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诗人：从汗水、泪水里拧出文字

李明利

打工诗人：从汗水、泪水里拧出文字

2013年02月25日来源：工人日报

绘图：赵春青

　　感言

　　上学时，文学史教材上写“劳动产生了最早的文学样式——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诗经》便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而今天，从打工诗人的作品中我更看到劳动给文学带来的无限生命力。

　　他们的诗，一行行、一句句在泪水中冲刷，在汗水里涤荡，甚至在血水里凝结。文中的三位诗人，都还在为生计辛苦地奔波着，为在城市里立足打拼着，他们在流汗的白天写诗，在流泪的夜晚写诗。虽然人生写满了磨难、挣扎与苦痛，但他们把这一切炼成了闪光的诗句。虽然写诗不能带给他们富足的生活，但却为他们掀开了打工生活的厚重帷幕，点亮了那渴求的心灵。

　　前几日，李明亮寄来了他刚出版的诗集《裸睡的农民工》，这本书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选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作为打工诗人，李明亮并不是第一个出书的、也不是第一个被文学界认可并关注的：“打工皇后”安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出版了《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并于2009年创办了“中国打工诗歌奖”；80后女工郑小琼，2007年便摘取了“人民文学奖” ；2011年，刘迅甫的组诗《农民工之歌》唱响在人民大会堂……在广东，在福建，在北京，在上海，在全国各地，更有三四万打工者在生存的夹缝中用诗歌咏诵青春，镌刻灵魂。

　　“打工，是一个沧桑的词……在海洋里捞来捞去，捞到的是几张薄薄的钞票和日渐褪去的青春。”

　　这是郑小琼的诗，也是众多打工诗人的人生写照。

　　1989年，张守刚初中毕业，就被迫跟着同村走南闯北了。去过湖北做砖瓦工、到过陕西搞木耳生意、又闯过内蒙古钻煤窑……短短的几年，吃尽了苦头，却没有给家里挣到一分钱，只好回到家乡，在一家汽车配件厂做冲压工。一次加夜班时，冲床失去控制，切掉了他左手拇指以外的四个指头，看着血淋淋的手，他大脑里一片空白。“在长达四小时的手术中，我眼睁睁地看医生用钢锯割去多余的骨头，身边照顾我的工友面对这样的血腥的场面相继晕倒。”他平静地叙述着悲惨的遭遇。之后，他又去到广东中山继续当“打工仔”。生活日益稳定，但为了两个孩子，他再次回到了家乡。也正因如此，他产生了一个想法——给这些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办学校，可低廉的收费使学校无法支撑，仅仅一年就办不下去了。广东打工的多年积蓄也全部泡汤，还欠下一屁股债。他只好转战南京，开起了面条厂。面条要用摩托车运输，可他受伤的左手却无法支撑，只得又将做了15天的厂子转让给了别人，再次回到打工的队伍之中。

　　与张守刚相比，李明亮似乎幸运一些。前年，他创办了台州首家文化原创公司，虽然面临着种种困难，但还算有了自己的天地。回首过往，他同样是感慨万千。1999年，李明亮来到深圳石岩镇，在一家企业做技术员（机修）。“每天架模、换模、修机，白天8个钟头不算，晚上从6点至少加班到11点，下班打卡常常已是第二天。上班犹如上战场，半天时间都难得一次上厕所的机会，就是有机会去，也是一路小跑。人整天又累又困总是想睡觉，经常是下班回宿舍，见着床就一倒，马上就睡着了。手差不多每天都会有一次新伤，特别是手背，常常是昨天的一处破皮还未结痂，今天又有一个地方流出鲜血……”这段经历在李明亮看来还像是昨天的事。

　　因为文学上的特长，之后李明亮辗转浙江台州开始做企业文化方面的工作。年复一年的打工生活让他渐渐厌倦。“为什么不能结合自己的兴趣做点事情呢？”他不断地问自己。于是，他结束了打工生活，与几位作家创办了公司，想着这样可以有时间多搞些文学创作。但生活是现实的，起码要生存。“目前对我来说，空闲是很奢侈的。如果能够不为衣食住行所忧，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写自己想写的，那多好！”他对记者说。

　　刚刚获得第三届中国打工诗歌奖的凹汉（本名陈传贵）出去打工竟是缘于诗歌。他考上了大学但因为家里没钱而选择放弃。没想到却在那个时候收到河北石家庄举办的“新星杯”诗歌大赛颁奖通知，诗歌活动一结束，他就在附近的劳动力市场找到去北京郊区干建筑小工的活儿。之后断断续续辗转上海、山东德州、青岛，先后还做过饭店服务员、工厂工人、公司内刊编辑、保健会所足疗师。最近他回到了家乡，“因为在青岛学习了中医知识，自己开了一家小针灸推拿店，生意能够维持温饱。”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这些诗歌中的每个词语、每个句子，都能汹涌出自己的每一滴泪、每一滴汗，承载太多的心血和往事，烙下我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他们的人生故事中，记者读到了太多的磨难。但尽管生活有着无尽的苦痛折磨，他们却用诗歌点亮了心灵，从汗水、泪水里拧出了闪光的文字。他们诗歌中最撼动人心的正是平凡打工生活中的平凡悲欢，其间的曲折、跌宕也正是诗歌生命力所在。

　　当记者问到，诗歌写作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时，三位诗人都觉得，诗歌与生计并不搭界，但也正因为这样的不搭界，在他们的人生中，诗歌才显得更重要。如张守刚所说：“诗歌没给我生活带来根本上的改变，我也从没指望诗歌能解救我苦难的生活。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坚持。因为诗歌已经是我思考的一种方式。”凹汉的回答更实在：“诗歌对我的生活没有多少改变，但确实使自己的内心得到提炼与升华。诗歌让我自己懂得了对家庭对人生的责任，使我还不至于放纵沉沦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今年诗歌创作给我的生活压力带来一定的帮助，稿费加第三届安子打工诗歌提名奖奖金，一共有7000多元。刚还收到湖北一家杂志给的850元稿费，确实惊喜了一会儿。

　　李明亮与记者讲述了他诗集里的诗都是怎么写出来的：“每天晚上加班落班时间一到，我就力争前三名打了卡，跨上自行车一阵猛踩回到宿舍，抓起底裤和桶就直奔冲凉房，若是稍有耽搁，下班的大部队一起杀回来，想冲凉不知要排队到猴年马月。差不多每天都是我第一个冲凉，不是急着去拍拖，也不是急着扑克麻将、出街闲逛，而是想让自己多一点时间做一个‘爬格子的动物’。入住宿舍时，许多人都抢着睡下床，我却找了个没人要的上床，因为上床较高，外侧用纸皮竖起挡住，在里面很安静且少骚扰。冲完凉，爬上摇摇晃晃、吱呀作响的铁架床，拉上布帘、打开风扇、插亮灯泡、拿出纸笔，便把肚皮压在凉席上开始了我的‘夜生活’。上床时已是10点，为了保证第二天上班走路不飘、眼皮不耷、舌头不大，我提醒自己到零点就要睡觉了。就是这一点有限时间，有时候遇到什么事还要额外支出。说出来不怕别人笑话，为了多挤一点时间，我的衣服大多一星期才洗一次，里面的底裤、外面的工衣，我都备有数件，平日一般只换不洗，到了星期天不加班全部搞定。上班时，我就尽快做好工作，见缝插针在空白的存仓表上‘奋笔疾书’，当然，同时还要做好保密工作，写一行用收货报表遮一行，再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收兵’或用报表将写的覆盖好，正襟危坐，作认真工作状。‘偷写’的机会毕竟有限且零碎，我就写诗歌和短文，做事时想到的‘绝妙好辞’，一遇点滴空闲时间便赶忙记下，等有机会再写几句，晚上下班便把那张纸揣在屁股兜里带回宿舍继续写或修改誊定。”

　　翻看打工诗人的作品，记者感觉到诗句的呼吸间都有着生命的质感。凹汉的一段话回答了记者这种感受的由来：“我的打工诗歌，所叙述的每个时间、每个地点、每个情境，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点点滴滴，这些诗歌中的每个词语、每个句子，都能汹涌出自己的每一滴泪、每一滴汗，承载太多的心血和往事，烙下我刻骨铭心的记忆。”

　　“这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写作姿态：面向现实、面向底层、面向以血汗劳动争取生存权利的人们。”

　　据统计，目前我国有三亿外出流动的打工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汹涌澎湃的打工大潮，从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而从事诗歌创作的打工者也有三四万之多。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人类的流动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自身和社会，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发酵和催化作用。千千万万的打工者在远离家乡的异乡挣扎着，不屈地向命运之神抗争着。这本身就是最伟大的诗篇。

　　文学界对打工诗歌的美学意义鉴定是，这些作品无论是细节和感情上都是真实的，为时代做了可贵的记录，将底层生活的许多元素放进了诗坛。但也有评论认为，打工诗歌的缺陷在于太过粗糙。记者则更认同《诗刊》主编叶延滨的看法：“这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写作姿态：面向现实、面向底层、面向以血汗劳动争取生存权利的人们。”当下，如莫言、贾平凹、陈忠实等一线作家都致力于在底层社会挖掘故事，作品出表现对特定人群生活状态的同情与怜悯，而打工文学的作者们与这样的生活是没有距离的，甚至从里到外已经都浸透了生活的艰辛。如硬币的正反两面，诗歌如果戾气太多，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就会走向片面和简单化的倾向。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丰富性，降低了艺术性。不过他们的诗也不只有怨气。凹汉说：“澳大利亚作家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给我影响很深，诗性之美句句可斟，人性之爱字字可酌，使得我的诗歌从怨气中转为宽容与平和。”我们也应该看到，相当多的作品是充满正能量的，理想、坚强、拼搏、明天……都是诗里出现得最多的词汇。

　　诗人都是有梦的，李明亮和记者憧憬着未来：“我的人生理想是做一个自由的写作者，并努力多做一些社会调研和田野考察——特别关注底层人群的生存状态和文化需求；我是一个特别钟爱大自然的人，希望能窥见每一个果壳里的多彩世界和每一粒沙子里的精致脉络，到野外去，到不熟悉的城市和天地去，我想这样的人生会少一些遗憾。崇尚自由、珍爱自然、投身公益是我的三个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