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北岛
臧棣
对我来说，2011年是不太走运的一年。这种不走运肯定和我对北岛的批评有关，但更多的晦运可能还在后面，它们会在未来的年月里伺机而动。而对北岛来说，臧棣的批评则可能意味着他的走运。最为吊诡的是，这种走运或不走运有可能只是诗歌内部的一种隐秘的文学史机制。但无论怎样隐秘，它们涉及的都是诗歌的正义。而在当代的文化场域里，一旦批评，特别是诗歌的批评一旦涉及到诗歌的正义，就会显得特别暧昧。天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的不走运，是因为对我从事的新诗史的研究来说，我一直觉得北岛的诗及其背后的文学意识形态，放到汉语诗歌的长河中去看的话，终会是要被大浪淘沙的。
当然，假如给出特定的话语限制，沙子也是会有它的妙用。比如，堆砌个沙堡什么的。或是自然在海边，让度假的人们躺上去感到某种自然的舒服。不过，北岛是不是文学史里的沙子，并不重要。因为任何将北岛感觉成沙子的阅读反应本身，就有可能是一种错觉，或是对错觉的自我自大。这种错觉的自我夸大，又非常凑巧，它可能和北岛本人对当代诗歌陷入危机和当代诗人的普遍的犬儒化的暧昧的指控非常接近。假如不存在这种类似，我本来的想法是，文学史里的一些误会，本来就是由时间造成的，那就还是让时间慢慢去荡涤吧。从做事情的角度讲，我确实不愿把我的批评浪费在北岛身上。但是，从批评的运气上看，这已不可能了。北岛的近些年的一系列言论，在我看来，就像是新诗史上某种诗歌癌症的一次病理突变。北岛的发言姿态，北岛的言述方式，北岛的文学趣味，北岛的诗歌政治，北岛的文学意识形态，北岛的文学焦虑，对我来说，正在成为一个既恼人又有富有挑战性的批评对象。
北岛本人的文学观念和诗歌洞察，都很浅薄，也很无知。对诗歌批评而言，就像鸡肋，没什么嚼头。但北岛的姿态以及他在指责当代诗歌时摆出的那副盛气凌人的真理口吻，他所凭借的文学意识形态，却因他在公共媒体上展示出的文学焦虑而值得批评进行勘察和澄清。某种意义上，这种批评的澄清，无论对当代诗歌的写作来说，还是对当代文学史来说，都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这种刻不容缓，可以说是和北岛表现出的文学上的势利和焦虑成正比。
自新诗诞生以来，人们对新诗的期待一直是焦虑的。新诗的革命本意是促进汉语的解放，开创诗歌实践的广阔的可能性。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文学和历史的一致性的观念变成了新诗实践在文学责任上的唯一的依据。新诗在实践上在文学心理上被看成了一种历史现象，而且看待的角度和尺度，都越来越趋于意识形态的功利性。北岛最近这些年对当代诗歌的苛评，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指责，具体的例证上的漏洞和粗疏，就不用说了；我对北岛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北岛在文学逻辑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引用的这种文学和历史的一致性的观念。从理论上说，这种观念有目的论的缺陷，但也有它的合理性。而北岛及其文学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问题是，他们总不想正视这种观念的历史限度。尤其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在当代的文学场域里，这种观念在文学实践上也常常以真理的面目陷入独断论和蒙昧主义。北岛的危机说，北岛的犬儒说，北岛的痛苦说，除了在指责别人时为他自己的诗歌取向贴金外，除了给诗歌写作的当代机遇制造某种紧张而狭隘的氛围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见识。更令我震惊的是，这些无知的乏味的思想布道，借助所谓的批判性和独立思考，经过北岛在公共媒体上的扭曲的夸张，已对当代诗歌的真正的成就以及当代诗歌的文化形象造成了更深的遮蔽。
北岛的自相矛盾所表现出的文学上的不得体，尤其令人深思。比如，在访谈里，当被问及他对当代诗歌或当代诗人的看法时，北岛一方面推诿说他这些年一直漂泊在海外，不熟悉国内的情况，不便评价，但眨眼之间却可以高调指控当代诗人已犬儒化，当代诗歌已陷入危机。这里就涉及到文学的诚实的问题。再比如，北岛一再指责当代诗歌已与“人类苦难的经验无关”，这里面就更反映出一种双重的矛盾。首先，北岛说他没怎么读国内的当代诗歌，不熟悉当代诗歌的状况，那北岛是怎么知道当代诗歌与“人类苦难的经验无关”的？其次，从举例上说，如果北岛能从当代诗歌里举出与苦难经验无关的例子，随便他举多少，我也可以举出同样多的例子说明当代诗歌与苦难经验有关。如此说来，北岛的动机在文学政治上就有叵测的一面。北岛对当代文学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了文学诊断的范围，它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偏见及其雌黄，它更接近于一种文学政治上的公然羞辱。
201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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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2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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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3 16:38
发表于 2011-12-24 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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