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口语化写作”的若干思考

里鱼

问题的实质是，口语的直白性和叙事性天生的贫于诗性，选择“口语化”的写作策略也即自然地选择了错误路向。令人遗憾的是，选择这一路向的人却趋之若鹜，以致形成风潮。情况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就是口语离叙事很近，无需运思之苦，即可得叙事之便，写作可以轻易地缘事而行。这样，写作的难度就在“口语化”的花冠下被轻松地放低，创作也即自然而然地被引向了制作。

里鱼

殊不知，一首诗是一个繁复的整体，如果大面积是荒漠，你指望一两株绿枝去将之装扮成草原，显然是徒劳无益的。况且，局部的俏丽往往使整体更丑。尽管这对于上述“口语诗”也只是奢谈。

里鱼

“杨朔模式”是20世纪50—60年代散文创作中流行的结构模式，它首先用大量的叙述作铺垫，最后来一小段升华，将作品的主题思想提升上去。这种模式在新时期散文中遭到遗弃，却意外地在诗歌创作中找到了子嗣。这可能是口语化写作所必须选择的最佳结构模式。因为口语诗在写作策略上比较看重口语和叙述，而这又极容易使诗歌染上俗浅和平直的痼疾，因而聪明的诗歌作者只好选择它来提升自己。不同的是，“杨朔模式”大段的渲染铺垫，意在点明“看到（或想到）了什么”；而诗歌“杨朔模式”的大段渲染铺垫，则意在强调“没有看到（或想到）什么”。前者意在弘扬“崇高”，而后者则是为了对“崇高”进行消解。如此而已。诗歌中的“杨朔模式”大概滥觞于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它在一番叙述之后写道：“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韩东第一个用“无”来剥蚀以往诗人赋予大雁塔身上的“有”，我们可以称之为“天才”，而对于随之而起的大量复制者，我们只好在称谓上保持缄默。

里鱼

学习了，深度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