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庞清明 于 2012-2-8 21:12 编辑
第三条道路写作:当代诗歌争论的延续 胡磊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新诗潮的崛起,诗坛出现了各类诗歌样式竞相发展的多样化局面。诗群蜂起,流派林立,诗歌艺术一律的局面被破除,各种美学追求的诗人纷纷打起自己的旗号,诗歌进入了一个多元开放、星光灿烂的崭新时期。伴随着众多诗群的出现,新的诗歌探索始终处在酝酿之中,其显著标志是社团林立,旗帜纷呈,口号叠出。诗歌创作更具实验性、多样性和个人性。其理论主张和艺术风格的庞杂也是前所未有的。他们都以形成风格卓异的独特流派为努力目标,自由竞争。多种多样的诗歌潮流共时出现,成为诗坛的奇观。
如果对这一时期以来的诗歌发展作全景式考察,我们大致可以分为多样化发展和争取霸权话语两个阶段。这一时期诗人们完成了两项使命:一是企图对多样化局面作超越性变革,一是变革中产生一些大规模论争。其中最为显著的表征便是1999年的“盘峰诗会”,使争论的焦点进一步白热化。“知识分子写作”强调智性因素与知识含量,并注重瞬间直觉;“民间写作”强调本土经验与客观,注重语言的口语化。前者指责后者对口语的过分迷恋;后者指责前者是“知识的堆积”,“与当下生活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莫非、树才、谯达摩、林童(稍后还有胡亮、赵思运、十品、老巢、飞沙、庞华、兰马等人)都分别发表了一系列诗学文章。明确提出“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口号,这是“一些优秀诗人洞悉了二者相互争斗给中国诗坛带来的危险,本着诗歌的良知,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称谓而又必须为了称谓的方便,才提出了这个概念”。①2003年6月,庞清明创办了“第三条道路”论坛,年底又和林童主编了《第三条道路》2003年诗歌卷,并热情洋溢地成为第三条道路的鼓动者,使第三条道路迅速走向更为开阔的境界,展现出强大的魅力,受到谭五昌、李青松、谭旭东等诗歌评论家的关注,在诗歌界获得较为普遍的接受和认可。尽管从更高处看,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实践文本还不够完善,但他们对诗歌的批评与建设,以及系列文本阐述中流露出来的思想者姿态,在这个非诗的时代给许多依然热爱诗歌的人们以可贵的督促和提醒。尤其是我在阅读《第三条道路》2003年诗歌卷之后,我的内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摇摆与冲突。
优秀诗歌作品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形式感的确立,诗人的责任是先把自己建立起来,这才具有永恒的意义。谁确定了他诗歌的位置,也就有了他自己的位置。于是有人认为,诗的本质存在于纯形式领域,将诗歌群落人为地划分为非非主义、日常主义、莽汉主义、新传统主义、个人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以及第三条道路写作等等,给一些有代表性的诗歌群体贴上标签,诗歌经历着不断的分化与组合、重组与裂变。
简单的忧虑乃一切之始。关于诗歌的思考使我有机会提出我感兴趣的唯一问题:“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我希望自己不带混乱的激情而单凭明显的事实的引导来维持我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批评与建设的一致性历来是诗歌自身发展固有的一个原则,“第三条道路写作”在对“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论争批评的基础上来构筑自己的诗歌,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创造。“它希望唤起的,是健康的诗歌精神的回收” ②如今,“诗歌已死”的论调时起时落,思考诗歌命运与走向成为每一个诗人心中最深的痛。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怀疑诗歌理念的永恒和当初对文学纯真的信仰。当这种沉重的动摇降落在我们钟爱的诗歌身上的时候,“第三条道路”的诗人及其评论家们走出“盘峰会议”热闹后的阴影,通过对21世纪中国新诗发展的理性审视,重申了诗歌的文学主张与人文精神,从当下诗歌的现状入手,在对诗歌的终极关怀上落脚,澄清了一些诗歌论争的基本事实,对诗歌创作既热情鼓励又积极引导,强调了诗歌这种文学样式独到的精神深度,通过诗歌精神的重新命名,力求诗歌长期缺失精神的重建,使我们很受启发和感动。他们中的许多诗人,如我们熟悉的莫非、树才、林童、谯达摩、庞清明、凸凹、十品等痴迷于诗并在诗中寻找意义和快乐,他们的阅读范围很广,部分诗论文章很有深度,对权威流派和经典论著不盲从,也不考虑在表述观点的同时会遭到他人异议与反对,孜孜不倦于诗歌探索精神的提升和诗歌建设的实质性发展,为新诗存在的价值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然而有力的证明。在当今这个信仰分裂,以时尚为消费目标的时代,这种姿态是颇为珍贵的。任何其它诗歌群体包括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态度都没有它表现得这么强烈而集中。
然而“第三条道路写作”在让我感到欣慰之余,又生出一些小小的质疑。我们见证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论争暴烈的结束。我们因此敢于怀疑“第三条道路写作”是否在论争之前就已经被构想出来,其中的几篇重要的理论文献如林童的《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谯达摩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提纲》等其内涵和外延似乎都已经穷尽了新诗写作的种种可能性,当下诗学的许多问题似乎已经被第三条道路写作开发研究净尽。对此,我却有相反的印象。第三条道路写作无论是其产生的背景,还是其文本写作原则、实施策略、评价思考等,都还只是人文社会学范畴的写作,有关诗歌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未曾涉及,离纯粹意义上的审美和艺术尚存在一定的距离。如新诗的功能、诗人的职责、诗同民众的关系问题,关于新诗的表现与主流表现的问题,关于新诗的成就和局限问题,关于诗歌探索的评价问题以及新诗的前景问题等等。诗的本质或本性是什么?对此,从来没有谁对其定义进行明确的界定。黑格尔说,给诗下定义是愚蠢的做法。何况在今天这样一个艺术观念多元化的时代,更不能以先验的标准来打量生长中的新诗。对具体的诗人而言,诗的本质只能存在于写作过程中,就是说,本质具有相对的体验性和生成性。然而第三条道路写作诸多诗学理论却是在将其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论争的比较、分析和批评的基础上建立的。在讨论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关系时,对二者的态度都非常轻蔑,甚至充满过分的自信,阴暗的深刻性和咄咄逼人的狂傲,这种举动令我产生反感。尽管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的那种反感并没有任何的客观性。具体令我反感的东西,是他们一系列批评文本中的气氛,“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几篇代表性诗歌学文章,使我观照到当下诗歌的学术环境缺乏一种宽容境界和学术精神,他们的批评不在于捍卫诗歌本身的尊严和建设,愤怒的指控排斥着真诚的批评,霸权话语代替着平等的交流,自我标榜流露在字里行间。诚然在批评语境中,激愤有时可以给我们带来阅读的快感,然而对于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和阅读而言,这种快感往往显得不严肃。在这里,任何诗人的智力应该牺牲它的骄傲。自我标榜的危险,愤怒指控的结果遮蔽了比诗歌批评更重要的东西。
我们提倡用新的知识范型和批评话语来谈论新诗,这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语言问题,最主要的是一个艺术的“现代性”体验问题。在对“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争”进行批评时,第三条道路评论尺度从根本上讲是不具备效力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成为问题,一切都要怀疑,正如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所说 ,它成为“野蛮的上层建筑”。诗歌写作与批评自始至终应该是严肃的,第三条道路写作在这一点上来说呈现巨大的游戏性,批评的重心主要停留在关于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构思和诞生上,企图重建一种新的诗歌范型,值得称道的创新精神中也暴露出它在诗歌标新立异上的惊慌失措。我觉得这些人的思路和方法都必须调整。它提醒我们,在肯定别人学术观点的同时,当然也要谨慎地对其中可能有的问题保持警觉,但更多的是宽容和理解,特别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学术声音,要学会倾听,提防自己的观点、趣味、方法的封闭和圈子化。
第三条道路写作肯定有其诗学理论上的局限性,但如果硬要拿其缺乏有说服力和引导意义的理论文本以矮化其品质,我亦以为是弄错了部位。“第三条道路写作”我认为致命的弱点是思想上激进与左倾。比如将“第三条道路写作”说成是“近代以来中国诗歌领域的第三次革命”,③“在百年中国新诗历史上也只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诗人于1923年在北京发起成立‘新月社’,共同讨论‘新月诗派’的发展问题,以及这些人于1927年春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等文学活动可以相捉并论。”④ “是21世纪中国新诗的起点和开端。”⑤ 我以为将“第三条道路”的诞生看作一种文学现象,是无可厚非的,但不宜吹捧过高,过度彰显。
实际上,新诗真正的感召力主要表现在能否独特清晰地表达现代复杂的生活情感和体验,以及情感和体验中所呈现的力量。也就是说新诗的发展应以内涵为主,外延的发展诸如形式、流派上的归属,人们往往忽略不计。对此,“第三条道路写作”诗人也表明过清醒的认识,“流派也罢,诗群也罢,不过是个姿态,我也欢迎认可第三条道路的诗人,重组流派或诗群。”⑥“既然第三条道路是平台,它绝对是开放性的。”⑦ “第三条道路诗学的精义在于各走各的道路,既不威逼他人,也不勉强自己”,⑧“提倡一种老实和诚实的写作”⑨因此,从诗学的角度出发,从推动诗歌自身的整体建设与发展考虑,“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学主张、诗学探索以及理性而自觉的诗学选择,具有积极而又重要的学理意义,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但另一方面,其理论主张的提出又是明显建立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论争的背景和基础上,“从诗学的角度来阐释第三条道路写作,也许时机还不成熟”⑩对一些重大理论的研究也未有新的突破,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第三条道路写作应该是前段时间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论争的延伸,而且是过去诗歌问题长期不休的争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当然更多的是对诗歌创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关于诗歌的内部规律的探讨,同时这种性质的论争也不完全是以前面二者论争的乏善可陈和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光荣正确”相对垒的,而是“在正确与谬误相掺杂、新生与陈旧相衔接、改进与偏颇相掩映中进行的,从而拓宽了诗人的视野,冲击了趋于凝固、定型的诗歌观念,显示了理论的活力,对于新时期诗歌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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