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启代 于 2013-2-24 21:23 编辑
“鸣访名谈”之马启代——
马启代：戴着镣铐的文字舞蹈
→ 马晓鸣（首席记者、作家）
→ 马启代（诗人、诗评家，“大墙诗教”倡导者）
→ 2013年2月12日
马晓鸣 马启代
毋庸讳言，在不自由的状态下所秉承的自由才是有真义的自由
● 判刑入狱4年，您在狱中创作诗歌600余首，身陷囹圄，您是如何做到在不自由的状态下自由写作的？
马启代：桑恒昌先生曾在赠我的诗中写到：有的人进去，少了骨头，有的人进去，多了骨头（大意）。我也曾写道：有的人进去，是因为太卑劣，有的人进去，是因为太高尚；卑劣也罢，高尚也罢，进去都不是最后的结论。身陷囹圄，当然是不自由，但写作如不自由，如何还能称为写作？它是最需要心灵和精神自由的行为啊。
狱中三年多，第一年在看守所，不让看书看报，法律的书也不让看（本来答应给我本汉语字典，也未成，不然我相信自己能大致背下来），因此，只能像莫言说的，用耳朵阅读，读到的还都是墙外读不到的内容，那都是尊严和生命的书写。所以我628首诗全部写于在监狱的两年零二十天里，这里还要去除“出入监”的一个多月。最初入监，只能学习“行为规范”和军训，也是不能看书写作的。如果我把你问的“自由写作”狭义地解释成“如何能写作”来回答的话，那就是通过努力，还有些人了解我，我被安排到监狱报纸的编辑岗位上，一直干了下来，监狱还为我开设了“岱下新语”专栏，总共写了28篇（当然，我践行了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信条），这是可以拿出来的东西，虽然很多遗憾。有电脑，可以在警官监督下查阅资料，因为推广诗教，还阅读到了“网络诗选”上很多朋友的新作，有些作品经审查还可以寄出来（最后如何全部带出来那是有故事的），我想，如果你说的“自由写作”是指这一层意思，我在全国的服刑人员中可能是相对“自由”的。当然，许多属于利用了“职务”之便。
我是天性热爱自由的，不是主流话语层面那种被篡改的“自由”。而且，身越不自由，心愈要自由。那种写作，时刻要面临审查、甚至永久删除，那种恐惧和担心不是体制内的作家所理解的。毋庸讳言，在不自由的状态下所秉承的自由才是有真义的自由。这当然是指另一层意思。
正是因为诗可以救赎灵魂，所以我倡导可以救己也可救人的诗教
● 服刑期间，您积极倡导“大墙诗教”，并参与了全国司法系统首部“大墙诗教”理论和实验教材两书的编写，能不能介绍一下“大墙诗教”的具体内容？
马启代：这是一篇大文章，只能简单地说。我感到没有虚度这几年光阴的地方，一是自己的诗歌创作出现了第二个高峰，另一个就是推动监狱实施了“大墙诗教”，而且把带有真正人文色彩的东西植入了我国的刑狱理念中，如果剖析这一活动，切片上会有许多值得记入监狱史的东西。其中的坚持、妥协、付出等值得我一生铭记。
什么是诗教我就不说了，“诗教”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汉代人作的《礼记•经解》中，宋以后进一步被权力意识所异化。我所推动的“大墙诗教”在理论上应当是最前沿、最完备的，而且我努力剥离着纯“道”的功能，在强化美学功能的同时嵌入了人文思想的优秀成果，希望会有有识者挖掘利用发扬光大。我是坚信这一点的。
在全国监狱系统开展“大墙诗教”的60余家监狱中，泰安监狱是继上海提篮桥监狱、黑龙江哈尔滨监狱后第三个“大墙诗教”的中心。“泰安模式”的影响走向了全国，诗报诗刊发至500余家监狱，几千服刑人员来稿，在理论上有“四个突破”，标志着“大墙诗教”由“三个中心”时代进入“三个模式”的新时期。
我就说几个要点吧：
一是“大墙诗教”的概念。大墙诗教是以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稳定监管秩序、预防重新犯罪、培养服刑人员的高尚人格精神为根本目的，以诗歌学习、欣赏、创作、交流为基本手段，结合监狱教育改造服刑人员的其他手段（例如文化课、思想课教学、亲情帮教、心理矫治等），通过提高服刑人员的情感认知水平、审美情趣和良知感应能力，进而潜移默化地改变服刑人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实践活动。这是一个包容性、妥协性的、可以被临时使用的定义，为了在实践上不至偏离我心中的方向，还有几个重要的论述。
二是“大诗教”观的提出。“大诗教”观更倾向于实践运作，它有两个立足点，那就是“美育”和“心教”，专注于服刑人员这一特殊的公民群体，如果说普通公民教育属于素质教育，那高墙教育的实质在于“塑造教育”；它的全部内容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以诗育人、以文化人、思想成人”；它根植于一个深厚的文化传统，即“诗教”传统，它有一个法理的保障，那就是1979年后法律上对服刑人员“公民”身份的确认，它还有一个良好的时代背景，那就是监狱教育改造目标从“守法公民”到“有用之材”的递进，它还有广泛而古老的思想基础，那就是“有教无类”的孔教理论，它更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和实施的载体，那就是监狱这个特殊的封闭场所和“大墙诗教”活动。这里我是把真知灼见暗含在官样文字表述中的，不得已的界定，但里面有真东西。
三是“四个两”和“两个延伸”理论体系的形成。第一个“两”就是“两个结合”，即把“诗教”与“与监区文化建设相结合，与特色文化品牌建设相结合”；第二个“两”，即两个原则（于教育改造有利，于诗歌艺术有利）；第三个“两”即两大工程（“精品”带动工程，大墙诗教理论体系探索工程）；第四个“两”的出现最晚，我把它确立为“保持与公民教育的目的一致，保持与社会教育理念的发展同步”。此外，还有两个重要“延伸”做保障和注脚。一是《泰山诗教》的办报宗旨，即“致力大墙诗教理论建构，强化诗教育人实践探索，弘扬人文精神，塑造自由新人”；另一方面，“泰山诗教系列文丛”全面启动，文丛为三个系列，即论丛（大墙诗教理论文集）、学丛（全国第一部大墙诗教教材及读物）和诗丛（囚诗精品集）。 这些书我在出狱前加班加点编好了。我坚持，于诗有利的事坚决去做；于人有利的事尽力而为。警官说，马启代是个特别的犯人。我说，监狱的目的是消灭监狱，所谓改造一定是双向的！
陈丹青说过：“在立人这一块，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学看到的都是奴才，当然我本人是资深奴才。”那么，我可以说，我是资深犯人。
关于“大墙诗教”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以后有机会再聊吧？
在一首诗中，我曾写到：“我来坐监，是上帝发的福利”
● 在服刑的泰安监狱，您最大的收获是？
马启代：我有一篇500字小文，谈到这个问题。里面时间紧、零碎，自己很难支配，这类小文我写了一批。全文如下：
已入“观”（监狱）两年。这期间，除了一直思考的问题，我有三点重要的收获。
哲学思想方面，我初步完备了《性本私》的文化体系（人性“私”与“良知”的一体两端论）。这个概念的提出源于我对百年来以及更长时间人类历史的考察，“金融危机”等触发了我的思考；《理想国》中有类似的说法，但我超越“善”“恶”论的这一重新发现，可以颠覆许多定律，为我们打开认识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又一窗口。
政治思想方面，我形成了一套基本成熟的理论。那就是《“有限暴力”论》——关乎社会进步的手段和道路；《“虚党共和”论》——关乎未来中国“宪政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形态。这对其他国家也应当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一百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世界革命和社会实践强化了我的认识。
诗歌艺术方面，我发现了新旧汉语诗歌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在与歌分离的一脉上，我梳理出“新汉诗”的“意、气、象”，特别是在“气”的认识与实践上，自认为居于领先的位置，可惜当代诗人及论者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外，作为中心之外的写作者，我一直把“美”与“唯美”分开看，自认真正的诗和诗人不应是人生和社会的逃避者。哲学和政治思想是我艺术美学的灵魂！
我的收获还有很多，这三点不仅仅关乎我个人，却必将是我毕生不会放弃的事！
这篇题目叫《我的三点收获》，至于什么是最大收获，还真不好说，我一直想做一个明白人，却总是越向深处走越糊涂。刚放下杨绛先生在九十六岁时写的《走到人生边上》，这样的智者也是常常为糊涂而痛苦的，何况我还不及先生年龄的一半？
《东岳诗报》一直在我血脉里活着，或许它会像我一样迎来新生
● 您在1988年9月创办了《东岳诗报》、《东岳》诗刊，彼时，中国诗歌民刊的现状是？您创办这两份诗歌报刊的初衷？他们最后的命运是？
马启代：初衷？哦，好像人们做事都讲计划和目的，这是假理性主义的流弊。其实那个年龄、那个年代似乎没有目的，一切都不绝望，所以，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初衷的话，我觉得那就是爱，因为爱，要做点喜欢的事，所以还是因为爱，骨子里的冲动。当时在“大展”的带动下，民刊如雨后春笋，那是民间诗歌力量最蓬勃浩荡的时期。作为泰安师专“探海石”文学社的社长，我曾在《泰安日报》实习过，报社、文联和宣传部都想要我，但我因为爱情到了莱芜。我是1988年7月师专毕业的，分到莱芜五中，离开了泰安的一大帮兄弟，单位在乡镇，连柏油路都不通，但对于我，封闭肯定产生反封闭的动力，好在当时还有一帮人支持。我对当时泰安文联的石锡波主编说，我用你们的《泰山文学》刊号出份诗报吧？他说，行！一切简单、似乎顺理成章，没有其他考虑。这样我就拉上了岩峰、董川原、徐勤本（已故）、韩公胜等人做编委，诗报很快出来了，发出一万多份，我写诗、做评，夜以继日，工资是全搭上的，毫无怨言，连算计的想法都没有。“泰山诗社”的王星营、张同道、夏海涛、王爱民，济南的腾长付、德州的格式、董玮等都到过莱芜，大家把酒论诗，颇有魏晋遗风。他们或骑自行车，或坐公共车，皆兴致勃勃。前几日遇到董玮，他说，他还记得在我低矮的平房里吃过的“白鳞鱼”（咸鱼）的香味，他当时是与腾长付从章丘截货车找到的我。我说，再到济南，一定叫上长付，兄弟三个再喝一次。
《东岳诗报》的命运，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及过，为什么这样，我也懒得去追究。在我成为区政协副主席时，在座的宣传部长酒后还给我提起，当时查封诗报他们还是给我留了大情面的，有人告我，说文章灰色，档案里都记上了，好像安全局一直关注，这次当选，还是有人给我说了好话。我只能笑笑，我对乌纱帽没有任何兴趣，我是临选举（如果也叫选举的话）前一夜跑到市委宣传部长家中提出辞去这一虚名的，原因是他答应我到刚组建的文联去搞创作。那是个可敬的人，力劝我不可这样做，以后再找机会。可惜，以后我连文联这类笼子也绝望了。从他们的角度看，他们是对的，我这种人是不会同流合污的。
《东岳》诗刊是诗报被停后的延续，也是我诗意的反抗（它停止于我对诗歌江湖的失望）。文化怎么能杀死？思想怎么能控制？当时一位校领导就力挺我：“马启代传播文化有什么罪？”看来，在中国，明白人多，做明白事的人少！
其实，《东岳诗报》一直在我血脉里活着，或许它会像我一样迎来新生。
《太阳泪》诞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产生故事的时代
● 您的第一部诗集《太阳泪》（与岩峰、谭践的合著），在泰安、在山东、甚至在全国都引起广泛的影响，能不能谈谈《太阳泪》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事？
马启代：很多人读过并记得那本书，在监狱我也遇到两位上初中时就读过这本书的人，他们还能背出几段来，把我震了一下，让人在绝望的时候相信人生还是有希望的。我在《我、诗歌及往事》那篇与狱友王忠民的访谈中回忆过《太阳泪》的事情：《太阳泪》是我们三兄弟的合集，谈起那个年代让人不能平静。那是1987年秋，我还在泰安师专读书，学的历史专业，却已经担任着学校“探海石”文学社的掌门人，主编着《探海石》杂志和《季风》诗刊，皮是彩印，内文油印。我是个闲不住的家伙，骨子里的激情总得找地方挥洒。所以，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写的诗句子老长、意象密集、节奏紧凑，不但邀请诗人来讲座，还举办诗歌比赛，集资办起了铅印的《季风》（木斧题字）诗报，一张四开二版的小报，不但在校际交流中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安徽、四川的很多民间诗歌刊物都与我们交流，我们与泰安文联还联合举办过诗歌比赛，社会上的诗人也有人来学校找我，由此结识了一批诗友。岩峰、谭践就是那时认识的。我是骑自行车从泰安到大汶口先认识的岩峰，喝了个轰天大醉，陪客有写小说的齐欣，他俩都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很多东西，我也发过一些，且“出手不凡”，聚在一起，好像多年的知己，很有相见恨晚的同感，于是住下来，晚上谈了个通宵，第一声破晓的鸡叫响起时，我们达成了一项宏伟的计划——创办《东岳文学》，当时泰安文联还没刊物，我们热血沸腾，很有舍我其谁的豪迈，仿佛要替泰安做一件名垂千古的大事。那时齐欣教书、岩峰卖书、我是学生，酒醒之后，银子无处划拉，不久这项计划便搁置了。但兄弟在一起要做点事的念头并未消除，于是便动议出书，因此，《太阳泪》是《东岳文学》的副产品，却也是个命运多舛的苦命儿。待我与岩峰的诗稿整理个差不多的时候，时在大汶口的师专学兄苏东国正办着一份杂志《宇宙风》，他答应诗集可列入“宇宙风文丛”印刷，同时介绍了谭践相识。当时谭践正好在泰安上班，我们一见如故，那个年代，那个年龄，所有写诗的都是弟兄。谭兄的诗很有自白派的神韵。很快，我们三人就编齐了书稿。最后由我的女同学李建玫（后来成了我的爱人）设计了封面，还做了很多内文的插图。宋遂良先生给写了序言，马恒祥先生做了题词，1988年4月印刷成书，为此欠下的400元印刷费是我毕业后与恋人一起透支工资付清的。当时的《泰安日报》、《泰安师专报》等还做了报道，这是泰安新诗史上的第一部诗集，在那个年代，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欢迎是正常的。然而，事情出在我毕业以后。大约是10月份，我已开始出版《东岳诗报》，忽然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那时我在莱芜五中教书，行政上还隶属泰安，原来《泰安日报》上登载了一则消息，大意是《宇宙风》被查，《太阳泪》被封，不久，《山东青年报》登出一个专版，专题报道了《宇宙风》被查的经过，里面提到《太阳泪》时被冠以“灰色诗集”。当时我远在莱芜，案子也不大，岩峰被公安询问了许久，手头的诗集被拉走，余下的反倒成了珍品，我们与读者都倍加珍惜，前几年，“孔夫子旧书网”上还有人高价出售，也有人高价购买。这大概就是事情的经过。至于事情的缘由，皆因为我们诗集的扉页上一张合影，背后是“大汶口文化遗址”的石碑，石碑上有一行“家具厂”的广告，《宇宙风》的人员去收广告费而被报官。这些都是后来听岩峰说的，无论事实如何，这场风波反倒加深了我们三人的友谊。对我的生活、工作似乎都没什么影响，反正我除了教书，就是与诗为伍，不追求别的，同事们对我还算宽容。那个年代的交通、通讯都不发达，我工作的地方是出产生姜、大蒜的基地，空气里都是蒜味，我只有埋头吮吸我的诗香。我的第一部个人诗集《杂色黄昏》（百花文艺版）是1990年出版的，责编刘敬涛兄现在还在打听我。
现在，刘敬涛兄也联系上了，他在《深圳晚报》，还是老样子，兄弟间有种说不出的亲情。多亏《天津诗人》的罗广才兄弟，他一直为诗歌奔走，哥们遍天下，不像我，多年远离诗歌现场，很多人的联系方式都没有，但心里是记得不少人的。
我一直未停止思考，到《受难者之思》出来，觉得为文可以从容些了
● 90年代初您从诗坛销声匿迹，在远离诗歌或者说是基本不从事诗歌创作的10余年间，您的足迹和声音在哪？最后为什么想到回归到分行的文字中来？
马启代：94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马启代诗歌精品鉴赏》（刘桂传主编 2006年再版）和“黄昏三部曲”出版了之一、之二，即《杂色黄昏》和《苦读黄昏》后，也许处于一个时代激情的退落，我看到的诗坛的人、诗和事，让我感到了厌倦。2003年青年诗人孙慎华从我十几本诗文集和数百篇评论中选编出一册原生态的《马启代诗话》（作家出版社 2003年6月版），我们有一次谈话，他后来整理为《未竟的旅行——关于诗话的一次谈话》做了该书的前言，那次谈话涉及到了我有意回避文坛的原因。我说，所谓“文坛”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词汇，因为它总是与一定的时代相连。二十世纪50年代的文坛——“文联”、 “作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产物，诞生于苏联，中国仿效。至1998年8月，诗人伊沙在《文友》上头题发表《世纪末呼吁：解散中国的作家协会》对作协的弊端作了痛快的揭露。“离文坛越近，离文学越远”的现实一再地让人失望。冯骥才先生说：“文坛比文学热闹，这是文学衰败的表现。”孙犁先生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我要离文坛远些了”，并告诫青年要“面向文学，背向文坛”。我之所以这几年有意回避文坛（一是不再申请加入全国作协，二是不再参加一些所谓的“笔会”，三是不再与有权有势的文坛要人交往）是处于我的切身感受。我不想与混混儿、伪善家们为伍，离他们远些，好在我心里记着他们仍是受人敬仰的诗人、评论家，以免伤了我多年的纯真感情，还保留了他们基本美好的形象，这对谁都好，谈不到伤害。心中留一份尊重，保持各自的尊严。文坛的大人物见惯了见多了，除非你别有用心，否则仅就文学而言，远离一些会更好。文学的桂冠只能靠诚实的劳动、崇高的人格与不朽的作品来获得。我还是那句话，文坛上没有逃避者、坚守者，有的只能是劳动者，而劳动最光荣！今天看来，这个十年前的谈话所触及的问题今天仍在继续，李锐等公开辞去作协会员和副主席职务的类似事件在各地有不同程度的发生。
说到我此后的足迹和声音，不得不提到我的思想随笔集《受难者之思》，那些文字是我在世纪之交的精神记录，是在商业之余抽闲留下的思想碎片，我对历史分野、二十世纪分期、特别是对革命、文革、宪政等问题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的大学老师、留美学者、殷海光和郡县制度研究专家万昌华先生还写了序文，2004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即封存，它是我那十几年空白中最看重的集子，诗歌也拉杂地写了一些，结集为《火浴》（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8年2月版），但因远离文坛，受其熏染少，出版后也未向诗界投放，社会上散留的不少，手头也几乎无存书，基本属于自娱自乐，属于给自己的答案。其他是一边埋头经商，一直在这艘贼船上倾覆，一边被迫参与政协的活动近十四年，我提出的“改革教育目标的建议”、“清查乡镇企业集体资产侵吞现象”和“文化兴市”等提案都是早几年的事，后来发现提与不提一个样，甚至不拍马屁不如不提，也就彻底失望了。因此，算不上什么声音。我出狱后，桑恒昌先生第一个在博客留言：“大梦归来！”的确是做了一场梦。
至于为什么又回到了分行文字？这是宿命吧，不是想到，而是自然而然。岩峰在给我编的《汉诗十九首》后记中写道：“这个冬天我和启代接触较多，间或一整天我们都泡在一起。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官司，致使启代的生意每况愈下，万贯家产几近覆没，而面对这样的残局，一贯雄心勃勃的他居然表现得手足无措，大有听之任之的态势。我乃一介布衣，尽管和启代情同手足，肝胆相照，但却爱莫能助。好在我还不是百无一用，更多的时候我就陪他聊天，而聊天的内容，自然是我们的‘共同爱好’——诗歌。
我曾与启代开玩笑：如果没有诗歌，在如此大的‘灾难’面前，你大概早已撑不住了。他没有否认。他怎么能否认呢？尽管为了生存，他一度把孜孜以求的诗歌束之高阁，但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诗人情怀无时不影响着他的生活，乃至工作，否则，在尔虞我诈的生意场上，他绝不会输得如此干净、如此彻底，以至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他当然希望东山再起，但他似乎没有了东山再起的资本，至少迄今为止他还没有看到任何‘柳暗花明的迹象’。此刻的启代是孤立的、孤独的，如果没有诗歌，如果没有和他一样仍然酷爱诗歌的兄弟，这个冬天的启代就不仅仅是孤立的、孤独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得益于诗歌，得益于对诗歌一如既往的追求。
其实，即便在启代的生意如日中天之际，偶尔相聚，除了诗歌，我们又能够谈些什么呢？”
桑恒昌先生在序文中说的更直接、干脆和入理，他说：“他调整心态，稳定情绪，丢掉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守住了本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在诗中找回自己，原来属于自己的东西一直在血脉里生长着。”
作为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清醒是伟大的力量，我可以把悲凉藏起来，因为我的灵魂有着无尽的光和热给我爱着的世界。我想，我能在监狱里积极倡导“大墙诗教”，恐怕正是基于个人的生命感受和思想升华吧？
我现在不看重任何世俗的身份，最好的状态是首先把最主要的做好
● 您曾任某区政协副主席和多家企业董事长，您是如何看待官员写作和老板写作的？
马启代：我曾经开玩笑地和朋友说过，我是个自己没能把握好自己的人，至少前半生是这样，别人对我如何如何，我都不能同样对别人，正如我陪桑恒昌先生到监狱讲诗时，他说的，每个人都有好心眼和坏心眼，只是比例不一样，还有，有的人坏心眼可能一辈子都不用，那就是素常说的好人，有的人就坏心眼用的多，好心眼用的少些，就是坏人；他还说，藉此论，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好人或坏人，而且可以相互转化。我在所谓的政界、商界、教育界、文艺界算是混迹过了，如今包括了劳改界，自封为囚，是想冷眼观世，凡事看的清楚些，明白人都痛苦，但没有办法，思想是无法自动停止的思维。
官员写作和老板写作被提出来，表明文坛因他们加重了污染，本来就污染的够呛，大家觉得更没有公平可言，有的甚至和腐败相关。我见过官员写的诗文，有好的，也是中好，不是大好，绝大多数是很垃圾。我参与过十人作家小组给泰安写五年回顾，那是二十年前，市委书记正是胡建学，我采访的基层单位，如建委、热电厂、体育馆、自来水公司，有感动人的事，的的确确，今天看来，胡建学本人也是写过不错的剧本的，甚至是个血性的汉子，于他而言，是权力体制害了他，如今，有的科级干部比他腐败上千倍。那个小组里有当时很有名的作家，比当时的莫言都有名，国刊给出的专辑，刚刚出来胡建学就倒了，说明什么？太滑稽、太荒唐。我们山东出这类人，作协内部就不用说出来再丢一次人了，单是那些书记、市长的就不少，所谓的大刊物大编辑们，对钱对权其媚态不如妓女。当然，有些人是有思想有水平的，不如忍着点先“为人民服务”，先把企业搞好。
在当今中国，我不欣赏官员文学，但写作是个人的自由，也没必要另眼相看；只要老板，真是大老板，一定有识见，不如支持别人把文学搞好，当然，并不妨碍自己也拿出优秀的文本。
管他是什么人，世俗身份不要去看重，更应当扪心自问的是，我们是否看到权力和金钱怦然心动、甚而顿起邪念？
我一直在圈子之外，受益于多事多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只来自个人
● 哪些诗歌事件和诗歌活动让您刻骨铭心？这对您的生活和创作产生过什么影响？
马启代：我一直在圈子之外，受益于多事多人，刻骨铭心的记忆只来自个人。我在《我、诗歌及往事》中有这样一段话：“想想这么多年与诗界的接触，很多名师大家似乎很多有过接触，但没有机会深谈，只是匆匆几天的会议，如1990年“曲阜孔孚诗歌研讨会”，我还做了发言，如1996年青州诗会，如1997年贵州首届绥阳诗歌节，如1999年云南楚雄中国首个诗人之家揭幕仪式等，贺敬之、李瑛、公刘、屠岸、牛汉、李松涛、张同吾、叶延滨、丁国成、唐晓渡、赵恺、阿红、李发模、孙静轩等等都有过接触，更不用说我们山东的袁忠岳、吴开晋、孔孚、桑恒昌啦，但我生性不喜欢热闹，后来不再凑合，但很怀念这些人，我常常从合影的照片上辨认他们，尽管有些人已经作古。但这些都只能算是诗歌活动，而不是什么事件，何况我后来有意与诗坛保持着距离，更不想进入任何圈子去寻找寄托。我在序文集《为艺术之神布道》的后记里说过，我只想保持一颗安静、干净的诗心，那怕一段时间我不写诗”。今年以来，我与谢冕先生、食指先生等都有接触，有的还有深谈，只当做个人交往，与罗振亚、朵渔、北塔、马知遥等交谈，感觉也很好，朵渔曾是“下半身”的发起者，但人们误读了他，他是严肃和深刻的，因为是老乡，感觉格外亲。我在诗中经常提到的诗友，绝大多数的诗是我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但不影响我们的友谊。
我很看重一个人的写作立场，但它似乎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 您写诗也写诗评，在写作中您是怎样做到“坚守人道基点、悲悯情怀、怀疑精神、批判立场的写作。”？
马启代：我是把写评当做写诗来做的，最早说这话是在1993年《桑恒昌论》的个人简介中，此后，我倡导“诗意批评说”。这可能源于我学养不足吧。后来发现很多学院派名声了得的批评家其实只是“运输大队长”，一直在生吞活剥搞贩卖。我曾当面与一些人理论，他们是认可的，也许怕与我引起没必要的争论。《孔子诗论》他们就不知与新诗理论结合，谈何新诗理论建设？没有理论建设何来新诗批评？如今，连最基本的概念都未理清，更妄论诗体建设了。
感谢您关注我倡导的“为良心写作”！“坚守人道基点、悲悯情怀、怀疑精神、批判立场的写作”就是为良心写作！这关涉一个人的写作立场，我很看重。在北京一次饭桌上偶然谈起，竟与在座的北塔兄高度一直，所以就一天喝了三顿酒。“立场”与后天有关，但它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天下文章就在一个“真”字，当然，“真”有不同的层次和形式，你要坚持自身的“本真”，起码，记住别说“假话”（生活中善意的谎言例外），“说真话”——特别是在自己的作品中，不然，人道、悲悯都没有，你已经不会思考了！
这一点，俄罗斯那些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们值得我们永怀敬意！
我不知道，几乎所有的话都只对某些人起作用，关键还是要自悟
● 对现代诗歌及诗人，您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马启代：我不知道，几乎所有的话都只对某些人起作用，关键还是自悟。西班牙诗人阿莱克桑德雷•梅洛（1898-1984）曾把诗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专注于萦绕在他们心头的高雅而狭小的情感，专注于精致的琐事”，另一类是“当他们眼见人类陷身于现代文明之际，也能感觉到从破烂的衣衫下闪射出不可改变的纯洁的赤裸”。说实话，很多诗人让我厌恶，也许他们曾有诗歌触动过我。我是个在生活中比较保守、但还包容的人，桑恒昌先生一直叮嘱我这一点，我有内心的原则，欣赏什么、反对什么又往往很分明，我不会伪装。所以，对现代诗歌，我想说，它远未成熟，我期待出现熔铸古、今、外的真正大师文本；对诗人，就一句话，首先做好生活中的人，正常人，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息息相通，除非千年一遇的天才可以例外，但我至今没见过，听过的我怀疑都是被天才的，假的。
总之，我喜欢诗和人合一的人，我尊重和敬仰那样的诗人！
经历了的，才是最深刻的，我更关心如何消除导致犯罪的社会根源
● 您是2012年11月底重获自由的，如果要用一句话告诫游走在犯罪边缘的人们，您会怎样说？
马启代：经历了的，才是最深刻的，我更关心如何消除导致犯罪的社会根源。
世纪之交，我完成了精神涅槃，需要了大约十五年的时间，在这第二个尚未完结的十五年里，我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更真实的注脚。
已经多说了，不展开。
离不开文学，也离不开生活，凡事达观看，尽力做，但愿水到渠成
● 对于生活和文学，您今后的打算是？
马启代：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一句话吧，离不开文学，也离不开生活，凡事达观看，尽力做，但愿水到渠成！
谢谢本家，您是新年第一访，我是新年第一谈啊！
● 作家名片
马启代，1966年出生，山东东平县人。诗人、诗评家，曾任某区政协副主席和多家企业董事长。1988年9月创办《东岳诗报》与《东岳》诗刊，出版有《太阳泪》（三人）、《杂色黄昏》、《苦渡黄昏》、《火浴》、《魂殇》、《桑恒昌论》、《仰看与俯视》、《受难者之思》、《马启代诗歌精品鉴赏》等。2009年因“经济纠纷”被判刑入狱4年，2012年11月底重获自由。服刑期间，马启代积极倡导“大墙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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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24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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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2-25 06:37
发表于 2013-2-25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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