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孟未了 于 2012-4-14 22:40 编辑
记不清是那一年了,我买到一本介绍台湾诗人的书:《台湾诗人十二家》,算是又一次和新诗欢会。这十二家诗人使我对新诗又有了新的认识。新诗是穿着现代汉语服饰的新青年。她必须美。她要有健美的身姿,有轻盈的舞步,有圆润的音调;既要有俊美的容貌,又要有深厚的教养。她不能是病态的、丑陋的、媚俗的,不能喉咙沙哑、结结巴巴,更不能装腔作势。余光中先生的新诗恰恰就是这样一位东方新女性。我很喜欢读他的诗:“春天,遂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江南/遂想起多莲的湖,多菱的湖/多螃蟹的江南,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那战场是够美的)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酒旗招展的(从松山飞三小时就到的)乾隆皇帝的江南……”还有那首“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蝉声沉落,蛙声升起/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忽然你走来/步雨后的红莲,翩翩,你走来/像一首小令/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这样余香满口的新诗,谁不喜欢读?所以,流沙河评论说,“那位踏着红莲翩翩而来的,从南宋姜夔婉约清丽的词里步着音韵而来的,绝不会安娜或玛丽,只能是一位中国的窈窕淑女。至于雨后荷花,蛙鼓蝉吟,细雨黄昏,更是当然的国产货”。可见,新诗必须流着中华文化的血液,必须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必须具有现代汉语美的韵味,才能禁得起现代读者的咀嚼。许多人不喜欢读新诗,恐怕和它缺少现代汉语美的韵味不无关系。 现在,读诗的人越来越少,读新诗的人少而又少,大街小巷都哼流行歌曲,却没有一个人唱新诗。新诗被流行歌曲打得落花流水。这不能怪读者,要怪写诗的人。我偶尔也翻翻《诗刊》《人民文学》这些神圣的刊物,发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新诗就先锋了。我不知道什么是先锋,反正是,意象古怪,诗句臃长,越来越难读。有一天,我随意翻开了1997年第四期的《人民文学》,看到了两位诗人这样的诗。由于太长,谨摘片段。一位的是:
另一些事,如那儿山坡上的橘树 泛青的橘果,我对它们的领会程度 与之相似。目光与内心的方式有着差距 ——而更加遥远的,他站立着回忆 想念远处的冬天,经过的与将来临的 他在记忆里把一些人的地址撕碎扔掉 想到一切都无可挽回时,他笑起来 ——而眼前一头牲畜打发着秋的时光 这在正常中浮动令人疑惑的东西
另一位的是: 超级市场的水泥地基打入地层十米以下 为的是不使消过毒的苹果和冰冻的牛肉 从货架上掉下来 超级市场,仍旧是大地上的一部分 在这坚固而没有细菌的地面上 长不出苹果树 在这丰富多彩的货架中间 不会有人 在转过某个弯的时候,悠然瞥见 远远的南山下,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 在低头吃草
这大概就是先锋诗吧。说老实话,这样的新诗我是不愿意读的,除非中央下红头文件。且不说意象出奇的怪,单是那长达十七八字的句子就让人受不了,而这样的长句在“先锋派”的新诗里并不少见。不错,新诗的造句是自由的,但是,自由也须有个限度,无限的长下去,中国人就需要先练气功后读新诗。当然,各种各样的新诗都发表一些也不是坏事,让读者见识见识也好。然而,现在的刊物也跟风,一刮“先锋”,刊物上全先锋了。否则,就是跟不上潮流。但好诗总是读者说了算的,并非几个评论家所能决定。 我曾在学生中作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学生课余是不读新诗的。对于一个有古老历史的诗国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同时,我又发现,绝大多数学生都喜欢读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的几首新诗:一首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首是郑愁余的《错误》,还有一首是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些好的新诗,自然会对学生产生好的影响,至少会使他们意识到,用现代汉语也能写出好诗。在教读新诗的时候,我曾经对学生说过一些关于新诗的话。大意是:新诗是用现代汉语捕捉现代人的思想情感,表达现代人的生命体验的自由诗。它要用现代汉语进行造形、造象、造韵、造律。新诗要创造节奏,创造旋律,创造形象,创造意境。总之,新诗要用现代汉语创造诗美。这需要从古诗里汲取营养。我并不是要对新诗作理论的概括,自己也绝对没有这个能力,我只想通过这些话让学生对新诗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使学生学习新诗的时候有一个鉴别的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