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朋友的几个关于“文革后”诗歌的问题
张尹
1.您好，张尹！大家对你除了有最早出场的一拨“80后”诗人外，您主持的钨丝公社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能给大家介绍一下钨丝吗？您是否认同“80后诗歌运动”一说，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
答：钨丝公社源自以前在乐趣园注册的网络诗歌论坛“边缘之缘”，且它的服务器地址还是沿用关闭之前的“边缘之缘”。钨丝公社作为一个群体，一部分成员来自“边缘之缘”，如我、董明明、阿翔、晓波、王征珂等，另一部分是我在网络论坛上认识的朋友，如那勺、朱颍、黄石头、袁炼、王浩洪、王彦明、张口、桂鬼等。由于固定成员中大部分都是湖北的“80后”，且我本人也是1980年代出生，故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钨丝公社是一个“80后”的群体。其实60后、70后、80后都有。《钨丝》民刊，分别于2006年4月和2007年11月共出刊二期，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后来，由于大家都为了生活而奔波，且分散在各地，钨丝公社仅仅在我们几个人的很小范围内延续。以后，如果精力充足，或有朋友合作，我还会将它做下去。当然，出刊的思路会跟以前有所不同。
“80后诗歌”只是一个命名和在此命名下的写作群体，一个群体的内在行为，还谈不上“运动”。这个群体确实足够庞大，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写诗者太多，无数的内在行为合在一起，以至于相似一个“运动”。它的意义在于参与者多、社团多、流派多、自由写作者多，对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像“运动”一样的颠覆性的意义，目前还远远看不到。
2.您是一位比较干实事的诗人，显得成熟稳重，这是否与您较早接触阿翔这样的不同辈诗人有关？最近您主编的《现代汉诗》是一个什么样的出版计划？
答：认真做些自己想做的事，可能跟我的性格和我所从事的工作有关吧。我性格比较呆板，不擅长务虚，我从事汽车技术和管理工作，只有认真做事才不会出问题，这两个因素，使我多年来只有选择踏踏实实做事。在诗歌相关的事情上，我所接触交往的阿翔、宋尾、刘洁岷、赵卫峰等人做实事的风格，也使我耳濡目染，受到很好的指导。
《现代汉诗》创刊于2011年1月，目前已出版《阿翔集》《魔头贝贝集》《余怒集》三辑。它的使命就是以小出版的方式（从第三辑开始，成立了“钨丝小出版”工作室），出版现代诗人的优秀汉诗作品。目前编辑人员为我一人，以后会根据需要邀请数位有实力且眼光独特的诗人或评论家担任编委。它只采取约稿或接受推荐诗稿，不接受自由投稿，计划每年出版两辑，可以是个人专集，也可是2～4人的合集。它的出版经费全部由我承担，每辑出版后，我只留小部分样刊，大部分都交给作者，或用特快专递（保证邮路的畅通）寄赠各地真正喜欢诗歌或真正需要它的人。为避免某些随性的诗歌爱好者到处索要刊物但又不珍惜的“怪状”，我接受一个朋友的意见，在网络上打出了“刊物邮购”的启事，拒绝赠送。其实大家都清楚，这样的刊物是没有多少人买的。我们所想的，只是为了尽量使得每本刊物都能去到它该去的去处。我所理解的小出版，是以独立出版的方式，根据自已的思路选择作者和稿件并进行出版物的设计，根据诗歌的受众数量决定出版物的数量而进行出版，传播渠道也采取一对一的方式，使得每本出版物都落到实处。这种小出版的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吧。
3.您觉得对于“80后”这一概念，“文革后”具有哪些先进性，表现在哪里？
答：“80后”与“文革后”两个概念，前者比后者更具象：前者仅指1980年代出生的诗人，而后者指1976年之后出生的诗人，可以是1976年以后出生的70后，也可以是80后、90后，甚至是偶尔出现的2000年以后出生的儿童诗人，跨越了三四个年代。由一个群体的外在特征来看，更小范围更具象的命名，可能更准确。范围太广，就没有了可概括性。夸张一点的比喻：你我是一个县的人，可称为老乡，但如果是两个不同的省份或不同国度的人，虽然都是地球上的，但没有人会称之为老乡。新诗从发轫到现在不过约一百年的时间，将三分之一时间范围内的群体都概括在一起，比较抽象。而“80后”，虽然它也仅仅只是个惯性的命名，但在时间维度上就小多了，所描述的特征范围也明朗一些。
当然，结合新诗的发展和中国历史，“文革”确实是个分界点。这个分界点之前和之后的诗歌，在风格、技巧、表现手法、言语上有明显的不同，但像食指、黄翔、哑默这样的诗人，“文革”前就在写诗，其诗歌风格却类似于“文革后”诗人，将他们归结到哪个命名下呢？他们只是在“文革”前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进行真正的“民间写作”。同样，出生于“文革后”的诗人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在写“文革”前的诗。
任何命名，都是妥协的产物。一个命名的科学与否，影响不了写作本身。因此，我宁愿相信：命名即合理。
4.三十而立让“文革后”诗人们措手不及，虽然眼下他们越来越被关注，但这是否就代表了“文革后”诗人和作品已然成熟，或者说已然登上了“历史舞台”？
答：在年龄上，“文革后”诗人们，很大一批都“三十而立”了。在个人的成长处世上，他们也有很大一批都成熟了。但在诗歌写作上，是否也都“而立”了？答案是否定的。仅有几位表现不错，屈指算来，未上十位数。即便如此，他们也仅仅只是在同辈中脱颖而出，还未能有骄人的成绩，他们的诗歌作品是否成熟，还需进一步思索和经历时间的考验。如此说来，“文革后”诗人们还未能登上“历史舞台”。
所谓“措手不及”，更多的是从诗人的理想角度出发，是他们对年龄的增长与诗艺的进步不成正比的焦虑。诗歌是一门需要潜心修炼的技艺。更多的“文革后”诗人们的“焦虑”导致他们的艺术方向产生了偏移，如行为艺术、炒作等。
5.您应该算是民间的拥趸，您是怎么理解“好诗在民间”一说。目前，民间的“文革后”诗人创作话语权和诗歌生态如何？还有哪些牛逼的隐匿者？
答：诗歌的民间，是指自由追求、探索与创造意义上的。相对于“官方”，“民间”渐渐流行，甚至某些所谓的“官方诗人”都往“民间”的道路上挤。但“江山难改，本性难移”，无论怎么标榜，明白人一看就明白。“民间”在每个人的心中。同样，好诗也在每个人的心中。
“文革后”诗人创作话语权，比那个大家都“懂”的年代，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比1949年还“彻底”。特别是21世纪之后，网络的兴起，非正规出版物（民间刊物）的流行，诗人的话语权得到了空前的“自由”。但是，相对于某些国度，还不够彻底。创作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诗歌的生态。
近几年，经常在网络上或民刊上看到黑马，但我对诗歌界了解甚少，目前还没有看到很有实力的隐匿者。我相信它一定默默地站在某个不为大部分人所知的角落。
6.随着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大，你对“文革后”诗人创作有没有担忧，如果有，具体是什么？您除了写诗，还有其他文体的创作吗？对很多“文革后”无心恋战，动辄就“转行”有什么看法？
答：社会压力的增大，给诗人的创作带来的直接冲击就是生活上的不保。生活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诗人们只有先解决了吃穿住行等基本的问题，才有更多的精力来写诗。杜甫都愿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更何况是现在这样的当下。现在“诗坛”的状况是：一部分人忙于生活而渐渐放弃了写诗，时间长了就与诗歌断绝了交往；一部分人为了写诗而放弃生活，成了一个“像诗人一样的人”（甚至由于思想和物质的压力，而选择了逃避遁世）；一部分人采取迂回战术，先将重心放在生活上，待达到一定条件后，再回到诗歌身边，诗歌生活两不误，部分诗歌情结较重的人，将生活中的条件反哺诗歌，为“诗坛”做出一定的贡献；一部分人，且是最多的这部分人，边生活边写诗。当然，也有一直诗歌生活都发展很好的，但也只是少数。毕竟，现在与唐宋相去甚远，诗歌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现在生活节奏加快，在这个信息变得异常发达的地球村里，在追求加速度的同时，人们越来越浮躁。很多诗人也浮躁得沉不住气，将诗歌视为速成的技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样只会产生劣品，但还是为了一丝名声而自我相欺。这简直成了当下的一个普遍现象。只有极少数诗人能潜下心来追求自己的修为。
生活基础的不保和浮躁，是对诗人们的两个担忧，对“文革后”诗人更甚。
对于我而言，除了写些自己都不能满意的诗外，还写些随笔、小感想等率性的文字。我对诗歌没有太高的追求，到目前也还是个爱好者——由于自身的懒惰和才气所限，加上近几年的工作繁忙（表面看来是个借口），没有写下一首满意之作。但我没有放弃诗歌，估计这辈子也不会放弃。就现在的状态来看，应该很快就能开始继续进行诗歌写作练习。
写诗是个人行为，“转行”，也是个人的自我选择，很正常。甚至，写与不写，都无可厚非。关键是，要尊从自己的内心。诗歌，或别的文体、艺术门类，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就艺术本身来说，“转行”，需要坚持对艺术创造的追求。
7.“文革后”诗人深受西方流派影响，是好是坏争论不休，对此您怎么看？您也是其中“受孕者”之一吗？自创作和观察以来，您对整个“文革后”创作的感受如何，是功是过，你的定论是啥？
答：西方流派对汉诗的影响，是一次深入脊髓的变革，它给汉诗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希望，指明了方向。虽然如此，担忧汉诗全盘西化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汉诗的灵魂还在，它继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传统。仅仅是表达方式和语言技巧发生了变化，就像一个人将唐装换为了西装。
我读西方大师的作品较多。对于国内作者的作品，是对某个作者感兴趣（关注）或是熟人（朋友）的，才读，且后者居多。很多时候，拿着一本文学杂志，先翻看目录，看到有朋友的作品，才翻读正文，看看朋友最近又写了什么，或是在想什么，感觉很亲切。在网络上，也是如此，看感兴趣的人或朋友的专栏、博客较多。
“文革后”创作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到目前为止，谈不上成就，但“文革后”写作将汉诗的发展导入了一个新的方向，使它走上了正途。汉诗的发展，在以后的道路上，还需要诗人们加强自我批判意识和自由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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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3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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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6 1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