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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愤怒与担当
——读韩庆成先生《中国人物组诗系列》
高月明
翻开诗歌史,我们不难发现:诗歌于不同场景下都在向内挖掘,诗人就像一个农夫和樵者,在劳作中发现生存的快慰和意义,同时,也在不断地消解痛楚和焦虑。从这种意义上说,诗歌是“自我的垂询”,它一旦成为私有形态的写作,其自恋性则显而易见。在文学的进化史中,人们往往忽略了诗歌的社会功用,从而加深了诗歌的“在野性”和它的“遗民”身份。几千年的风化雪月和士大夫的闲情逸致,造就了中国诗人的柔弱基因,也形成了诗歌向内逃逸的渊脉。诗人韩庆成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他或许有意避开自我的“深情吟哦”,他诗歌的视野触及了很多社会敏感事件,他的胸臆激荡源于良心未泯的赤子情怀。在《中国人物组诗系列》中,韩庆成关注的是“血拆中的自焚”、“遭枪杀的失地农民”、“自卫反抗的小贩”、“校车事件”、“被官商谋杀的村长”、“人贩”、“被大学生残杀的女工”、“无钱就医者的切腹自救”和“少年为救母的泣血远行”。通常情况下,这些带有悲怆色彩的事件,一般只作为新闻写作的素材,而韩庆成先生却给予了赤子良心的关注。“愤怒出诗人”,这句被忍者的训导长久遮蔽的、包含文人操守和散射正义之光的话语,再一次在韩庆成身上得到印证。
在一个遍体痈疽并散发腐朽气息的社会体制下,几首诗也许无法击碎现实的寒冰,但它可以唤起更多的灵魂觉醒,让良知复活。在现实困境中,在体制弊病衍生的权力下,匕首和投枪式的愤怒质询,给韩庆成的诗歌注入了正义而高贵的血脉,从而突破了一般意义的性情写作,赋予了诗歌写作的担当精神。他通过对人的尊严、人的本质的揭示以及普世价值的颂扬,让诗歌的语言在矛盾冲突的社会熔炉中煅出灼人的亮光。
韩庆成先生的诗歌在揭露和抨击社会阴暗面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语言的谦逊和平实,像一个农夫在烈日的乡野弯下身子,布衣在热风下鼓荡,有时略显俏皮。在韩诗的叙事语境中,看似幽默的语言透射出苍凉、冷冽和愤懑,比如《我与汪家正》这首诗,长句和散句的布局徐疾有致,娓娓道来,客观、逼真、冷冽地再现了被拆迁人汪家正自焚身亡的场景,让人身临其境,不寒而栗。这些平实而略显铺排的语言,呈现给读者的却是完整而丰裕的视觉图解,使人在精心策划的语意氛围中,触摸到现实的残酷与悲凉。
韩庆成先生与我交往30余年,他是一个谦逊、自省、内敛而又富于创造活力的人,少年时代的耕读经历,让他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忧患,使他对底层疾苦有了深刻地体会和了解。这与他诗歌的忧世情怀有着一贯的渊源关系。“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韩庆成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热血的人,他的愤怒、他的刚强、他的不和时宜、他的心存芥蒂,统统源于他心中的一点不平之气,这是一种草民的浩然之气,发而为诗,弥足珍贵。
201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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