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1]旧事

                                                                                                 一 背箩[2]

       那天和朋友从家里出来已经是晚上十点过，我们穿过一条堆满垃圾的街道去一家小馆子吃羊肉粉。这里白天是菜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晚上则行人寥落，冷冷清清。四下里堆满各种蔬菜水果的残骸，散发出阵阵怪味。

      我和朋友要了两碗羊肉粉，在靠近门的一侧坐下，边吃边聊些闲话。这时街道上突然传来了吵闹声，我扒开冬天御寒的塑料帘子向外观看，有两个人正在街道一旁争吵，他们各自背着一个变了形的背箩、手里提着打楚[3]，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我立刻知道他们是背箩。水城的背箩很多，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农民，他们没有文化，找不到工作，就算是去干体力活，也要靠关系才能找到。于是很多人选择当背箩，每天挣十来块钱糊口。在水城的大街小巷里时常可以看到他们三五成群的打纸牌、赌钱、喝酒或者烤火。

     我并未在意他们的争吵，继续吃粉。过了片刻吵闹声却大了起来，很多人开始在外面围观，我放下了碗想去看看怎么回事。那两个背箩在街道的一侧，其中一个有四十多岁的样子，头发乱蓬蓬的，脸上全是胡子，穿着明显短了一截的破帆布裤子。他把打楚夹在腋下，手里拿着一个黑乎乎的矿泉水瓶，水瓶的中间用烟火烫出一个小孔，上面插着一支点燃的纸烟。这是个自制的水烟筒。另一个则看起来年轻些，但瘦得怕人。他一手拿着纸牌，一手指着拿水烟筒的背箩说，“给钱，杂种给钱。”拿水烟筒的说“兄弟，我明天给你”瘦的说,不行，就得今天给，你以为我是傻的，像昨天的那个老者叫你们吃[4]。“啊，没有，谁吃你，你不要这样说”拿水烟筒的局促的说。他转了个身然后转回来，把打楚拿在手里，对瘦的背箩说：“我明天还你，我今天没钱，明天不还你，我是你儿子”。瘦的背箩说：“明天你妈勒，你个杂种，还不还”边说还不还的同时他去拖拿水烟筒的背箩的后颈。像撑着棵树似的，对着水烟筒背箩的屁股踢了两大脚。水烟筒没料到被打，他不敢还手，低头念叨着含混不清的词语。瘦背箩又一把抢过他肩上的背箩，摔在地上。水烟筒回过头想拿回背箩，被瘦背箩一呼喝便不动了。瘦背箩走到街对面的垃圾堆，捡了一些废纸片过来放在背箩里，掏出打火机打燃。他是要把水烟筒的背箩烧掉。水烟筒耷拉着头，左手徐徐的拿着他那个土制的水烟筒，右手拿着打楚，一动不动的看着瘦背箩烧他的背箩。

         我看不下去，走到瘦背箩面前问：他欠你多少钱？瘦背箩抬起头看我，说：“三块”。我掏出三块钱给瘦背箩。说：我替他还你，把火灭了吧，你们是同行，况且他只是欠你三块钱。瘦背箩不说话，也不接我递过去的钱。片刻后他才说，“算了，不要，不要”然后他把火灭了将背箩还给水烟筒。

        我叫了朋友向街口走去，身后的两个背箩跟了上来，我看见瘦背箩搂着水烟筒的肩膀说:走，我请你喝酒去。

        那夜，天突然变得阴沉，一场冷雨纷扬而下，冬天深了，水城的天气正变得越来越寒冷。

                                                                               二 陈富

         陈富是一个男人的名字，之所以想起他，是因为他的死讯而勾起的回忆。二零零八年的冬天，他死在水城的一条公路上。

关于他的事，我记忆里只有三段。

      第一段是在我小时候，他是爸爸的朋友，常来我家吃饭。在我的印象里，他有两撇胡子，人不是太高，穿着还算整洁。他不是我们村的人，听他们村的人说，他从不干活路[5]，游手好闲。我爷爷很不喜欢他，每次他到我家，我爷爷都不和他说话。有一次他到我家来吃饭，我爷爷说他是混饭吃的，从那以后他就再没来过我家。

     第二段是在我念初中的时候，那时我从乡下到城里读初中，住在亲戚家。有一次上学的途中，我偶然遇到他。他正在一家小商店门前打散装的白酒喝，双手撑在商店的柜台上，等着商店老板把一个装满白酒的矿泉水瓶递到他手中。他蓬头垢发，穿着破烂的衣服，背上背着一个扁扁的背箩，全是灰。他看到我后，就和我打招呼，我没想到他还记得我。他和我说话，问我在哪里读书，我回答民中。他又问我吃饭了没有，没等我回答他就说，来来我请你吃烧烤，于是他把我拉到旁边的一个烧烤摊。我连说不用，但他坚持要请我吃。于是我要了根五毛钱的洋芋串，他付了钱。然后他对我说“他有钱”边说着就从脏兮兮的衣袋里摸出一张二十的人民币来给我看，在把人民币在我眼前晃了晃后，他才将钱装回袋子。他又问我还要点什么，我说什么都不要。我问他干什么活路，他说当背箩。我不再说话，他便说，你快去上课吧，不耽搁你了。我应了声好，说陈大叔我走了。我到了街口转弯处回头望，他把背箩放在地上，人坐在上面，一口一口的喝着打来的散装白酒。

       第三段是在二零零五年，我同样是在上学的途中看到他，那时是11月，天气已经很冷了。他穿得很少，用背箩枕在地上睡觉，身体蜷缩成一小团，很瘦，像一只营养不良的动物。他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看起来睡的很沉。以后的几个星期我又看到过他几次，他没看到我，我也没和他打招呼，后来便再没见着。

      二零零八年的冬天，大姐告诉我陈富死了，死在一条公路上。没有人给他收尸。

                                                                                      三 外公

          外公有六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参军，执行任务的时候被炸死了。他住在离我家很远的一个村寨里，有多远呢？从我家开始走，翻过一座大山，走过一个比较低一点的坝子 ，再爬一座大山，这座山叫刀劈岩[6]，爬的时候比较简单，下的时候就很难，那山真如被刀劈出来的一样，特别陡，只有一条石子小道往下，走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手脚并用，才能下来。下了刀劈岩，再爬一个山梁就到我外公家了。前前后后如果是手脚灵活的年轻人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从我家走到我外公家。还有另一条路，路稍微平一些，但要绕路，比较远。你肯定会问我难道没有公路吗？公路是有的，但是车费比较贵，在二零零二年的时候大概要十块钱，但农村人舍不得十块钱，很多人为了省钱，不愿意坐车。我外公来我家的时候通常都是走路的。在我的记忆里我去我外公家也都是走路 。直到二零零六年左右，路修得好些，人们有了些余钱，才开始坐车。这都是后来的事了，我要说的故事还在这之前。

        我外公生平有一个最大的喜好,那便是喝酒。据我妈妈说我大舅死了以后他就开始喝酒了。他喝酒喝得很厉害，而且不像一般人那样一口一口的喝，而是把酒倒在一个碗里，然后一口喝掉。他家很穷，而且他的身体不好，经常生病。有一次他到我家来，说他要去水城，我问他去水城干嘛，他说去干活路，我问他干什么活路，他说去当背箩。我很难受，要知道他当时快六十岁了。

        后来他真去城里当背箩了，但过了没多久，他就生病了，病得很严重，我妈妈把他接到家里来，由我父亲给他治疗。我父亲跟村里的一个老医生学过西医，懂点药。他说我外公酒精中毒了，腿因为长年走山路、负重而浮肿，要慢慢的调养。外公在我家住了几个月，有时候他又吐又泻，妈妈叫我照顾他。有一次我给他洗衣服，他突然对我说，我有二千块钱的抚慰金[7]，等发下来了，我拿给你供你读书。

      后来他的身体慢慢的康复起来，外婆就来接他回家了。他回家了大半年吧，又开始喝酒，神智开始变得不清楚。就在这段时间，他竟然经常来我家，而且他是走路来的。有一次，有个人跑到我家对我妈说，你爸来你家，在牛场走不动了。我妈吓了一大跳，因为已快是晚上，天要黑了。牛场离我家还三公里多路的样子，我妈就叫我大哥和她去牛场找外公，我妈他们在一个亲戚家找到他，我大哥就把他背回来。他的脚已经肿了，挑着根大竹竿，上面挂个麻袋。母亲打开看，竟然是一块肉。母亲问外公带肉干嘛，外公说那是去水城的路费。他在我家住了两天，没有和我说话，只是一天念念叨叨，有时像在骂人，有时候像和人在争吵，有时候又自问自答。第三天他起个大早，拿了他的麻袋去我家堆粮食的房间里装包谷，他用双手把包谷刨进袋子里。我妈看见立刻就哭了，拿钱给他。那时我家里也穷，我奶奶有严重的胃病，全家就靠种地养活，有时候连油都吃不上。他拿了我妈给的钱，说：这是毛泽东啊，要是多些就好了。然后他就走了，不是回家，径直去水城了。妈妈通知外婆和几个舅舅，要他们找在城里打工的小姨照顾外公。

        外公去了水城又回家，回家了又会不时的跑来我家。好几次他来住几天又要走，妈妈给他钱，又让我送他上车，拜托人家照看一下他。后来他不来我家了，神智时而清醒时而模糊，只知道喝酒，谁不让他喝酒他就用他的大竹竿打人。有一次妈妈带我去看他，我看到他，叫他外公，他不看我，说：外公，谁是你外公，认不倒[8]。然后他走进房间里去坐着，二舅这时端了一盆水过来，他突然跳了起来，抡起他的大竹竿劈头盖脸的向二舅打去，旁边的人赶忙拉开了。二舅的水盆被打翻，捂着头不说话。

       过了不久，家里的人把他送去水城的精神病院治疗，但没有效果，于是又接回家里。

       二零零八年我高考完回家，妈妈告诉我外公死了。因为我考试的缘故他们没有告诉我。

      听到这个消息，我愣住了。我有时候在想死亡对他或许是一种解脱，可当我真正听到他不在了时，我才发现我很想哭。那天山村在我眼里突然变得很沉寂，夕阳正慢慢落下，山的那边黑夜已开始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