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宫白云 于 2013-2-6 14:10 编辑
“只有黑夜适合一颗干净的心”。我不能不引用江非的一句诗作为2011年度诗歌扫描的开始。
而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2011年诗歌显然是一件危险和“不靠谱”的事情。但是显然面对着一年来的诗歌这个庞然大物我又没有其他更为有效的方法。只能勉而为之，以点带面。此时已经进入了2012年！这些天北京出奇的寒冷，但是这仍然难以阻挡文学“年度总结”隆隆地脚步声和企图为文学“收成”做报表的急切的心跳声。当我作为个体的阅读者试图对2012年的诗歌进行“总结”的时候，惶恐和如履薄冰是难以形容我的复杂心情的。面对着这一年的诗歌，我好像是一个匆匆的夜行者，对暗夜一样的事物仍然难辩分明。我更像是一个如履薄冰的人，这看似明晰透亮和“客观”的“冰面”又怎能完全呈现脚下曾经的汹涌波涛。更不用说水底更深处的水草、游鱼、卵石还有更多隐暗的积沉层。
1．“寓言国”与“现实感”
面对2011年诗歌，或者再推进一步，面对着“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的诗歌，我们是继续失望还是有着新的期许？或者说，“诗歌正在离我们远去”的说法是否适用于高铁的加速时代和一个愈益“寓言化”的国度？或者说，我们的诗歌与“现实”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龃龉或“暧昧”关系？
从回车键到诗歌究竟有多远？从诗歌走到现实究竟有多远？这在一个文字练习者普遍缺乏敬畏的年代显然已经成了问题。
我们诗歌界这些年一直强调和“忧虑”甚至“质疑”的就是，指认现在的诗歌写作已经远离了“社会”和“现实”。里尔克的名言“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在今天的中国是否还适用？尤其面对着2011的诗歌，诗歌和诗人与“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当诗人作为一个社会的生存个体，甚至是各个阶层的象征符号，当他们的写作不能不具有伦理道德甚至社会学的色彩，那么他们所呈现的那些诗歌是什么“口味”的？我想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因为任何企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具备一个能力，那就是你的阅读量。11月1日，谢冕与洛夫在深圳对话批评自朦胧诗以来诗人们在自我的世界里越走越远，社会担当的缺失已经成为当代诗人的痼疾。还是接着上面提到的问题，2011年的诗歌和诗人与“社会”和“现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二者发生关系的结果是怎样的？诗人是用什么“材料”和“成分”构建起的诗歌的“现实”？进一步需要追问的是这些与“现实”相关的诗歌具有“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吗？
面对2011年轰轰烈烈的在各种媒体上呈现的离奇的、荒诞的、难以置信社会事件和热点现象，我觉得似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寓言化”的时代。换言之，中国正在成为“寓言国”。首先应该注意到目前社会的分层化和各个阶层的现实和生存图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多层次性，越来越具有差异性。甚至这种复杂和差异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诗歌写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能力。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和个体命运的复杂程度早已经远远超过了诗人的虚构的限阈与想象的极限。诗人所想象不到的空间、结构和切入点在日常生活中频频发生，诗人和作家的“虚构”和“想象”的能力受到空前挑战。由此，面对各种爆炸性和匪夷所思的社会奇观一般读者是否还需要诗歌甚至文学刊物？
这个时代所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问题和事件（可能是个别的）确确实实发生了，但是它们又几乎超过了作家和普通个体的想象和理解承受能力。一个新的天方夜谭的时代已经来临。“天方夜谭”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社会事实。而这几乎涵盖了文学所能涉猎的任何题材，政治、战争、职场、经济、民生、官场、传奇、婚恋、底层、打工、农村、玄幻、穿越等等。当本·拉登和卡扎菲被击毙登上世界各个媒体头版头条，当紧随其后的本·拉登和卡扎菲的私人生活和房间中的各种黄色光碟被曝光的时候，还有什么文学本能与之相抗衡？无论是“河南性奴隶”、“官员悬浮照”、“温州高铁事件”、“谣盐”、“郭美美”、“小悦悦”、“苍井空”、“小伊伊”，还是“微博打拐”、“萝卜招聘”、“万人签名赦小贩”、“网审药家鑫”、“天价酒单”、“围观开房”、“地沟油”、“染色馒头”等等，似乎我们离寓言化的“中国现实”越来越近了。尽管从诗歌的功能性来看，尽管还不能有“扫地老太太体”、“咆哮体”、“私奔体”、“高铁体”、“淘宝体”、“蓝精灵体”、“混搭体”、“本山体”、“凡客体”等流行的网络体的“社会学”力度和“围观度”，但是从2011年的诗歌整体上而言与社会热点焦点度话题、热议现象、重大活动和民生问题有着密切关系的诗歌数量是相当大的。至于诗歌“海啸体”、“微诗体”据说引起网友竞相模仿和传播多少有诗人炒作的嫌疑。而“7·23”动车追尾事故后，出现了大量的对此事故和相关社会问题予以反馈和热议的度诗歌。《诗歌月刊》在第九期还推出了“7·23动车事故诗抄”专辑。
加之各个地区大大小小的“地方化”的文化软实力的角力和宣传活动也需要文学和诗歌的鼓吹，诗人们似乎与“现实”的胶着关系从来都没有如此贴近和激烈过。这是好事，但也存在不小的危机。但是是否如一位诗人所偏激地强调的“足不出户的诗歌是可耻的？”实际上，诗人和现实的关系有时候往往不是拳击比赛一样的直来直去，而更多的时候是间接、含蓄和迂回的。显然，中国当下的诗歌更多是直接的、表层的、低级的对所谓现实的回应。“足不出户”并非与现实不发生关系。“出户”的诗并非就一定能与现实发生关系。人们似乎忘却了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无论是大面积涌现的城市题材还是乡村题材，都出现了写作的双视角和多视角。换言之，写作者更多是从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角度进入乡村、进入城市。单纯的、绝缘的乡村写作似乎已经消失。而2011年写作乡村（乡土）的诗歌中，雷平阳的《穷人啃骨头舞》和王琦的《滦河边，金钩屯》相当具有代表性。我甚至不知道王琦是怎样的一个诗人，但是如此深刻地呈现、还原和象征性、寓言化地抒写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时代的乡村之作确属成功之作——
“金钩屯也笨，是榆木脑袋的笨/有些村只剩下摇摇晃晃的天空/把土地卖给工厂，领工资。而金钩屯连一个/外出打工的都没有，死守着滦河不断污染的稻田。/用最笨的方法插秧/用最笨的方式收割/每天都用最笨的大水桶/在河边排开，洗衣、淘米、吃力地把水桶提到高处/在这笨得让我心慌的地方/我的三间茅草房/太不起眼的茅草房/寒风一吹就能吹到河边的茅草房/一句话也没有/这样笨的一条河，笨到不忍心”。
2．“仿真性”与“同质化”
由此，我们必须正视每年各种纸质刊物发表的诗歌数量已经可观，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发表的诗歌在谱系学或光谱学上来看具有很强的近似性，甚至具有相互替代的重复和生产性。这在2011年的诗歌写作中已经成为了相当普遍的现象。
当我们一再抱怨诗歌远离了读者，诗歌越来越边缘化和“个人化”，可充满悖论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泛诗”或“仿真诗”的时代。无论是楼盘广告、政治宣言、商品广告以及各种反应社会焦点和民生热点的“民意”都往往是通过各种打油诗和仿诗歌的形式出现。新媒体的无限拓殖性和各种纸质诗刊（很多文学刊物都推出“下半月刊”，甚至推出旬刊）的大面积出现，似乎显示着诗歌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已足够令人乐观。各种级别、资源和渠道的诗歌活动、诗歌节以及奖金成倍增长的诗歌奖似乎都令诗界同行们足够鼓舞。2011年，诗歌活动、会议的频繁度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们看到一个个诗人和批评家真正成了赶场的“在路上”的形色匆匆者。本年诗歌界流行的一个词汇就是“出场费”。无论是诗人还是批评家对此心照不宣。诗歌批评和诗歌活动正在成为一种显豁的文化资本。
看起来正常甚至繁荣的诗歌生态却难以掩盖一个诗歌苍白无力的时代。换言之，诗歌的热度和产量与质量之间的反差也足够令人瞠目。尽管南方日报、中国诗歌流派网、非非、撒娇、第三极、诗参考、芙蓉锦江、大河网等报刊媒体都推出了各个版本的年度诗歌“十大事件”，但是2011年确实是缺乏轰轰烈烈诗歌“事件”的一年。我想这恰恰应该是诗歌的常态。2011年10月6日，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可争议地成为诗歌热点。包括北岛、李笠、于坚、王家新、蓝蓝等诗人的相关访谈和致敬文章显示了这位中风多年的杰出瑞典诗人与中国诗人之间的渊源。年底即将结束的时候，臧棣以九万字的长篇言谈《北岛，不是我批评你》对北岛的批判引起了诗歌界的广泛关注甚至哗然。而早在8月北岛回国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期间，李笠就撰文对北岛的“妥协”进行了批评。而实际上臧棣并非单单批评了北岛本人，而是也同时指向了国内的文学批评界以及写作身份、文学史、文化场域等诸多方面。而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界同仁更多是充当了旁观者，他们似乎对此难以置喙。确实，面对着北岛和臧棣这样的诗歌办的重要人物以及背后更多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文学场域（如诗歌的物欲化、诗人抵抗意识的丧失、政治诗学、文学知识分子、犬儒哲学），人们试图做出臧否和表态有些难度。而批评的鸵鸟哲学和犬儒主义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本年度的诗歌看起来波澜不惊，但是当我们深入阅读各种刊物和博客、微博上的诗歌，我们会发现一种精神事实。这种精神事实却呈现为两个端。一个极端就是诗人普遍存在的“懒散”的状态，换言之他们已经逐渐或正在丧失诗歌言说的能力。好像已经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刺激他们的神经和内心，他们只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文本充斥大量的“知识”和“引文”。这种类型的诗歌写作已经偏离了诗歌的“别裁”本源。另一个极端就是仍然有数量惊人的诗歌指向了所谓的社会现实和敏感事件，高铁事故、乡村悲剧、留守儿童、工厂血泪、就业无门、讨薪无果、中产麻木、社会不公成为他们诗歌中频频造访的主题。这些诗歌中优秀之作稀少，更多是带有“仿真性”的新闻播报体和打油诗的廉价替代品。
由此，就2011年的中国诗坛，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中国诗人成了旅游见闻者、红包写作者、流行吹鼓手、新闻报道者、娱乐花边偷窥者、“痛苦”表演者、国际化的“土鳖”分子、翻译体的贩卖者、自我抚慰者、犬儒主义者、鸵鸟哲学崇拜者、征文写作者。话说回来，我们的诗人学会了抱怨，也学会了撒娇，学会了演戏，学会了波谱，但是就是没有学会“诗人”的“良知”。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甚至国际的、全球的诗歌奖把诗人们宠溺坏了。
而当我试图从“主题学”或者“同质性”的视野来进入2011年的诗歌写作，我也感到了这甚至有些不可能，因为诗歌的好坏优劣和题材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凭着对新世纪以来十年的诗歌阅读经验，对一年内的诗歌在诗歌主题上来一次检测？比如底层、打工、农村、城市……当我翻阅了大量刊物之后，我最终发现了一些诗歌（数量绝不在少数）与“乡村”、“乡土”以及“乡愁”、“还乡”（更多以城市和城乡结合部为背景，回溯的视角，时间的感怀，乡土的追忆）有着主题学上的密切联系。而这么多在谱系学上相近的诗歌文本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而这些“同质性”的诗歌又是来自于国内那么多的期刊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我想这并不是编选者或者期刊趣味“或者”标准问题，而是牵涉到当下诗歌的生态和诗人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规避的“现实”——阅读的同质化、趣味的同质化、写作的同质化。无论是政治极权年代还是新世纪以来的“伦理学”性质的新一轮的“题材化”写作，我们一再强调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诗人要介入、承担云云。但是我们却一直是在浮泛的意义上谈论“现实”，甚至更为忽略了诗歌所处理的“现实”的特殊性。但是，当新世纪以来诗歌中不断出现黑色的“离乡”意识和尴尬的“异乡人”的乡愁，不断出现那些在城乡结合部和城市奔走的人流与不断疏离和远去的“乡村”、“乡土”时的焦虑、尴尬和分裂的“集体性”的面影，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作为一种分层激烈社会的显豁“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对这些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们的影响。由这些诗歌我愈益感受到“现实感”或“现实想象力”之于诗人和写作的重要性。我想说的是，当下尤其是2011年的诗歌不是离“现实”太远了，而是“太现实了”。尤其是在一个加速前进的“新寓言”化时代，各种层出不穷的“现实”实则是对写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试图贴近和呈现“现实”的诗作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相应的具有提升度的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具有理想、热度、冷度和情怀的诗歌却真的是越来越稀有了。更多诗人浮于现实表层，用类似于新闻播报体和现场直播体地方式复制事件。而这些显然是在借用“非虚构”的力量引起受众的注意，而这些诗歌从本体考量却恰恰是劣诗、伪诗和反诗歌的。诗人们普遍缺乏的恰恰是通过诗歌的方式感受现象、反思现实、超越现实的想象能力。换言之，诗人试图反映现实和热点问题以及重大事件时，无论从诗歌的材料、构架、肌质还是诗人的眼光、态度和情怀都是有问题的。普记得2009年，在北京的一位艺术家徐冰用废弃的钢铁、建筑垃圾等材料打造成了两只巨大的凤凰。这本身像是一场诗歌行动，时代这只巨大“凤凰”的绚烂、飞升、涅槃却是由这些被主废弃、被抛弃、被搁置的“无用”、“剩余”事物构成的。这就是诗歌的真实、艺术的真实。讽喻性的诗歌写作已经逐渐成为带有伦理化倾向的一种潮流和趋势。
在新世纪以来，打工和底层越来越成为社会学和文化诗学上越来越主流的词汇，这种写作途径越来越成为无论是官方还是所谓的民间不约而同摇旗呐喊的大旗的时候，我想这种写作带给我们这个时代甚至文学本身的除了一部分有意义之外，更多的却是需要重新的反思和检视。人们对此种类型诗歌的语言、技巧和结构已经不闻不问，只对诗歌题材中具有社会性、伦理性和阶层性的内容予以高强度的关注和阐释。
也许在这个时代谈论诗歌理想多少有些令人生疑，或者起码有些娇情，但我想诗人必须具备写作的诚意——不管你写作什么题材类型和什么风格的诗。在诗歌中我们不仅要看到一个生命的历史以及想象，还应该感受到一个人的血肉、骨架、呼吸和灵魂。我非常认同诗人禾谷所说的“我一直对那种虚幻的乡村镜像保持着足够的警惕”。确实，在当下诗坛甚至小说界我看到了那么多虚假的乡村写作和底层的写作。当诗人开始消费泪水和痛苦，这更是可怕的事情。或者视野再推进一步，在一个愈益复杂、分化以及“去地方化”和“去乡村化”的时代，诗人该如何以诗歌的方式予以介入或者担当？正如一位异域小说家所说，“认识故乡的办法就是离开它；寻找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的心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寻找它。”这是必然，也是悖论。
说到文学生态，说到2011年诗歌所呈现的“同质化”倾向，就不能不涉及刊物，编辑对写作者和读者无形中的“培训”和“塑造”功能。尤其是那些“大牌”刊物和“国刊”（当然，在那些持有“个人”和“独立”立场的写作者而言他们从来都不认为存在什么刊物的级别和重量）。显然，传统意义上的纸质媒体在“编辑”和“审稿”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总体的风格，选择标准或者基本的“底线”。有人说编辑队伍是“老化”最严重的，我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个判断。刊物的“风格”作为一种持续性的要求和惯性“气质”，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会保障诗歌的质量和刊物的“个性”，但是这种期刊普遍存在的“气质”、“风格”和“个性”显然会对与之相悖或者具有差异性“风格”的诗人诗作形成搁置甚至遮蔽。我们不能不承认，阅读者越来越呈现为专业化和圈子化。或者说，写作、阅读和批评都越来越在“自话自说”且“自以为是”。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就有些好诗写得就不像“诗”。显然，很多刊物都会不同程度地将这些“不象样的诗”阻挡在门外。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尤其是国家期刊的用稿标准会对写作者、阅读者和批评者形成巨大的“塑形”作用。其中刊载的诗歌无形中已经成了很多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仿效的“样本”，诗歌趣味和写作的“同质化”问题就出现了。这也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诗歌写作的“同质化”倾向，而这个不良的现象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或者说这种“题材类同化”、“表达超同化”、“意识社会化”的诗歌写作现象的出现不能不反映了诗人身份的复杂性以及生存压力和影响的焦虑，当然也不能排除作协系统、评奖标准、主流趣味、刊物口味所一起形成的对持歌写作者尤其是年轻写作者们的重要影响和“规训”。再进一步，由“同质化”的诗歌写作我们必须面对另外一个重要的层面——阅读。由这些文学期刊每年的发行量（有的每况愈下，发行量已经难以示人）我们要说我们读者是谁？读者群的“成分”？流失的读者哪里去了？尤其是对诗歌刊物而言，其阅读者无外乎诗人、诗歌习作者、批评家和各大高校院所的一部分学生（更多是与文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小阅读”，或者说这种阅读带有小范围内的“专业化”倾向。而更令人堪忧的是各大期刊不仅形成了写作者的“同质化”，而且也对阅读者和研究者形成了带有同质化倾向的阅读趣味和评判标准。实际上，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而其结果就是每年下来，在汪洋般的诗歌大海上，能够真正站立的岛屿般的诗人，寥寥无几。我们是否也会由此引发这样一系列追问：我们是否进入了“纯文学”试微的年代？
3．“自媒体”、“跨界”与“微阅读”
一定程度上还要感谢“主流媒体”尤其是网络新媒体和博客、微博以及手机等“自媒体”的开放度和“水军力量”。很多热点问题都是在媒体和直播平台最先引发围观的和热议，似乎网络民主的呼吁正在频频敲门（当然网络以及“网络”民主自身不具有复杂性，也具有不可避免的负面性和欺诈性）。而这种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和差异性实际上并非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历史事实。而我们普遍忽视了最为重要的就是媒体的力量。这就是从1960到1970年代的“地下”刊物，从10980到1990年代的“民间”刊物，从2000年以来的网络、论坛和电子邮箱以及手机平台，从2005年以来的博客空间直到最近几年的微博世界以及一些民主“异议”分子、青年人猎奇下的通过特殊手段的网络“翻墙术”，还有大量的各个电子媒介空间的社会性、民生性、消费性、娱乐性等爆炸事件新闻的对主流的“CCTV话语”的补充与丰富。这都让任何一个普通人看到了一个巨大地理空间上年天所发生的那么多的惊天事实和“非虚构”文本。正是媒介和“电子”的力量，众多在以前不可能被沉默的大多数所知晓的各种社会现象终于能够每天及时性地传递和互动，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和文学似乎已经难以与读图屏时代的电子化力量相抗衡。更为可怕的还在于从写作伦理学的角度被视为人类良知的作家他们的认知空间、写作能力、修辞美学和想象能力已经被这个不断加速前进的全媒时代成为不可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更多诗人的个人化的想象力已经远远跟不上瞬息万变的各种“惊天动地”的关涉社会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个人事件和冲突。那么当诗歌已经无力对社会事实和更为繁复的精神事实与想象空间作出合理和及时有效的呼应和回应的话，诗人就不能不遭遇到尴尬的地步。或者简而言之，“诗歌”如何能与“新闻”和媒体相抗衡或者发生特殊的合作关系？据此，我们可以发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折“非虚构写作”和“新新闻主义”无论是从写作者的身份到写作方向的调整都与记者、“新闻”工作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换言之文学与“新闻”之间的“紧张”或“互动”关系从那时候即已开始。当“新闻”都出现了松动与变化，文学的命运自然大同小异。实际上，新闻并非是完全客观的，而是因为各种社会力量和主体的介入呈现出被塑造的特征。而在社会分层愈益明显、社会现象和民生问题愈益显豁的语境下，网络、博客以及微博等迅捷自媒介和“新闻体”效应对诗歌写作、诗歌刊物和诗歌接受都构成了某种挑战。而这种挑战也不能不影响到对传统意义上诗歌的诸多重新认识甚至反拨，从而也随之出现一系列变化、变体、跨界和调整的过程。或者这是否是一个诗歌遭遇更多的挑战和“文学性”高度扩散甚至消弭的年代？由此，我们是否该重新思考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和诗人以及阅读、世界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是否该重新反思，我们对“诗歌”的理解是否足够宽阔？目前的诗人是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坚持着精英知识分子的惯性“幻觉”与那喀索斯一样的自然我迷恋？而多年来“圆滑”“令人舒服”的缺乏真实感、摩擦感和痛疼感甚至原生粗砺感的文学趣味是如何形成的？
在一个社会分层激荡以及全媒体和自媒体（博客、微博、直播）的“灌水”和“围观”的“微”时代，似乎无论是诗人的人数还是诗歌的数量我们都有难以置喙之感。这让我想到了一首关于“网络中国”的词（临江仙）——“全国人民来灌水，/管他狗熊英雄。/嘻怒笑骂转空头，/帖子依旧在，/几块板砖红。//各种PAD一起上，/急了就用IPHONE。/@你我喜相逢，/辛卯那些事儿，/都在网络中”。文学期刊和纸质媒体已经不能完全具备承载各种类诗人的写作“自由”、发表“民主”和诗歌“个性”和“自由”的空间。那么当这种空间被一定程度上转移到民刊、网络论坛，尤其是博客和微博上，这无论是对阅读还是对于批评都提出了相当的挑战。面对着2011年的诗歌，尤其是诗歌写作者与网络、博客以及智能手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诗歌的写作、发表和评价途径因此发生变化，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新媒体”的出现是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诗歌生态（包括文学生态，目前出现了很多以“博客”为主要资源的刊物）？是否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正规”渠道和“主流”系统的诗歌美学与评判标准？
网络不可能改变中国诗歌发展的基本格局，网络只是作为一种新媒介的方式使得诗歌写作、发表和传播愈益快捷。这使得任何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话语权力。但是网络也使得众多更为年轻的诗歌习作者空前缩短了诗歌写作的“黑暗期”和“沉淀期”，他们对诗歌的敬畏心理正在空前淡化。当然并不是诗歌写作有多么神圣，但是显然诗歌的精英化和知识分子传统正在遭受到挑战。与此同时，网络也使得快餐化、一次性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泛滥。随着新媒体（用户三亿）、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的出现，诗歌生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是值得注意和反思的是有些研究者和诗人就此为网络喝彩并声称什么网络诗歌引领了诗歌的复兴显然是片面夸大了网络的作用，显然也是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
随着新媒体、自媒体以及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和迅捷化，诗歌的“跨界”表现越来越明显。2011年的《人民文学》推出的“新乐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思诗歌的功能以及诗歌的类型。诗和歌的关系思考以及对一般和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概念和趣味的拔正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无论是周云蓬作为诗歌小组、曹克非的“诗歌剧场”，都一定程度上回归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耳感”源头。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兼导演、编剧的从容所策划的深圳的“中国诗剧场”（2011年第二届中国诗歌剧场的主题是“穿越百年”，邀请了江非、吕贵品、从容、安琪、潇潇等国内四十多位著名诗人和六名编导进行创作）。“中国诗剧场”呈现出诗歌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多元可能性，并且对传统意义上的诗歌视界予以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和拓殖。尤其是诗人从容策划的“中国诗剧场”，在国内属于首次用诗歌（原创）与舞台（灯光、布景、道具、空间）和戏剧（音乐、舞蹈、形体、身体）结合的方式通过特殊的“诗剧”的方式使得诗歌的表现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中国诗剧场”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诗歌朗诵会，也不是简单地将诗歌放在舞台上，而是通过极其多元的渠道拓展了诗歌传播的空间，使得诗歌与大众之间有了最为紧密的结合。这使得诗歌回到了创生的源头，真正实现了大众化的先锋性。同时，“中国诗剧场”使得诗歌在声音、音响、视觉和动态的空间的互动中使多年来诗歌的私化、学院化以及“无声化”和“无受众”的痼疾得到拨正。而“新诗实验课”以及“词场？诗歌计划2011”活动也都呈现出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互动。
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盛行，不能不使得诗歌生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微阅读”。在我看来“微阅读”涉及几个层面：面对数量极其庞大并且每一刻都在激增的各种媒体介质上的诗歌，任何一个阅读者和批评者的视野也阅读量都显得微乎其微；现在阅读的发生已经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电子阅读，论坛、博客、微博成为阅读最为集中的空间；阅读传统纸质刊物的读者越来越呈现出了小圈子化、知识化、专业化，甚至这种阅读人数也是非常微小的。这种阅读实际上是一种“伪阅读”，换言之读者更多是专业人士构成的（写诗的、评诗的）。
4．“多层次”与“旁落物”
值得注意的，2011年呈现了诗歌写作的三大群体（还可能更多）。换言之，诗歌写作构成的多层次性已经很明显。
一是那些出生于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的诗人诗歌写作越来越扎实、深入，似乎写出好的作品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难事。我不能不列出一串名单，尽管这非常费力不讨好。柏华、林莽、林雪、徐芳、海男、梁平、王小妮、池凌云、荣荣、潘洗尘、雷平阳、伊沙、侯马、王夫刚、苏历铭、树才、李亚伟、宋琳、孙文波、多多、臧棣、安琪、从容、李少君、东篱、张凡修等人不仅在个人经验的呈现上而且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上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而江非、江雪、廖伟棠、沈浩波、朵渔、邰筐、徐俊国、巫昂、朱剑、王有尾、横行胭脂、李小洛、哨兵、淡雅丽、花语、唐小米、丁成、熊焱、肖水、郑小琼、符力、叶丽隽等青年诗人的写作路向却更为多元。浮躁之气在这些诗人身上已经消泯，他们更多地呈现了生存的难度、人性的深度和现实的广度之间的巨大碰撞，这些文本所构成的现实令很多批评家们陌生。但是无论是缪欧婧和朱夏妮这样的中小学生（值得关注的是广东的小学生诗歌节），还是像辛酉和东南篱笆这样早逝的诗人，还是像欧逸舟、谢小青、苏笑嫣、原筱菲、梅花驿、梅花落、八零、西原、曹谁、西毒河殇、阿紫、夏春花、蚂蚁背粮食、乌鸟鸟、那嘉、埂夫、子禾、李林寒、二丫、余味、余刃、余毒、麦豆、麦岸、刘梦、暗房子都值得关注。自海子辞世、每三代诗歌落潮和19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期，中国的长诗写作不仅落寞而且出现了少有的危机。但是，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似乎是多年来长诗写作成绩不俗和迅速提升的一年，无论是江非的《我们还能干什么》、伊沙的《蓝灯》、路也的《心脏内科》、柏桦的《晚清笔记》、池文波的《长途汽车上的笔记》、《长途汽车的笔记补遗》、雷平阳的《春风咒》、车前子的《乌托书》、黑枣的《小镇书》、梁晓明的《死亡》、胡弦的《葱茏》、朵渔的《大雾》，还是王明韵的《长爱歌》、谷禾的《少年史》、大卫的《一个人的气节》、熊焱的《与父书》、郑小琼的《玫瑰庄园》、芦苇岸的《空白带》、税剑的《瘟疫世纪》、冉冉的《公共汽车上的几十个人》、王夫刚的《山河仍在》、陈先发的《写碑之心》、刘立云的《火器营》、侯马的《七月诗章》、周难的《新街口灵事件》、徐慢的《箱根公园革命事件》、三墨的《一个城市六十年的另类记忆》等长诗无论在个人经验、想象空间、结构肌质、语言能力，还是在个人内心与历史和时代甚至家族的摩擦、回溯、直面和碰撞中都展现了当代中国的诗人的精神事实、“新世纪”的现实场域和历史的诸多“惯性遗留”。
而无论诗坛如何噪杂，诗歌史的工作不会停息。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组织编选，著名诗评家谢冕担任总主编的大型中国新诗选本《中国新诗总系》的出版无疑推动了百年新诗的总结进程。“总系”收录了1917~2000年间的新诗四千余首，以每十年为一卷，另设“理论卷”和“史料卷”各一卷，共计十卷。而谢冕所撰写的“总序”和各分卷主编所撰写的“导言”无疑构成了一部特殊的新诗史。这也与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大系”形成了历史的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2011年诗坛我们不仅发现了仍然有些人试图做“后退”的先锋主义者。仍然有隐逸的自铸个人冷暖的清音者，而且几乎更多的诗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向生活暗处、生存的漩涡和时代的冰山投注了目光。这仍然是一个存在着伦理化写作甚至“泛政治”的写作的年代。这个时代可能不一定需要与风车大战的勇士，但是肯定需要那些敢于说出“真话”的诗人。
不言自明的原因在于纸质媒体刊发的诗歌毕竟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诗歌只能在此之外的电子媒体上发表，尤其对于那些“无名”诗人、年轻写作者和“先锋”、“异议”的写作者们而言更是如此。我注意到有些写作水准相当高的诗人竟然很少甚至几乎不再（不愿意还是不被接受？）“连续性”出版物上发表作品，而更多是通过邮件和博客的方式“自我娱乐”。
我向那些被“旁落物”以及因各种原因继续被忽视的优秀诗人们致敬。这不是安慰的虚托之辞。说句心里话，我向那些仍然彷徨、仍然分裂、仍然有些愤情的诗人们致敬！向那些曾经心怀诗歌理想却在本年度英年早逝的诗人致敬！在一个所谓不断加速度“前进”的时代，心存真诚和敬畏地做一个不断后退的先锋主义者。确实，有时候或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逆流而上和顶风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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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6 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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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13 2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