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首都是长安，可是，在《唐诗三百首》里，被提及最多的地名竟然是南京——不止“金陵”这一大地名，凤凰台、秦淮河、乌衣巷、长干里、台城等小地名也不断地被反复提及。也正是在南京，梁代最早奠定了“诗”这一文体的格律。 【名家简介】
莫砺锋，《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国内首位文学博士获得者，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并任国内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陆游研究会会长。著有《杜甫评传》、《中国文学史·宋代卷》、《朱熹文学研究》、《杜甫诗歌讲演录》、《唐宋诗歌论集》、《莫砺锋说唐诗》等。
(本报记者吴云青根据莫砺锋教授在“市民学堂”的讲座整理，未经其本人审阅。“市民学堂”由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承办。)
一
很多唐诗名篇就产生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因为这片土壤里有生活，有文化积淀，有情感故事
南京人最应该多读唐诗，因为唐诗跟南京的关系特别密切。唐代首都是长安，在《唐诗三百首》里，有8首诗提到长安，提到南京的也是8首，这还不包括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因为主题离南京比较远。不仅如此，写长安的名篇多是讲大明宫，而写南京不一样，除了“金陵”这一大地名，凤凰台、朱雀桥、秦淮河、乌衣巷、长干里、台城等小地名也不断地被反复提及。
唐诗写南京，多有怀古之情，或者以地名为背景，写南京的老百姓，非常有生活气息。我举两个例子。
刘禹锡《金陵五题》中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乌衣巷那里有个仿制的王谢古居，这个名字不太对，王家和谢家怎么可能合住一个院子。当时整条街道都是他们两家住的，后来有人把住在这里的王导、谢安家里的子弟称为乌衣子弟，但不是说他们穿黑衣。“乌衣”原来是孙权建都南京的时候，在那里驻扎军队，在三国吴的时候，兵士穿黑衣服，所以那里叫乌衣巷。这首诗很有物是人非的沧桑感，属于怀古诗。
再来看崔颢的《长干行》：“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这首诗非常巧妙，写一对青年男女在河上相遇之后的对话，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情景，秦淮河上船来船往，一条船过来了，船头站着一个姑娘，对面来了一个小伙子，姑娘主动上前跟小伙子说话：“请问您家住在什么地方？我是横塘的，咱们说不定是老乡呢。”横塘是南京西南的一个小镇。这个姑娘主动自报家门，说明她对这个小伙子颇有意思。小伙子的回答看似老老实实，有点木讷，其实不是这样，“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这两句的言外之意，是“相逢恨晚”，然后读者就可以展开一系列的浪漫联想。
唐诗中有很多名篇就产生在南京的大街小巷，这片土壤里有生活，有文化积淀，有情感故事，所以容易产生名篇。
二
梁武帝和沈约、谢朓等著名诗人结为八友，在南京规定诗歌平仄格律，奠定了唐诗格律的基础
历史上诗歌的巅峰时期就是唐代。唐诗主要是五言诗和七言诗，之前还有四言和六言，比如《诗经》和《楚辞》。汉语有一个音节的问题，四言句基本上音节是2+2，六言是2+2+2，长期下来比较单调。而五言诗的音节是2+2+1或者2+1+2，加了一个字就变成三个音节，而且又有双音节又有单音节，这样就显得丰富多彩了，七言也是这样。除了对仗，诗歌还要讲究平仄，这些规律在唐代固定下来，以后都没有变。而最早奠定这一格律，就是在梁代的南京。
北方的政权可能在军事上比南朝强，但是文化上绝对是南朝强，而南京是南朝的首都，又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比如梁武帝萧衍，他的大儿子是昭明太子萧统，第三个儿子是简文帝萧纲，第七个儿子是元帝萧绎，他们统统都是诗人。梁武帝本人还和沈约、谢朓这些著名诗人结为八友，规定诗歌平仄格律最关键的工作，就是沈约他们做的。
皇帝擅长文学，提倡文学，所以全民好文。我来举个例子。当时南朝有个武将叫曹景宗，有一年他带兵北伐，打了胜仗，这在南朝是很少有的，皇帝很高兴，在宫里开宴会，叫沈约这些文人来写诗，写诗前要先“分韵”，选了一个去声韵，每人选两个字，作为韵脚写四句诗，大家肯定都是挑好写的字。曹景宗当时也在，人一高兴就喝多了，非要写诗，结果只剩下别人挑剩的两个字，“竞”和“病”，然后曹景宗就写了四句：“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这首诗写得很好，身为武人竟然写了这么好的诗，这说明南朝的诗歌水平普遍很高。这样的文化繁荣，就发生在我们南京。
六朝为唐诗打下格律的基础，唐朝国家富强，杜甫《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长时间的富强必然导致文化的发达，同时大唐帝国疆域非常辽阔，所以南朝诗人受到的地域限制到唐朝时就没有了，像李白就可以“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不仅可以游览五岳黄河，还看到了雪山、火山、热海、沸腾的湖泊，边塞诗就产生了，所以总体上说，大唐帝国作为富强的统一王朝，为诗歌发展提供了历史文化的背景。因此唐诗的繁荣不是偶然的。
三
唐朝没有文字狱，诗人的思想非常自由，所以创作繁荣
唐朝在文化方面的政策比较宽松，立国方针是儒家，此外李唐王朝认为老子李耳是他们的祖先，武则天又非常推崇佛教，所以儒、佛、道同样发达。当时在长安城里，有祅教也就是拜火教的教堂，有景教、摩尼教的教堂，所以诗人的思想非常自由，而思想自由是创作繁荣的一个基础。
唐朝把科举制发展起来，通过公开招考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唐代科举特别重视进士科，进士科考的就是诗赋，所以唐朝读书人都要努力写诗。此外，当时很讲究推荐，考生怎么才能得到大人物的推荐呢？要靠“行卷”，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卷成一卷，送给这些人看。所以大家平时也要多写诗，写出好诗给名人看，请他们推荐。
唐朝的科举虽然有很多规定，但也还算不拘一格。《唐诗三百首》里收录了一首《咏终南余雪》，就是当年的科举考试题，规定应该是写12句五言，祖咏这个考生只写四句就交卷了：“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按理是不合规范的，但是诗写得很好，所以他还是被录取了。
唐代诗人最大的特征是意气风发。李白就不用说了，“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敢对孔夫子直呼姓名。杜甫我们平时认为他是比较内敛的，其实一样自许甚高，“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把自己与古代的圣贤相比。孟浩然也狂放，一个叫韩朝宗的人要推荐他回长安做官，那天本来约好要动身，孟浩然来了一个朋友，一起喝酒喝得兴致勃勃，旁边人提醒他不能喝了，该走了，孟浩然说：“业已饮，遑恤它！”意思是，喝都喝了，还管那么多干嘛？
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就是唐朝基本上没有文字狱，诗人可以放心地写诗。杜甫《忆昔》里有一句“张后不乐上为忙”，当时的皇帝是唐肃宗，他是一个怕老婆的人，杜甫写的是，张皇后一不高兴，皇上就得忙了，这是在讽刺皇帝啊。再看白居易《长恨歌》，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也是借汉武帝在讽刺唐玄宗好女色。但是杜甫写这句诗，没人来找他麻烦，白居易写《长恨歌》，也没人来找他麻烦，后来唐玄宗的第七代孙唐宣宗还专门凭吊白居易，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说连小孩都会吟唱《长恨歌》，夸他写得好。
唐代有非常好的读者群体，没有哪个朝代如唐朝这样从皇帝到强盗全民爱诗
西方有一种文艺理论叫接受美学，认为一件文学作品，特别是伟大的作品产生以后，不但作者有贡献，读者也有贡献，是历代读者对作品的解读使它的意义更加丰富，是读者的接受把它从一般的作品中挑选出来，所以读者的眼光对文学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唐代就有非常好的读者群体。
我们从不同的社会阶层来看。首先是社会上层，唐朝的贵族喜欢诗歌，宫廷里经常举行诗歌大奖赛，百官都写同样的题目，交卷，然后评委在上面评，把淘汰掉的都扔下来，纸片像雪花一样飘下来，只留下最后的胜者，多么荣耀啊。有一次在洛阳龙门，武则天亲自主持诗歌比赛，东方虬的诗写得非常好，武则天赏给他一件锦袍，后来宋之问也交卷了，武则天觉得他的诗更好，就下令东方虬把锦袍脱下来给宋之问。唐德宗时，有一个诗人叫韩翃，写“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当时朝廷要选人才，皇帝点了他的名，但是名单里有两个韩翃，皇帝就说，当然是“春城无处不飞花”的韩翃！
上层社会如此，普通百姓又如何呢？《集异记》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在长安城的一个酒店里喝酒，三人都赫赫有名，他们写的诗都是当时流行歌曲的歌词，传得很广，正好隔壁有一群歌女，弹着琵琶在唱歌，三人就想听听都唱了谁的诗歌。果然歌女开始唱起来了，首先是王昌龄的，第二首唱的是高适的，第三个歌女唱的又是王昌龄的，王昌龄和高适就笑王之涣，王之涣说：“你们不要急，那个打头的歌女还没有唱呢。”结果那个女子唱的是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说：“怎么样？”三个人哈哈大笑，歌女们听到笑声，过来一看，发现是三位诗人，连忙下拜，说：“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神仙就在这里！”可见诗人非常受群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我再举几个例子。
白居易有广大的粉丝，当时白居易被贬到江州，他写给朋友的信里说，从长安到江州，三千里路，水行坐船，在驿站和船上到处都听到人家吟唱他的诗。白居易还有一个超级粉丝，连名字都被历史记载下来了，叫葛清，这个人迷白居易迷到什么程度？全身都纹着白居易的诗，还配上画，纹了30多首，前胸后背都刺满了，当时人称他是“白舍人行诗图”，就是流动的诗板。
中唐有个诗人叫李涉，在井阑沙也就是安徽安庆的皖口这里投宿，遇到强盗，当时正是安史之乱之后，社会动荡，强盗问他身份，他说是李涉，强盗问：“莫非是诗人李涉？”他说正是，强盗连说失敬，请他赠写一首诗，李涉就写了“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意思是：你也不用隐姓埋名，现在天下不太平，一半的人都跟你一样做强盗。这强盗很高兴，不但不拿他的钱，还送很多财物给他。 来源：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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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31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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