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白炳安 于 2012-3-18 21:43 编辑
说“理”对诗的影响及避免说“理”的对策
白炳安
一、诗说“理”的根源
古典诗歌主张感性的抒情，立象寓意，构成强烈的感情色彩，而又不直接说出事物的状况，喜欢由情入景，物随情变，采取一种“曲式”（含蓄）的方式表达，形成以意境为美学本质的特征。但从宋诗开始，由于“道”的介入，把以前提倡的“言志”变成了形而上的“载道”。情动为志，志为心声，“言志”指向人的内心世界；而“载道”是抑情而致理的深化，造成直接的议论——说道理，使情感从理性中减弱或分离，产生诗教。
诗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化运动的嬗变，形成了现代新诗。新诗摒弃了古典诗歌的平仄、对仗、押韵，吸纳了外国诗的意象表现方法，但从现代诗的艺术表现手段来看，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宋诗那种“文以载道”的影响；换句话说，虽然寓理于物，言志于事，但是，太注重于议论而削弱了情感的强度及意象深化的层面，走向了说“理”的岐途。
二、说“理”对诗的影响
诗缘情，情缘景，情景交融是诗歌的美学特色。这种美学特色，不仅把情引入景，而且把景导向境。但若果把诗的情通过言说的方式转为“意”，导向直接的“理”，那么，对现代诗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诗一旦专注于“理”的诉说，就抑制了情感的抒发，而没有了情景交融的深度，岂不成了说“理”的议论文。以理性的思维方式给诗戴上说“理”的帽子，显然遮盖了诗最需要凸现的情感形象，剩下的就是空洞、干巴，喊口号的文字。在现代一些新诗中，虽然情与理构成了抒情，但这种抒情方式突出的是说“理”，具有很强的思辩色彩，排斥暗喻、象征、含蓄等表现手法，直接说明诗指向的对象。因此，可以说，说“理”不是新诗审美追求的方向，而是一种艺术表现的倒退，更是对诗的美学本质的背叛与伤害。有些诗歌观念陈旧者，仍然坚持认为说“理”在诗歌中起到一种哲理思考的作用，从不反思这种阻碍诗艺向前发展的已经深入了骨髓的病症。 在指出说“理”对诗造成不良影响的同时，需要阐明的是诗介入了说“理”的成份，其结果只能是说“理”诗，而非哲理诗。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直接说明为特色，后者以形象的抒发透出思想。说“理”的诗最大的问题是事物的形象性和抒情性几乎消失在议论之中。请看诗人夏文成的诗《刮骨疗毒》：
人生在世，有时难免中毒
比如蛇毒，箭毒，食物中毒
比如吸毒者，慢性自杀式的中毒
有的是主动性中毒，有的是
被动性中毒
有的毒好治。吃点药，打点针即可痊愈
有的严重点需要翻肠洗胃
更为严重的，则必须刮骨疗毒
比如当年的关羽，被华佗
刮得骨头铮铮响，令人心惊
而我也中了毒。这种毒
看不见，摸不着，不侵骨肉，只攻心
日积月累，一颗凡胎肉质的心
被毒汁浸透，其痛无比
纵然华佗转世，又如何治得？
整首诗以“毒”为中心，说出各种“毒”对人类的毒害，然后通过理性的议论怎么进行“刮骨疗毒”。虽然略有一点点抒情，但是，没有一点形象性的诗写，换言之，排斥了形象化的描写，弱化了诗性，剩下杂文式的说理，显然与诗歌意境说相违悖了。
三、如何避免诗的说“理”
从诗学层面看，诗作为一种感性的表现形态，既忌讳说明，也忌讳说“理”。形象思维是诗的核心内容，写诗就是通过形象思维的方式建筑意象来表现情感，而非用理性慨念来演绎被抒发的对象。 以为说“理”就是诗的哲理，是一种误解，要消除这个障碍，首先要改变诗歌是说“理”的陈旧观念，其次，要建立诗是形象的表现与意象暗示的诗学理论，在诗的美学原则上，抵御动机可疑的理性说教，在创作上和理论中达成一种共识：诗存在的隐语表达总比直接说明更有美学意义。 在诗中说“理”，不符合诗的隐喻的审美性，“理”被说得越多越清楚，也就失去了含蓄诗学之味，到头来诗的明晰只能是一种假象，最终使分行的文字成为解说政治符号的理论。既然说“理”在诗的创作中存在违背美学原则的倾向，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在诗里说“理”呢？这里有三个方法：一是形象化；二是意象化；三是暗示法。
形象化是诗歌表现生活与揭示内心情感的创作手法。诗是用形象说话的一种方式，诗的形象包含着人物的神态和客观的图景，一旦注入抒情，就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我国古典诗歌是用形象说话叙事，追求情景合一的境界。情出于形象，形象书写得传神便创造出意境，有意境才显示诗的魅力。诗产生了形象的感染力，也就达到了诗的审美要求。 在此，不妨举例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来说明形象化在诗里表达的重要意义。“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剪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前两句描写了像“碧玉妆成”的柳树及万条“丝绦”一样垂下的柳枝，生动形象，而更为精彩的是后两句，专门为柳叶创造出特写镜头，故意不直接说出柳叶窈窕之爱，却用设问的方式表达是“谁裁出”，然后形象化地暗示是二月春风，剪出了这么好看的细长柳叶。这不仅有了情韵诗味，柳的艺术形象马上立起来，形成情理十足的境界。
在诗里构建意象，让意象成为诗人的心灵图画，是诗歌避免理性直观述说的另一种办法。意象作为客观图景与感觉意识的联合，所产生的语言热力：既有味觉的、嗅觉的静态，又有触觉的、听觉的动态，都具有可感知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复杂性。运用意象修辞，可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感觉式的形态活动，在情感的表述上变得峰回路转，不会出现说明文一样的浅白。再说，在意象中拒绝道理的陈述而化入哲思，在“思”中不留痕迹地从形象上出现哲理的情感内容，那才是诗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如芒克的代表作《阳光中的向日葵》（限于篇幅，不再引用诗句），就是运用意象来构成诗性表达，诗中的“头”、“绳索”、“脖子”、“太阳”、“泥土”、“血”，单个词语没有什么意义，组合在一起就有了意象性，有暗示的意思藏在里面，从而在语言中流露出某种心领神会的东西来。
说“理”不是诗的范畴，搀进了非诗的因素，有损诗的纯粹性。要消除说“理”患在诗里的怪病，用暗示的方法表现，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在这里，不妨引出笔者一首短诗予以说明：
正在发育的嘴吧
面对空气有害的判词
被戴上可疑的口罩
呼吸中的声音语焉不详
这首题目为《呼吸中的声音语焉不详》的诗只有四句，完全不直言什么，只是暗示什么，换一种说法是，有一些隐秘的信息在内部，这种富含暗示性的东西，就是诗里决定性的诗意。
诗人马拉美曾经就诗的创作阐明其见解：过于理性的语言摄入诗的陈述里，是无诗意的，因为它太浅俗，沦落为抽象的表达工具，太缺乏暗示；只有暗示，才是诗的理想。但强调暗示对诗的重要性，并非将诗的明晰引向含混或晦涩，更非鼓吹诗的神秘主义，而是视暗示为诗艺上的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用这种方式才能揭示复杂的世界与情感的隐秘。诗的暗示方法通常包含着：幻象、象征、借喻、隐喻、嬗变等等……所有这些构建的暗示图式，在艺术的表现上，显得丰富多彩，避免了直来说去。 一首诗是一种情感的抒发，而不是道理的陈述，所以诗不能搀入道理的成份，应该纯化。为了摆脱说“理”对诗的影响，有必要强化诗的暗示功能，用暗示的方法对抗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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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8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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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8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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