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人时代个体荒谬性存在
——读黄翔诗歌《野兽》
黄土层
《野兽》写于1968年,也是文革灾难性肆虐最激烈的第三年。时年黄翔27岁。一个27岁的年轻人,对于人生社会政治时代诗歌都有了相当丰富的积淀和历练。年轻人有理想,但理想的旗帜已经支离破碎,年轻人有对人生社会表意的渴望,但表意的渴望屡屡遭受焦灼的折磨而近于变形和扭曲,于是,黄翔才看清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早已褪去了人的表皮和内核,而沦为野兽。人性渐渐消弭而兽性节节攀升,除了决然披沥和揭开,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一个诗人去做的事情了。《野兽》由此而诞生。诗歌短短13行,却将一个与时代永不和解的坚硬灵魂推向极致。诗歌前四行说: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个体与时代不和解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个体的刁钻和跋扈,而在于时代的威逼和覆压。经过了“被追捕”“刚捕获”“被践踏”之后,个体成了一只实实在在的野兽。这只被穷追猛打的野兽,本来是由人演变来的。他浑身的人性是在践踏蹂躏之后一点点丧失殆尽的。于是,第四句“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终于成了地地道道的野兽。甚至比野兽还野兽。诗人在连用四个“我是……”的短语里,将批评的刀锋不露痕迹地安插在诗歌里,构成一种悲剧性的描述。并且从“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这个矛盾的控诉里,发生了一次自我人格分裂。被践踏之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践踏。彰显了批判性和抗争性的诗歌品质。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
《野兽》与顾城的《一代人》不同。《一代人》将时代的赐予给了转换性接受,并且以此为条件,开创一个新的未来。《野兽》则不同,它与时代完全不合作,也不和解。像对待天敌一样对待这个时代。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接下来诗人又具象地叙述了时代的牙齿和野蛮作为。时代压根并不想把人当人看,只知道“扑倒”,“斜乜”“撕,咬,啃”。彻底剥夺了人的尊严和生存权力。但即便剩下一支骨头了,那也是一根永不妥协的骨头,具有灵魂的骨头,具有反抗精神的骨头。于是,最后一句才掷地有声,为一代人发出了痛苦和尖利的呼号:
“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这就是黄翔这一代人的诗歌真精神。
《野兽》这首诗用今天的标准看,显得不够含蓄和委婉,诗歌粗粝的句子混合着近乎执拗的顽强,处处充满引而不发的张力,与时代苦大仇深,节奏上绷得太紧,令人喘不过起来。但《野兽》是战斗者的诗,是试图与时代同归于尽的诗,它的深刻性和坚硬性,历44年而不衰。读《野兽》不仅有一种一气呵成一呼到底的酣畅淋漓劲儿,显示了非人时代个体荒谬性存在,还令我们反躬自省在当下时代里我们的诗人们是否正在患着温文尔雅歌舞升平的时代软骨病,而文化种群渐趋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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