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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存在诗歌写作的若干关键词 刘泽球、陶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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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诗歌写作的若干关键词（之二） 刘泽球、陶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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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诗歌写作的若干关键词
刘泽球、陶春 整理
一、人之意义与处境
人倾向于人反对人（萨特云：他人即地狱），个体反对集体——尽管有时候人对集体力量是那样的需要。
人的基本不安全感：对外部威胁的抵御和对孤立疏离的恐惧之间的无所适从。
一个完整的人，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精神栖居中的人——基本生存中的人”。前者对应着灵魂，后者暗指肉体的向度。灵魂是内在的，倾向于形而上的：肉体是外在的，倾向于形而下的。灵魂关系的是终极意义（价值）的问题，并希冀艺术的、宗教的、哲学的方式，将那冥冥中的沉思有形化；而肉体的视野里只有具体的生活，当物质发出号召的时候，第一个相应的便是肉体。灵魂的运行使我们看到被隐匿的光明，肉体的愚钝则代表着一团迷障的黑暗——除了精神的结晶物，会有物质的东西可以进入永恒？假设永恒存在的话（在真正思辨的意义上，“永恒”其实也只有在精神的层面上才有现身的可能）。灵魂可视为内我，它是以自己当作出发点的，因而即是自我。肉体可视为外我，它是由外在物质动机引导的，故又可称非我。人的主体人格正是在这两个层面上被一分为二的。然而这话又绝对了。灵魂与肉体实际上是不可分的、且从未分开过的，它们紧紧地依靠在一起，有如人的正面和反面。但它们又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它们力量的不均衡，决定了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性。问题的关键是，作为一个人，他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内在意志态度：是任由肉体的辐条去滚动灵魂的车轮，还是以灵魂的法则去规范我们的肉体，使之符合真、善、美的最高准则。人的两栖性正在于人的双重复合性。它使得人在大地上的存现，始终徘徊于灵魂与肉体的取舍之间（或心智的明与暗之间）。
人为了掩盖自己对外界的不安全和不信任感，就不得不先在地于人和外界之间制造一个距离。这距离的意义正是面具的意义。面具有两个最起码的作用：一是作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事物（对外部具有权威属性的力量的向往，正是安全感需要在人内心折射的结果），一是作为自己被外在物窥透的屏障（回避弱者的内在真实，同样是安全感的需要）。在前一个作用里，我们感觉到一种虚假的自我提升力量，似乎只要不断地模仿和重复，就能够成为所向往物本身，至少达到它所代表的高度和力量。然而这一切又的的确确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精神幻觉。人在这种巨人（偶像）崇拜的阴影之下迷失了，因为当他们真正面对自己时，总会看到那无法超越的有限和时间无尽进程里的渺小虚无点，所以他们宁愿在所向往之物的面具中被消失，在一片不真实的幻觉当中找到那莫须有的个人力量。而在后一个作用里，人不得不在对外部生活的虚假迎合上，拉远作为外在表象形态中的自己与内在本来面目的自己之间的距离。面具在反抗外在物窥视的同时，也在反抗窥视物——人自己。面具的作用，正是使人倾向于接近面具，而非面具背后内在的真实自我。
在今天，绝对信念的式微，人类生活普遍形而下的价值取向，我们已很难使昔日的艺术理想和完美人格重铸成为可能。科学理性，技术进步，没有解决人的基本焦虑，却更深地强化了人的面具意识，象工业制成品一样，将人从自我的成份中不断抛出。在这种意义上，就不能够把解决国家、社会、民族等等外部世界的问题作为我们严肃写作的终极使命，恰恰首先应当关注的是最简单也最难于回答的“人”的主题——“面具人”如何被面具消失，以及如何从面具重新回到自我的主题。
——刘泽球
理性动物：崇拜肉眼观察与肉眼想象的实证眼光中，所含的数字结构与不使大地的肌肉组织 撕裂、扭曲，就誓不罢休的公开合法化技术，以潜能开发为目的，将自然界整体吊在拉肢刑架上拷打与奴役的野蛮暴行。
经济动物：视整个生命都是从上帝业已腐朽之躯那里盘剥回来的一笔丰厚利润，唯一可以消灭它的是复活凯撒、亚历山大踏着已日趋临近的宇宙革命精神幻像的鲜血的安祥步伐。
历史动物：因考古偏执，尸骨年轮的花纹与陈色大于活的一切，并在妄图找到的时间必然联系的永恒徒劳中，最后坠入叹息与主观妄想的一口咬定的疯狂与专制。
政治动物：强力意志的尖锐阳具在大脑虚构出的地图版块中央，生根发芽，而实际并无下体思维的蜗居在鹰巢中，用眼睛走路的瘫软性大种怪物。
人的本质及个体生命的尊严遭到此四重黑暗压力前所未有的践踏，与催生即死的无意义感利落干净的一笔勾销。弃与被弃，同时暗示了主动中的被动与被动中的主动两股反作用力在现场发生的当时，纠为一体。活的生命事实，被一双颤抖、哭喊的命运之手连根拔起，抛置于荒凉大地的某处，强制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与视线。正如我们弃置有用性已完结的身外之物毫不吝惜。
最终，我要与之进行殊死斗争的表达结论是：引导、左右我们现今时代人类文明的其中一支肤浅粗糙的西方科学之流，它的本质就是理性动物的路径本质，如果卡夫卡笔下的甲壳虫还是此处境发展中途的人异化的一种象征。现在则必须说出了并指认这一命题的最后本质：即当今历史性人类存在的整体已沦为一种赤裸的至纯至恶的兽与兽性本身。比动物还要严重的兽性，取代了人性。这里包含的对人类文明命题的否定命题，将导致下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更为辉煌的文明。那就是在否定的深刻中不断觉醒，并对当今的科学教义实施彻底反叛与自控。
——陶春
诗歌与政治。首先要澄清的一个常识：先有艺术后有政治 ，不存在艺术[诗歌]与政治共时性起源，因此，作为精神源头的思想、情感、意志的表现方式之一的诗歌，不可能从诞生之时，就去反对或服务于什么政治之类。政治，集权专制那是人类自身给自己定的契约或设置的陷阱。尤其被暴力所左右后，更加变本加厉的使人异化。政治有前集权？后集权？那么，就一定还存在着左集权、右集权，东集权、西集权？其实，集权无所谓前后。只要是集权，就一定是对人性的扼制与摧残。这并不是先生说的用心性儒家这种思想来表达。只要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本真追问，都会把思维的触角向这个领域延伸。那么我们必然确信：人类永远是同一部心灵史：不论屈辱与荣光、辉煌与失败、软体侏儒与自由战士、被动的反光物与激进的冒险与毁灭者。不同时代对人类心灵的扭曲是相同性确立了它：只会改头换面、变本加厉而不会有丝毫退却。因此，需要诗歌对之进行有力的反拨。诗的目的在于人对自身的解放。这种解放不同于宗教上所谓的灵魂得救，这样，它将把人置于上帝、佛主、真主等偶像的奴役之下，置于对原罪的负疚，对末日审判、地狱流放的恐惧与颤栗之中。也不同于政治上通过武装斗争与暴力革命推翻就的统治，而又自愿推举并拥戴新的统治者，把人当作流血、牺牲的工具与目的。地球文明，自从人能够思想以来，就渴求超越短暂与有限，达到永恒与无限，但人永远也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永远也没有获得过拯救与解放，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现实仍继续证实，未来也逃不脱此厄运。人对自身的彻底孤独无援和对外部力量的深刻怀疑，使诗歌获得了凌驾于哲学、宗教、艺术之上伟大而坚不可摧的地位。这种境遇，诗歌也许并不急于毛遂自荐的轻率允诺为人类指明一条摆脱困境与厄运的康庄大道，这样的话，诗歌会是不幸和无辜的，它到宁愿谦恭的服从于心灵摆脱困境与厄运的万千种抗争的念头与欲望、血性与冲动，毫不掩饰的展示人类心灵的丰富性：对于自己和他人的残忍与怯懦、自私与仇恨、公正与善良。这并不是强调诗歌的唯一目的在于揭示人的渺茫与无能展示无意义的悲观绝望，而是在揭露和展示的过程传递带代代延续的生命力这正真的生命力通过对真理的言说打开诗的发音器官，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捍卫对传统与偏见的斗争的正义性和重要性，它靠着生生不息的对完事万物的本真关切和旺盛的不可遏止的冲动，是生命沿着它应有的轨道运行，冲破历史与现实的重重围困，伸着健康而强壮的手臂，勇敢豪迈地挥动金色的思想之利剑，无情的屠宰黑暗大地上被定义为人的种种非本真性，从而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奠定了历史的现实性基础。
——谢银恩
二、存在之诗的诗写本质
存在之诗，强调诗歌意识的神性、智性及自然构述能力三重结合的原生性质写作。这里的神性并非它指，如果诗歌写作也是人的另一种精神意义层面上诞生的生命实践和修行的话，那么它所对应的光芒与力量显现，在遭遇到不同纬度的意识深处更高存在者的莅位时，所做出的相应反应能力就构成了诗歌最初、最本质的特征，即：意识的透明化和意识的非肉身结构吹奏出的纯净气流，暗示了诗歌的本源源于对光与澄明宇宙时空躯体真相及揭示宇宙宏大秘密的渴慕，反叛与向往。这种单纯、至真、至善的活力冲动，强烈的通过语言的召唤，渗透到词中是其所是的意义的澄明，让那被召唤者出场活动，并与之对话和谈话。所以对诗歌意识的神性理解，进一步明晰和感性化了诗者的职责：那就是在此时代作为一名诗者，必须接替过那些去实存为先在者的心灵火炬，接替过它们中断的诉说与追问，去满怀赤裸和坦诚在语言中经历为实存，去继续追问并投入到那场永无止境的谈话中，并以此去界定人之为人的历史性生存根基，即：包含人的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及当下人类生存境况中被遮蔽了的完美人性的终极性追求。
诗歌意识的智性彰显在此背景下就应该不难理解了，它包含了领悟与体验人间知识和社会结构的林林总总之自然或非自然形态的广大资源，比如来自美学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技术及自然科学的等意识形态及来自现实生活的细节渗透与交融，在克服时间沉淀的忍耐中以期待向前一跃，最终获得慧性的飞升，抵达自然与自在的完美化境。
其次，对语言听力的散点透视与错裂训练，跟随一个或无数个词语的单个意念相互碰撞，这种看似毫不相干的立体差觉的覆盖，最终使导致日常生存那些混乱、荒谬和未知的、甚至意外的元素在作品中流动、交织出一幅有机联系的整体印象画面。这种叙事语言，更接近真正诗性的，低头向下的注视，在白天看见星辰的运行，在夜晚则目睹大光辉的照耀。
相反，激情的，一气呵成的抒写，对事物局部真相的洞察力，否定了掩盖我们生命的诸多假象，也很快带来了它的负面阴影：少了回旋的词语的加速器在作品中一路冲杀，激情的指认诉说完毕，诗也就完毕。内在的充盈由于缺少“思”的光芒的庇护，而流散、消耗在相对感性阅读的过程中，从而削弱了投射进内心的，需要被个体真正体验的，大地之上必死者的黑色悲凉。
正如诗者携带词语，却常常不以词语的主人自居，他反而要以非“本质”——非“情景”的自我隐匿与自失的姿态去遭遇词语，直到词语的内核，因诗者生命体验的鲜活介入而发生词义丰盈或亏缩意义上的创造性的改变。
诗歌意识中的自然构述能力，则暗示了人自身即作为一个体生命的小宇宙如何有意识自失为他人体验的重要：诗者通过心灵无拘无束的时空游历，借助想象力的真实召唤，让词语自身与心灵的内在秩序达到统一。
随着波尔·金特手中层层剥裂开来的哑暗谜语，揭示了太阳——诗歌精神燃烧的火焰中心坦开的一片清凉与寂静。面临着这种寂静中的没有而产生的晕眩或具有绝对否定意味的“无”的深渊，它更是一种积极的创造力量。诗者大胆接近这无知和那隐匿于“无”中更不可见，却又能真实感召的，栖居在“力”和“能”中的细微空间构造的神灵世界，义无反顾只为神圣或本真的东西，让那些被意识的肉身结构延伸出来的种种，不管是社会的、历史的、科学的、心理的、阶级意识掩盖了的东西得以表露，它只是至纯至粹，单纯地唤起神圣或本真的东西，如此不可思议和不必思议。
内心中冥想性血液流淌的强大内在逻辑与想象力，极少借助外在现存事物的实体及场景诱惑，直接进入词语谈话敞开的原生状态，并且在关注及融化掉现实空间的同时，确立了人之为人的，不可重复的意识活动相对于万物的共在状态的相互构成。这样的相互构成境域的写作结果，就是使每一次写作都成为新的冒险的开端，我更愿意将这种写作称之为存在的内驱动力写作。即写作的非寻求状态，一切从人体自有的天体及宇宙中间领会、体证与之对应的外部世界。遭遇到内心的源头，黑暗且不断的汹涌。在冷漠中燃烧，在克制中追思，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足以解构和重建新的精神尺度，并把它上升到唯一的不容质疑的心灵之境。并且，对于现存语言既定事实秩序的颠覆，重新确认与激活，诗歌作为词语创造本质活动的最终归宿，将宣告一个戏性写作时代的结束。
——陶春
人类创造语言，是从对这些有着外部形体的符号命以意义开始的，意义与外形的合一便是语言获得生命。但语言一旦获得其特定的意义，并始终只能在具体语境里呼吸着自己的生命，那么它在获得生命的那一瞬间，实际上即已死去。人们常常会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漫长的厌烦感。这厌烦感来源于外部生活的超稳定性。人几乎从小就生活在一整套固定不变的僵死语言的对话里，甚至有时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也是这语言中的一个符号——渴望死去的西比尔一样无聊扎着的符号。从这些语言里，他看不见时间的流动和无常，因而也就无法去意识生的意义与价值。
时间或许也是一种语言，当被一成不变的内容充满着，它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流动性，它只意味着各种公文，意义确定的各类准则符号。如此推论下去，所有定性了的语言及被它们包围着的我们的生活，似乎都意味着象坟场里林立的十字架和墓碑一样，只能够被用来祭拜和怀念。这种一成不变的语言处境，正是人类无意义生活之感受，从而不得不对自己的生命产生怀疑和恐惧，并寻求逃避和安全感的根源。
对一个严肃写作者而言，语言是有尊严的。它不能够容忍自己的死亡。它总是强迫性地通过写作者的喉咙和笔墨去制造一种复活，这复活即是给我们的语言赋予新的意义，使语言在新生的意义找到自己。这种工作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语言乃是在反复的死与生的运作中才获得尊严，所有布罗茨基一再强调：诗歌厌恶重复。就本质的实用性而言，一个严肃写作者对语言空间的不断拓宽，正是对人类表面生活境况平面感（或平庸感）的强有力改变，它使人感受到高于日常生活的，之外的另一种完全崭新的鲜活生命力。在那里，人找到了来自心灵深处的光，而当我们听凭这种光的表达的时候，它也就在我们的语言里明亮起来。只有意义的创造者才能在意义的询问之途上与永恒的无限相遇。
卡夫卡在描述写作的不真实感时，曾谈到过写作中那些从四周涌来的虚伪的手。这虚伪的手，我认为正是写作者在对那引起他写作冲动的内心意念的把握上，仍欠缺一种自我肯定的纯粹度。一旦我们的手写下任一个字眼，我们的心里总要高叫：不！这不是我要表达的，或能代表我所要表达意思的那个词语！而在许多我们相当熟悉的作品里，甚至一个盲人的手指从那上面摸过时，也会被各种用滥了的词语和意识所划伤。因为对自我力量的胆怯，对集体写作的认同，那些已成为职业写手的被冠以“作家光环”的人，就渐渐地把这写作的假象当成为写作本身。这一类的“个体写作”，作为集体写作的一个构成，从一开始就被掩埋在面具之中，写作者本人并不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认清自己，而是从众多具有类似属性的作品背后去发现的。每当他坐进大脑的反省室里聆听，也不会在那些一模一样的统一声部中，找出属于自己喉间产生的一丝半点可以辨认的渺小振动，这种写作状态，我称之为写作的未觉。
真正意义的写作，是从人的内心出发，为我们对生命的沉思寻找一个形式的过程。它需要在一严谨的法则范围内，被一种意识的结晶体有形化。生命通过我们的思维运作不断地寻找着自身的形式。但生命本身又充满流动性，它所需要的形式也就不再意味绝对的永恒。
写作中的语言，就是需要写作者给予降生的一群尚在子宫中沉睡的胎儿。然而具有集体写作特征的作品，在一问世的时候，就已长着一副老人的痴木面孔，它的生便已意味了它的死。所以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孕育中，等待着语言的降生，或者他本人这个“子宫”出口的诞生，然而有的人又极可能是个“不孕者”。这一类写作者多半类似于手工作坊里的匠人。匠人只知道按照一种既定的样式，不断地将自己的手艺重复，尽管他也有手艺炉火纯青的那一天，但他仍然只是一个匠人——无法从手艺的外在操作上上升到心灵创造水平的匠人。而真正意义的写作所分娩的婴儿，却让人分明地感到一种鲜活而又节律的心脏的跳动。
——刘泽球
三、反对游戏性和策略化写作
网络时代诗歌症候病：
领袖徽章崇拜：占山为王式的封建心理积淀产物。成名学词典里一个重要词条。对诗歌历史狂妄的个人强行进入。其恶性示范结果是，外部表演行为始终大于作品及理论文本自身所能提供的全部内容。骂人与被骂的双簧戏将事件推向前景。同八十年代极为相似的新“圈地运动”。民间诗歌的地下、独立、孤绝品质遭到生态性的破坏。越来越多民刊变成面目越来越一致平庸的复生变体。诗歌写作者的自我肯定和认知能力，在“个人领袖”的阴影之下，受到空前怀疑和质问。
器官暴露癖好：对西方后现代主义身体性的误读。有质感的、可触知的生命经验值改头换面为阳痿式的意淫。题材空间同卑琐的日常生活一道，缩小为一盏街边发廊里的粉红色视觉。健康、美感的因素被从诗歌作品中人为剔除。这或许是对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泛滥的伪抒情的一种极端反拨，但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了。它更多唤起了诗人在日常生活里过度缺场、神光褪尽的阴暗心理报复冲动。匆匆扛上一只面具就上路了：自虐、施暴、仇视。男性对女性占有权的社会学变种。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无限制的网络诗歌和言论中发生的，其与写作者本人的日常状态多半相去甚远。它暴露了面具的存在意义：不及物。这自然是一种安全的心理疗治手段。
激素催长植物：网络助长了人的自我膨胀意识。一个刚刚开始写诗、展示一两首中规中矩词句的人，也可以获得一种意想不到提前量，而超前“成熟”起来，自以为很有成就感，从而迅速转化为一种棍子式的面具，开始混淆视听，四处作乱。其桂冠幻觉对本人的成长是极为有害的。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些才气，这才气需要收敛、培养和不断学习，过早、过度开发，就会变成罗勃特·勃莱所批评的对蛙皮湿润的破坏。
涤虫变体：思想太监。热衷于无理由的跟贴，逢迎拍马，八面玲珑，从无个人立场和评判原则。至多混个演艺圈式的脸熟。其存在基础是对各类所谓成名人物的依附、卑微顺从。网络文字垃圾的主要制造者。
存在诗歌写作的若干关键词（之二） 刘泽球、陶春 整理
隐藏在乡愿动机下的功利实用目的论：导致汉学名理(逻辑)、数理与实证科学等具体知识体系形成方面的匮乏，只能以具体存在的持续丧失与退化处境中衍生出的动物特征去直接反应与应付所有突发或必然发生的所有问题。出现一个动，就必然出现一个反动，出现一个刺激就必然出现一个反应，整个的龙种，其内在素质就这样代价昂贵的耗空下来，生命固结在几个空词撑架的有限的死观念范围内，排斥其它观念，每一观念在撑架过程中，都随着时间的压力而歪曲成一种教派，一种手段与终极目的和总有一天式的对未来展开的普遍可笑的被动期待，在伴随着以小农经济意识形态为核心而顽固地土生土长的乡间话语系统，它的才子野心，尤其是在书中没有看见黄金、玉女的前提下，动不动就想要治国，安邦，动不动就要平天下，彼可取而代之，最终对我们的生命造成骚乱，“怀才不遇”“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悬魏阙”之类的隐喻 ，就是针对汉文化这种已表现得淋漓尽致，摇摇欲坠，行将就木的废物情怀与绝症递出的最后通牒。普遍游戏情绪与对来世图景的无限恋嗜：追溯到中国上古神话，随着饕餮与刑天这二位象征承接苦痛灾难，并与命运进行殊死搏斗饱满含悲剧元素的活力代表被时光的汪洋大海静静吞灭之后，通过老庄(玄理)、佛教(空理)、儒家(性理)建立起的一整套对人之生存面临的种种活生生的痛苦的消解模式，导致种族内部的心灵维面中，痛苦之神处于根本缺席与不现身状态，这种对生存之在的悲痛属性进行坚决制止，故意失脱与逃避的人生姿态(拒绝陈述、呼号、言说真相)与之相应而建立起一系列贵生立场(只要生命长度，而不讲生命质量)福乐目标(类似多财、多 子的私人致福性，僭越了善恶法则)游戏性智慧(特别是随禅宗演化而来的公案、偈语、棒喝及发展至后世末途的小品文情绪)等以瓦解痛苦为根本目的，并意欲从人生的每一个方位与细小的缝隙中去更大占有快乐的虚无幸福种族，将预示他的文化整体前景最终失败。
气功教鸦片：通过人为的坐忘，个我从一个血淋淋、弱肉强食的充满权、利力与意志的世界缩回到无立锥之地冥想的世界中，并要求肉身气化，归于道，而与天地同在。此贪婪野心在追求生命长度的过程中，无理平熄了现实与欲望的尖锐冲突，把自我内与外的宏微差异一笔勾销，并将生命钉死在一个事先假设的虚无骗局之中。
小品文：以貌似和善，闲适的幽默口吻，不厌其烦对细屑事物夸夸其谈与乖巧称道，并欲借此自我陶醉的小聪明卖弄来消释与现实世界之恶遭遇而被迫进行殊死抗争的勇气与决断。这接受了殖民文化阉割的中国文人联手拓创的“媒体杂志及娱乐消费主义”式的写作，急功近利，隶属文化工业流水生产线的其中一环产品制造，其主要功能和目的，就是榨取人脑意识。并将人的的独立、自由、怀疑和创造天赋替换为品位、情调、白日梦幻觉的烟雾。
麻将及女人的小脚：所有人类娱乐史上最为纯粹的娱乐，已跨出娱乐意义所能界定的范畴，因而它制造的快乐已超越快乐，成为一种早已能聚之为物的瘾。这种瘾与病用它强大的力散发出召集四面与八方的场，召集游戏与病者入座，并将由牛骨、塑料或象牙制成的牌在游戏过程中分解为无穷无尽的数与永不重复的番。摹拟时间的无限，蜕变成一种肉性特征极强的依靠五指触摸的游戏机制，密封在静止拥抱的室内，把全部生命之光的希望与得失，一次又一次不动声色而又贪婪、汹涌、不失机智地押注在一场永无结局也无开端的空无未来之中，这赌徒的信念，制造了种族心灵特征中最为黑暗的一页，并向游戏出卖了人之为吃人者的最后本质。
八股文或实用公文、新闻写作：自由的抒写，面对这一整套公共、现存、既定的隐喻价值系统完全是难以想象的。在野的、呼啸于林莽并自生自灭的高蹈言论最终归于尘土。或许，冷眼相看、侧目而视世界的超然洞察，就是最好的自我捍卫与清楚说明。古希腊众神神性之光的撤离和基督受难，召唤了意识纯然无光的黑暗世幻的到来，得以摆脱此虚无时代的光，甚至是一束微光转向了少数的诗者，去体察，去追问，在以肉身牺牲为代价的聆听和极危险性的直接接触后，语言之光得以初步恢复去照亮此心灵的黑暗，但离意识的纯然敞亮和澄明之境相距甚远，诗者必须在纯然的期待中接受新的神灵之光的精神能指引。
流行诗人轻率、肤浅的致使特征。这类“人”通常是些什么？炮制了几首“诗”遭到流行杂志的采用，就被荒谬地冠之以诗人之名，就以自命不凡滔滔不绝的雄辩口吻大谈而特谈着“诗”，并以极其轻率的口吻就给“神圣”、“纯洁”下了定义，我们的诗成了茶余饭后的消遣物，我们的语言生命遭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粗暴扭曲，这不是我们真正艺术情绪所需要的：一种不痛不痒的感伤、失落、愤怒、痛苦、绝望等等生活情绪的生硬物直接横躺在作品里代替了真正隐匿的艺术情绪，把两者混为一谈，这类人通常是有着强烈欲望的功利主义者和利欲熏心的人，依我看这类人身上如果确实有什么激情的话，那都盲目的，要马上获得“人”认同的激情，就像舞台上的小丑嘈杂着要极力取悦群众的无聊心理，今天是这类主义，明天是那类主义，归为一点就是唯我动态主义，像个蹩脚的魔术师在变脸，甚至根本不配提笔或使用道具。“诗”中喋喋不休只听见一个类似违章的苍白、暧昧言辞吞吞吐吐在表演，不知道要把我们引入怎样一个世界，这类人需要的不是诗，而是需要获得认同或获取一点名声，一束鲜花，一幢别墅的宽敞空间所必须付出的手段，语言成了什么？一种可怕的自我手淫的工具？一种正确的词语排列组合游戏？一种可耻的技巧粘附物？还不如老老实实当一个匠人去钉鞋。
——陶春
三、诗与信仰
信仰一词，意指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心灵倾向对外部世界充满不同特征的各种存在所做出的一种观念上和行为上持久的肯定或否定。当一个人觉察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不够强大或根本没有心灵世界时，他就会去有意识或者盲目地服从和信赖一个活着或死去的，他认为是了不起的人或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生机勃勃的政党或国家领袖或一个不朽的神。当然，也可能是有时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并通过他（它）来指导和帮助自己生活，最终证实自己的价值。
诗的定义要使诗本身获得它自身范围内更大的价值和本性，不可能在在作品内充满节奏及音韵、音律的分行语言形式所夹杂的与之相呼应的人、物、事件、景色等等现象的流动之中找到（这里还包括极端形式主义者把题目与作品内容构成的诗整体彻然分开或对立）也不可能在我们自身的观念内和作品本身存在的意识观念内（通常指诗者在对一题目所存在的内在与外在价值意义所做出的某一根本倾向上的判定与舍取）找到，何况通常一部真正作品是形式与内容，声音与意义密不可分的整体，相互掺杂，一个包含着另一个，因此也不可能在二者的总和之中找到，而只能在诗本身所提供给我们的心灵活动内部释放的统一感受性中找到。
作品中说出的正是我们冥冥中萦绕在心尖模糊意欲过的或是曾经想说而又无法说清楚的，它克服了我们心中的种种厌恶而超越了我们的对立面：一种流行的偏见、流行有观念和词藻、一种一眼就看穿了的蹩脚技巧、虚伪的真理；日常生活中那些使我们变得毫无生气、暧昧不清的种种被遗忘的东西在这里似乎恢复了另一种视觉的生命，变得那么清晰、精确，绝对呈现在我们眼前，它似乎就是一个特殊的不同角度完整的客观物质的多面活体，一个自足的、独立的有别于我们通常称为真实世界的时刻活动着的世界，根本不能被它之外的任何东西（语言、材料、观念等）来证明，只感到我们的心灵被这一特殊客观物散发出的气流搅动着，支配着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反应，或许是一阵阵冲动，或许是一种绝对服从，它使我们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甚至无多余的话可说，因为我说这就是诗：那使我们的心灵活动与作品里的心灵活动产生了种种不同对立和不同程度完全重合的那种不可能被其他表现替代的独一无二，不可任意增加、减删的客观存在物在纸上活动。
——陶春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度在它眼下的时代里，不是没有批判精神或能力，而是做得远远不够。勇气，体现为行动的勇气是重要且迫切的。
一个真正的严肃写作者，绝不能回避伟大写作之于时代的精神面具性质和作用的存在，要把他们视为一个勇敢面对精神历程的见证。我们写作开始的地方，也许正是我们结束，并需要前进的地方，或者所未曾及的地方。伟大孤独者的道路正是一个生命者的坚忍之路。抚摸着这个几乎无希望的时代，必须替它所找回它所失去的一切。暴露它的黑暗、它的地狱、它的恶梦，只是途径，是使人获得“自明”、获得顿悟的“棒喝”。写作的终极使命却是希望与信仰的重临。
一个严肃写作者应当明白，我们与诸多先行者所沉思之物有着本质的一致，只不过存在着属于各自时代的不同尘埃和栖落点。单凭对以往各种精神碎片材料的掠夺，而不回到个人对现时代的把握，就永远找不到那属于写作者自身的生命感觉。
我更乐于把伟大写作者的精神面具视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光辉，它们持久地漫步于精神的向上之途，使所有的孤独者都感觉到无数涌来的坚定臂膀。“上帝死了”，就让另一个上帝降生。“诸神缺席了”，就让他们从消失的地方现身，让人与自身的“名”、与通往世界的“明”、与内心的光、与面具背后的“我”而非“他”相遇，在写作中，那种弥合般完整的“一”，将让人在自己的生命体上，一再地重临那新生的喜悦和生长。
人的自名，必将在与自然的真实对视和纯真回应里发生，在语言、在意义的创造中重获其珍贵尊严。这是真实的、可触知的、充满野生生命气息的、自然的、有质感的生命存在，刀锋和淬火在血液中的舞蹈，是天、地、人、神同在的历史谱系，是人的面目永远停留在第一次、可以从容赴死的曙光，是呼唤与一切诋毁人之为人的陈旧、腐烂、衰败、专断体制彻底决裂的诗歌战士的勇敢出场。诗歌道路，在诗者那里，也是人的道路，无限自由的、朝向自身解放的道路。
——刘泽球
http://www.zgsglp.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99&fromuid=11523
存在诗歌写作的若干关键词
刘泽球、陶春 整理
一、人之意义与处境
人倾向于人反对人（萨特云：他人即地狱），个体反对集体——尽管有时候人对集体力量是那样的需要。
人的基本不安全感：对外部威胁的抵御和对孤立疏离的恐惧之间的无所适从。
一个完整的人，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精神栖居中的人——基本生存中的人”。前者对应着灵魂，后者暗指肉体的向度。灵魂是内在的，倾向于形而上的：肉体是外在的，倾向于形而下的。灵魂关系的是终极意义（价值）的问题，并希冀艺术的、宗教的、哲学的方式，将那冥冥中的沉思有形化；而肉体的视野里只有具体的生活，当物质发出号召的时候，第一个相应的便是肉体。灵魂的运行使我们看到被隐匿的光明，肉体的愚钝则代表着一团迷障的黑暗——除了精神的结晶物，会有物质的东西可以进入永恒？假设永恒存在的话（在真正思辨的意义上，“永恒”其实也只有在精神的层面上才有现身的可能）。灵魂可视为内我，它是以自己当作出发点的，因而即是自我。肉体可视为外我，它是由外在物质动机引导的，故又可称非我。人的主体人格正是在这两个层面上被一分为二的。然而这话又绝对了。灵魂与肉体实际上是不可分的、且从未分开过的，它们紧紧地依靠在一起，有如人的正面和反面。但它们又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它们力量的不均衡，决定了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性。问题的关键是，作为一个人，他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内在意志态度：是任由肉体的辐条去滚动灵魂的车轮，还是以灵魂的法则去规范我们的肉体，使之符合真、善、美的最高准则。人的两栖性正在于人的双重复合性。它使得人在大地上的存现，始终徘徊于灵魂与肉体的取舍之间（或心智的明与暗之间）。
人为了掩盖自己对外界的不安全和不信任感，就不得不先在地于人和外界之间制造一个距离。这距离的意义正是面具的意义。面具有两个最起码的作用：一是作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事物（对外部具有权威属性的力量的向往，正是安全感需要在人内心折射的结果），一是作为自己被外在物窥透的屏障（回避弱者的内在真实，同样是安全感的需要）。在前一个作用里，我们感觉到一种虚假的自我提升力量，似乎只要不断地模仿和重复，就能够成为所向往物本身，至少达到它所代表的高度和力量。然而这一切又的的确确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精神幻觉。人在这种巨人（偶像）崇拜的阴影之下迷失了，因为当他们真正面对自己时，总会看到那无法超越的有限和时间无尽进程里的渺小虚无点，所以他们宁愿在所向往之物的面具中被消失，在一片不真实的幻觉当中找到那莫须有的个人力量。而在后一个作用里，人不得不在对外部生活的虚假迎合上，拉远作为外在表象形态中的自己与内在本来面目的自己之间的距离。面具在反抗外在物窥视的同时，也在反抗窥视物——人自己。面具的作用，正是使人倾向于接近面具，而非面具背后内在的真实自我。
在今天，绝对信念的式微，人类生活普遍形而下的价值取向，我们已很难使昔日的艺术理想和完美人格重铸成为可能。科学理性，技术进步，没有解决人的基本焦虑，却更深地强化了人的面具意识，象工业制成品一样，将人从自我的成份中不断抛出。在这种意义上，就不能够把解决国家、社会、民族等等外部世界的问题作为我们严肃写作的终极使命，恰恰首先应当关注的是最简单也最难于回答的“人”的主题——“面具人”如何被面具消失，以及如何从面具重新回到自我的主题。
——刘泽球
理性动物：崇拜肉眼观察与肉眼想象的实证眼光中，所含的数字结构与不使大地的肌肉组织 撕裂、扭曲，就誓不罢休的公开合法化技术，以潜能开发为目的，将自然界整体吊在拉肢刑架上拷打与奴役的野蛮暴行。
经济动物：视整个生命都是从上帝业已腐朽之躯那里盘剥回来的一笔丰厚利润，唯一可以消灭它的是复活凯撒、亚历山大踏着已日趋临近的宇宙革命精神幻像的鲜血的安祥步伐。
历史动物：因考古偏执，尸骨年轮的花纹与陈色大于活的一切，并在妄图找到的时间必然联系的永恒徒劳中，最后坠入叹息与主观妄想的一口咬定的疯狂与专制。
政治动物：强力意志的尖锐阳具在大脑虚构出的地图版块中央，生根发芽，而实际并无下体思维的蜗居在鹰巢中，用眼睛走路的瘫软性大种怪物。
人的本质及个体生命的尊严遭到此四重黑暗压力前所未有的践踏，与催生即死的无意义感利落干净的一笔勾销。弃与被弃，同时暗示了主动中的被动与被动中的主动两股反作用力在现场发生的当时，纠为一体。活的生命事实，被一双颤抖、哭喊的命运之手连根拔起，抛置于荒凉大地的某处，强制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与视线。正如我们弃置有用性已完结的身外之物毫不吝惜。
最终，我要与之进行殊死斗争的表达结论是：引导、左右我们现今时代人类文明的其中一支肤浅粗糙的西方科学之流，它的本质就是理性动物的路径本质，如果卡夫卡笔下的甲壳虫还是此处境发展中途的人异化的一种象征。现在则必须说出了并指认这一命题的最后本质：即当今历史性人类存在的整体已沦为一种赤裸的至纯至恶的兽与兽性本身。比动物还要严重的兽性，取代了人性。这里包含的对人类文明命题的否定命题，将导致下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更为辉煌的文明。那就是在否定的深刻中不断觉醒，并对当今的科学教义实施彻底反叛与自控。
——陶春
诗歌与政治。首先要澄清的一个常识：先有艺术后有政治 ，不存在艺术[诗歌]与政治共时性起源，因此，作为精神源头的思想、情感、意志的表现方式之一的诗歌，不可能从诞生之时，就去反对或服务于什么政治之类。政治，集权专制那是人类自身给自己定的契约或设置的陷阱。尤其被暴力所左右后，更加变本加厉的使人异化。政治有前集权？后集权？那么，就一定还存在着左集权、右集权，东集权、西集权？其实，集权无所谓前后。只要是集权，就一定是对人性的扼制与摧残。这并不是先生说的用心性儒家这种思想来表达。只要是关于人的存在的本真追问，都会把思维的触角向这个领域延伸。那么我们必然确信：人类永远是同一部心灵史：不论屈辱与荣光、辉煌与失败、软体侏儒与自由战士、被动的反光物与激进的冒险与毁灭者。不同时代对人类心灵的扭曲是相同性确立了它：只会改头换面、变本加厉而不会有丝毫退却。因此，需要诗歌对之进行有力的反拨。诗的目的在于人对自身的解放。这种解放不同于宗教上所谓的灵魂得救，这样，它将把人置于上帝、佛主、真主等偶像的奴役之下，置于对原罪的负疚，对末日审判、地狱流放的恐惧与颤栗之中。也不同于政治上通过武装斗争与暴力革命推翻就的统治，而又自愿推举并拥戴新的统治者，把人当作流血、牺牲的工具与目的。地球文明，自从人能够思想以来，就渴求超越短暂与有限，达到永恒与无限，但人永远也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永远也没有获得过拯救与解放，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现实仍继续证实，未来也逃不脱此厄运。人对自身的彻底孤独无援和对外部力量的深刻怀疑，使诗歌获得了凌驾于哲学、宗教、艺术之上伟大而坚不可摧的地位。这种境遇，诗歌也许并不急于毛遂自荐的轻率允诺为人类指明一条摆脱困境与厄运的康庄大道，这样的话，诗歌会是不幸和无辜的，它到宁愿谦恭的服从于心灵摆脱困境与厄运的万千种抗争的念头与欲望、血性与冲动，毫不掩饰的展示人类心灵的丰富性：对于自己和他人的残忍与怯懦、自私与仇恨、公正与善良。这并不是强调诗歌的唯一目的在于揭示人的渺茫与无能展示无意义的悲观绝望，而是在揭露和展示的过程传递带代代延续的生命力这正真的生命力通过对真理的言说打开诗的发音器官，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捍卫对传统与偏见的斗争的正义性和重要性，它靠着生生不息的对完事万物的本真关切和旺盛的不可遏止的冲动，是生命沿着它应有的轨道运行，冲破历史与现实的重重围困，伸着健康而强壮的手臂，勇敢豪迈地挥动金色的思想之利剑，无情的屠宰黑暗大地上被定义为人的种种非本真性，从而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奠定了历史的现实性基础。
——谢银恩
二、存在之诗的诗写本质
存在之诗，强调诗歌意识的神性、智性及自然构述能力三重结合的原生性质写作。这里的神性并非它指，如果诗歌写作也是人的另一种精神意义层面上诞生的生命实践和修行的话，那么它所对应的光芒与力量显现，在遭遇到不同纬度的意识深处更高存在者的莅位时，所做出的相应反应能力就构成了诗歌最初、最本质的特征，即：意识的透明化和意识的非肉身结构吹奏出的纯净气流，暗示了诗歌的本源源于对光与澄明宇宙时空躯体真相及揭示宇宙宏大秘密的渴慕，反叛与向往。这种单纯、至真、至善的活力冲动，强烈的通过语言的召唤，渗透到词中是其所是的意义的澄明，让那被召唤者出场活动，并与之对话和谈话。所以对诗歌意识的神性理解，进一步明晰和感性化了诗者的职责：那就是在此时代作为一名诗者，必须接替过那些去实存为先在者的心灵火炬，接替过它们中断的诉说与追问，去满怀赤裸和坦诚在语言中经历为实存，去继续追问并投入到那场永无止境的谈话中，并以此去界定人之为人的历史性生存根基，即：包含人的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及当下人类生存境况中被遮蔽了的完美人性的终极性追求。
诗歌意识的智性彰显在此背景下就应该不难理解了，它包含了领悟与体验人间知识和社会结构的林林总总之自然或非自然形态的广大资源，比如来自美学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技术及自然科学的等意识形态及来自现实生活的细节渗透与交融，在克服时间沉淀的忍耐中以期待向前一跃，最终获得慧性的飞升，抵达自然与自在的完美化境。
其次，对语言听力的散点透视与错裂训练，跟随一个或无数个词语的单个意念相互碰撞，这种看似毫不相干的立体差觉的覆盖，最终使导致日常生存那些混乱、荒谬和未知的、甚至意外的元素在作品中流动、交织出一幅有机联系的整体印象画面。这种叙事语言，更接近真正诗性的，低头向下的注视，在白天看见星辰的运行，在夜晚则目睹大光辉的照耀。
相反，激情的，一气呵成的抒写，对事物局部真相的洞察力，否定了掩盖我们生命的诸多假象，也很快带来了它的负面阴影：少了回旋的词语的加速器在作品中一路冲杀，激情的指认诉说完毕，诗也就完毕。内在的充盈由于缺少“思”的光芒的庇护，而流散、消耗在相对感性阅读的过程中，从而削弱了投射进内心的，需要被个体真正体验的，大地之上必死者的黑色悲凉。
正如诗者携带词语，却常常不以词语的主人自居，他反而要以非“本质”——非“情景”的自我隐匿与自失的姿态去遭遇词语，直到词语的内核，因诗者生命体验的鲜活介入而发生词义丰盈或亏缩意义上的创造性的改变。
诗歌意识中的自然构述能力，则暗示了人自身即作为一个体生命的小宇宙如何有意识自失为他人体验的重要：诗者通过心灵无拘无束的时空游历，借助想象力的真实召唤，让词语自身与心灵的内在秩序达到统一。
随着波尔·金特手中层层剥裂开来的哑暗谜语，揭示了太阳——诗歌精神燃烧的火焰中心坦开的一片清凉与寂静。面临着这种寂静中的没有而产生的晕眩或具有绝对否定意味的“无”的深渊，它更是一种积极的创造力量。诗者大胆接近这无知和那隐匿于“无”中更不可见，却又能真实感召的，栖居在“力”和“能”中的细微空间构造的神灵世界，义无反顾只为神圣或本真的东西，让那些被意识的肉身结构延伸出来的种种，不管是社会的、历史的、科学的、心理的、阶级意识掩盖了的东西得以表露，它只是至纯至粹，单纯地唤起神圣或本真的东西，如此不可思议和不必思议。
内心中冥想性血液流淌的强大内在逻辑与想象力，极少借助外在现存事物的实体及场景诱惑，直接进入词语谈话敞开的原生状态，并且在关注及融化掉现实空间的同时，确立了人之为人的，不可重复的意识活动相对于万物的共在状态的相互构成。这样的相互构成境域的写作结果，就是使每一次写作都成为新的冒险的开端，我更愿意将这种写作称之为存在的内驱动力写作。即写作的非寻求状态，一切从人体自有的天体及宇宙中间领会、体证与之对应的外部世界。遭遇到内心的源头，黑暗且不断的汹涌。在冷漠中燃烧，在克制中追思，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足以解构和重建新的精神尺度，并把它上升到唯一的不容质疑的心灵之境。并且，对于现存语言既定事实秩序的颠覆，重新确认与激活，诗歌作为词语创造本质活动的最终归宿，将宣告一个戏性写作时代的结束。
——陶春
人类创造语言，是从对这些有着外部形体的符号命以意义开始的，意义与外形的合一便是语言获得生命。但语言一旦获得其特定的意义，并始终只能在具体语境里呼吸着自己的生命，那么它在获得生命的那一瞬间，实际上即已死去。人们常常会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漫长的厌烦感。这厌烦感来源于外部生活的超稳定性。人几乎从小就生活在一整套固定不变的僵死语言的对话里，甚至有时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也是这语言中的一个符号——渴望死去的西比尔一样无聊扎着的符号。从这些语言里，他看不见时间的流动和无常，因而也就无法去意识生的意义与价值。
时间或许也是一种语言，当被一成不变的内容充满着，它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流动性，它只意味着各种公文，意义确定的各类准则符号。如此推论下去，所有定性了的语言及被它们包围着的我们的生活，似乎都意味着象坟场里林立的十字架和墓碑一样，只能够被用来祭拜和怀念。这种一成不变的语言处境，正是人类无意义生活之感受，从而不得不对自己的生命产生怀疑和恐惧，并寻求逃避和安全感的根源。
对一个严肃写作者而言，语言是有尊严的。它不能够容忍自己的死亡。它总是强迫性地通过写作者的喉咙和笔墨去制造一种复活，这复活即是给我们的语言赋予新的意义，使语言在新生的意义找到自己。这种工作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语言乃是在反复的死与生的运作中才获得尊严，所有布罗茨基一再强调：诗歌厌恶重复。就本质的实用性而言，一个严肃写作者对语言空间的不断拓宽，正是对人类表面生活境况平面感（或平庸感）的强有力改变，它使人感受到高于日常生活的，之外的另一种完全崭新的鲜活生命力。在那里，人找到了来自心灵深处的光，而当我们听凭这种光的表达的时候，它也就在我们的语言里明亮起来。只有意义的创造者才能在意义的询问之途上与永恒的无限相遇。
卡夫卡在描述写作的不真实感时，曾谈到过写作中那些从四周涌来的虚伪的手。这虚伪的手，我认为正是写作者在对那引起他写作冲动的内心意念的把握上，仍欠缺一种自我肯定的纯粹度。一旦我们的手写下任一个字眼，我们的心里总要高叫：不！这不是我要表达的，或能代表我所要表达意思的那个词语！而在许多我们相当熟悉的作品里，甚至一个盲人的手指从那上面摸过时，也会被各种用滥了的词语和意识所划伤。因为对自我力量的胆怯，对集体写作的认同，那些已成为职业写手的被冠以“作家光环”的人，就渐渐地把这写作的假象当成为写作本身。这一类的“个体写作”，作为集体写作的一个构成，从一开始就被掩埋在面具之中，写作者本人并不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认清自己，而是从众多具有类似属性的作品背后去发现的。每当他坐进大脑的反省室里聆听，也不会在那些一模一样的统一声部中，找出属于自己喉间产生的一丝半点可以辨认的渺小振动，这种写作状态，我称之为写作的未觉。
真正意义的写作，是从人的内心出发，为我们对生命的沉思寻找一个形式的过程。它需要在一严谨的法则范围内，被一种意识的结晶体有形化。生命通过我们的思维运作不断地寻找着自身的形式。但生命本身又充满流动性，它所需要的形式也就不再意味绝对的永恒。
写作中的语言，就是需要写作者给予降生的一群尚在子宫中沉睡的胎儿。然而具有集体写作特征的作品，在一问世的时候，就已长着一副老人的痴木面孔，它的生便已意味了它的死。所以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孕育中，等待着语言的降生，或者他本人这个“子宫”出口的诞生，然而有的人又极可能是个“不孕者”。这一类写作者多半类似于手工作坊里的匠人。匠人只知道按照一种既定的样式，不断地将自己的手艺重复，尽管他也有手艺炉火纯青的那一天，但他仍然只是一个匠人——无法从手艺的外在操作上上升到心灵创造水平的匠人。而真正意义的写作所分娩的婴儿，却让人分明地感到一种鲜活而又节律的心脏的跳动。
——刘泽球
三、反对游戏性和策略化写作
网络时代诗歌症候病：
领袖徽章崇拜：占山为王式的封建心理积淀产物。成名学词典里一个重要词条。对诗歌历史狂妄的个人强行进入。其恶性示范结果是，外部表演行为始终大于作品及理论文本自身所能提供的全部内容。骂人与被骂的双簧戏将事件推向前景。同八十年代极为相似的新“圈地运动”。民间诗歌的地下、独立、孤绝品质遭到生态性的破坏。越来越多民刊变成面目越来越一致平庸的复生变体。诗歌写作者的自我肯定和认知能力，在“个人领袖”的阴影之下，受到空前怀疑和质问。
器官暴露癖好：对西方后现代主义身体性的误读。有质感的、可触知的生命经验值改头换面为阳痿式的意淫。题材空间同卑琐的日常生活一道，缩小为一盏街边发廊里的粉红色视觉。健康、美感的因素被从诗歌作品中人为剔除。这或许是对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泛滥的伪抒情的一种极端反拨，但似乎有些矫枉过正了。它更多唤起了诗人在日常生活里过度缺场、神光褪尽的阴暗心理报复冲动。匆匆扛上一只面具就上路了：自虐、施暴、仇视。男性对女性占有权的社会学变种。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无限制的网络诗歌和言论中发生的，其与写作者本人的日常状态多半相去甚远。它暴露了面具的存在意义：不及物。这自然是一种安全的心理疗治手段。
激素催长植物：网络助长了人的自我膨胀意识。一个刚刚开始写诗、展示一两首中规中矩词句的人，也可以获得一种意想不到提前量，而超前“成熟”起来，自以为很有成就感，从而迅速转化为一种棍子式的面具，开始混淆视听，四处作乱。其桂冠幻觉对本人的成长是极为有害的。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些才气，这才气需要收敛、培养和不断学习，过早、过度开发，就会变成罗勃特·勃莱所批评的对蛙皮湿润的破坏。
涤虫变体：思想太监。热衷于无理由的跟贴，逢迎拍马，八面玲珑，从无个人立场和评判原则。至多混个演艺圈式的脸熟。其存在基础是对各类所谓成名人物的依附、卑微顺从。网络文字垃圾的主要制造者。
存在诗歌写作的若干关键词（之二） 刘泽球、陶春 整理
隐藏在乡愿动机下的功利实用目的论：导致汉学名理(逻辑)、数理与实证科学等具体知识体系形成方面的匮乏，只能以具体存在的持续丧失与退化处境中衍生出的动物特征去直接反应与应付所有突发或必然发生的所有问题。出现一个动，就必然出现一个反动，出现一个刺激就必然出现一个反应，整个的龙种，其内在素质就这样代价昂贵的耗空下来，生命固结在几个空词撑架的有限的死观念范围内，排斥其它观念，每一观念在撑架过程中，都随着时间的压力而歪曲成一种教派，一种手段与终极目的和总有一天式的对未来展开的普遍可笑的被动期待，在伴随着以小农经济意识形态为核心而顽固地土生土长的乡间话语系统，它的才子野心，尤其是在书中没有看见黄金、玉女的前提下，动不动就想要治国，安邦，动不动就要平天下，彼可取而代之，最终对我们的生命造成骚乱，“怀才不遇”“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悬魏阙”之类的隐喻 ，就是针对汉文化这种已表现得淋漓尽致，摇摇欲坠，行将就木的废物情怀与绝症递出的最后通牒。普遍游戏情绪与对来世图景的无限恋嗜：追溯到中国上古神话，随着饕餮与刑天这二位象征承接苦痛灾难，并与命运进行殊死搏斗饱满含悲剧元素的活力代表被时光的汪洋大海静静吞灭之后，通过老庄(玄理)、佛教(空理)、儒家(性理)建立起的一整套对人之生存面临的种种活生生的痛苦的消解模式，导致种族内部的心灵维面中，痛苦之神处于根本缺席与不现身状态，这种对生存之在的悲痛属性进行坚决制止，故意失脱与逃避的人生姿态(拒绝陈述、呼号、言说真相)与之相应而建立起一系列贵生立场(只要生命长度，而不讲生命质量)福乐目标(类似多财、多 子的私人致福性，僭越了善恶法则)游戏性智慧(特别是随禅宗演化而来的公案、偈语、棒喝及发展至后世末途的小品文情绪)等以瓦解痛苦为根本目的，并意欲从人生的每一个方位与细小的缝隙中去更大占有快乐的虚无幸福种族，将预示他的文化整体前景最终失败。
气功教鸦片：通过人为的坐忘，个我从一个血淋淋、弱肉强食的充满权、利力与意志的世界缩回到无立锥之地冥想的世界中，并要求肉身气化，归于道，而与天地同在。此贪婪野心在追求生命长度的过程中，无理平熄了现实与欲望的尖锐冲突，把自我内与外的宏微差异一笔勾销，并将生命钉死在一个事先假设的虚无骗局之中。
小品文：以貌似和善，闲适的幽默口吻，不厌其烦对细屑事物夸夸其谈与乖巧称道，并欲借此自我陶醉的小聪明卖弄来消释与现实世界之恶遭遇而被迫进行殊死抗争的勇气与决断。这接受了殖民文化阉割的中国文人联手拓创的“媒体杂志及娱乐消费主义”式的写作，急功近利，隶属文化工业流水生产线的其中一环产品制造，其主要功能和目的，就是榨取人脑意识。并将人的的独立、自由、怀疑和创造天赋替换为品位、情调、白日梦幻觉的烟雾。
麻将及女人的小脚：所有人类娱乐史上最为纯粹的娱乐，已跨出娱乐意义所能界定的范畴，因而它制造的快乐已超越快乐，成为一种早已能聚之为物的瘾。这种瘾与病用它强大的力散发出召集四面与八方的场，召集游戏与病者入座，并将由牛骨、塑料或象牙制成的牌在游戏过程中分解为无穷无尽的数与永不重复的番。摹拟时间的无限，蜕变成一种肉性特征极强的依靠五指触摸的游戏机制，密封在静止拥抱的室内，把全部生命之光的希望与得失，一次又一次不动声色而又贪婪、汹涌、不失机智地押注在一场永无结局也无开端的空无未来之中，这赌徒的信念，制造了种族心灵特征中最为黑暗的一页，并向游戏出卖了人之为吃人者的最后本质。
八股文或实用公文、新闻写作：自由的抒写，面对这一整套公共、现存、既定的隐喻价值系统完全是难以想象的。在野的、呼啸于林莽并自生自灭的高蹈言论最终归于尘土。或许，冷眼相看、侧目而视世界的超然洞察，就是最好的自我捍卫与清楚说明。古希腊众神神性之光的撤离和基督受难，召唤了意识纯然无光的黑暗世幻的到来，得以摆脱此虚无时代的光，甚至是一束微光转向了少数的诗者，去体察，去追问，在以肉身牺牲为代价的聆听和极危险性的直接接触后，语言之光得以初步恢复去照亮此心灵的黑暗，但离意识的纯然敞亮和澄明之境相距甚远，诗者必须在纯然的期待中接受新的神灵之光的精神能指引。
流行诗人轻率、肤浅的致使特征。这类“人”通常是些什么？炮制了几首“诗”遭到流行杂志的采用，就被荒谬地冠之以诗人之名，就以自命不凡滔滔不绝的雄辩口吻大谈而特谈着“诗”，并以极其轻率的口吻就给“神圣”、“纯洁”下了定义，我们的诗成了茶余饭后的消遣物，我们的语言生命遭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粗暴扭曲，这不是我们真正艺术情绪所需要的：一种不痛不痒的感伤、失落、愤怒、痛苦、绝望等等生活情绪的生硬物直接横躺在作品里代替了真正隐匿的艺术情绪，把两者混为一谈，这类人通常是有着强烈欲望的功利主义者和利欲熏心的人，依我看这类人身上如果确实有什么激情的话，那都盲目的，要马上获得“人”认同的激情，就像舞台上的小丑嘈杂着要极力取悦群众的无聊心理，今天是这类主义，明天是那类主义，归为一点就是唯我动态主义，像个蹩脚的魔术师在变脸，甚至根本不配提笔或使用道具。“诗”中喋喋不休只听见一个类似违章的苍白、暧昧言辞吞吞吐吐在表演，不知道要把我们引入怎样一个世界，这类人需要的不是诗，而是需要获得认同或获取一点名声，一束鲜花，一幢别墅的宽敞空间所必须付出的手段，语言成了什么？一种可怕的自我手淫的工具？一种正确的词语排列组合游戏？一种可耻的技巧粘附物？还不如老老实实当一个匠人去钉鞋。
——陶春
三、诗与信仰
信仰一词，意指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心灵倾向对外部世界充满不同特征的各种存在所做出的一种观念上和行为上持久的肯定或否定。当一个人觉察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不够强大或根本没有心灵世界时，他就会去有意识或者盲目地服从和信赖一个活着或死去的，他认为是了不起的人或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生机勃勃的政党或国家领袖或一个不朽的神。当然，也可能是有时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并通过他（它）来指导和帮助自己生活，最终证实自己的价值。
诗的定义要使诗本身获得它自身范围内更大的价值和本性，不可能在在作品内充满节奏及音韵、音律的分行语言形式所夹杂的与之相呼应的人、物、事件、景色等等现象的流动之中找到（这里还包括极端形式主义者把题目与作品内容构成的诗整体彻然分开或对立）也不可能在我们自身的观念内和作品本身存在的意识观念内（通常指诗者在对一题目所存在的内在与外在价值意义所做出的某一根本倾向上的判定与舍取）找到，何况通常一部真正作品是形式与内容，声音与意义密不可分的整体，相互掺杂，一个包含着另一个，因此也不可能在二者的总和之中找到，而只能在诗本身所提供给我们的心灵活动内部释放的统一感受性中找到。
作品中说出的正是我们冥冥中萦绕在心尖模糊意欲过的或是曾经想说而又无法说清楚的，它克服了我们心中的种种厌恶而超越了我们的对立面：一种流行的偏见、流行有观念和词藻、一种一眼就看穿了的蹩脚技巧、虚伪的真理；日常生活中那些使我们变得毫无生气、暧昧不清的种种被遗忘的东西在这里似乎恢复了另一种视觉的生命，变得那么清晰、精确，绝对呈现在我们眼前，它似乎就是一个特殊的不同角度完整的客观物质的多面活体，一个自足的、独立的有别于我们通常称为真实世界的时刻活动着的世界，根本不能被它之外的任何东西（语言、材料、观念等）来证明，只感到我们的心灵被这一特殊客观物散发出的气流搅动着，支配着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反应，或许是一阵阵冲动，或许是一种绝对服从，它使我们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甚至无多余的话可说，因为我说这就是诗：那使我们的心灵活动与作品里的心灵活动产生了种种不同对立和不同程度完全重合的那种不可能被其他表现替代的独一无二，不可任意增加、减删的客观存在物在纸上活动。
——陶春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度在它眼下的时代里，不是没有批判精神或能力，而是做得远远不够。勇气，体现为行动的勇气是重要且迫切的。
一个真正的严肃写作者，绝不能回避伟大写作之于时代的精神面具性质和作用的存在，要把他们视为一个勇敢面对精神历程的见证。我们写作开始的地方，也许正是我们结束，并需要前进的地方，或者所未曾及的地方。伟大孤独者的道路正是一个生命者的坚忍之路。抚摸着这个几乎无希望的时代，必须替它所找回它所失去的一切。暴露它的黑暗、它的地狱、它的恶梦，只是途径，是使人获得“自明”、获得顿悟的“棒喝”。写作的终极使命却是希望与信仰的重临。
一个严肃写作者应当明白，我们与诸多先行者所沉思之物有着本质的一致，只不过存在着属于各自时代的不同尘埃和栖落点。单凭对以往各种精神碎片材料的掠夺，而不回到个人对现时代的把握，就永远找不到那属于写作者自身的生命感觉。
我更乐于把伟大写作者的精神面具视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光辉，它们持久地漫步于精神的向上之途，使所有的孤独者都感觉到无数涌来的坚定臂膀。“上帝死了”，就让另一个上帝降生。“诸神缺席了”，就让他们从消失的地方现身，让人与自身的“名”、与通往世界的“明”、与内心的光、与面具背后的“我”而非“他”相遇，在写作中，那种弥合般完整的“一”，将让人在自己的生命体上，一再地重临那新生的喜悦和生长。
人的自名，必将在与自然的真实对视和纯真回应里发生，在语言、在意义的创造中重获其珍贵尊严。这是真实的、可触知的、充满野生生命气息的、自然的、有质感的生命存在，刀锋和淬火在血液中的舞蹈，是天、地、人、神同在的历史谱系，是人的面目永远停留在第一次、可以从容赴死的曙光，是呼唤与一切诋毁人之为人的陈旧、腐烂、衰败、专断体制彻底决裂的诗歌战士的勇敢出场。诗歌道路，在诗者那里，也是人的道路，无限自由的、朝向自身解放的道路。
——刘泽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