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撒娇派诗人默默：1986年写“反革命”长诗被捕
杨 敏
诗人默默
撒娇的与并不撒娇的
“撒娇派”是当时中国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一现实的产物，是“病夫”不堪病痛所发出的呻吟
1986年的中国，大多数年轻人基本都在写诗。
这年秋天，《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这是一次中国现代诗坛的巅峰盛会，64家自我命名的诗派荟萃一堂。
京不特以“撒娇派”身份参加了这次诗会。他在“撒娇派宣言”里写道：
“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办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
这篇宣言几乎成为这次诗歌大会的旗帜。一篇题为《撒娇的与并不撒娇的》的批评文章，让撒娇派一夜成名。
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经历过难以想象的人生磨难之后，远在丹麦的京不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现在才明白：“撒娇派”是当时中国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一现实的产物，是“病夫”不堪病痛所发出的呻吟。
“撒娇派四无赖”
1985年，当京不特遇见默默时，他还叫冯征修，是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大三学生。
这一天，1985年4月19日，天天文化社在上海师范大学的丽娃茶室成立。默默是发起人。
默默讲话完毕，被一个头大个子小、一脸呵呵笑的小伙子拽到一边，热情地问：“你是默默吧？王依群说你是天才，诗歌和小说写得都非常好！”
默默不知如何回答。
那人又说：“王依群能把你的小说《玻璃墙》背得出来。我也能背出来。”默默干巴巴地应了声：“哦。”
这个有些唐突的、愣头愣脑的小伙子，便是冯征修，当时还只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校园诗人。他对外自诩的“狼岛派诗人集团”，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那些“京凸”“海凹”“冯爱爱”之类的笔名都是他。
其时，原名朱维国的默默已投身诗歌江湖多年，被捧为“上海天才诗人”。这个上海胶鞋一厂的图书馆理员，是上海地下诗刊《海上》和《大陆》的发起人，且年少英俊，个性宽和。最令冯征修嫉妒的是，默默有一众女粉丝。
许多年后，这一次见面被冯征修写进小说《常常低着头》里。在他眼里，默默是一个“戴鸭舌帽的瘦小子”，“有点孩子气”。两人一见如故。
正好默默有一些黑色幽默的诗，与《海上》和《大陆》诗社的风格不符合，于是向冯征修提议，干脆另组诗社。冯征修大喜。
他们还想到了另外两个人：冯征修的师兄、师大数学系的王依群和上海光学仪器厂副厂长、海上诗社的诗人孟浪。冯征修诗风“无赖”，孟浪则杀气腾腾。四个人的诗，都有美国著名诗人金斯堡的“嚎叫”特征。
冯征修说，我们不能“嚎叫”，但可“傻叫”。默默根据谐音，为诗社取名“撒娇”。 冯征修一个小时后才反应过来，是“撒娇”诗派，而不是“傻叫”诗派。
默默建议每个人都用新笔名。
默默给自己新起了一个笔名“锈容”，意为锈迹斑斑的脸，作为《撒娇》诗社的专用笔名。冯征修正式放弃真名，开始用笔名“京特”(由“京凸”而来，后又改名为“京不特”)。王依群人胖，个子中等，默默给他起了个笔名“胖山”；孟浪头发软，冯征修给他起了笔名“软发”。
创刊之前，先举行了第一届“撒娇诗会”。
诗会在上海师范大学的阶梯教室举行。主持人陶骏，是上海师大代培生，曾创作过一部很红的话剧《魔方》。他朗诵了默默的诗，不断地在台上撒娇，将墨镜不停地戴上、摘下。默默觉得有点滑稽。
现场很混乱。最不堪的是，许多反对撒娇派的学生和撒娇派的粉丝们起了冲突，差点打起来。
“不过那天有两个穿中山装的听众最认真，他们是上师大保卫科的干部。”默默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邓丽君来信”
1985年5月初，《撒娇》创刊号编务会在默默家进行。这一天是周二，默默上班的上海胶鞋一厂厂休。
除了“撒娇派四无赖”外，新加入的笔名土烧的诗人、在工厂里当锻工的胡赤峰也参加了编务会。
创刊号上，刊登了默默的诗《报仇雪恨》、京不特的长诗《第一个为什么》节选、胖山的《二十年备忘录之五·罪证》和软发的《飞翔的生殖器》等6篇。
就是这期创刊号，差点给他们带来危险。
讨论完诗稿，几个人听着邓丽君，就着默默母亲做的菜和买来的熟食，喝着黄酒，十分快意。
酒酣脑热，默默突发奇想，提议虚构一封邓丽君致《撒娇》诗社的信，发在创刊号上。大家兴奋地附和。
默默点上一支醒宝牌香烟，靠在椅背上口授，土烧记录。五分钟完毕。
京特并化石、胖山、土烧、锈容五君好：
千言万语，美国目前流行一个说法：“孤独就是团结。”这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思说的。收到信时，正在比达尼唱片公司赶制一盒我自己作词作曲的演唱磁带，名字叫《风风雨雨》，预计秋天可以寄来。
你们几位高级知识分子也喜欢我的歌，我真是高兴。
《撒娇》创刊号出刊，请寄美国俄亥俄州佛响舍大街2号邓香宾先生转即可。盼！
听说锈容先生口吃很厉害，但想不到他的诗却这么优美，庄奴兄看后哑口无言。我和你们不谋而合，觉得他是一个罕见的天才诗人。庄奴不久要来内地找你们聊聊。
真想对你们撒撒娇。
邓丽君 85.5.2草上
这封信刊登在《撒娇》创刊号时，默默还加了一个煞有介事的后记：
感谢吴非同志为我们赶译了邓丽君女士这封用英文写的信，也请翻译界各位先辈容忍指正吴非同志的译笔初试。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撒娇风格，图个乐，让端庄的缪斯偶尔还还俗。”默默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很快，有公安便衣找到默默，问怎么与邓丽君联系上的，默默说那是编出来过过瘾的。便衣很失望，说，如果邓丽君指控你们侵犯她的名誉，你们就要承担法律责任。默默回答，为邓丽君被罚款或者坐牢我们都值得。
惹祸的诗作
事实上，撒娇派诗人们的思想并不一样，撒娇只是一种共通的情绪而已。
京不特内心敏感、反叛、激烈，对无法抗拒的权力有着天生的警惕，这使得他的诗里有许多压抑着的、拐弯抹角的愤怒。
京不特还自己设计了很多“撒娇衫”，上面画着骷髅，印着“天天撒娇”“撒娇第一”和“死亡美丽”等标语。“这是我当年的生活方式。”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默默反抗的则是另一种东西。他认为，诗人是农业时代的英雄。在价值观上的迷茫、对西方制度的不信任，以及对中国传统田园牧歌的向往，使他的诗里充满了对工业文明的反抗，对现代化的否定反思。
文革之后的几年里，上海的大街上一边写着“向雷锋学习”的大标语，一边张贴着可口可乐、牛仔裤的光鲜广告。孔子从前是被打倒的，现在则拿出来重新出版。这些都显示，过去被完全颠覆了。“中间没有一点过渡，实在是太可怕了。”默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京不特和软发(孟浪)性格不合，冲突不断，软发基本上游离在撒娇诗派之外，许多活动都不参加。
胖山的虚无主义，使他最后放弃诗歌，成为自编自唱的歌手。
只有默默和京不特坚持下来。
默默高瘦，京不特矮胖；默默凤眼长眉，面相些许妖娆，京不特脸圆眼大，有点愣头愣脑。两人在一起，很富喜感。
他们曾经学美国诗人，搞“自动写作”——我口述，你记录。后来干脆叫“口兽主义”。默默说：“我们这帮人说话的时候才像个野兽。”
每周，默默都来学校找京不特一次。他带点酒，京不特买些熟菜，两人找一个空宿舍，通宵写。有时候土烧也来。为避免睡着，他们不停地冲冷水澡。
1986年4月3日，默默被抓了。
当时，他集资2000块，在昆山自费刊印了自己的长诗《在中国长大》。就在印出来的诗即将被送往上海的前一天，默默因非法印刷“反革命长诗”而被捕。京不特等人受到传讯，印刷出来的长诗被焚毁。
据默默和京不特后来了解到的，公安人员不懂诗，请了上海作协的一位诗歌理论家来鉴定，最后才作的认定。里面最有嫌疑的一句话是：“路滚滚而来，路滚滚而去，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践踏成路。”
这已经是默默第二次因为《在中国长大》惹上麻烦了。1982年，他将《在中国长大》的第一章《城市的孩子》在香港发表。“编者按”中介绍，作者美国(默默的另一个笔名，由他的本名朱维国的“国”和女友名字中的“美”合成)，大陆地下诗人，18岁。并要付给5000港币的稿费。他因此被警方找去问话。
“首先是‘地下’两个字就很敏感，另外如果我收了这个稿费，那就不得了了，反革命经费啊这是，还好中间不知道被谁拿走了。”默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默默被捕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与复旦剧社计划在两天后的清明节，发起一次“中国文艺复兴诗歌朗诵会”，规模很大，连巴金等知名作家也受邀参加。默默被捕后，朗诵会不了了之。
默默进看守所后，被剃成光头，编号0001。但他的待遇比其他嫌疑犯要好很多，提审时能有烟抽，有几块桃酥吃。
得知默默被捕的消息后，京不特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他问自己：我们值吗？我们真是在干什么伟大的事情吗？
京不特为他写了一首诗：《夏日之诗——赠默默》。诗中写道：
谢谢你我们自己找死和你不相干/谢谢你广场我们不想游行集会我们浑身无力/谢谢你广播电台我们嗓子沙哑不想演说/谢谢你我们只该生病/啊默默我们只该生病我们活该不得好死
1986年5月17日，默默被释放。
这一天默默走在上海的大街上，姑娘们都换上了漂亮的裙子，空气里都是迷人的气息。默默发自肺腑地觉得，自由真是太美好了。
“祖国啊，我们累了”
默默重获自由时，撒娇诗社已被取缔。
被取缔的第二天，京不特一手创办了《‘不撒娇’诗刊》。“撒娇派”变成“不撒娇派”，成员的笔名也换了：“京特”换成“京不特”，“软发”“胖山”“锈容”和“土烧”分别改成了“硬发”“细瘦山”“锃容”和“洋烧”。
《不撒娇》创刊号只刊登了京不特的诗歌和默默被捕的消息。
默默回来后，很多朋友都不敢来看他。撒娇诗社也渐渐不再活动，上海地下诗人的联系也明显减少。
1986年10月，上海作协诗歌组打电话到默默的工厂，说要给他组织一次诗歌朗诵会，让他朗诵自己的《在中国长大》。
“作协每个月都有一次朗诵会，每一次都会邀请不同的人，不同的主题。”默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刚因为长诗被公安抓，马上就被作协邀请，很荒诞吧，但至少是对你的另一种肯定。”
默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去参加的朗诵会。原定于上海作协大礼堂举行，但不知道为何突然停电，只能改到团市委食堂进行。
不久，京不特联络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和艺术系的学生，在艺术系一间教室中举行了第二届撒娇诗会。
默默是乔装进的学校。据时任上师大校办主任、后来担任上影集团总裁的任仲伦回忆，公安局当时曾拿着照片要求学校，以后不要让这个人再进学校。
参加这届诗歌会的都是真正的诗歌爱好者，包括默默、京不特、胖山等人在内，近30人。诗会由京不特主持。
默默朗诵了《在中国长大》的一些章节：
我们是太阳和共产主义的私生子/我们扛着沉重的太阳在红高粱翻滚的原野上流浪/我们累了/祖国啊，我们累了
胖山为默默担任钢琴伴奏，用的是《红旗颂》和《国际歌》的旋律。
这是撒娇诗社的最后一次活动。
之后，默默又创办过诗社，也下过海，后放弃商场的角力，重回诗歌界，在上海、香格里拉开办“撒娇诗院”，重办《撒娇》诗刊，供各地诗人行吟聚散。
1987年，京不特离开了上海，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涯。他当过沙弥、老师，开过饭店，蹲过老挝的监狱，后被联合国难民署营救，现旅居丹麦，从事诗歌的翻译和写作。
这些颠沛经历，与当年的“地下文化”一样，对京不特来说，都是一种内在的疗伤和成长，让他对人和人的权利，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中国新闻网）
| 
发表于 2012-2-21 17:41
收藏
分享
发表于 2012-2-21 1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