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现代诗选》再版

肖振中

      

        荷兰以盛产郁金香驰名，荷兰诗歌犹如国际诗坛上的郁金香，婀娜多姿，芳气袭人。由中国诗人、翻译家马高明和荷兰汉学家柯雷合作翻译的《荷兰现代诗选》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

　　《荷兰现代诗选》是国内第一部荷兰诗歌中译本，1988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首印1万册，问世后受到青年读者的广泛欢迎，在文学界、诗坛影响深远。时隔19年后《荷兰现代诗选》再版，显示出“世界诗坛的郁金香”巨大而永恒的魅力，“是荷兰诗歌对中国当时诗坛的震动和其衍生的影响至今未曾消弭的自然产物”。

　　《荷兰现代诗选》选译了上世纪从二次大战后至80年代各个时期的荷兰诗歌代表作，计有42位重要诗人的200多首诗歌。这些作品汇集了不同风格、流派，在内容和形式上作了大胆的追求和探索。译者选择诗作的标准，一是作品的可译性，二是诗人在荷兰国内的相对地位以及对不同风格、流派的代表性。“入选的诗，我自己首先要有感觉，有再创造的激情，个人觉得一般的不选。而有些诗人虽然其作品褒贬不一，甚至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大于其作品的价值，也非常重要，因此适当酌情收入。”马高明介绍说，《荷兰现代诗选》充分展示了荷兰诗歌史的流变，其中很多诗带有平民写作的特征，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是有参照性的，其诗歌观念对后朦胧、第三代以及当代诗歌界的诸流派都有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国内翻译的外国诗选只有《现代美国诗选》(赵毅衡译)、《苏联当代诗选》(乌兰汗即高莽)寥寥数种，而且都是大国的诗选。荷兰作为一个日耳曼语族中的小语种民族，其诗歌成就一直没有引起国内诗坛应有的重视。1986年6月，马高明应邀赴荷兰参加一年一度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其间结识了荷兰很多诗人，遂产生了将荷兰诗歌介绍到中国的愿望。回国后马高明便开始着手翻译事宜，邀请当时正在北大读书的荷兰留学生柯雷作为翻译助手，参考已有的荷兰诗歌文本选定作品。两人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顺利完成了《荷兰现代诗选》的全部翻译。

　　马高明通晓英文，本身是诗人，有自己的翻译理念和独到的翻译手法，其译作有别于专业学者的翻译，完全是“创造性的翻译”，因而《荷兰现代诗选》问世后颇获好评，被誉为“诗人译诗的典范之作”。

　　此次再版，只做了少量的技术性修订，比如，某位诗人生卒年的更正，某些诗作遗漏段落的补译。原译力求“最大限度地缩短与原作的距离，同时也最大限度地缩短与读者的距离，并力求在两者之间获得平衡”，如今看来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因此再版时完全保留原来的翻译语言。马高明认为，不少入选诗人有意破坏语法，生造新词，甚至采用怪诞、荒谬的句法，以造成某种特殊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译者的任务应当是“译”，而不是“修改”或“美化”；某些句子，如“因为我太是人了”(高文纳尔：《语言》)，虽不合中文语法，但不影响读者理解，反而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很丰富的内容，故直译……

　　在再版序中，马高明写道：“虽经北岛一代‘朦胧诗人’的奋力突围，但中国诗歌的表现形式和想象空间仍然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极大遏制。此时，一个敢于颠覆西方经典诗歌的小语种诗歌，与承载厚重文明负担的大语种诗歌之间的戏剧性对话，其对中国青年诗人影响之深刻也就不再令人诧异了。也许这一影响并不是仅仅因为荷兰现代诗歌本身的成就，而在于它多多少少地唤醒了一个古老的诗歌民族沉睡了多年的诗歌本体意识，催发了一代中国诗人更自由、更自我、更自觉的诗歌创作状态。于是我们看到，80年代许多中国年轻诗人的书架上、床头上都出现了《荷兰现代诗选》……”

　　“美国诗人弗洛斯特曾说过：‘诗歌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他的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荷兰现代诗选》的成功翻译实践完全可以把他的这句话更改为‘诗歌就是翻译中保留的东西’。”

　　“这不是荷兰文学创作和翻译基金会的突发奇想，也不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厢情愿，更不是译者的怀旧使然，而是荷兰诗歌对中国当时诗坛的震动和其衍生的影响至今未曾消弭的自然产物。这一文化现象绝非表层，而是一个小语种与大语种文学之间的不期邂逅，东西方两种文化在各处极端背景下的一见钟情，在诗歌普遍被边缘化的国际背景下两个不同语境国家之间戏剧性诗歌对话的必然结果。”

　　马高明的编译著作有《国际诗坛》(1—6)、《西方现代派百家诗选》、《西方女子诗选》、《希腊现代诗选》、《荷兰现代诗选》等，大量诗歌、译作发表在刊物和专集中。他的诗作亦被翻译成英、荷、瑞典、希伯莱等多种语言。先后应邀参加了美国、荷兰、希腊、以色列的国际诗歌节或作家会议。

　　又据《新京报》报道：“荷兰诗选”再版印数缩水九成

　　本报讯(记者曹雪萍) 昨日诗人马高明和荷兰汉学家柯雷合译的《荷兰现代诗选》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有意思的是1988年由漓江出版社首次出版时，首印1万册，时隔19年后再版，首印1千册。

　　对于这个现象，马高明认为这正是诗坛的正常状态，诗歌已从让全民癫狂的状态回归到应有的位置。他说：“诗歌是塔尖，塔基固然重要，但没有塔尖的塔就不能称其为塔。虽然读诗的比过去少了，但写诗的人却多了。”柯雷表示：我怀疑“诗歌边缘化”的论调，不能因为看电视的人多于读诗的人就得出这个结论。诗歌如果不处在边缘，就无法达到审美或思想上的境界。

　　该诗集是国内第一本荷兰诗歌的中译本，选择了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各个时期计42位荷兰重要诗人的代表作。据马高明介绍，再版并没有增删流派或者诗作，是为了充分展示荷兰现代诗歌史的流变，其中很多诗作带有平民写作的特征，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有参照作用。发布会上，诗人树才等都表示读大学时深受这本诗集的影响。

　　《荷兰现代诗选》再版序：一次小语种与大语种之间的诗歌对话　　

　　1986年6月，我作为当时“非官方”的诗人，应邀赴荷兰参加一年一度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其间，我结识了许多国际重要诗人，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默斯·希内、索因卡及耶胡达·阿米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但同样使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些与荷兰读者更为交融的当地诗人，他们无论是在诗歌讲坛上与我心灵的互动，还是在艺术家酒吧里与我情感的共鸣，都使我对荷兰的诗歌产生了强烈的了解欲，遂产生了将荷兰诗歌介绍到中国的愿望。我与时任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主任的马丁·莫伊先生(Martin Mooij)谈起此计划，他立刻应允给予资料与经济上的支持。回国后仅两个月，一位承担此项使命的荷兰著名作家、出版商阿德里安·凡·蒂斯(Adriaan van Dis)来到北京，并在首都剧场约见了我。当时有一位在北大读书的荷兰留学生，名叫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在首都剧场大厅里也认出了与我谈话的是在荷兰鼎鼎大名的凡·蒂斯先生。凡?蒂斯先生邀我共进晚餐，我们也带上了柯雷同往。席间，我与凡·蒂斯达成了由我翻译、由凡·蒂斯赞助出版《荷兰现代诗选》的意向，同时我考虑到从英文转译荷兰诗歌恐拉大与原文的距离，便邀请柯雷作为我的荷方翻译助手，柯雷本来就对语言学与诗歌抱有浓厚兴趣，自然高兴地答应下来。

　　之后半年，便是我与柯雷辛勤而又愉快的翻译过程。首先，我们参考了已有的荷兰诗歌文本，对重要与非重要的作品进行了参照性与个性化的筛选；因我不懂荷兰语，而柯雷的中文亦属初级，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与柯雷主要以英语为沟通媒介，试图最大限度地缩小荷兰语与汉语的距离。作为青年诗人的我无法抵制荷兰现代诗歌的诱惑力，而每当一首荷兰诗被成功地翻译成汉语，每当我告知柯雷这首诗完全具备作为现代汉语诗的水准和品位时，我们的欣喜则通过大杯大杯的啤酒体现得淋漓尽致。

　　1988年初，漓江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荷兰现代诗选》，首版即印行万册，一售而空。1988年6月，我临时收到荷兰驻华使馆的通知，让我迅速飞到即将举行的荷兰国际诗歌节现场，在那里将举办《荷兰现代诗选》中文版出版的庆祝仪式。那年的诗歌节以中国为主题，当我到达荷兰时，中国诗人北岛、舒婷、张真、琼柳这些我的老朋友都已齐聚在鹿特丹，大家均感觉我的突然出现不可思议，按北岛后来一篇文中的话说，马高明“猴急地”跑到了鹿特丹；按已回国的柯雷的话说，则是“见鬼了”。

　　从编译《荷兰现代诗选》的发端到现在，已经二十年有余了，我已从当时28岁“不识愁滋味”的青年，变成了“却道天凉好个秋”的“老头儿”，而当时仅22岁的柯雷也从一个“咿呀学语”的汉学生，变成了在国际汉学界颇有知名度的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语言学的首席教授。

　　我们谁也不曾想到，20年后的今天，《荷兰现代诗选》又得以在中国大陆再版。

　　这不是荷兰文学创作和翻译基金会的突发奇想，也不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厢情愿，更不是译者的怀旧使然，而是荷兰诗歌对中国当时诗坛的震动和其衍生的影响至今未曾消弭的自然产物。这一文化现象绝非表层，而是一个小语种与大语种文学之间的不期邂逅，东西方两种文化在各处极端背景下的一见钟情，在诗歌普遍被边缘化的国际背景下两个不同语境国家之间戏剧性诗歌对话的必然结果。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荷兰作为一个日耳曼语族中的小语种民族，近邻是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外缘是俄罗斯、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文化列强，其文学价值只有依赖创新才能获得周边的承认，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捍卫自己文化尊严的强烈使命感，结果是虽然属于西方传统的荷兰艺术，包括诗歌，却对西方的经典艺术具有强烈的反叛甚至颠覆精神；而中国作为一个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有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但这种积淀又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是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也是沉重的历史负担，体现为保守和故步自封，再加上20多年的与世隔绝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虽经北岛一代“朦胧诗人”的奋力突围，但中国诗歌的表现形式和想象空间仍然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极大遏制。此时，一个敢于颠覆西方经典诗歌的小语种诗歌，与承载厚重文明负担的大语种诗歌之间的戏剧性对话，其对中国青年诗人影响之深刻也就不再令人诧异了。也许这一影响并不是仅仅因为荷兰现代诗歌本身的成就，而在于它多多少少地唤醒了一个古老的诗歌民族沉睡了多年的诗歌本体意识，催发了一代中国诗人更自由、更自我、更自觉的诗歌创作状态。于是我们看到，80年代许多中国年轻诗人的书架上、床头上都出现了《荷兰现代诗选》；甚至去年，也就是2006年，在《荷兰现代诗选》出版18年之后，在我淡出诗歌江湖十年之后，我参加了一批年轻诗人在北京第三极书局举行的朗诵会，其标榜的诗歌流派我并不以为然，名曰“废话诗”，名如其诗，果然朗诵的都是一些鸡毛琐屑的口语化句子，但却使我联想到荷兰六十年代 “巴巴巴”诗群曾在荷兰现代诗歌史上具有的意义。更使我惊讶的是这些我全然不认识的年轻人，有好几位找到我，他们似乎忘记了我是个“老”诗人，而记住的是，我是荷兰诗歌的译者。

　　美国诗人弗洛斯特曾说过：“诗歌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他的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荷兰现代诗选》的成功翻译实践完全可以把他的这句话更改为“诗歌就是翻译中保留的东西”。海峡对岸的台湾的诗人也看到了这本书的价值，他们一直在谋求着《荷兰现代诗选》繁体文版在台湾的出版，这一愿望已经于五年前变成了现实。

　　就这样，中荷之间精神的欧亚大陆桥，通过诗歌的对话率先实现了。而正在建设中的物质的欧亚大陆桥(中荷铁路)至今还远未实现。

　　不要忘记，二十年前的荷兰与中国很遥远。那时，我每一次与荷方友人通话，都要精心算好国际时差，要乘公共汽车一个小时，跑到北京唯一可以打国际长途的西单电报大楼，填写完烦琐的登记单后，要等上若干小时才能接通电话，而结果又常常是通话人不在；即使找到人，每分钟100元的电话费(每次至少十分钟)，又使当年月工资300元的我(高于城市人的平均工资)心疼不已。

　　而二十年后的信息时代，荷兰与中国是近邻。

　　近邻见面，不会热烈拥抱，而往往是会心的一笑。

　　是为《荷兰现代诗选》再版序。