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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就那么回事
——读李亚伟《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
黄土层
读诗，可以切入人也可以切入诗。切入人是为了切入诗，切入诗还是为了切入人。这种类似死循环式的文字表述，不过想说明诗与人的密切关系以及最终的阅读目的。李亚伟是“第三代诗歌发起者和代表诗人之一”，但第三代之后呢？他就下海了，经营起了餐饮文化公司。餐饮做到文化层面，貌似物质基础和上层基础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但毕竟做餐饮不是写诗歌，而是将文化理想实实在在地扎根在饮食男女之中，并且要承担巨大的经营风险。人类的胃与心脏的距离，也就是饮食与诗歌的距离。由于不知道李亚伟后来的精神海拔和心路历程，我们就无法进一步追踪李亚伟的距离了。餐饮与诗歌之间，是苍茫的，充满了人间烟火和个人路径的曲直，在人与诗的互证求索之路上，我们只好止步，还是回来读读《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这首诗歌吧。或许能寻找到一些什么。
这首诗几乎通篇用揶揄的口气写古人，也即古代文人。苏东坡是其代表，其他文友或同僚在诗歌里若隐若现。题目叫“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可不是画在画板上一张画，而是流动的风景，类似于记者摄影。全诗七节，每一节都是一个镜头。古人说丹青难写是精神，诗人则不同，每下一笔出一句诗，都抠出了灵魂的一颗粒子。被抛入风中之前，一直闪耀不休。
1、2、3节画面的焦点是文人的衣袖。鞠躬、作揖，打拱以及书写、咳嗽、偷笑都离不开这宽大的衣袖。衣袖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衣袖，古代文人还是文人吗？还是古代的人吗？这衣袖是标志性饰品，也是难以突破的界限。自由本是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出于生理反应的咳嗽都不能任性肆意，还得“和七律一样整齐”。可见其制肘和拘束。
“他们鞠躬
有时著书立说，或者
在江上向后人推出排比句
他们随时都有打拱的可能……”，
别小觑了这个“有时”一词，“有时”以及“随时”见出了文人的尴尬和窘态。主业是“鞠躬”和“打拱”，副业才是著书立说。到江上推出排比句的“豪放”，则类似于“放风”。有在江上一生“放风”一生推出排比句而不回到“衣袖”和“礼仪”里来的人吗？除了隐士，怕这样的文人很少了。说“毛笔太软，而不能入木三分”则是一个委婉的嘲讽，否定“毛笔本身的锐利性”连文人自己都不信，所以才借助宽大的衣袖，偷笑。
4、5节写文人更见性情的东西：恋爱和纳谏。但结果是很不理想的。古代文人缺少现代人那种痛快淋漓的敢爱敢恨劲，而相对猥琐。他们发乎情止乎礼，将自己的心性压抑着，以看山看水，聊以寄情，以浊酒一杯还酹江月及这短暂的一生。文人似乎自古就有针砭时弊匡正天下的雄心壮志，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向皇帝进谏。往往九死一生，仍然抱着死谏之决心，以完其志。即便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也在所不辞。
6、7节进一步说明古代文人的能耐。文人就那么回事！写毛笔字，看风水，作赤壁赋，吟杨柳岸晓风残月，位卑未敢忘忧国，对沦陷的国土写凉州词边塞诗。他们很善于抒情，酒就是赋比兴的引子，若当一个保民一方的县令往往口碑极好，平安无事，一旦心事想大了，管事太多了，动了皇帝或朝政里各上级官员的痛感神经，命运往往不是杀头就是贬谪。甚至一贬再贬。而那些“伤感的宋词”里，含辙和韵着多少啼笑皆非的人间泪水。
就说苏东坡吧。1037年1月8日出生于四川眉州眉县，20岁首次出川赴京赶考。翌年，参加礼部考试，得第二。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因父殁，丁忧三年。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朝中许多师友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纷纷被迫离京。苏轼也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结果，便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未满三月，就因“乌台诗案”锒铛入狱。苏轼坐牢103天，濒临被砍头境地。多亏了宋朝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旅途劳顿，幼儿不幸夭折。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此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被再贬至更远的海南儋州(九死蛮荒吾不悔,兹游奇绝慰平生)。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御赐号文忠（公）。故有“历典八州，行程万里”的荣誉之称。
纵观苏轼在人间的64年，自为官的1061年算起，整整四十年的仕途之路，他哪儿学会了做官？本着一颗爱民之心和单纯学心，沉浮在古代官场里，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是在黑暗政治的间隙，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马上就被时代的风浪卷去。他的朋友们无不如此，苏轼可谓代表。
李亚伟先生正是看透了文人的纯粹和无用，用类似漫画的手法选用了七节诗歌，勾勒出了古代文人的人间悲喜剧。其中的喟叹和无奈早已荡尽了伤感的色调，变得冷静和散淡。那么，古今文人处境有什么差别吗？或许是看到了这一点，李亚伟先生才弃诗歌而去，干起了餐饮业。你可以说他是弃文从商，与中国文人拉开了距离。也可以说李亚伟先生是诗隐隐于商。做菜谱与做诗歌也殊途同归了。
文人就那么回事。看透了，就不用纠结了。 | 
发表于 2013-2-21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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