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克：中国诗歌必须反腐败

肖振中

　　　　　　　　　　　　　　　　　　　　　中国诗歌必须反腐败　　　　　　　　　　
　　　　　　　　　　　　　　　　　　　　　　　沙克

　
　当前的中国诗歌实在不能用辉煌与否，更不能用衰亡与否来描述和论证其存在价值。中国诗歌正处于两个腐败的极端：庸俗和所谓的贵族化。
    庸俗的诗歌触目皆是，几乎都是，千人一面，其雷同的细致入微，竟到了语词、语义所指与能指、语感几乎一致的程度。像工商文明刺激下所滋生的性骚扰，软不叮当地触摸和委屈着中国诗歌的形象和精神。孤独、痛苦、本质、边缘，金属的冷光和伤口中的盐，虚幻不实的鸟和声音飞翔在花花绿绿的玻璃词汇中，口衔黄口呻吟其实连钙质都没有。
    我随手翻阅几册近年的诗歌期刊，可以说它们是对中国大多数诗人（除不被腐败论指称的极少数诗人例外）起着创作“导向”作用的诗刊。“我们手持火炬/站在黑暗中/和火一起燃烧，我们/左边是魔鬼/右边是天使支撑我们的骨头/选择诗歌和爱情/滋养我们真正的生命”（《乡下教书人》）单独来看，这是一首不错的抒情诗，它虽不是那种以语言的过分张力和巨大的灵魂冲突构成的力作，却是非常健康的充满平民知识分子的传统情操的作品。从技术上说，“我们”一词暴露了作品个性的丧失和矫情（难就难在他无法用“我”来激活全诗，“我”必需是生活与精神双重经历下产生的）；“真正”一词，使后一句诗成为真正的败笔。我从不习惯对一首诗的字句作挑剔，但我为了说明具体的庸俗，还得举一个例子，这是中国诗坛最讲究品质的《诗歌报月刊》在同一页中发表的诗《比照蜡烛我要以诗歌的形式生长》，“蜡烛，以火的形式生长/焰，是它的枝与叶与日月兮同在/漫过幽深的走廊演绎/而我的宗教/虔诚直逼，此是第一次/亦是最旷达持久的一次/汗颜街头的浪者//比照蜡烛/我要以诗歌的形式生长”同志们，我不骗你，你能说这不是一首比较悦目的诗吗？问题就出在它和《乡下教书人》放在一起发表，它们实在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署名却是两个人。我如果苛刻一点，剥去它们那些基本的语言形式的技巧，剩下来的是同样的东西：少许的生存窘迫，想象中的情调和精神在互相呻吟感染，缺少自己的“骨头”和“火焰”——庸俗！请这两首诗的作者原谅我的坦率，也许他们其它的作品或后来的作品不在此例。由此往下更差的例子在其它报刊上和诗歌选本中更多，无论是传统（包括共产党悦纳的所谓主流）的作品，还是先锋（包括玩闹起哄）的作品，满是无聊的互相抄写，不值得为它们举例。好像这样就合伙营造出一种价值氛围了，表明中国有“诗坛”的存在，大家可以各玩各的都有市场了。
    我接着翻阅几期中国诗坛的政治统治者——《诗刊》，则充满非要往祖国、农业上靠才能头条、重点发表的封建统治下的“阳光和根”的庸俗。说实话，做个诗歌语言上的巨人不难，你只要熟于精神妄想和修辞学就行，但优秀和伟大的诗歌作品永远不能从精神妄想和修辞学那里产生。
    诗坛的同志们正在如此狭隘、专心地制作诗歌，跳动在自己可怜的生命体验与朴素的语言之外。反过来，同志们又责怪中国诗歌跳不出传统和反传统的框子，责怪它不能为没有质的区别的社会人(人民大众)所普遍认同，不能像李太白、杜少陵、白乐天这些老前辈那样，彼此各各不同却一代又一代地鲜活在一般的生活方式中，化入没有时间、制度和国度区别的人类生活。同志们自陷语言技巧的囚笼和以反动为首要的情绪的小小迷魂阵，却把委屈和怨恨推给中如心脏的透明的诗歌。
    直面自己谈何容易，不直面自己又谈何直面人生现实，谈何诗歌创作。同志们的庸俗不仅在于形式大于内容的雷同或个别的技巧包装，不仅仅在于对花里胡哨的功利的趋附，主要的也是根本的，在于个性和意志的丧失——没有或者缺乏精神实质！这又归结于缺乏痛彻肺腑的(不单是精神性的)生命体验，缺乏眼睛和心脏的真实的认识，缺乏自我精神的不怕疼不怕死的剥离！你敢藐视技巧再写一遍“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诗句）吗？写了你就是庸俗的模仿秀。
    正如同志们眼前的诗人林染说的：“没有活泼和幽默，没有朴素亲切的华夏本土意识，没有恢宏和强力，缺钙质，没有壮士的哭歌，连一点泼皮式的低层次生动都没有。”(《波软论》)中国自己的裹脚布，杂交中西的港台软性歌曲，除崔健等以外的纯属抄袭西方形式的，只有乖张面目没有冲击创建内涵只是音量震耳的摇滚乐，混乱无序争功逐利，那一种更接近中国诗歌的那些腐败现状？
    总体精神的断裂，情绪波动，无所适从，心灰意冷和自贱自弃，是社会观念从小农业向大工商文明转变时期的主要的负面心理特征。在复杂冷酷的现实社会中，滑向社会价值边沿的诗人越来越虚弱，心态是那么疑惑，愤懑、焦虑和局促，生存竞争的残酷与催毁人性的因素，逼迫诗人放弃“站在全中国，放眼全世界”的人生关怀，转而游离于辞海，摆弄语词、语义和语感之类的材料、符号和技术，在生活中也许表现出了诗人气质的模样，在创作本身的过程中却附炎趋势，迎后“这才是现代诗，那才是好诗”的含糊的经营标准，注视着诗的使用价值和售价，无视诗的价值或艺术价值。
    而最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无疑是流行的、时髦的、众口皆誉、赏心悦目的，当然也是实用的具有眼前利益的东西，不久将不流行吃不香的东西。惯性的价值总要被新的时尚(时间)所阻止，动力的价值却又被人们忽视。即使出现具有动力价值的诗歌，个别的作品，因与惯性价值(取舍习惯)不符而只能被淹没在时间的深海之下。也正是这些个别的诗歌，将汇入中国诗歌的大光明，潜移默导着正确的方向，这便是时代的中国人文精神，想列举那些真正的诗歌作品是容易的，却只能是徒劳的。时间既然能证实荷马、屈的，就能证实坚持的未来的同志们。
    如此这般，同志们如漂苦海，像抓救命稻草似地拽住人生海面上的漂浮物，一切具有存在可能的价值形式，都在混淆着实现自身价值的参照系，没有模范可言。这种无序的运行和竞争，不能幸免地染指着中国诗歌的意念和创造。有时为了入流入时，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独一无二的真的属于诗歌的艺术质地流失了，把自己定位在使用价值的坐标上，匠工制作，互相模信，追随和争夺，或者朝三暮四的出风头玩诗外功夫，以获得生活世俗和思想世俗的认可和共鸣。我想问同志们，你的终极价值指向是什么？你的生活和思想与你的价值指向是否一致？你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方式对于艺术是真实的吗？它们仅仅因为“故意要”与众不同，就可以无视或引导人们的普遍文化需要了吗？
    对于生命个体价值缺少终极的认定，导致生命主体价值的混乱和无意识，如崔健的歌所唱：“医生老爷，护士小姐，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诗歌创作的相互复印、牵制，造成相互削弱和腐化。这个社会在提倡解放生产力，中国诗歌诗却不能“跟在后面”解放诗歌动力，解放诗人自己。“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如果大器不容物，必然事物染风尘。
    而所谓的贵族化，对于诗歌是离题，比较简单。也许，过去和将来存在贵族化诗人，却绝没有什么贵族化诗歌。用“贵族化”这种阶级性的使用价值性的腐朽定义来分离万众一体的诗歌，怎能不加速诗歌腐败？贵族化的没价值就在于它们想表扬自己最不完整的价值。
    在当今中国，物质生活中的贵族对于艺术精神的麻木和反动，精神生活中的贵族对于生存状况的窘迫和反动，正是毁灭贵族化诗歌的毒药。诗歌的高贵气质是指一种纯洁无物的大雅风范，哪是什么自绝于人类的富贵心态！
    所以，所谓贵族化所推崇的高贵、尊贵和纯粹的价值界定，是与自己，与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完全矛盾的互不相干的。他们好像离天堂和仙女很近，离大地之母和真情实感却真的远得不沾边。他们在个别的诗歌文本与中国当代诗歌之间，设置了虚幻和屏障，那些贵族意识形如薄纸，一指就穿：华丽的语言外衣而已，高傲的口气而已，故作的情状而已。他们动则歌吟资产阶级的“王”、“情人”（不是叶芝那种，其实很可能在欺骗资产阶级），动则颂扬无产阶级的“人民”、“母亲”（不是闻一多那种，其实很可能在欺骗无产阶级），在今天看来，他们没有真实的人生价值和精神实质的土壤，只是某些学院派和御用派及其模仿追随者写在纸上的卖瓜伎俩。
    某些在物质生活上因时代机遇及个人奋斗达到“贵族和准贵族”的诗人，瞧瞧他们，谁还在用骨头蘸血去写诗呢？整个地庸俗和腐败；整个地在应酬人生罢了。他们同样体现不了中国诗歌的主体意志。人类，只有无分贵族和平民的生生不息前行的人类，包含着中国诗歌意志的指向。
    同志们，我们无需藉古假今、广征博引什么道理来论证中国诗歌的腐败(而非腐败现象)，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所存在，难以幸免，或迟或早会忍受不住这种病痛的厉害。中国人民说起腐败人人痛恨，中国人民都在反腐败。中国诗歌（艺术）为什么不正视社会现实，来一场持久深入的反腐败斗争呢？
    千年老佛还在说“唯我独尊”，走近21世纪的年轻的中国诗歌，现代诗歌，为什么竟陷入庸俗和“贵族化”的窠臼？如此地媚俗、“媚雅”，放弃自己，想搞特殊化(急功近利)，怎能不伤害自尊；伤害民族大义和诗歌的人类价值？
    必须反腐败了。这不是靠树立三两个模范标兵能改良现状的，三两个人杰每个时代都有，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性、素质高尚。没有反腐败意识也是腐败。腐败的种种现象及其根本需要仁者智者去辨识。
    反腐败是每个诗人和中国诗歌的迫切需要。必须学习自己了，就是从我起做，从原来做起，就是深切关注自身的健康情况——生命体验与社会精神的对应，就是学习生活，打个最不恰当的比方，中国的孩子们都成了小皇帝、小公主，自我感觉好得不知天高地厚，同志们却都在担心未来的社会重担会压跨了他们的身心素质。孩子们自我锻炼、学习生活与中国诗歌一样，成为第一性的现实与需要。
    如果腐败的血液不放尽了，不能用自己的心脏泵出生活中新鲜的血来，我可以不写作，以杜绝自己的腐败；我们可以不写作；以杜绝我们的腐败；中国诗人可以不写作，以杜绝中国诗歌的腐败。
    人世万象，风潮滚滚。诗人只能因为现实及超现实中的自己成为诗人，这是绝对条件。我们用诗来歌唱，不因为我们有好嗓子，不因为世界满足了生命、自由、艺术和爱的声音，是因为全体的我们还没唱好一支歌。这一种世纪的期待，便是中国诗歌对当代诗人的期待，中国历史对当代社会的期待。

　 　
沙克，一级作家。“新归来诗群”代表性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世界华文诗歌协会会员。第21届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一等奖专栏“沙克在线”主持人。高校客座教授。
　　沙克毕业于苏州丝绸工业学校大专部，后获本科学历，南京大学在职研究生学历。少年时开始文学练笔、发表作品。从1984年起用笔名沙克、凌云、韩涵等，在海内外发表、出版诗歌、散文、小说、文艺评论等300多万字。从八十年代后期起，作品被推介到港台及国外，成为率先登陆海外报刊媒体的中国大陆新生代作家之一。1986年—1989年创办主持先锋文学社团“火帆诗歌沙龙”，主编民刊《火帆》诗刊。
　　主要著作有：诗集《春天的黄昏》、《大器》、《沙克抒情诗》、《有样东西飞得最高》等，散文集《美得像假的一样》、《男天使女天使》、小说集《就是金子》、文艺评论集《心脏结构与文学艺术》及新闻作品集等。对社会生活的丰富经历、非凡感受力、敏锐洞察力，使其文本思想成为“直接现实主义”——即取消不知觉的文化面具和变焦镜，还原的、真实的现实主义，使其人本精神倾向于“一般化和平民化”。海内外上百家主流媒体中央广播电台、《中国文化报》、《文艺报》、江苏卫视、香港《大公报》、《扬子晚报》、台湾《世界论坛报》、《台湾新闻报》等予以报道评介，评论其某些怀乡诗作品可与余光中媲美。被媒体誉为直接现实主义作家诗人，被学术界评为“与中国当代诗坛有着显著差异性的诗人” ，在学院派与民间派之间特立独行，具有人本、文本的高度现代性。
　　曾获《中国作家》、《诗歌报》、《星星》等权威报刊、机构评选的全国性文学奖项10多次，被《文艺报》等媒体评为“新时期优秀作家”。侧重于民生新闻和深度报道的实践，获得中国地市报研究会、中国地市报新闻摄影学会评选的新闻作品奖及编辑奖20余次。作品及名目列入《中国作家词典》、《中国诗人大词典》、《中国诗歌年鉴》等权威典籍和中学生文学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