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法，也叫寓理法，还叫托事寓理法、托物寓理法和托古寓理法。这是一种把文章主旨寓于客观事件的叙述描写之中，而不明显地、生硬地说出的一种写作技法。在所寓的客观事件中，可以是事、是物，也可以是史实、是事件，是物，就是托物；是史实，则是托古。不论是托何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作者写文章的主旨寓在其中，使文章显的含蓄丰富，耐人寻味。  寓意法，是我国古代记叙文常用的写作手法之一，也是寓言创作的主要方法之一。清·刘熙载《艺概·文概》：“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无寓，则如偶人矣。”运用这种技法，可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启发读者思考，用事实说话，使文意含而不露。  明·李东阳《 麓堂诗话》：“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附于感发，附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梁启超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说：“好文章是不下批评，但忠实的写出，令读者自见（说出方减少阅读趣味，最妙是寓批评于叙事之中。如《三国志·荀彧传》，荀彧辅佐曹操，操的功绩十有七八是他做出来的，到后来曹操要加九锡，他不赞成，饮药而死。《三国志》写得最妙，只是本传最后二句（荀彧既死之后）大书特书道：“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并没有说荀 彧 乃心汉室，也不说曹操想篡位，荀  彧反对他，只反衬一句说，荀 彧 既死，明年，太祖遂为魏公，便见荀  彧一日不死，曹操一日不敢篡位，这是何等灵妙。”这个灵妙，就是指寓理其中矣。 寓意法在具体的运用中，有四种形式。 一是托事寓意。即把文章主旨和作者情怀寓于客观事件的叙述描写之中，而不是明显、生硬、率直地说出一种方式。刘  勰《文心雕龙》：“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其特点是含蓄蕴籍，“言在此而意在彼。”  如王之涣《登鹳鹊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字面是写登楼活动，实际上是表现一种人生哲理。这种方法，是作者将从具体事件中感悟出的某种道理，产生的某种情感，不着痕迹地融会在整个事件的情节发展之中，而不是在某处特意点出。行文时要求叙事不忘理，写景不离情，表面上字字写人写事，但却处处有情有理，情理与事件水乳交融，不着笔墨而可以领会其理。 二托事寓意，是借对某一事物的叙述描写来寄托作者情怀的一种写作方式。清·刘大槐《论文偶记》：“理不可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元·戴表元《许长卿诗序》：“风云日露，虫鱼草木，以至人情世故之托于诸物，各不胜其为迹也，而普诗者用之，能使之无迹。”如《诗经·硕鼠》通篇用吞食谷物的官仓鼠暗喻贪得无厌的统治者。柳宗元《小石潭记》，通过描写小石潭的凄清幽邃之境，抒发胸中的失意抑郁之情。由此可见，运用托物手法，可以更深入地挖掘作品的思想内涵，更充分地发挥作品的艺术作用，把读者的思想情绪引入丰实深邃的境界。  运用这种形式时，要着力找出情与物间精确而微妙的联系，把握住事物内涵的全部意义和主要特征，取精用宏，使情、理、意三者融合为一。同时还要注意事物外部的形状与色彩。使情与物，情、物与理、意和谐同气，浑然一体。二要有厚度、有意蕴，理丰而物稀，切忌浅陋、单纯，要着力将事物深刻、丰富的内容含蓄而又确切地揭示和表现出来，暗示出深刻的哲理和精警喻示人生的意义。三要新颖、奇巧，切忌因陈袭旧。要推陈出新，以新鲜的眼光透视生活，发现和选取出事物的新的侧面，以新奇独到取胜。   三是托古寓意。借古寓今历来为人们所运用。借古事比今事，抒发作者情怀，具有曲折性、婉转性，叶燮《原诗·内篇上》：“作诗者，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于《三百篇》、楚骚，浸淫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大家，皆能会指归，得其神理。”运用这种方式，可使诗文情思隽永，凝练警精，含蕴深厚，耐人寻味。如辛弃疾《京口北固亭怀古》的结尾：“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是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故事，以廉颇自比，表示自己年迈而不忘国事，并概喟朝廷一味媚敌，早已无起用自己之意。  托古寓意一般分为四类：“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严有翼《艺苑雌黄》）。如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中：“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王安石《登飞来峰》中：“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都是借陆贾《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之典故，前者为“直用其事”，后者为“反其意而用之者”。另外二类是实用和虚用。所谓实用，就是对原事原文既用其语，也用其意；所谓虚用，即不拘于字面而重在取义。取义时也不限定原事原文中最主要的方面。有时仅取其一点加以发挥。  如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中的一篇：“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佯）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玉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这里前二句是实用，借古喻今，寓已心意，后一句是虚用，以期点明寓意。  托古寓意，实际上是用典，用典贵在活用，不可死搬硬套，生吞活剥，不蹈袭古人成句，而能融其字面，活用其意，或改变个说法，点化其句，但又浑然无迹，衔接自然。亦即古人所谓的化腐朽为神奇。如庾信《哀江南赋序》中的一篇：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壁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锺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这一段文字抒发了作者羁留异国的不得已和自责，以及坐视国亡而不能救、思念故乡而不能回的悲痛心情。但是作者并没有直说，而是每句用典，曲折、含蓄地表现了自己的感情，因而显得更为细腻深沉、凄楚动人。  在这段文字中，有典故的正用，反用，也有实用和虚用。正用、实用较易，反用、虚用较难。实用也叫明用，虚用也叫暗用，这和《引用法》中的明引暗引基本相同，关于典故的运用法可参考《用典法》和《引用法》。   明·王志坚在《四六法海·总论》中说：“隶事之反，以虚活反例为上，平正者下矣。”他还说，庾信的文章“类皆一虚一实，一反一侧，而正用者绝少。”《哀江南赋序》就是这样，全文用典不少，正用的很少，而所用之典，几乎没有一句是照搬原文的。有的句子如果不注意或不知出处，甚至看不出是用典。可见，他的典故用的多么灵活成熟。令人一看就知作者是个饱学人士。   四是寓言喻志。寓言，实际上是一种短小的文学体裁，它可分为民间、哲理、道德、人文等种类。但不论分类如何，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作者不把要表达的意思直接地明确地说出来，而是采用夸张、象征、比喻、拟人等手法，通过动植物、人或其它事物的艺术形象和作为，来阐发深刻的哲理，反映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生活法则，喻指社会生活中的某种道理，寄托作者的思想情感，给人以启迪、教益和深省。正因为寓意具有这种特点，常常被人们用来抒情言志。故寓言喻志，也是“寓意法”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寓言喻志的例子，可说俯拾皆是，如《愚公移山》、《刻舟求剑》、《龟兔赛跑》和《精卫填海》等等。   此外，还有一种“寓言诗”，也属寓言喻志的手法。白居易《禽虫十二章·序》：“庄、列寓言，风骚比兴，多假虫鸟，以为鉴蹄，故诗义始于关睢、鹊巢，道说先乎鲲、鹏、蝈、鷃之类是也。予闲居乘兴偶作——十二章，颇类志怪放言，每章可致一哂，一哂之外，要有以自警其衰耄封执之感焉。”寓言诗言在此而意在彼，以寓言寄讽为主。它用丰富的幻想，使鸟兽虫鸟，草花树木成为具有人性的生物，通过富有感情和深刻思想的物性表现人性，揭示现实，批判现实，反对旧的和腐朽的事物，渗透着诗人对现实社会的冷静思考，是诗人在不能直言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所采取的一种迂回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形式，故也往往受人青睐。如《诗经·硕鼠》，就可以说是一首较早的寓言诗。   运用寓意法，重要的是有意可寓，不论寓意与事、物、理、古等，都要使所叙之物事情理、史实和所寓意之意有一种确切的关系，即内在联系，否则，物、事、情、理、史实就会和欲寓之意成为二张皮，使人不知作者要说明什么意思、表现什么主题。同时用典寓意，一定要真正领会所用之典的含意，不要用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