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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坚守大道
——谈新诗
于坚
（在台湾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的发言）
一百年前诞生的新诗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同步的。过去的朝代更迭，对语言的影响是缓慢的，也就是语言是自然生长的。而1840年以来，语言巨变，因为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现代世界。过往人们所熟知、所命名的世界已近黄昏，而一个崭新霸道的世界，正朝着中国逼来，古老中国危在旦夕。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这个变局在那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或许只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局，而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其实在根本上是一个文化变局。文化，中国文化是以文明照亮黑暗，文就是语言，因此文化的变局就是语言的变局。在传统中国的黄昏时代，语言倾向于美文，诗意，雅驯，曾国藩曾说“古文之道，无施不可，唯不宜于说理。”在清末，虚美成为汉语的主流。与司马迁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汉语已经相去甚远。胡适痛斥：“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如果像海德格尔说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如果说，语言是对世界的命名。那么汉语在过去五千年中，曾经为古典中国进行了辉煌的命名，这种命名的最高成就是诗。诗国对于中国不是溢美的形容词，而是存在。而在鸦片战争之后，知识分子开始对汉语这个故乡发生了怀疑、动摇。汉语试图搬家。新诗诞生的初衷是言文合一。将文的明、照亮，从文言文扩大到白话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核心就是“言文合一”。注意胡适说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改良”已经意味深长地否定了像以色列人跟着摩西出埃及那样的“大搬家”。世界上的社会变革，从语言开始的不乏先例，中国更是从文化开始。胡适意识到“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乃有“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着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
19世纪以降，中国日益感到文言在命名世界变化时的无力。林琴南以文言文翻译西方作品的失败就是证明。文言文已经难以活泼泼地“能指”了，强大坚固的隐喻系统使语言在新世纪面前成为名不符实的陈言滥调，新世界不断产生的陌生意义令传统的意义系统摇摇欲坠。
从传统中国道法自然的风花雪月走向天翻地覆的现代社会，可能始料未及的不仅仅是重整山河、从国民性到生活方式、风俗的大拆迁，也是文化的重塑。过去五千年的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变局，他们或许经历从一个王朝向另一个王朝的变迁，但是大地没有变迁，生活方式没有变迁，风俗不朽，语言没有变迁。此时代经历的动荡变化是过去时代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巨大变局。
正如西方一句现代格言所说：“Pastis another country” （过去是另一个世界）。
“现代再也不能向历史借鉴模式了，它被迫从自身创造规范”。（哈贝马斯）
必然也是另一种语言。在许多文明的例子中，新世界的后果是，语言适应新世界并命名之，人们不再认识自己的语言。这一点在拼音语言中尤其明显。同样，文雅中国温良恭谦让的汉语与强悍野蛮积极进取的现实名不符实，但是，汉语的本性决定它无法像拼音那样自我革命。这是汉语独一无二的伟大特性，它可以改良，但无法革命。在三千年未有之巨大变局到来时，汉语力挽狂澜，没有走向拼音。现代化是植根在拉丁语系中的运动，这种起源于商业目的语言实用而精确，例如法语，物、主、性、数、格全部细俱。而汉语则相反，语词的含义是可以根据上下文随时变化的，一个词是动词还是名词可以随意改变。朦胧、混沌，非常利于诗性的言说。
在中国，语言的运动必然是文化运动，也必然是意义和精神方向的运动。西方语言学误导甚深，汉语从来不存在所指和能指的二分。汉语的能指所指是天人合一的，这个一就是字，这与拼音语言不同，拼音语言没有字这个东西，而字是意义、声音、字合一的。
当然，当汉字失去“中”的平衡的时候，它确实会向某一极偏移。比如书法向字形的偏移，新诗取消汉字、标语式地向朗诵（声音）的偏移、功利性实用主义地向意义（例如文革对所指的控制）的偏移。
在我看来，现代化的实现，乃是汉语偏向所指的实用。最近一世纪的汉语，向着实用的意义偏移。是当代汉语呈现一种粗陋、实用、立竿见影的风格。这自然成就了现代化。普通话可谓这种偏移的典范。
现代化是在西方兴起的，现代化基于西方人对未来的虚构和谋划，当然它也基于西方文明。现代化与古老的汉语是完全相悖的。汉语即使到今天已经非常粗鄙实用，但它依然是古代巫师使用的那种语言，许多字可以在甲骨文上找到。现代化就是祛魅，就是标准化、量化，同质化、把世界变成、可以用一个通行标准、一种度来衡量，精细化、指标化的东西。汉语的模糊、朦胧、魅力、不确定、太极图式的语法变化与现代化是完全矛盾的。马克斯·韦伯曾说过，现代文明是一种“除魅”，也就是把古代社会中巫术、迷思、甚至诗意去除，让世界主流朝向科学、契约、经济这些必须清楚、准确、明白的方面。诗在中国有宗教作用，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在中国是一种形而上的语言巫术，一种语言的超度，与现代化的祛魅是完全冲突的。
1840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激进者提出中国要走向现代化，首先要消灭“万恶之源”汉语。鲁迅就曾经说“汉语不亡，中国必亡”。但是100年的经验证明，中国未完，也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现代化，汉语并没有灭亡，而是不自觉地走着胡适提出的“改良”之路，如何“良”？就是向实用倾斜。
汉语并没有走德语、日语或者越南那样的路线。就命名来说，文言文已经过度，失去了命名的活力。白话文的诞生，恰恰是一种使汉语在命名的功能、活力上重新回到中的运动。白话文改变了汉语的速度，也使汉语朝能指偏移。在1949年以后，汉语有偏向狭隘的所指（意义暴力）。而在最近四十年，它又偏向实用主义的能指。
事实证明，汉语是可以对现代化进行命名的。简单化、粗糙化使汉语在越来越偏于实用。反过来，汉语最近一百年的贫乏也说明汉语的某种丰富性，拒绝隐喻，偏向能指，汉语也可以成为实用性的和意识形态的语言。
新诗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就像唐诗宋词一样，新诗同样是用汉字写的。它改良的只是韵的位置、断句的长短、叙述的方式、精确以及思的深度等等。新诗是汉字写的。许多词也见于甲骨文。曾经有过革命的实验，用拼音取代汉字，但失败了。像日本那样在汉字中插入拼音（假名）都没有。简化字只是使汉字的书写更快，它并没有改变汉字的本性。而所谓的西式语法，在新诗中基本上被忽视。新诗体现的汉语运动就是从书面化的、雅驯的汉语回到口语的、更野蛮也更有活力的汉语，将这种汉语书面化。言文合一，新诗一直在探索这种“合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的最丰富最复杂最接近神灵的尖端地带。唐诗曾经抵达的地方，言文合一也可以抵达。新诗使汉语再次展现了它的无穷魅力。它有过唐诗、宋词，还可以有新诗，这是一种伟大深厚的语言。
新诗的开始本身就是汉语改造的急先锋，一旦汉语实用性的改造完成，今日之现代化的突飞猛进就是汉语越来越实用的结果。诗从急先锋到边缘化也是必然的。因为诗的言文一致与汉语的言文一致不同，后者是要为现代中国的实用潮流命名，而前者的命名则是要重返中国之道，它要在现代中召唤隐匿已久的中国之神。唐诗的局面对于新诗来说，从来都是一个理想，新诗是语言改良的急先锋，其理想却是后退的，通过白话的言文合一，使诗重获唐诗那样的光荣、那种伟大的魅力。
传统中国的诗已经为古代中国完成了一个辉煌的命名，正因为命名的成功，中国可以以伟大的文明自豪。1840年以来被迫走向世界，不走也得走，西方的炮舰已经开到你的大门口。全球化不是中国自己主动的迎合，而是被迫的选择，选也得选，不选也得选。
为现代中国命名也是被迫的，它与汉语历史上那些自然生长的命名不同，例如唐诗向宋词的演变。现代汉语的命名一开始就是功利的、实用的，这种被迫的急功近利恰恰与传统中国之命名的与杜甫式的“寻章摘句老雕虫”不同。
“现代再也不能向历史借鉴模式了，它被迫从自身创造规范”。但是，现代依然有“道”，道依然是“非常道”意识形态、主义无法取代道，如果过去一百年，知识分子曾经狂热地以为意识形态、主义可以取代“道可道，非常道”的话，那么他们今天应当明白，中国今日的文明低落，正是“大道缺席”的结果。道不可推陈出新，也无法革命。现代化可以提供货币、合同、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却并不负责为人类提供新上帝。中国之道依然是那条“道可道，非常道”。
新诗依然意识到“诗言志”这个汉语的天然使命。志在二十世纪后期汉语向意识形态的偏移中变得非常狭窄。志就是道，就是大道，诗是要载道的，这个道并非意思、意义、意见、意图、意念、意味、意志、意向、意愿、意识形态…而是道可道，非常道，知白守黑、有无相生。汉语是存在性的语言，不是工具性的语言。大道之显是诗的“被抛性”。在中国，诗是文明的核心，诗就是宗教，就是那种标示一个民族与上帝之距离的最高言说。汉语诗人不能忘记他们是用汉语而不是其他语言写作，是中国诗人不是西方诗人。西方之道可以通过教堂存在，完全不读诗的人的“志”可以在教堂得到寄托。中国没有教堂，中国通过文的明照亮精神的黑暗，文章为天地立心。中国诗和西方诗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它不仅仅是语言游戏。就像对诗这个字牵强的字形解释一样，诗就是言寺，语言的寺庙。新诗的探索过程中受西方影响，把诗看成是文学专业分工中的修辞术之一，可有可无的巧言。诗的边缘化除了汉语运动方向所导致的边缘化，也由于诗人自己对重建大道之使命的犹豫不决，诗变成了无足轻重的语言游戏。在中国，“纯诗”必然被冷落，在中国文化中，“纯诗”总是次要的，文明不认为语言游戏是成熟的诗，语言游戏在中国文学史中仅在青春狷者的文字馆中聊备一格。
新诗的目标与汉语的整体运动不同，它是通过对现代世界命名重建“大道”“礼失而求诸野”，再次扮演为文明招魂的祭司角色。也许前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关于20世纪俄国文学的发言也可以用在这里：“我们是在荒地上——更准确地说，是在荒凉得可怕的空地上开始的，我们有意识地，但更多则是直觉地致力于文化延续性效用的重建，致力于文化的形式和途径的重建，努力让文化那不多几个尚且完整的、也常常完全败坏了名声的形式充盈我们自身的、新的或我们固有的当代内容。”招魂在早期新诗中非常强烈，20世纪初的新诗人可谓回到了“巫师”的角色。典型者如鲁迅、郭沫若。
言文一致可以说是“礼失而求诸野”。白话使新诗面向文明的荒原，就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之前的诗经时代，自由而鲜活，文明的空间突然开启到巨大的黑暗中、开启到无名的白话口语世界中。白话文经典作家鲁迅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散文诗、白话小说、杂文、随笔、文学史……这位伟大的作家可以说是写疯了，命名的狂欢！
“诗言志”不是诗的某种倾向，而是汉语的本质所致。
一百年过去，新诗可以有一位“采诗”、删定的“孔子”了吗？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李白）
如果把一百年新诗的历史进行梳理，从胡适开始到创造社的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30年代为人生的艺术、花边文学；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现代派的纯诗追求；艾青；50年代“诗言志”的意识形态化；1979年《今天》在总结新诗前阶段历史对诗的再认识、第三代的“诗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以及70后诗人对意义的开拓……等进行梳理，文本的比较，我认为，在一个普遍追求“有用”的时代，新诗固然也受时代影响，有着严重的对“无用”的焦虑症，因此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泥沙俱下。但在诗的金字塔的顶端地带，新诗也是越写越好。新诗已经形成它自己的小传统和金字塔。
现代化背后没有上帝。拿来主义，我们可以把西方现代化的「框架」拿来，却无法把「上帝」拿来。语言的现代化，汉语只发挥了一部份作用，也就是工具性方面的作用。文明被语言工具主义遮蔽着。这个时代的语言方向不是追求大道，汉语在大局上日益向经济修辞迈进，任何事情都以货币式的语言衡量。新诗被冷落是因为它的追求与时代的方向背道而驰，它拒绝有用。诗曾经被用得很惨，诗在五十年以来的御用运动中声名狼藉，诗人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最近三十年，诗逐步回到大道，因此大音希声，被疯狂的物质主义冷落是必然的。与时代向着“有”的巨大运动相比，诗人们在写作中对如何接近“无”的探索所导致的读者的疏远微不足道。最近三十年，新诗就像传统上的诗歌运动一样，总是在如何写、写什么的两极上摆动而不再是在意义和意识形态（意缔牢结）的两极摆动。这种摆动必然被20世纪以来习惯视语言为意义之宣传工具而不是彰显存在之道的读者的冷落。
在1840年以前，我们置身在雅俗共赏的古典汉语中，但今天，我们与古典汉语有了某种对象化关系，古典汉语某种程度上被彼岸化了，升华了，也令我们看到古代作者看不到的汉语的可能性和空间。还有文革方面的遗产，文革不只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文革让我们知道，一旦摆脱、否定历史，汉语可以疯狂、暴力、贫乏到何种程度。大陆的诗人，首先继承的遗产是文革遗产，因此对汉语有更为深切的反思。大陆过去三十年的诗，可以视为对汉语的一种反思。但今天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古典文化的遗产，让这笔遗产也在黑暗里亮起来。
今天，新诗彻底孤独。它甚至孤独于当代文化，完全被遮蔽在黑暗里，因此诗人们终于有时间和可能性来完成诗所要求的最根本的东西。
我相信，这是新诗出现那种完整的诗人、神的诗人的时代。
新诗最近三十年一直在努力使汉语从粗糙的、简单的、暴力的语言重新回到丰富的、常识的、能够召唤神灵的语言。诗依然是汉语的金字塔尖。
现代化最恐怖的就是把全世界的地方统一成一个标准化的小区，完全丧失地方性知识、丧失方言、特点和细节。今日世界在物质生活上差距越来越小，现代化是某种洁癖之类的东西，它将世界理顺、全面沟通、拆迁一切、将异类同质化。高速公路、摩天大楼，全世界都一样，同样的方向盘、同样的按钮。但诗永远守护着人类灵魂的黑暗大陆、守护着不可在经济层面沟通的地带，它恰恰是民族作为独一无二的文明得以确立的东西。
新诗是可以期待的，因为现代化并没有为中国迎来上帝，这个上帝，必须在自己的文化中继承、创造。当然，中华民族若完全跟着西方走，走向取消汉语的地步，这就没有任何希望了，这个民族若继续使用汉语，我认为新诗就有希望。
新诗三十年最重要的品质正是它的孤立、它的不被理解，新诗在黑暗中坚守着大道。
2012年10月17日于台湾东海大学“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
2012年10月23日于《深圳特区报》“诗歌人间”新诗三十年研讨会
2012年11月应《长江文艺》编辑部之约改定
2012年10月19日在台湾东海大学 |
发表于 2013-3-2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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