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唐或者宋的十年。毕竟我们的纸笔在进步,发表渠道在进步,语言和思想在解放,写作人口在成百倍地增加,还有全世界经典作品供我们借鉴,且这片大地上从未缺少过天才。所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正处于一个诗歌写作的黄金时代。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很适合传播短小的诗歌,所以,我觉得诗歌传播的黄金时代,也即将来临。当然,诗歌若要真正地实现“黄金时代”,还要看诗人在社会上,是否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地位。
新华网:你如何看待余秀华现象?作为《诗刊》编辑,能不能介绍一些类似的青年诗人?
刘年:感谢余秀华,做为编辑,她让我的工作有了成就感。做为诗人她让诗歌这么多年来终于有尊严地走入了大众,余秀华现象告诉我们,人间需要好诗,在诗歌圈,还有着公平和正义。不需要背景和文凭,凭着才华、勤奋和诚实,也能获得成功。余秀华性格中那种不顾不顾的爱与恨,是我所欣赏的。我在诗歌一线的工作中发现,除了余秀华之外,像宛西衙内,蓝喉,邱籽,吉葡乐,西望长安,王单单,张二棍,唐果,傅蛰,李志勇,黄沙子,八零等等,都不太被人熟知。看看我的博客《刘年荐诗给朋友》系列,读读他们的诗歌,就知道这些名字都应该熠熠生辉的。但他们还只是冰山一角,远远不是当下最有名气的。这些未出名的诗人和已出名的诗人一起,用他们的作品,证明了这是个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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