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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旧文是我论诗的处女作，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该文写于1988年乐黛云老师主持的“中西比较文学导论”研讨班。 乐老当时对该论文的评语为“诗人写学术文章缺乏理论思维， 只有灵性的火花。” 该文带有八十年代火红的诗歌理想主义色彩。 今天看来十分幼稚， 可是我以为拙作可以作为那个理想年代的微小的见证， 所以斗胆晒出来与天下各位诗友分享互勉。）
诗， 现代文化精神的救渡者 太初有言之时，便有了诗。诗把散居异地的人们召集起来，在自由的游戏中倾心交谈，使人们产生了沟通并彼此信赖。因此，诗是人类的母语，是话语崇高的原初表达。[1]而诗人则向被篝火映照的人群宣述他对无穷宇宙的理解和冥想。人们从此便洞悟了事物的意义，以庄严的虔诚，人类开始了进步。自人类的文明史开启以来，诗人把从宇宙中获得的最初的朦胧启示以一种清楚可见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并把所捕捉的符号赋予了丰富的含义。所以在古希腊文里，诗意味着创造，诗人就是创造者，诗性的智慧也就是创造性的智慧。诗人通过自我心灵的外化，用隐喻使物体充满了生命¸感觉和情欲，并造就了丰富的文化[2]。因此诗的意义终结为文化的意义，诗的创造性活动体现了文化的价值存在形态。诗是文化的居所。从本体论意义上讲，诗的一切形式皆是人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它表现了人的价值存在方式和审美特性。人正是通过文化的构筑活动来超越俗定的现实，进行意义的追寻，从而确定人自身在历史中的价值意义，最终在诗的世界中获得审美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 在古希腊，诗人一直被视为人的导师和至尊的先知。唯有他才能倾听到神的声音和传达神的旨谕，他是人与神之间进行交流的中介。他能用带有美妙韵律的诗行引导人们遁出蒙昧混沌之境，所以柏拉图认为高明的诗人才是他“理想国”中唯一的神的代言人。诗人由于获得了神灵的帮助而作成了优美的诗歌，并在神灵的依附之下向芸芸众生传达神的召唤。因此，古代诗人兼有神的话语的诠释者和预言人类未来命运的双重职责。他靠为世界提供天启的意义而加入了现实的世界，但又要从他启明的意义之中脱离出来，在静观事序中他为人类撑着进步的灯塔。他必须在文明的鼓声中独立存在，始终不知疲倦地提出问题，解答难题，创造比意义本身更为重要的意义。他得在询问中回答，在回答中询问。诗人在解答难题时，他也就解答了人对神的询问，以他的本真的心灵调解了神与人之间的对立和猜疑。所以，赫尔德林相信诗是一种新的纯真的洞悉观念，“诗是一种超凡入圣的赠品”，[3]它是一种有力量的¸超越历史¸超越普通言语方式和世俗意志的本真. 由于诗人表达了神的意志并调解了神与人的种种冲突，使神与人始终保持着和谐安宁的关系，所以诗人也是英雄。他永远居住在变动的时间里，把神的语言记录下来，写成书籍，使神的声音能永远流传下去，让那些不能聆听神的声音的普通人也能从此领受神的教诲。诗人的英雄品质包含在平常人所不能观察到的日常事件里随处呈现出来的理想观照之中，他仅仅具有预见的慧眼和火热的心灵是不够的，他还得拥有歌吟的声音。在卡莱尔看来，伟大的诗人就是把对事物精妙的幻想变成音乐的人。他把洞悉到了的“事物深处的秘密,”用“一种无法言喻，深奥无比”的方式表达出来，使人们“在瞬间看到了这无限的核心”。[4]诗人所以是英雄，不仅因为他是宇宙“公开的秘密”的洞穿者，还在于他的诞生是编年史上最主要的事件，他是一个富有灵感的永恒的人— 一个事物的命名者，因为他抒发灵感的能力和抓住灵性的能力是等同的。他把自然对他的启发完美地表现在诗行之中，他毫不保留。爱默生认为世上只有三种人才能完成三位一体的崇高使命，即“行动者，思想者，预言者”。但在这三类人中，诗人是最伟大的人，其它的人只为他提供素材。他具有一个隐秘的智慧的知性，通过象征和生命勃发的力量来揭开宇宙最深的秘密。当他把所获得的意义重新置入自然时，诗人便与文化完整的融为一体，成为文化永久的座标轴心。 自从天地渐渐启明以后，诗人便不再是先知¸预言家和英雄，也不再漂泊山川去歌唱。他黯然神伤，因为他正面临一个分离的世界。人与神相分离，人与自然相分离，人与整个文明相分离。人从此失去了依持的信念而显得毫无根基感。“一切都瓦解了/中心再也不能保持/只是一片混乱来到这个世界里”（叶芝《第二次来临》），这是诗人叶芝最忧伤的歌声。他痛惜“天真的礼法”和“一切信念”的丧失，但他仍然坚信“世界之灵”一定会带来救主的 “第二次来临” 。这 “世界之灵”就是人类最初的意义， 把人类与神聚合在一起的由诗人创造的隐喻即神话。“由于神话的毁灭，诗被逐出她自然的理想故乡，变成无家可归”。[5]这种“无家可归”感正是现代人精神困窘的具体表现，人类要想拯救自身，只得趋近神话，凭借神话的力量。这是因为神话表达着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是被人类遗忘了的“个人童年经验”和“种族记忆”。神话施展于人类愿望的最高层次，是一个“总体隐喻的世界”。假如从科学和历史上讲，神话是虚构的因而是不真实的。但在维柯的《新科学》中这一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维柯在考察了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之后，指出神话故事在起源时都是些真实而严肃的叙述,因为Mythos(神话故事)的意义本身就是“真实的叙述”。自此以后，“神话”象诗一样是一种真理，或者是一种相当于真理的东西，[6]它是对历史和科学的真理的补充。神话不但可以向现代人提供生活基本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还可以满足人类最高层次的愿望和弥合现代人分裂的精神世界。所以尼采断言如果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其健康的天然的创造力,唯有神话可以把全部文化运动调整为一个统一体。然而，人类想重新联系人与神之间被斩断的纽带，只有凭借诗的中介。 用诗来补救神话的消失，使人类重返昔日和谐安宁的中心。 诗与神话有着天然的联系。当原初诗人使用隐喻赋予物体以生命时，神话即给予了诗以适当的表达形式。诗人为了最确切地表达他的经验，正是求助于神话。荣格认为“神话是诗歌最合适的表现”，他从他的原始经验中获取创造力。这种经验是深不可测的，因而就要求诗人以神的想象来充当形式，在深深的“黑暗中的镜子里”观测到人类生命沸腾的“幻象”。[7]这种深不可测的“幻象”就是人类最初的普遍经验。诗人可以深入到人类生命的源极，洞悉整个人类无意识的精神生活，向整个人类传达他获得的特殊意义和“一种内心深处的预感”，使人类得到“医治和补救”的力量。所以“在最高最纯的产品里，诗也保持着与神话的联系”。[8]诗是神话的归宿之地，诗人只有借助神话的原始意象才能赋予现代社会的“空心人”以生存的意义并为现代生活设定一种价值观念；才能使人类重新获得归属感¸根基感和神性感;才能使人类返回“一切都是秩序和美¸华贵¸平静和感性”（波德莱尔）的家园。尼采正是从希腊的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的神话中发现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日神文化和追求狂欢和“智慧”的酒神文化，给衰落的西方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瓦雷里的《水仙辞》表达了“宇宙和我们的自我合成一体”的人与神契合的境界。叶芝通过狮身人面的形象显示了二十世纪人类神秘的恐惧和渴望拯救人类的“世界之灵”的第二次降生。在现代史诗《荒原》中，艾略特借用了西比尔的神话来表现现代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空虚生活，把寻找圣杯的传说描写成人类追踪拯救的道路。由此可见，现代诗人正努力回归神话，为这个世界寻找神性的意义和依持的信念来安顿人类动荡不安的心灵，在神与人的融合之中再次获得生存的价值和信念。 寻找新的神性，这是一条幸福的道路，但也是一条以灵魂冒险的漫游之路。因为诗人不得不对他显示给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负责，他必须得对人的存在，对循环往复的人类悲哀与苦难进行解说和阐述，否则他的努力是徒劳和虚假的。因此，诗就从神性的世界转向了人自身存在的世界。“诗将不再调节行动，而将走在前面”。[9]诗人是一个具有超自然认识力的“通灵人”，一个现代世界的“盗火者”，给人的生存带来新的希望。诗人表达神意，建造了一个神与人冥合的神性世界；而诗人关注人，则开辟了一个人的诗意化的审美境界。人用诗化的眼光去感悟事物，体验人生，与自然保持亲和的关系，把隐藏的美显露出来，在心灵的敞亮中，超越功利和尘嚣而获得人的自由和本真。所以诗存在的本质也就映照出了人的存在状态。海德格尔在看到世界已进入夜半之时就呼唤诗人的拯救力量，“诗，是存在的神思”。他号召现代堕落的人们进入到诗的仙境，在那里去感受世界本性的豁然洞开。世界遁入迷茫一片，唯有创造性的诗人能使它敞亮。诗向人们启示的原初意义就是人本身的价值和存在方式。“诗是人的一切活动中最纯真的，这种纯真是无利害的超脱”。[10]消除人与文明的对立，净化人的尘俗灵魂；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升华人的情感人们昭示的真善美的本质，这也是人存在于文化中的历史的精神和价值的意义。 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诗，而诗在人类的文化中筑造了一个情感¸人性和美的第二自然，人类以此在那里得到安顿并获取创造性的智慧。悉德尼在“为诗一辩”中指出诗可以创造出比自然更好的¸更新的事物，形成一个比自然更丰富多彩的第二自然。席勒干脆宣称所有诗人都是自然或追踪自然。莎士比亚也说“瞻视往古，远观未来”，诗人是捍卫人类天性的磐石。克莱夫·贝尔在探索艺术的有意味的形式时发现“重要的事情是无法证明的，我们只能去感觉和表现它们。这便是为什么有重要的话要说的人倾向于写诗，而不去做理论性的演说的缘故”。[11]诗是人的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诗人把个人对具体事物的内心体验通过象征的符号表达出来，并参与到人类生存的时空之中与文化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他并不“损害真实”，而是寻求“完美的真实”（塔索）。当人们倾心聆听他的声音时，他们也就感受和亲临到了诗人全部的内心秘密。“最理想完善的诗人就是能把整个心灵都呈现出来的人”（柯勒律治），因而经过诗人精神净化过的人性具有最高的价值。人可以在那里得到“最纯净，最升华，而又最强烈的快乐”（爱伦·坡），并且在对美的彻悟观照中抵达人的快乐的升华和灵魂的激动。诗的这种有效性是在诗人对文化的整体作期待性的把握中完成的。所谓期待性就是诗人对他所观照的文化敞开他宽大的心胸进行最大能量的吸收。他的“内视”敞开得越大，他的诗就越能产生震荡的效力；那么他的诗也就越真实和具有更高的文化意义。诗的魅力不在表现，而在震荡。在于更改人们约定的感觉方式，激发起人们对新的意义的追求；唤醒人们从焦虑的围困中成功脱身而最后获得解救。 诗能使人类从精神的困境中获救是在于诗始终关心整个文化和人类在历史变动中的命运，表现人类的全部社会文化生活的完整性。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充分肯定诗的特殊意义。他认为诗描述的是普遍性的事物，是合乎事物本身发展规律的事，所以“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比历史更真实。华滋华斯承传了亚里斯多德的理论，直接强调“诗的目的是在真理，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的又有效的真理”[12]。只是华氏更推崇的真理就是感情的真实，诗的价值意义就是映照出了人类最质朴¸最根本的真实情感。诗也不必有理性，不涉及概念及利害计较，它只是无目的合目的性（康德）。维柯更干脆把诗的真理拿去衡量具体事物的真理，若与之不符则应视为错误。对诗的真实性的绝对肯定不仅是对付工具性的科学对自然人性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而且主要是在捍卫人类和人类文化最后一块栖居的圣殿。在现代工业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唯一能够使人类摆脱人性的压抑而获得愉快生存的力量只能凭借比现实充满生机的想象和幻想。在想象和幻想的自由充沛表达中建构一个人类原初的真理价值和真实希望的伊甸园，达到人的价值在自我实现时释放出的自豪¸圆满和狂喜的目的。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处于高峰状态的体验就是诗的体验，人在对自身存在价值的瞬间领悟和敞亮中得到了最满足的幸福。人的这种在高峰体验时所流露的诗一般的表达和交流正好体现了人的存在的自然而然的状态，说明了人在此时此刻才是一个真正的人— 一个纯粹的诗人。所以诗的体验是人的高峰体验的结晶，可以表现出人的最真纯和最自由的心态。诗作为人类情感凝结的一种方式在这里已成为人的存在活动的主要“阐述者”，一个记录人类心灵轨迹的“历史学家”。
[1][1]啥曼语，见《美学史》，byKathrane Everetl Gilbert and Helmer Kuhn. P.313
[2][2][2][2][2]英文版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P.180
[3] 参见P.C.霍埃：《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128
[4] 托马斯. 卡莱尔: 《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P.84
[5] 尼采：《悲剧的诞生》，见《文学论集》，第四辑P.254
[6] 韦勒克¸ 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P.206
[7]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参见《西方古今文论选》，伍蠡甫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468
[8] 卡西尔：《语言与神话》，1946年英文版，P.92
[9] 兰波：《书信，II》，参阅《法国研究》，P.35
[10] 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诠释》，斯各特英译本
[11] 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P.189
[12] W. 华滋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参见《英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5年版
[14]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 《神话与诗》
[15]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52
[16] 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P.288
自西方文化发源以来，诗人从充当神的代言人¸预言家¸先知和命名者到脱离神的依附，成为个体的诗人和返回内心，寻求神性成为集体意识的人，这基本上是一条神性之路，显示了西方人对神性和圣爱的渴望的宗教方式，演奏着西方文化的主旋律。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汉文化可以说是一个诗性的文化，诗歌浸透了中国人的人格和身心。在诗¸乐¸舞三位一体逍遥的超然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所以闻一多先生说：“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本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随着文化的定型，文学的基本模式也就定型了，所以“从此以后二千年时间，诗— 抒情性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之外，它是唯一的类型。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贴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1] 在汉文明中，诗是文化最充分¸最完美的表现，文化的最优秀的因子就积淀在诗里。诗成为我们祖先最基本的交际语言，仿佛我们的语言是特为诗而产生的，是奉送给诗的天意馈赠。诗作为汉文化的丰碑，那么它的基本品质是什么呢？中国诗没有象西方诗那样经历过阶梯式的层层嬗变，也缺少西方诗那种多元性的更替。但是从发源之日起，中国诗歌就一直展示着两条道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入世的道德救世的理性之路；以庄老为代表的道家出世的审美（超道德）精神追踪的情感之路。前者把诗推向了现实人生的世界，后者则把诗歌导向了浪漫灵仙的天地。在中国诗歌中，这两条道路¸两种选择一直并相发展，互相补充，把中国诗歌推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峰顶，而同时这两种构成也不断考验和折磨着中国文化的智者们。 孔子作为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的编篡者从开端起就给中国诗规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神圣使命，从此中国诗就肩负了个体人格修炼和服务江山社稷的双重职责。孔子认为一个人必须经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这三个阶段的修炼才能成为一个有德之人，而在这三者中，诗则是第一位的。它“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不仅可以启蒙人的心灵，使人的情感得到抒发，而且还可以教导人的一切行为，帮助人认识世界，所以孔子说，“言修身当先学诗”，“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只有当人的性情得到完满的陶炼之后，他才能“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样，诗经过孔子的大力推崇就被尊为文学中正宗的文学形式，一直尽心尽职地发挥着“事君”和“仁道”的实用性的功能。荀子也认识到诗的抒情言志和治国安邦的作用，他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劝学），“天下不治，请陈佹诗”（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了诗的“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事”的两大功能。刘勰认为诗是受到现实感染而写成的，是“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的结果，最终达到“顺美”和“匡美”的道德感化的目的。皎然继承了诗歌“载道”的传统，强调诗的政治伦理的教化作用，“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诗式），极力抬举诗的地位。总之，把诗当作一种“载道”的工具，这是一条入世而救世的道路，它使诗直接参与到现实中人的创造活动，透露出现实中人们的真实愿望和期待。 然而，当儒士们把诗当作实践中的基本“话语”时，庄子则作出了超然的姿式。在庄子看来，诗应顺乎自然之道，“道”是最高最美的境界。人应体悟“道”，使“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那么人就会忘却一切尘世的功利和对立，“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让王），在人与道的冥合之中，享受“大音希声”的“天籁”和“圣乐”，从而神化于“大明”之境，获得“虚静”之美。庄子这种形而上的超越使诗淡化了现实的尘念从而更接近人的创造性的精神，“虚静”的逍遥之美的观念开启了中国诗歌中重审美的体验之门。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完成了中国诗从“言志”到“缘情”的“文学自觉”（鲁迅）。钟嵘主张“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乎诗”，诗应“吟咏情性”（诗品），强调运用“兴¸ 比¸ 赋”来增强诗的审美力量，达到“感荡心灵”的目的。皎然在《诗式》中推进了庄子的“虚静”之美的理论，指出“诗道在妙悟”，在于“言外之旨”。这样皎然的“妙悟”和“境界”更直接地促进了中国诗歌超道德的审美方式¸ 感知方式和时序观的形成，并经过司空图的“韵味说”，王士祯的“神韵说”，严羽的“妙悟说”和王国维的“境界说”这些理论的发扬光大而使之成为了一套完整的诗歌美学观。中国诗歌从开端起的“言志”，中经“缘情”直至发展到庄禅玄远冲淡的美感效果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和更进，并构成了中国文化中独特的超道德的诗性品格和精神气质。诗在中国文化中发挥的巨大的社会功能似乎在其它文化圈内是没有的，“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2]鉴于诗的特性¸ 功能和历史意义，所以它与整个文化构成一种不可分割的独特关系。诗的兴盛也就意味着文化的繁荣，诗的荒凉也显示了文化的没落。诗的命运与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连，这在历史中是可以明鉴的。 诗从叙事诗（史诗代）¸ 抒情诗到戏剧诗（诗剧）的发展在世界文化系统中预示了不同的文化形态，生发了各民族独特的文化段落。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迫切都可印证诗对某种文化形态的拯救作用，特别是当文化和人的生存陷入深重的危机而引起普遍恐慌时，诗就承担起了重建秩序和安顿人类心灵的重任。诗已超出了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式样，而几乎可以说“诗是一种新宗教”，[3]“它是克服混乱的最佳手段”（理查兹）。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达，理性精神取得了胜利并日益渗透到现代人的所有角落，人类无路可退。由于人的幻想和想像普遍消解，人类面临着感性和情感力量的匮乏。而当人的个性受到理性的严重压抑，精神的活力遭到工具的窒息时，人就会与他的本质相脱离，人也就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人。物化的结果使得人的个性自由意识沉沦下去，人类的文化繁生能力也丧失殆尽。福科在他的《监督与惩罚》中指出，理性使人的整体性遭到无情的肢解和隔离，理性是可恶的东西得到完满和合理的解释，人因此被折磨成了一个被分割了的非人化的器官，完全失去了最初意义上的人，所以他就象尼采观悉到上帝的虚假之后喊出了“上帝死了”一样发出了“人类死了”的宣言。“上帝死了”，人能自己成为自己的神，而“人类死了”，人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空虚”（艾略特），那么人又应何为呢？现代无数精神大师都曾对人类如何拯救自身提出过种种设想。弗洛伊德认为现代人的文化的不安定，主要是由于上帝死了而造成的文化的混乱。人想要获得救渡，就必须得到一种集体的和个人的平衡，这种平衡就是寻求人的原始冲动，恢复人的原初情感。[4]艾略特则相信人的获救完全在于人类不断传递和吸收的文化传统的维持，把人类从迷途上拉回到神性的居所里，从而使文化在真正的传统中正常发展。浪漫诗人诺瓦利斯在看到人的普遍堕落后号召人们“返回内心”，荷尔德林则传出了“归乡”的呼唤，海德格尔要求人们应“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之上”。这些寻求人类获救的精彩“方案”大都一致指归于人应回到他自身，回到人类的源头。人之回复到他自身的内心也就回到了人性¸ 情感和美的乐园，在内心深处体察美¸ 彻悟美在释放被奴役的物化心灵时的诗意一般的真实感情。现代抒情诗的兴盛正好说明了这种现象的真谛，文化的衰微可以通过诗在消除了“一切阻力¸ 反常和矛盾”之后得到复兴并且重新注满运转的生机。诗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活动，它一经产生就不断地在整个文化中运动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诗在与人类日日的相依为命中造就和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藏并使人类在诗化的信赖和相爱中获得了生活的意义和救渡的圣水。
渔王伫立桥头，准备料理人类残存的废墟。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于北大 原载：《艺术广角》89/6
[2]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 《神话与诗》
[3]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P.52
[4] 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P.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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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1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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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不满意的可能就在这个地方。
发表于 2012-11-22 2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