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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年鉴”（1998—2010）的诗学立场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要：“中国新诗年鉴”（1998—2010）经过多年编选，形成了独特的诗学主张，即在艺术上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这种民间立场在民间的基础上产生，同时也在理论上确证民间的存在。民间立场强调独立的品质和创造的精神，在诗歌写作中，表现出鲜明的个人化、日常化、口语化等艺术特征。 关键词：中国新诗年鉴； 民间； 民间立场； 个人化； 日常化； 口语化 “中国新诗年鉴”（1998—2010）从编选之初，就明确地在封面上标出“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经过了十几年具体的选本运作，这一立场并没有发生改变。“年鉴”的诗学立场就是民间立场，这种民间立场在一开始的论述中，具有明确的针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完善，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界重要的理论主张。民间立场有着深远的理论渊源，是对古代《诗经》的民间传统的扬弃，也不同于陈思和所揭示的民间，而是有着特殊的理论内涵。诗歌的民间立场是一种基本的在场，是对日常经验的体察，是一种姿态，是对独立自主和自由创造的张扬。这种民间立场反映到具体的诗歌写作，以及“年鉴”的具体编选倾向中，则表现为对个人化、日常化、口语化的重视。虽然民间立场已经在理论上建构了独特的内涵，但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在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之中。 一、民间立场提出前的民间叙述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诗经》作为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整理了古代包括民歌在内的大量诗歌作品，并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源头。尤其是“国风”，抒写了普通民众对劳动的热情、对统治者剥削的反抗，更重要的是，收集了很多反映年轻人大胆恋爱，追求婚姻自由的诗歌。这些都反映了底层民众对身处其间的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内心的渴望，并通过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鲜明的民间色彩。因此，也可以说，《诗经》在开创中国诗歌的同时，也是民间立场最早的出场。但是，也应该注意到，这种民间性并不是自足而独立的。即使在创作之初，民间诗歌并没有遭受太多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是通过口头相传的形式一代代流传，但是到变成具体文本而保存和流传的时候，便不得不经过传统文人的加工和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诗歌的原生状态也会发生稍微的变异。归结原因，主要在于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和底层民众有着鲜明的分界，而话语权主要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对于民间流传的诗歌，也是在兴观群怨的功利化目的之下，以达到政治教化的目的。 虽然中国古代诗歌的民间性是相对于庙堂来说的，但这种相对性并不是截然两分，也不是二元对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界限渐趋模糊，同是身居庙堂的人，在不同的时段也会具备民间身份，因此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民间和庙堂的态度，也是随着自身处境的沉浮而发生转换的。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强调入世的一面，希望在大时代之中有所作为，这就是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但现实并非总如人意，自身也会随着时代而起伏不定，因此范仲淹才会强调，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是这种对庙堂和民间的区分，使得民间在某种意义上得以在具体的文本中显示出应有却不甚明朗的面目。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民间立场一词强调最多的应该是陈思和，他在《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一文中，具体阐释了民间立场所具有的独特的内涵。他所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是在潜在写作的整体观照之下，挖掘在意识形态控制比较薄弱的地方，作家们通过自己疏离于时代的写作，保存起来的当时具有本真意义的文学作品，这也是那个时代最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对于民间文化的具体内涵，陈思和论述道：“一、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权力的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被迫接纳权力，并与之相互渗透，但它毕竟属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三、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夹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民间的文化形态主要是从文学的外部来整体界定的，并没有涉及到非常具体的文学文本，也没有把民间形态上升到哲学的理论高度，因此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有力概括，却并不具备脱离历史语境的普遍通约性。另外，陈思和对民间立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五十至七十年代这一段具有特殊政治文化色彩的历史时期，作家们的具体创作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因此他强调的是这些作品在表现形态上的潜在写作和在内涵意义上的隐形结构，这些是当代文学在特殊年代最有价值的文学，也是民间文化在可能的限度之内弥足珍贵的存在。 民间的存在是否与官方相对？是否存在一个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自足的民间？在民间作为一种文学史叙述进入学术界的时候，这些问题便受到相关研究者的质疑和追问。对于这些质疑，陈思和澄清道：“在50—7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民间’与官方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范畴，中国从未有过脱离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民间，没有绝对的民间。我只说过民间具有非官方的性质，也有藏污纳垢的特点。强调了作家的民间立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复杂形态，解释作家的创作心理和美学风格追求”。[2]可见，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民间，所涉及的主要还是其具体的呈现形态，即在特定时期作为不能公开发表而又真诚地反映着时代和自我的潜在写作。在具体的文学脉络中，它也共同地参与着整体的意识形态建构，而不是置身事外。这也不可能，以诗歌为例，因为“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交往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其话语形态则主要通过语境、主体、诗意、意象、读者和文本形式等话语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来确定和塑造”，“中国当代诗歌话语形态从孕育到盛兴，再到衰变和被取代，受制于诗歌话语内部构成要素的实际运动状况，同时也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艺术话语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3]作为一种话语的文学实践，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具体语境以及文化形态而进行，在这个层面上的民间，其不得已的姿态，以及所可能得到的呈现，也是非常有限的。 作为诗歌的民间立场的提出，首先要提到《1998中国新诗年鉴》，它在封面上赫然印着“艺术上我们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给当时的诗坛注入了鲜活的阐释空间，并且引发了相关的争论。“年鉴”经过了后来十几年编选，虽然具体的内涵以及表现形态发生了深化和发展，但在封面上标示这一立场的做法始终没有改变。正是十几年的坚持，在具体的诗歌文本和理论辨析的基础上，民间立场发展成一种具有较大理论价值的诗学主张。《诗经》传统里民间，相较于官方，明显处于弱势而晦暗不明，它自身的话语权并未完全建立，在具体的保存和流传的过程中不得不依附于开明君主的接纳，因此不得不采取一种比较暧昧的应对方式，所显示出来的也是一种胶着的状态。诗歌的民间立场与之不同，它并不相对于什么，不相对于官方立场，也就是说，它们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民间立场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写作的基本在场。陈思和所阐述的民间立场，是在特殊年代里的潜在存在，当时代发生改变，其民间性的理论价值也会受到削弱和消解。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民间的潜在状态浮出水面，与对文学和现实的理想主义挂钩，变成疏离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文学存在。诗歌的民间立场也与这种特殊的民间不同，“民间不是一种反抗姿态，民间其实是诗歌自古以来的基本在场。民间并不是“地下”的另一个说法。地下相对的是体制。民间不相对于什么，它就是诗歌基本的在场。”[4]民间立场是普遍存在的，不可规约的一个基本事实，它更多地强调的是写作者的外在姿态和内在的精神状态。如果具体考察这种诗歌的民间立场的提出，便会发现其间存在的明显的现实针对性，但不容置疑的是，它也必然关涉到它之前的民间叙述，并且由此可看出它对这些民间内涵的扬弃，并逐步形成自在自足，独具特色的诗学理论。 二、民间立场的基本内涵 “中国新诗年鉴”（1998—2010）作为一个系列的诗歌选本，它所揭示的民间立场从开始提出来的时候便遭到质疑和反对，经过了多年的编选，其理论内涵发生了内在的质变，表现形态也错综复杂，从而增加了系统论述这一立场的诗学内涵的难度。即使如此，也不是说便不能进行阐释，因为作为一个重要的诗学主张，它还是有着特定的理论内涵的。比较早地对民间立场进行论述，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应该是于坚为《1998中国新诗年鉴》所写的序言《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文中提到当时诗歌写作的饱受争议和压制，并总结道：“诗歌的最近二十年的命运，乃是它天然的独立精神所致。杰出的诗人无不来自民间，……这种独立精神就是毫不妥协地面对各种庞然大物，坚持着对写作的自由和独立、对诗歌真理和创造精神的尊重……诗歌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某种反对派精神，它的本质是拒绝依附于一切庞然大物，诗歌就是诗歌，它是独立的，自在的”。[5]文中除了对独立精神的强调之外，还指出民间作为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来优秀诗歌的保存之所，“好诗在民间，这是当代诗歌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汉语诗歌的一个伟大的传统。民间的意思就是一种独立的品质。民间诗歌的精神在于，它从不依附于任何庞然大物，它仅仅为诗歌本身的目的而存在。”[6]这原本是一种颇具独到见解的民间的阐释，它首先揭示出民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场域，使得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排挤的优秀诗歌得以继续存在，并成为当代诗歌最主要的成果，使得“好诗在民间”成为诗人们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其次，揭示了中国诗歌界其实存在一个民间传统，这种传统不仅仅是一种共时状态下的场域，也是一种历时状态下的精神传承；再次，它也揭示了作为民间立场最主要的精神品质之一，即是独立。这些观点为后来民间立场的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点，启发了相关理论家对民间立场的进一步完善。但是，因为在论述的过程中，于坚把民间的复杂内涵简单化了，尤其是他以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本停留在民间立场的外在形态的论述，指责官方刊物成为废话和垃圾收容站的同时，也虚设了一个简单化的知识分子立场，认为知识分子背叛诗歌的基本精神，成为西方知识和理论的附庸，依靠庞然大物而丧失了创造力。这必然会引起相关诗人和诗评家的反对，并且引发论争，而这种论争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则是知识分子对民间立场比较简单的指责。 对民间立场的反对意见从一开始就存在，这固然因为作为这一理论的主要阐发者，于坚在论述过程中的简单化倾向，同时也因为这一诗学理论本身的并不完善。无论如何，受到质疑无疑也是任何理论主张的必然命运。质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民间立场是否存在，及其独立性方面。其中，西渡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独立的民间立场”，“所谓民间的立场，是从‘知识分子写作’的个人立场的倒退。它从个人退回了群体，并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同现实媾和。”[7]杨小滨则认为，“一个最为不当的说法是，民间代表了‘一种独立的品质’。事实正好相反，民间立场便是没有立场，因为民间只是一个模糊的、向度不明的文化存在，它可以依附于任何权利中心，或转化为新的权力中心。”[8]西川则认为民间并不如一般人认为的那么可靠，“因为‘民间’那么容易被引诱、被鼓动、被利用，‘民间’是最没有独立性的场所，民间心理就是从众心理，看热闹心理，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的心理，向上爬的心理”，“说到底‘民间’立场并不存在。与其说有个什么‘民间立场’，还不如说有个‘黑社会立场’，而诗歌黑社会立场中的头一条原则就是利益均沾，所以眼下的争论表面上看是诗歌方向的斗争，其实背后是利益在驱使。”[9]唐晓渡对民间立场所可能造成的束缚保持相应的警惕，他认为，“所谓‘民间立场’、‘民间身份’云云，不应是对诗歌的一种限制，而应是一种解放；不应意味着一道符咒，而应意味着广泛的对话；不应被视为一件克制或扫荡异己的法器，而应被视为一根维系所有孤独的探索者的纽带。”[10]综合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他们思路的相似性，即是主要的着眼点停留在民间立场的外在形态上，并且把这种作为诗歌的精神立场的诗学主张简单化地理解为大众，或者群众效应。因为人类先天天赋和后天背景，个人教育和努力程度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整体表现会显得良莠不齐，由此而组成的社会确实会有混乱而缺乏必要的立场的一面，但这样的民间并不是作为诗歌精神的民间立场。部分对民间立场的质疑因为概念的偷换，并没能击中民间立场本身的理论薄弱点。秦巴子指出了这种对概念的偷换：“民间是诗歌大海洋也是藏污纳垢之所，但民间立场是另一回事。把民间和民间立场混为一谈，是‘知识分子写作’者别有用心的一招，也是令混水摸鱼者欢天喜地的喘息之机。民间的水是被无数根棍子搅混的，但是民间立场于诗中自见，以民间这混水模糊或者标榜民间立场的企图是失败的。民间可以藏身，太多的庙堂之作混迹于民间，太多的庙堂诗人混迹于民间，这并不是最近的事情，民间与庙堂不仅相辅相成，而且混成，民间并不意味着民间立场，民间的大旗人人可以祭起，但是在诗中，民间立场清浊自现。”[11]这便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即是把普遍存在的大众指认为民间，并把民间立场等同于大众心态，从而走向对民间立场及其独立性的否定。这一部分出于处在盘峰论争的双方因为具体语境下的浮躁心态，对对方的理论主张没有进行系统的审视和梳理，更主要的是，民间立场作为一种诗学理论，在当时也是有待进一步完善的。 “知识分子写作”一方把民间混同于大众心态，固然是对民间立场的有意消解，但是像秦巴子那样，基于同样的思路，把民间理解为大众，进而把民间和民间立场区别开来，从而强调民间立场的清浊自现，也是一种理论上的短视。试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民间，何来民间立场？是否存在一种不需要民间的民间立场？或者，没有民间的民间立场，它是否具备必要的理论有效性和存在的价值？难道仅仅是一种想象？因此，需要对此作出进一步的澄清。诗歌的民间立场，它是在民间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民间并非大众，更不是大众之中的从众心理。民间，作为一个基本的存在，它应该是指狭义上的民间。从众心理缺乏必要的立场，它不是民间；黑社会心理专注于摄取权力（黑社会老大？）和利益（不法利益？），因此它们非但不是民间，反而是民间应该拒斥的方面。同样，民间不是限制，不是符咒，不是扫荡异己的法器，相反，民间意味着个人，独立，创造和对话。民间并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想象，而是有着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民间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有其确切的物质形态和精神核心。1976年以后至今，当代民间已有自己简短然而不无重要的历史。一方面是大量的民间社团、地下刊物和个人写作者的出现，一方面是独立意识和创造精神的确立和强调。物质形态完备、变化的同时，其精神核心也逐渐发育成熟。这是两个相互关联又意义不同的层面，尤其是后者，它的存在、孕育和成长确立了民间的根本意义，规定了它的本质，提高了它的质量。”[12]这就揭示了民间的实际存在，它有着内在的精神追求，也有着作为这种精神追求的物质表现，并非出于某些人的虚构和想象。在这种民间状态下共生出的民间立场则表现出独特的理论内涵： 民间立场就是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它甚至不是以民间社团、地下刊物和民间诗歌运动为其标志的。情形倒是相反，社团流派、油印刊物和文学活动因为它才有了根本的价值，呈现出真正的活力。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结社、自办刊物和民间串联是与体制对抗的有效形式，它要求的是独立、自由和创造的可能，抵制的是权力、奴役和“庞然大物”（于坚语）。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这奴役精神和窒息创造的庞然大物不仅是由体制派生出来的权力话语，更有人们津津乐道的西方话语优势。独立精神的要旨并不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庞然大物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弃暗投明”）。所谓的独立精神就是拒绝一切庞然大物，只要它对文学的创造本质构成威胁并试图将其降低到附属地位。[13] 这是韩东在《论民间》一文中的对民间和民间立场的正面论述，该文还对民间的历史、民间人物、民间与个人，民间与边缘和非主流、民间与“民间文学”等关系进行了有效的梳理，从而区别于一般人所谈论的民间，甚至伪民间。他认为，“真正的民间即是：一，放弃权力的场所、未明与喑哑之地。二，独立精神的子宫和自由创造的漩涡，崇尚的是天才、坚定的人格和敏感的心灵。三，为维护文学和艺术的生存，为其表达和写作的权利（非权力）所做的必要的不屈的斗争。”[14]由此可以看出，韩东所着重强调的乃是一种作为诗歌精神的民间立场，即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这对于某种依附于庞然大物的不自由的写作固然是一个警醒，同时也是对一直以来在文学的知识迷宫里徒步和炫技的诗人们的一个冰凌。在所有对民间立场的论述中，韩东的这篇文章应该是最具理论价值的，他所揭示的，无论是民间还是民间立场，都是一个基本的存在，唯有语言来照亮这些存在，它们才能被赋予意义和价值。值得反思的是，在韩东的论述中，理论重心放在强调民间立场的基本精神，而对民间的生成，除了以民间刊物为阵地的结社和串联之外，便没有过多的论述。他虽然揭示了民间和民间立场的存在，但对这两者关系和互相发生的事实却没有做理论的梳理，而且民间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场域，其间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讨论。其实，除了在民间立场的精神推动下生成的民间之外，民间场域的形成也能有效地推动民间立场的确立，二者是处在互相生成的状态下的。只有具备了民间立场，民间才能称其为民间，同样，也只有在民间之中存在，民间立场才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民间立场固然是一种姿态，一种对独立品质和创造精神的张扬，同时也是一种基本的在场，一种客观存在。也可以说，民间从产生之初，除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之外，同时也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持续存在则有赖于民间立场的支撑。此外，独立品质和自由创造的精神是诗歌写作，乃至一切人文学科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但是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并不一定就能产生好的诗歌，因为真正的写作远比这些复杂，它关涉到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因此民间立场并不能成为一种写作伦理上的道德优势，同时也不能成为产生好诗的充要条件。无论如何，韩东《论民间》一文触及了民间存在的关键问题，对民间立场的叙述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因了这篇文章的现实针对性，而对民间立场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所依托的其它要素有意无意的忽略，在产生洞见的同时也存在盲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当然这也证明了民间立场其实还是有待深化和发展的。 三、民间立场的艺术特征 20世纪末，在诗歌界内部爆发的以“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为两大阵营之间的论争，双方部分当事人由于具体的语境而缺乏必要的耐心，并且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的颇具个人意气的文章，让人误以为诗歌界蒙上阴霾的同时，产生的更大误解则是认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写作方式而没有任何的共通之处。确实，在论争之中双方都有意无意地对对方的理论主张做过一些简单化处理，甚至不惜忽略掉一些基本的事实而刻意强调对方写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得整个诗坛，无论是诗学主张，还是具体的诗人，都产生的极大的分化。论争的焦点集中在诗人写作的独立性问题、对西方话语和本土资源的借鉴问题、对时代的处理问题、对90年代诗歌的命名问题，以及对各自编选的诗歌文本究竟是否反映当代诗歌的创作实绩问题等，有些问题是写作的母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找到确切的解决方案，而相当一部分问题则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因此，并不如某些评论家说指称的，是无谓的诗歌话语权力之争。当时间过去，一些诗人和研究者回顾这场论争的时候则要显得稍微中肯一些，“就外部文化大环境来说，它至少拓展了诗歌交流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诗歌选集的出版；就写作本身而言，论战从根子里涉及的现代汉诗的资源和语言问题，艺术向度的原创性与互文性问题，诗的感受力深度与思想深度问题等等，绝不是无谓的‘场域’之争。”[15]“这次论争并不是没有提出有价值的话题。比如，诗人的身份，诗与现实、与当代生活的关系，汉语写作与全球化语境，语言和写作行为的权力特征，文学经典和文化传统，……扩大来看，论争也隐含着知识分子在90年代分化现象的‘症候’。”[16]当然也不得不承认，诗坛的分化已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方面出于当时的诗歌趣味和人事纷扰的原因，长远地看，这同时也是任何文学写作的必然趋势。文学本质性地要求相应的独立性，坚持自己所认为的写作方向，对别人有所借鉴有所扬弃，因而会使诗坛显得错综复杂，但相关的理论脉络还是有迹可循的。盘峰论争作为世纪末中国诗坛最大的诗歌事件之一，在暴露了诗歌界内部矛盾分化的同时，并非没有取得共识。其中的一些观点在民间立场一方表现得比较激烈，但细究知识分子写作一方的观念主张，其实还是持肯定态度的。通过盘峰论争，民间立场的诗学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确认，同时，在这种精神指向下的诗歌作品，也表现出颇具诗学意味的艺术特征，即写作主体的个人化，选材取景的日常化和语言形式的口语化等。当然，也有一部分诗人试图把这些诗学特征本质化，同时也试图以此作为评价诗歌好坏的标准，这一方面反映出诗歌界对秩序与责任的探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诗歌的本质主义其实还是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 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诗人的自我形象往往并不是纯粹的自我，它还关涉到其它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这一方面是缘于诗歌的政治功用目的，另一方面也是长期以来诗歌形式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中国古代文学一直都在试图寻找文与道的沟通，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成为文学的最高要求，因此诗歌写作的重心并不是突出自我，而是突出道。这种道究竟是天道，人道，还是帝王之道，这当然会因人而异，但最终的结果是对人的自我形象的遮蔽。中国古代诗歌之中一个比较重要而独特的艺术手法则是重在意象和意境的创造，借景抒情，以至达到情和景圆融无碍的境界，这几乎成为古代诗歌的一个评价标准，在这种传统下，诗人的自我形象无论如何都会蒙上其它的一些外在杂质，而并不是纯粹的自我。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诗人的纯粹自我形象则几乎是遭到了覆灭性的打击，诗歌写作的主体开始泛化成大我的形象，诗歌写作所抒发的也不是一己之情，而是大众之情，因此可以理解在那个特殊时期之中，“我们”作为一种主体形象而得到的极致的张扬，但也应该注意到这种大我形象其实是相当虚假而显得可疑的，因此遭到朦胧诗人的反对，但朦胧诗毕竟还是受到类似逻辑的影响。真正对这种虚假的大我形象给予致命一击的是第三代诗歌，在第三代诗人那里，“写作成为个人的语言史，而不是时代的风云史。个人写作是从语言的自觉开始的，第三代诗歌通过语言在五十年代以来第一次建立了真正的个人写作。”[17]第三代诗歌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激进态度，使诗歌的主体回到了一种不那么拔高，也不那么虚假的状态之中，同时也是对诗歌写作基本伦理的回归，它要求诗人最起码的真诚，因为最大的恶并非恶本身，而是伪善。虚伪的主体不仅是对时代的背离，同时也给之后的文学写作带来消极影响。“与‘90年代诗歌’概念的提出者在处理八九十年代诗歌关系上强调‘断裂’相反，‘民间’一脉强调的是历史的连续性。”[18]民间立场在诗歌理路上强调与第三代诗歌的承续性关系，在写作主体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个人化倾向。这种个人化一方面拒斥了外界赋予的过多的政治、文化、历史色彩，从而更加关注一个人作为肉体存在的基本事实，及其与精神的维系；另一方面，诗歌的主体也在有意识地拒斥部分诗人所建构的西方话语优势及其体系所虚拟的庞然大物；此外，在主体姿态上，民间写作显示出谦卑与平和，意识到人之为人所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和无力感，对人性之中隐秘的部分给予更多的关注，以此返回一种更加真实的人生，从而获致一种更加真实的存在感。 与写作主体的个人化相应的是选材取景的日常化，这首先因为随着学科分化日益细致，知识分子角色发生转换，身处其间的诗人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平凡人的存在，个人身份并不比周围的人群占有更大的道德优势，他所接触的现实也只能是一般人所必须处理的庸常生活，传统的士大夫形象已然是昨日黄花。此外，从现实中取材的诗歌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在场意识，只有深入其间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诗歌要想恢复读者的信任，首先要恢复的就是与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真实的‘我’的人性关系，也只有从细节和人性中生长出来的美，才是有活力的诗性之美。”[19]致力于捕捉生活的细节，诗歌才会表现得更加真实，同时，“真实的诗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到达生活的边界与核心，而不是远离它，因为只有存在中的生活才是诗歌力量的源泉。”[20]在此，诗歌与现实几乎是一个同构的概念，主体的个人化以及世俗化，使得诗歌的写作越来越注重于对日常经验的发掘，或者说，唯有在鲜活的日常现实面前，诗人才能获得更加真实的存在经验和意义意识。日常生活在一般形态上显得琐屑、平面、缺乏必要的深度，甚至显得无聊，受此影响的诗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碎片化、平面化的倾向。 八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写作的一个重要突破，则是对口语的重新发现，而民间立场的诗歌写作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确证。“口语写作实际上复苏的是以普通话为中心的当代汉语的与传统相联结的世俗方向，它软化了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思维而变得坚硬好斗和越来越不适于表现日常人生的现时性、当下性、庸常、柔软、具体、琐屑的现代汉语，恢复了汉语与事物和常识的关系。”[21]口语写作给当代诗歌注入了新鲜的活跃元素，使诗歌更能真切地表达日常生活，因此显得更加真实。可以说，民间立场的诗歌写作所显示出来的艺术特征是三位一体的同构概念，个人化促使诗人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写作因此也在更大程度上显示出日常化，而这种日常化与口语化处在同一的过程之中，三者彼此连结，共同构成民间立场的艺术魅力。虽然这只是民间立场写作比较明显的艺术特征，但诗人的写作往往显得更具个人特色，同是民间立场的诗人之间所显示出的差异性或许会远远大于同一性，因此这些艺术特征也只是就大体诗歌风貌而言，并不能囊括所有民间立场诗人的写作。此外，如果这些艺术特征被拔高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对当下的写作构成某种程度的规约，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话语霸权，同样需要更多的反拨，才能维护诗歌的多元化发展。此外，随着写作的逐渐深入，以及传播媒介在其间所施加的影响，一些艺术主张也逐渐走向泛滥而显得毫无节制。极度的个人化使得作品缺乏必要的普适性，极度的日常化则会流于片面而缺乏必要的深度，此外，口语化的泛滥则会显得粗鄙而缺乏艺术性。当时间过去多年，重新回首臧棣的论述，无疑会引起更多的思考：“无视大地固然是不对的；但是仅仅“返回大地”也是不够的。诗歌，就它对细节的兴趣而言，可以是地理学；但是更为普遍地，就它和人类的能力的关系而言，诗歌是形象的人类学，是语言的宇宙学：它包涵大地，也接纳天空，甚至更远的地方。”[22]这是对过分日常化和口语化所导致的削平深度模式的警惕，应该说来还是有其独特的意义的。但无论如何，民间写作毕竟给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维度的参考，同时也以具体的作品增加了当代诗歌的艺术含量，这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总之，“中国新诗年鉴”（1998—2010）所秉承的诗学立场在对之前的民间叙述的具体内涵进行扬弃的基础上，重构诗学主张，形成独具特色的民间立场。这种作为诗学理论的民间立场着重强调独立的品质和创造的精神，并以此确立着民间的存在，民间和民间立场是同在、互生而不可割裂的。在诗歌形态上，民间立场写作表现出明显的个人化、日常化和口语化等艺术特征。整体而言，民间立场作为一种诗学理论，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不容忽视的诗学结晶。 作者简介及地址： 作者简介：陈振波，（1987— ），男，广西北流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研究。
*作者简介：陈振波（1987— ），男，广西北流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研究。
[1]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3页．
[2]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页．
[3]李志元．当代诗歌话语形态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3页．
[4]于坚．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杨克主编．2000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5]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杨克主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6]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杨克主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7]西渡．写作的权利//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6页．
[8]杨小滨．一边秋后算账，一边暗送秋波//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2页．
[9]西川．思考比谩骂更重要//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3—84页．
[10]唐晓渡．致谢友顺君的公开信//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11]秦巴子．我的诗歌关键词//杨克主编．2000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521页．
[12]韩东．论民间//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页．
[13]韩东．论民间//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14]韩东．论民间//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478页．
[15] 杨克．《中国新诗年鉴》99工作手记//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652页．
[16]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4页．
[17]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杨克主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8]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2页．
[19]谢友顺．诗歌与什么相关//杨克主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20]谢友顺．内在的诗歌真相//杨克主编．1999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529页．
[21]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杨克主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页．
[22]臧棣．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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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31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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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 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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