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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勘察莽汉诗及第三代
张无为
李亚伟曾是莽汉诗的代表，无疑也是第三代诗人之中坚。回头看他1986年执笔的《莽汉主义宣言》，其中可以包括五条理念：1、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 2、轻视吹牛诗、口红诗，而以“最男性的姿态”出现；3、也不喜欢精密得使人头昏的内部结构或奥涩的象征体系，主张大大咧咧、最为直接地楔入现实；4、坚持意象的清新、语感的突破，尤重视使情绪在复杂中朝向简明，使诗歌免受抽象之苦而有强烈的情感冲击；5、站在独特角度从人生中感应情感状态，以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平常感及大范围链锁似的幽默感体现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极度敏感。
他1983年写的《中文系》（红皮书里是1984年11月）、1985年的《硬汉们》等可以说均成功践行了“莽汉五条”。相比之下，《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则有与之不同的追求，即诗人试图从现实进入历史深处，去体验与感悟“同类”的生成状态与人生况味，特别是以作为他四川老乡的宋词巨匠为考察重心，可谓根脉性溯源，而实际上又是莽汉们从精神上安身立命的必要补充。
从该诗中可见，中国千古文人极端斯文的习性承传，而文人劣根性则是突出且沉重的大头，这就难免使之在头重脚轻中踉踉跄跄铺就坎坷的特有人生。
他们崇尚作揖哲学，在礼仪的背面随时随地，顺理成章，陈陈相因；
他们泥古怀旧，反过来又“用衣袖捂着嘴笑自己”，无疑是于清醒中苦涩的自我解嘲；
他们听命于父母媒妁，安“情”乐道，寄“兴”于山水，黯然又灿然地了此残生；
他们看破红尘即觉三生有幸，偶然秉笔直书，被采纳则顺天应人，大多却是野人献曝的真挚被动辄得咎，放逐圈外；
无论如何，他们总会钟情于与自然为伍，吟风弄月，附加一些对边陲的感怀；
无论如何，诗酒生活，禀性难移，除了屈就于芝麻大的岗位励精图治，大多孤旅天涯，客居中的伤感加剧了他们诗朋酒友的生命方式……
——以上种种，显然不仅是苏东坡，也不仅是他的朋友们，而是中国文人整体况味。李亚伟由此以“莽汉”标准指点了传统文化的江山，而如此这般对历史毛茸茸的触碰，更有情感冲击，入情入理。其意义就在于，以新视角对照历史这面铜镜，寻求对前车的确认与鉴别。而且，在历史与现实的勾连中辐射出丰富社会蕴含，如“右派的光荣先驱”等。
诗中同样以简明取代了奥涩，以亲切感、平常感抚平了时间鸿沟，尤其是以戏谑、幽默一扫习惯的严肃悲壮或一本正经。从而与“第三代”诗歌共同形成强势冲击波，铸就了1980年代中期的诗歌景观。
有学者以为第三代诗人对朦胧诗人高喊“pas北岛”是“弑父”式的文化模型，我以为这是误解，或者说，即使有也属于微量元素；不过，退一步说，基于存疑之上或者更令人深思。
因为，如果将这种模型作为人类各民族早期的必然文化环节，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它以根性模式在一个民族舞台常常再现，反反复复，则意味着这个民族肯定患有致命症结或文化缺陷，其基因的恶性循环是极其可怕的。改朝换代与与墨守成规没有区别，只是填补个人欲望的方式与程度有所不同，而欲壑是巨大的无底裂谷。
唯一的有效方式是改变基因，五四文化就是成功的事例。但只是借助于杂交的招牌忙活了一阵子，结果没有任何改变，这是最阴险的，文革十年便是这种文化的极致表现。中国当代诗歌中有木有？我不敢否定。但事实是，第三代诗人的群体出场，离不开世界文化的第二次冲击。在他们的实践中，后现代意义的颠覆中心、解构传统、非英雄化、反崇高、反文化等等立场是不自觉成为共识，而且开始了诗歌回归个体、回归语言、回归诗歌本体的艺术实验，就是证明，而且十分可贵，也是大势所趋。李亚伟那些代表性的诗写同样如斯，相比之下，这首诗明显未完全采用“后现代”立场，但与其“莽汉”理念依然大体还是契合的，出入有限。所以，不能因此说他后现代表现不彻底，我更希望这是莽汉们、更是李亚伟探索的多样性努力。
看来，第三代旗号斑斓多彩，但真正显示出个性的并不多见，原因之一就是各个门派之间相通有余，而在门派内追求个性不足，这是值得诗坛记取的，个性必须有充分展开的过程，不能因为现实的加速度而轻易速成。
可见，虽然第三代诗人似乎出场有些匆忙，实际上酝酿已久，只是没有充分展开，这才是无法弥补的遗憾，诗歌发展规律也同样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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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6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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